原载：《读书》
八十年前的一九二九年，小林多喜二还是在北海道拓殖银行小樽支店就职的一名白领。这个富于激情的青年具有多方面天赋和才干，在所有上司和同事的眼里，他都是一名称职的银行职员。虽然在表面上他一如既往地打着领带拎着皮包，每日匆忙出没于小樽市内的金融街，但私下里他正在创作一部“前所未有的全新小说”，为此已经展开了一年多的调查和采访。据他本人事先向朋友透露，这部小说没有特定的主人公，而是要着力刻画出日本北方堪察加海面漂浮的一艘工船上艰辛劳作的劳工群体，并且还要展示出交织于那条工船之上的政治、社会乃至经济关系的总体结构。
小林多喜二早已觉察到了特高警察的频频跟踪，预感到自己在银行领受一份丰厚薪金的日子将不会长久，但是这部“全新小说”的构思仍然令他兴奋异常。他确信通过对海上渔业加工船上特殊劳动形态的审视，捕捉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典型的榨取模式。小林多喜二毕业于在日本实业界颇有影响的官立小樽高等商科学校（现小樽商科大学），凭借优秀的专业素养在银行供职，可谓金融界前途有望的栋梁之材。然而他却坚信，只有将自己的发现以文学方式书写出来，才能起到警世作用。因此他在小说的表现手法上，为追求艺术的“大众化”做出了种种创新性的尝试。
小说《蟹工船》终于在一九二九年三月底完成，分两部分发表在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即“纳普”的机关杂志《战旗》的同年五月和六月号上。虽然在发表时，杂志编者用叉号替换掉了多处触犯禁忌的敏感字句和段落，但由于小说结尾处对位居日本资本主义制度塔尖之上的天皇制有“不敬”表现，六月号杂志立即遭到查禁。战旗社同年刊印的单行本与修订本也相继遭禁。然而这部禁书却激起日本文坛的强烈反响，并受到读者的欢迎。七月下旬，小说就被搬演为话剧《北纬五十度以北》，八月《读卖新闻》的文艺评论栏目上，多位文艺评论家一致认为该作品是当年度日本文坛的最大收获。单行本《蟹工船》在被查禁的情况下，半年间销售三万五千册。
因创作左翼文学备受瞩目的小林多喜二，终于在《蟹工船》发表半年后的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银行解雇。翌年他因这篇小说被警方依据当时的“治安维持法”以“不敬罪”的罪名追究刑事责任，遭受了五个月的牢狱之灾。而且，这次笔祸还成为导致他三年后被特高警察拷打致死的一个诱因。由于当局严酷弹压左翼运动，在被捕一年前他已转入地下工作，但终于没能逃脱警视厅特高警察的黑手，被害时年仅二十九岁。
因此，小林多喜二的名字在两重意义上都值得铭刻在东方文学史上。一方面他创作了迄今被公认为亚洲无产阶级文学最高峰的小说《蟹工船》，另一方面，他也是一名在绝对主义国家体制下被政治权力无情扼杀生命的小说家。他的作品和他的死亡方式，既昭示了文学话语的威力，也凸显出了他所处时代的暗黑。在他被杀害之后，日本经历了作为一个军事帝国急速膨胀与轰然瓦解的历史轮回，此间《蟹工船》一直被列为“国禁之书”，直至日本战败。
在战后日本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笼罩在世界经济大国光环下的数十年间，《蟹工船》基本上是一部被遗忘掉的文学作品。多数日本读者想当然地认为，那里所描绘的不过是一段早已褪色并将一去不返的历史。然而二○○八年，《蟹工船》突然流行，成为这一年日本最轰动性的社会现象。仅新潮社刊行的文库本《蟹工船》数月间就销售近六十万册。所有书店都一定将这本红色封面的袖珍版文库本大量摞放在显眼处；各大主要报刊媒体、电视台纷纷策划制作特别报道节目；北海道放送制作的电视纪录片《生命的记忆——小林多喜二：二十九年的人生》获文化厅艺术节大奖，并面向全国播放；各出版社也都相继跟进，推出各种版本的原作和相关图书，仅改编的同名漫画就相继出现了四五个版本；由实力派导演SABU执导、清一色的青年演员阵容出演的电影《蟹工船》开机拍摄，预计二○○九年夏季公映，话剧《蟹工船》也开始被重新编演；由于小林多喜二作品的流行，日本共产党的支持率大增，新加入的党员数量急剧飙升；二○○八年底，“蟹工船”以及“蟹工”（新造词，可做动词使用，基本语义为“穷忙”）被评为年度流行语……这股热潮至今仍然没有消退。
更为诡异的是，《蟹工船》在日本掀起空前的热读浪潮之后，以二○○八年九月十六日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为标志，源自华尔街的次贷危机所引发的经济危机，迅速蔓延为一场波及全球的金融风暴，其严重程度甚至被认为百年一遇。这不禁令人感到某种奇妙的历史轮回。回顾当年，问世不久的《蟹工船》作为地下文学悄然流行之际，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四日华尔街股市就曾突然遭遇“黑色星期四”，由此触发的美国金融危机旋即转化为持续十年之久的世界性经济大萧条。这便是一部小说的流行和两次世界性经济危机之间神奇的蝴蝶效应。《蟹工船》先后两次成为经济危机的红色预警，足以证明小林多喜二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剖析和诅咒以深邃的时代洞察为根基，并且具有强大的现实穿透力。正因为如此，在当时的日本国家权力看来，小林多喜二及其作品的“危险性”可谓是不折不扣的。不然，一部小说的何至于罪以至死？
那么，如何理解这部小说与华尔街的股票指数之间的关联性呢？对此，或许可以这样解释：那是因为小林多喜二富于创造性地将整个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罐装进了这篇小说之中。
话题还需要从“蟹工船”究竟为何物说起。所谓“蟹工船”其实就是一艘移动的海上蟹肉加工厂。“工船”装载着数艘捕捞作业用的渔船出海，渔船打捞上来的螃蟹在母船的“工船”上就地被加工成罐头制品，成品罐头再由交通船运送到口岸。这种“海上工厂”仅在二十年代的日本盛极一时，不久便退出历史舞台。若不是小林多喜二将它写进小说，“蟹工船”一词恐怕都早已从词典中消失，更无法想象它会成为流行语。
追根溯源，作为一个重要的食品门类，罐头制品诞生于法国大革命时代。当拿破仑在欧洲各国征战时，由于他的军队长期无法获得新鲜的食品供应，大量士兵因缺乏营养患上败血症。一七九五年法国政府悬赏一万二千法郎，征集军用食品保鲜难题的解决方法。九年后一个叫尼古拉·阿佩尔的点心师发现了将食品密封后加热杀菌的长期贮藏法，拿到了这笔奖金。数年后，英国人彼得·杜兰使用马口铁做罐头包装取得专利，使得这种食品保鲜方法得到改进和推广。可见，正是大规模的帝国主义跨国战争才催生了罐头这种食品技术的发明。
一八七八年日本便从法国引入了制罐机械，开始生产沙丁鱼罐头。其后以甲午中日战争、日俄战争的军需为契机，日本的制罐业得以迅猛发展。“一战”期间及战后，日本凭借其丰富的渔业海产资源，大量向英美等国输出罐头制品，罐头产品的出口成为日本面向海外出口换汇的一个最重要的产业支柱。评论家海野弘在分析《蟹工船》时就曾指出，“正是因为罐头的生产，日本才进入到国际市场。罐头的历史也正是日本加入国际市场，参与到帝国主义竞争中去的历史”（《现代都市周游》）。这也是小说里的监工将“蟹工船”上的产业称为肩负“日本帝国的伟大使命”的“国家产业”，并且反复强调“替国家干活儿，是和为国家打仗一样”的道理所在。
当时日本出口的罐头种类，主要是大马哈鱼和堪察加蟹两种，由于出海之后，蟹肉在运输过程中会迅速氧化变黑，需要及时进行加工处理，因此利用废弃的中古船改造而成的“蟹工船”这种海上罐头加工厂在二十年代应运而生。堪察加蟹主产于北纬五十度以北的日本与俄罗斯有领海争议的堪察加海域（因此最初由《蟹工船》改编的话剧名为《北纬五十度以北》），在每年产渔期的四至八月间，当时约四千多渔夫和杂役长期漂游在海上从事作业。蟹肉罐头属于高级食品，成品主要用于出口换汇或作为军用物资，再就是献给天皇及皇室。
由于蟹工船上的产业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所以日本海军出动巡洋舰为它护航。有了帝国海军的保驾，蟹工船更是经常开进俄国海域捕捞作业，导致两国海域争端不断升级。而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已建立起人类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日方公司惧怕船员和工人受到“赤色”影响引发劳工运动，因此对海上作业者想方设法严密监视、防范。在日、俄两国发生利益冲突的海域上，由帝国军舰保驾，“蟹工船”这座虽破烂却现代化的工厂中，代表资方利益的监工为追求产量施尽各种暴力手段，甚至草菅人命。船上的劳工不仅人性尊严被无情剥夺，甚至连生命也无法得到保障。而在当时的蟹工船上，曾经发生过工人自发开展罢工斗争的真实事件。
在小林多喜二的小说中，“蟹工船”里的空间成为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剖面与缩影。船上的劳工来自日本各地的贫困地区，他们中有亲身经历过严重的矿难事件后不敢再下井工作的矿工，有失去土地四处贱卖自己的劳动力的农民，有毕业后找不到工作被骗上当的学生，甚至还有未成年的童工。小说通过聚焦这些海上劳动者，生动再现出资本主义体制下，以压榨劳动者的身体为手段去攫取利润、积累资本的第一现场，并且对整个剥削体制的建构原理和运行机制进行了一番社会学式的剖解。由此，透过一条海上作业船所展现出来的，实际上是一幅二十世纪帝国主义殖民、扩张、掠夺与压榨的世纪之景。
二○○八年日本的《蟹工船》热潮，值得从多个侧面去思考。而最初成为引爆这次热潮的导火索的，是二○○七年初由白桦文学馆多喜二文库推出的漫画《蟹工船》。与一般娱乐性漫画所不同的是，这本漫画不仅对当代青年人有可能感到生僻的词汇做出了详细的注释，而且由小林多喜二研究首屈一指的专家岛村辉教授特别撰写了一篇题为《〈蟹工船〉关键词解析》的解说文。文章以“电影”“暴力”“污秽与神圣”等关键词为切入点，将《蟹工船》诞生的时代背景、语言特征，直到文本价值、现实意义等，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释。日后这本漫画开始热销，并进而带动了原作的流行，在整个过程中，岛村辉教授的解说起到了举足轻重的点化作用。
此后，白桦文学馆联手小林多喜二母校小樽商科大学，举办以二十五岁以下年轻人为对象的“阅读《蟹工船》，发出自己的声音”的征文活动。征文活动的成功举办，一举拉近了现代青年人与这篇左翼文学经典的心理距离，令他们找到了小说与现实之间的契合点。
在征文活动中获奖的一名二十五岁的女性在文章中写道：“阅读《蟹工船》后的第一印象，便是对现实世界的虚无和绝望。我们也许再也无法站立起来了。小林多喜二描绘的时代应该早已过去，但现代日本社会令人不寒而栗的榨取结构却依然未变，被称为‘失去的一代’的我们身处付出牺牲的最前沿。小林多喜二描绘的世界，在我们的感觉中应该已成为‘结束了的历史’，可是，充斥着垃圾味的劳动现场、不断受到拷问的严酷劳动……和我们每天的所见所闻并没有什么两样。毋宁说一切以更为复杂、更为巧妙的无形的方式隐藏起来，而我们只有湮没在蟹工船上挥舞着的暴力之中。”
日本年轻人之所以有如此这般感同身受，其社会背景是日本经济长期停滞所导致的劳动力市场雇用条件发生的急剧变化。日本非正规雇用劳动者在一九八四年约占15%，而二○○七年则高达35.5%，这一比例相当于每三人中就有一名非正式雇用的劳动者，而且在年轻女性中比例更高，约占一半左右。即便是受到正规雇用的职员，也由于劳动强度大、条件差、薪金低等多种原因，纷纷沦为被称为“穷忙族”的新贫困群体。同时，日本社会的自杀率也有所上升，据日本警视厅提供的资料显示，日本平均每天有九十人自杀，每年自杀者人数已连续十一年超过三万人。因此，著名文艺评论家吉本隆明在二○○八年七月《文艺春秋》上撰文《〈蟹工船〉与新贫困社会》，他指出十九世纪工业革命时代由于资本家对劳动力的酷用，造成了肺病的流行，于是在英国引发了劳工运动。而在今天的日本，工业革命时代的肺疾被抑郁症等精神疾患取而代之。他还进一步认为，《蟹工船》在青年人中间流行，证明当下的日本进入到了堪称为“第二次战败”的“新贫困时代”。吉本隆明的话音未落，以华尔街为策源地的金融危机扑面袭来，在这场风暴下迎来“新贫困时代”的显然已经不止于日本，整个世界都将面临一个可能长期持续的经济衰退期。难道《蟹工船》真的占卜出了资本主义的未来？
除东欧几个前社会主义国家之外，欧美地区绝大多数经济发达国家的读者对《蟹工船》几乎一无所知。然而中国的文学爱好者对这部文学经典一定不会陌生。这部小说与中国现代文学曾结下过很深的历史缘分。早在一九三○年初，夏衍就相继撰写了《关于〈蟹工船〉》、《一九二九年日本文坛》等文章，给予《蟹工船》以最高的礼赞，称它的发表是“一桩划时代的事件”。同年四月，从日本明治大学法学部留学归国的潘念之担纲翻译的中文译本便由大江书铺推出，它的出版预告曾刊登在鲁迅主编的《文艺研究》创刊号上。为这个译本的出版，小林多喜二特别撰写了一篇中文版序言。而在小林多喜二被虐杀后，鲁迅代表中国作家发去唁电，郁达夫还写下了《为小林多喜二的被害檄日本警视厅》的檄文。
从新中国诞生至改革开放初期的三十年间，因受到主流政治话语和意识形态的高调认可，《蟹工船》曾以各种方式介绍给国内读者。但自八十年代后半，随着中国的社会转型与文学观念的多元化，小林多喜二迅速淡出读者视野。尽管在很多语文教材中，他的名字依然会作为文学常识出现，但国内熟读村上春树的青年读者，很少有机会接触到这部当年曾令一代中国人热血沸腾的文学经典。
即便从文学史的角度出发，也有必要重新认识《蟹工船》为中国现代文学带来的深远影响。例如，夏衍一九三六年发表在“左联”机关刊物《光明》创刊号上的《包身工》可谓家喻户晓，它既是三十年代左翼文学的扛鼎之作，同时也被誉为中国报告文学的奠基作。可以说《蟹工船》对它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作用。没有《蟹工船》，就不可能有《包身工》。前者为当时的左翼文学树立了一个标尺，正是在它的感召和启示之下，夏衍才有意识地对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形态下成为工业化剥削典型的上海外资纺织业进行了社会调查，刻画出了那些在“红砖罐头”般的“鸽子笼”中被称作“猪猡”的“蠕动的生物”，一种可以“安全地保藏自由地取用”的“罐装了的劳动力”——包身工。从所依据的创作理论到取材构思，甚至包括文体修辞，《包身工》向《蟹工船》的致敬和借鉴都是显而易见的。而正是这篇深受《蟹工船》影响的《包身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开辟出“报告文学”这个最大限度发挥文学的现实介入和社会批判功能的文学体裁。就这一层面而言，可以说小林多喜二的文学实践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一道异常清晰而浓重的印痕。
完成小说的写作之后，小林多喜二在写给左翼文学理论家藏原惟人的信中表示，自己的作品旨在对交错于“蟹工船”这种劳动形态之上的“国际关系、军事关系、经济关系”进行总体揭示。如今看来，他的尝试无疑取得了巨大成功，他为读者真实地展示出了罐头中的现代资本主义。小林多喜二将他所熟知的金融所支撑起来的世界，运用文学的方式呈现出来，小说《蟹工船》堪称是这位从金融界转身的青年作家对于世界的一份贡献。这篇八十年前问世的小说，在当下“风暴”与“海啸”过后的“后危机时代”里将再次发挥醒世作用，因为那条风雨飘摇的“蟹工船”即便在今天看来，依然构成了我们身处其中的现代世界的一个本质化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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