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90多岁了，时日无多，有几句心里话，不说就没机会了。当然，这些话我也就是和你们说说，出了这个门我可就不认账了。谁要是敢在外面乱说，可不要怪我翻脸无情。
有不少人称我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其实那是假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一个底线，就是1937年以前参加革命工作，我是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的。什么？我1936年就入党了？咳！那简历上的东西能信吗？那是改革开放以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吃香了，我亲自找人改的，不信你们可以查查改革开放以前我的档案。我出生在北方的一个地主家庭，当然，早改成贫农了。不过有点脑子的人都知道，我勉强也算上过大学，今天贫农也上不起大学，何况当时呢？1937年我还在师范学校读书呢，那时候我在学校里可是以积极反共出名的。我爹是阎锡山部下的军官，和日本人交战时本想逃跑，结果因为跑的太慢给打死了，于是便成了抗战烈士。1938年共产党游击队到了我家乡，我为保住我家的财产才不得不参加了共产党游击队。不过内心深处，我可是对共产党一点好感都没有，也不喜欢你们称我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还是叫我老改革家顺耳。
从抗战时期到解放战争，其实应该叫东亚战争和国共内战，十几年间我担任过很多职务，像什么地委宣传部、组织部部长，地委书记，区委委员、秘书长，多的我记也记不清了。不过这些职务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是根据地的文职工作。我可以负责任的说，我虽然是共产党，但是手上没有沾过一滴日本人和国民党的血，可不像其他共产党都是杀人如麻、罪行累累的刽子手。1949年我随刘邓大军南下，当时我是管后勤的，人称军中的刮地皮专家，迅速得力地给刘邓大军组织筹备了大量军需。可是没想到，刘邓等人对我的所作所为很不满，竟胡说什么应该爱护工农群众。日本人是人类的精英，国民党是中国的精英，杀日本人、国民党是对人类、对中国的犯罪。工农群众算个屁，他们活着不就是供我们刮地皮用的吗？真是不知好歹！
毛主席时代是一个恶人得志，好人遭殃的黑暗时代。我虽然是共产党，但是因为我是一个好人，所以也和地主、资本家、专家学者等中国其他为数不多的好人一样很不得志。早在建国初期我在大西南工作的时候，我想当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长，可是邓小平同志说我不行，让我当副部长，提拔了另一个人当部长。什么？不是“原来要我当工业部长，我说自己不行，是个中专学生，只能当副部长，推荐了一个知识更多的当部长”吗？这种话你们也信，如果不是邓小平同志心中早已有了人选，我会说这种傻话吗？不过，那个当部长的怎么是我的对手，没有多久就被我挤走了，我还是成功当了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长。可惜好景不长，不久我就调任中央人民政府建筑工程部副部长，这其实是明升暗降。当然我不会就此放弃，后来大跃进期间，我作为整个北京地区鼓吹大跃进最积极的人，主持修建了人民大会堂。不久，我当上了北京市副市长。可是没过几年，我主持修建人民大会堂期间贪污受贿的事就不知被哪个人揭发了。不就是百来块钱嘛，在毛主席时代居然也算个大事，弄得我又是写检讨，又是打发刚刚高中毕业的儿子下乡表明服从工农领导的意愿，害得我儿子过了十几年比普通工农好不了多少的非人生活。想起这件事，至今我的心还在滴血呀！
毛主席时代的种种匪夷所思的罪恶岂止这些。为了表示重视工农，我们北京市把一个挑粪工人时传祥树成了劳动模范，还要求广大干部学习时传祥去挑粪，彭真同志本来想亲自去，最后我代表北京政府去了。一想到这件事，我就不禁掉泪。要知道当时我已经当上了北京市副市长，居然受此奇耻大辱，直到今天我都感到自己身上沾满了洗之不尽的工农的臭气！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彭真同志就被打倒了，我赶紧写了几万字的揭发材料，把彭真同志祖宗三代统统打成了卖国贼，没想到造反派仍然不依不饶，竟然说我政治品质恶劣！真是胡说八道，这明明是一个优秀政治家应该具有的风范嘛！而且从大西南到中央再到北京市，我十几年工作期间所有贪污受贿、挥霍浪费、送礼行贿等烂账统统被翻了出来，其实加起来不过几百块钱，就因为这么点事就把我撤了职，真是暗无天日！不过听说后来时传祥被整死了，看来我那几万字的揭发材料还是管了点用，为我出了一口气。1973年我复出以后就开始狠狠收拾这些不知好歹的造反派。特别是1975年整顿的时候，我主管铁路运输，以“四通八达、多装快跑、安全正点”为口号，把几乎所有造反派都打成了造成火车误点的罪人，总算出了一口气。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开始，我是第一个做检讨的，而且又写了几万字的揭发材料，把邓小平同志祖宗三代统统打成了卖国贼，可是怕造反派又说我政治品质恶劣，犹豫着没有及时上交。结果没想到我被打成了邓小平同志的“四大金刚”之一，真是比窦娥还冤！
现在你们明白了吧，毛主席时代像我这样的优秀政治家过的是一种什么日子？所以，我一直就不同意“辉煌50年”、“辉煌60年”的提法。这不符合事实。大跃进困难时期那三四年，“文革”动乱那十年，总不能说是辉煌的吧。甚至可以说，整个毛主席时代都不能说是辉煌的。毛主席时代居然让工农骑到了地主、资本家、专家学者的头上，居然对一星半点的贪污受贿、挥霍浪费、送礼行贿都穷追不舍，这何止是不辉煌，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匪夷所思的罪恶！
毛主席死后很快开始了全面的改革开放。但是同样是改革开放，又存在两条道路，一条是邓小平同志、叶剑英同志、陈云同志、李先念同志等人主张的不根本改变旧体制的“自我发展和完善”的保守改革道路，另一条是我和胡耀邦、赵紫阳等人主张的以融入国际社会，成为正常的民主国家为最终目标的彻底改革道路。可以说，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贯穿了改革开放的整个时期，直到今天也远远没有结束。我不喜欢你们称我是什么领袖人物，我是个杀出一条血路的实干家，是伟大的改革家，彻底改革就是我毕生的追求。
早在1977年我复出担任南方某省第一书记时，这种较量就开始了。我一到任就以省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的名义，发布支左任务已胜利完成的命令，因为我知道，军队作为保守势力的代表，是绝不容许彻底改革的，必须扫清这一障碍。紧接着，我就和农民出身的副总理陈永贵干上了。让工农做副总理，应该是只有毛主席时代才会发生的咄咄怪事，要彻底改革必须让工农回到合适的位子上。我提出“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搞了个“大包干”为名义的分田单干。分田单干最大的好处是容易短期增产出政绩。分田单干后，水利不修了，合作医疗不办了，机械化也不搞了，一切人力、物力、财力都用到了临时的“增产”上，难道还换不来几年的“增产”？至于几年以后，我早升官了，减产什么的就和我毫无关系了。不过当时真的很危险，农民目光一点也不短浅，纷纷说“辛辛苦苦30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不仅退回资本主义，而且退回封建主义，倒退了2000年”，“如果老牛会说话，也要到北京去告状”。邓小平同志说这么大事情，之前没打招呼，不好表态；陈云同志说包产到户不是不可以，但是包产到户不能占主体，也不能私分集体财产，以后还要搞集体化；李先念同志更是明确反对分田单干。这些人实在是太保守了！患难见人心，当时胡耀邦让人编了一首“要吃粮，找紫阳”的歌谣，并开动宣传机器大力鼓吹“大包干”的增产效应。其实，那首歌谣写的并不高明，一听就是中央的人写的，农民哪能把我和几千里外的赵紫阳扯到一起呢？何况当时我们省北部产小麦、杂粮，南部是稻麦两熟，根本说不上是以大米为主的省份。不过，胡耀邦的宣传的确起了很大作用，形势渐渐变得对我有利。不久，我当了主管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彻底改革道路赢得了一次重大胜利。
但是，两种改革方向的较量不过是刚刚开始而已。1982年十二大前后，保守思想开始回潮，在 1982年4月10日 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同志明确说：“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 ，这其实是借贪污腐败问题抹黑彻底改革道路。什么是腐败，不就是权力商品化、市场化吗？既然要发展商品经济，就应该把腐败视作正常现象呀！1983年又开展了“清除精神污染”，当时我兼管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委员会，明确表示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是人类文明的结晶，不是精神污染，还表示五讲四美就行了，三热爱（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纯属形势主义，应该删去。在我和胡耀邦、赵紫阳等人的努力下，清除精神污染28天就草草结束了。1986年，我指出，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在我国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既有传统价值观方面的障碍，同时也从一个重要的侧面反映了我国政治体制方面存在的问题。我国政治体制上的一个重要弊病，就是领导权力过分集中，决策制度不健全。在我的积极宣传之下，不少学生很快上街游行，为彻底打倒保守势力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良机。可惜，胡耀邦优柔寡断，没有抓住这个机会，结果在保守势力反扑下被迫辞职。我也受到了一些冲击，1988年到了二线的人大工作。当然，我不会就此放弃，一上任就宣布本届人大必须把保证改革和促进改革作为自己的首要职责，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以人大为平台猛烈抨击保守势力。在我的精心策划下，1989年3月5日，民主运动首先在西藏拉开序幕，但是很快被当时的区委书记压下去了。4月，胡耀邦恰到好处的死了，于是民主运动自然而然的在北京开展了起来。赵紫阳比胡耀邦有魄力的多，与保守势力公开决裂了，但是没有抓住军队，聂荣臻同志等人公开支持保守势力。我当时从国外访问回来之后见形势不对，紧急和赵紫阳划清了界限才逃过一劫。中国没有能成功的在苏联、东欧之前成为正常的民主国家，实在可惜！
尽管1989年我成功逃过一劫，但是在那以后，我实际上不怎么主持重要的工作了。1992年十四大提出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一个重大进步，但是并不彻底。市场经济就市场经济呗，还加个社会主义干什么？实在是画蛇添足！当时的中央领导人还说什么我们不说“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绝不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计划，相反，当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都是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计划当然要搞得更好，甚至一再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这十分荒谬！不管是什么市场经济，都是以商品交换为中心的，如果以公有制为主体，岂不成了自己和自己交换？这还是受私有制不如公有制，资本主义不如社会主义的保守思想影响，没有改革初期“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那种大无畏的精神了。好在实践中彻底改革道路占了优势，没有受到当时中央领导人保守思想的束缚，集中体现在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比重急剧下降。1992年，我国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工业占48%，1997年，我国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工业占25.5%。听说今天国有工业已经占不到10%了。可以说，一个比较正常的市场经济已经在我国初步建立了。这是彻底改革道路在我国的一大胜利，我对此感到十分欣慰！
尽管30多年来彻底改革道路占了优势，但是保守势力的影响仍然不容忽视。这集中体现在我们国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制度，“国家还是党的国家”，而不是“党是国家的党”；60年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个概念没有变，在财政上，党库与国库之间的那堵墙还没有建立起来；再看看，数百万军队还叫解放军，没有变，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武装力量，军队的最高领导人还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党军一体没有被国家对军队的领导来代替；即便在党内，60年了，也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性选举制度，更不用说在国家范围内了。一句话，党、政府、军队就是以融入国际社会，成为正常的民主国家为最终目标的彻底改革道路的最后障碍。如果我们要走苏联、东欧式的彻底改革道路，就不能不对党、政府、军队进行根本改造。
对党、政府、军队进行根本改造的突破口应该选在哪里呢？应该说必须选在对毛主席进行政治清算上，因为毛主席是党、政府、军队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对毛主席进行政治清算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党、政府、军队中根深蒂固的旧体制，这和苏联戈尔巴乔夫对斯大林进行政治清算是一样的。近几年我不顾年迈体衰，一再积极呼吁对毛主席进行政治清算。我宣传1980年起草《决议》的时候，邓小平同志说，他最有资格来评价毛主席的政治品质。可他却认为，这种评价应该让后人去做。这么一来，难题就留下了。彭真同志1986年提出应该对毛主席进行政治清算，结果邓小平同志说20年以后再讨论，现在到了讨论的时候了。什么，你们问这是真的假的？大多数人都只知道邓小平同志、彭真同志是我的老领导，有几个人真正了解我和邓小平同志、彭真同志历史上的恩恩怨怨？我说邓小平同志、彭真同志主张对毛主席进行政治清算，又有谁能说是假的，谁敢说是假的？
对毛主席进行政治清算可以说刻不容缓。近几年，在中央领导人的庇护下，毛派分子的活动有愈演愈烈之势。他们以网络为媒介，大搞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大搞对毛主席时代充分肯定，大肆批判改革的“失误”。我们的改革哪有什么失误？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改革还不彻底、不到位。不少工人农民也跟着瞎起哄，像不久前通钢集团工人竟然把陈国军打死了，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当然，这也和邓小平同志等思想保守的老同志制定的判断改革成败的标准不当有关。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而我认为，彻底改革道路就是以融入国际社会，成为正常的市场经济民主国家为最终目标的，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只能说明我们胜利了，走的是正路，和国际社会正常的市场经济民主国家越来越接近了。一句话，彻底改革道路就是让工人、农民和官僚、资本家、专家学者都回到自己应该待的位置。正如某些学者指出的，没有13亿人民的牺牲，哪来我们少数人的享乐？难道工人、农民还妄想和毛主席时代一样骑到官僚、资本家、专家学者的头上吗？但是，必须警惕这种现象。万一占中国人口95%以上的工人、农民，毛派分子和庇护他们的中央领导人在毛主席的旗帜下结成政治同盟，苏联、东欧式的彻底改革道路就有夭折的风险啊！
为了抵制这种风险，我也一直在不懈的努力。去年，我希望借奥运会这一国际盛事大力宣扬普世价值，为中国走苏联、东欧式融入国际社会的彻底改革道路造舆论。尽管因为国际社会一些过火行为引发了部分青年的不满，但是对普世价值、融入国际社会的宣传不能说是毫无成效的。我支持一些年轻的朋友制定了《08宪章》，为中国走苏联、东欧式融入国际社会的彻底改革道路指明了方向。今年，我支持一些朋友利用五四运动90周年之机，有意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混为一谈，继续大力宣扬普世价值、融入国际社会。在邓玉娇事件中，我支持一些朋友声援邓玉娇，把事件的原因对准官僚，对准旧体制。这绝不是我对邓玉娇有任何好感，只是我觉得可以利用这一事件进一步打击党、政府、军队的威望，为对党、政府、军队进行根本改造造舆论。因此，我要求这些朋友对把事件的原因归结到权力商品化、市场化的毛派分子进行坚决批判。当然，之后的刘汉黄事件明显是商品化、市场化造成的，因此这些朋友也都转而大谈法治，不提声援了。
最近两个月我这种努力达到了高潮。6月14日中国著名时评网站凯迪网明确提出“杀左族毛”，即查封代表的左派网站，杀掉“张宏良、司马南、张召忠等毛左的代表人物”，杀死毛主席所有的直系亲属。真实的目的是强调“邓公眼拙，看错了人，制造了一批小毛左”，也就是公开批评中央领导人的庇护毛派分子的行为。试问凯迪网如果没有以我为代表的老改革家支持，敢这么干吗？当然，尽管当前国内社会矛盾不少，但是这么多年我们告诉老百姓说，这个国家没有共产党的话，就会大乱的，老百姓真是怕折腾怕到极点了，他们对稳定的盼望，就成了我们党再单独执政下去的“民意”。如果企图发动民主运动，必须从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开始。7月5日，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从新疆开始了，年纪大一点的人都记得，这和20年前我国民主运动首先在西藏拉开序幕以及罗马尼亚民主运动首先在匈牙利族聚居的边境城市蒂米什瓦拉拉开序幕是完全一样的。我吸取了20年前我和赵紫阳出访期间民主运动受挫的教训，同时吸取了罗马尼亚民主运动在齐奥塞斯库出访伊朗期间民主运动顺利发展的经验，趁庇护毛派分子的中央领导人出访期间发动了新疆民主运动。可惜，那位庇护毛派分子的中央领导人提前回国了，和他20年前任西藏区委书记时压下去西藏民主运动一样，压下去了新疆民主运动，再度暴露了其反对融入国际社会，成为正常的市场经济民主国家的彻底改革道路的真面目。可以说，以我为代表的老改革家不会对他抱有任何幻想了！什么，你们问中国分裂了怎么办？咳！分裂就分裂呗，苏联不是也分裂了吗？我们要树立起基本的政治伦理，国家不分裂当然更好，但是如果国家分裂有助于融入国际社会，成为正常的市场经济民主国家，我们应该毫不犹豫的选择国家分裂！当年叶利钦不就是这么做的吗，难道你们以为叶利钦敢做的事我不敢做？
最近我连续作了几次重要谈话，强调了这么几点内容：首先，共产党是没有经过社团登记的非法组织，当初是靠空头承诺欺骗人民获得了政权，60年来一直在用欺压老百姓的办法，报复曾经被国民党欺压22年的历史。其次，表示老百姓的看法，民主党派人士的看法，专家学者的看法，政治上不得志的人的看法，这四类人的看法，尤其应该好好听听，封杀不得。当然，你们不要理解错了，“老百姓”的本意是权贵的意思，工人、农民是没有资格属于“老百姓”的，其实就是让你们代表官僚、资本家、专家学者的利益。此外还有对毛主席和毛主席时代进行政治清算和对党、政府、军队进行根本改造等内容。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中国必须坚持走苏联、东欧式融入国际社会，成为正常的市场经济民主国家的彻底改革道路不动摇。
我老了，90多岁了，差不多可以说是无牵无挂。家里财产虽不算多，百八十亿总是有的。什么，你们问我家里百八十亿的财产是怎么来的？当然是子孙们利用改革的好政策诚实劳动、合法经营挣来的，你们挣不来上百亿是你们没本事！回想毛主席时代我贪污受贿、挥霍浪费、送礼行贿加起来不过几百块钱，就被穷追不舍撤了职，今天我家里拥有了上百亿完全合法的财产，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如今，我的子孙们都在国外定居了，上百亿的财产也全部转移到了国外，我的子孙们和外国政府以及外国情报机关建立了非常良好的关系，安全有了充分的保障，再也不用担心遭受毛主席时代式的迫害了！我余生唯一的心愿就是看到中国和苏联、东欧一样成功融入国际社会，成为正常的市场经济民主国家。当年，是我通过“大包干”为名义的分田单干迈出了彻底改革道路的第一步，今天，我希望自己能够看到彻底改革的万里长征走到终点。
这就是我，一位始终坚持彻底改革道路的90多岁的老改革家的心声。希望我的呼吁能够起到一点作用。20年前，罗马尼亚也是一位90多岁的老改革家的公开信为民主运动的发展起了关键作用，他一直是我的榜样。
（特别强调，本文内容纯属虚构，文中那一位90多岁的老改革家不是针对任何人的。希望不要有人做贼心虚，以致对号入座。笔者坚决谢绝跨省追捕之类的盛情款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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