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写在前面的话
这篇所谓的读后感抑或读书笔记之类，我是不太在意的，也记不清写过多少回了，仿佛一接触文字便随之而来的各类检讨书、打算书之类。严格来讲，我写下这篇文章之前，文本通读了几次，以及当下的一些关于红楼梦的一些先锋评论。（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并非是某些权威人士的话语，我个人认为崇拜权威的人潜意识里折出国人封建意识的顽固性，构建和谐社会在思想上的难题是封建意识的余孽存在，这是题外话。）这些文章便是在这些奇谈怪论启发的基础上构架起来的，因此读者可能会找到某些影子，但我在此强调，这些并非是“复制——粘贴”的惯用手法所致，我通过重新整合各类资料，来完成我对文本和评论的认识并叙述之。
正如标题指出，“性”这个东西，在国人心目中存在着严重的二律背反，即极端地崇拜和极端地鄙视，由此造成某些文人的性格分裂，比如白居易，一方面是封建意识形态的卫道士，一方面创作了当时视为大逆不道的《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此等“淫诗”。此类例子太多，不胜枚举。系统的看，“性”在中国，被异化为权力，呈现出“性”＝“权”，“权”＝“性”这两个对等式。这个问题有必要解释一下，性一开始便是和权力直接挂钩的，从符号学的角度来讲，“性”和“权”的所指范围相当宽泛。据自然科学研究表明，一群猴子中的猴王借助对部分母猴的性交权来支配其在这个猴王国的各种权力，人类社会也大抵如此，只是手段更进化一些而已，又比如中世纪的初夜权，等等。理解了这一点，便能够正确认识到历史上诸多围绕女人的权力斗争，正如新历史主义作家刘震云在《故乡天下黄花》里叙述的一般，不论是谁，只要上台，就可以享受在寡妇家“吃夜草”的权力。可见“红颜祸水”所证不虚，因为红颜＝性＝权力。
借福柯的话来说，“性是没有人何一个权力能够忽视的资源，权力能够通过对性的控制来控制人，给人留下较小的自由空间，从而使权力膨胀起来，占领更多的空间，如果失去了对性的控制，就意味着权力的堤防出现了缺口”。其实这不过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另类解读”。我个人认为还有一点要补充，即史前时期人类对死亡后的原始认识——原始宗教观念的出现，这一点很重要，不然，性无法转化或异化为权力，因此，完成的过程大致如下：自然性交行为＝＝>（社会性人类出现）对私有财产死后占有的欲望＝＝>死后私有财产享有权即遗嘱执行者——继承人＝＝>性交和由此产生的家庭＝＝>国家权力的阶级分配。这种自然社会人类历史反映出“人”形成以前和形成以后“性”由自然法则到伦理法则的过渡。其实所谓的伦理说穿了还是权力，规定伦理范式的宗庙祠堂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为权力的演示所。抽象的讲，中国的统治者一般通过对治下民众的肚子和裤裆来进行权力的支配，由于统治者自身的衣食无忧，所以自然地将视野扩展到民众的裤裆里，由此历朝历代的针对下层民众的“打黄扫非”行动绵亘不绝，手段主要有两种，一是文化暴力手段，二是律法手段（注意不是法律）。比如，清代陆长春的《香饮楼宾谈》里的严同舟；人间统治者的折射——玉皇大帝，据说由他签发了《冥罚淫律》；以及梦醒居士编著的《重写戒淫证辑》等等，由此，统治者完成了管理民众裤裆的理论准备，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中央精神的指导下，各级大小官吏顺利完成了对“愚民”的统治。反过来，“愚民”们的革命诉求也就变得十分简单而血腥，比如新历史小说作家成一的《旧址》中的农民赤卫队队长陈狗儿把地主老财杀绝后，首先做的是把地主老财家的太太小姐“尝了个遍”，又把厨娘女仆“尝了个遍”，并非一部田园牧歌式的罗曼史。
也如前文指出，“性”在国人心目中的二律背反，便很自然的转化为对“权力”认识的二律背反，即鄙视当权者，却又渴求权力，诉诸革命暴力。由此想起了阿Q的革命动机不外乎是为了和吴妈困觉，同时也构成了目前中国新历史主义小说的焦点所在，又比如最近播出的《江山风雨情》。要言概之，性和权是互为前提、互为动机、互为目的的，是一个怪胎的两面。由此发散，史前的原始宗教演进到人文宗教以后，便开始围绕着“性”开始了宗教批判，生发出基督的“原罪”说，佛陀的“色空说”，孔儒的“四非”说等等，但是深入了解就会发现，宗教对“性”的批判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中世纪的禁欲主义的生殖产物，本土封建与佛教结合形成的宗教迷信，中国理学的身体发肤都成了象征贞操的处女膜，但是，宗教本身却无法完成对权力的批判，反而比教宗创建伊始更加迅速的完成了与世俗政权的结合过程，不但陷入的自身的困惑，无法完成批判的使命，而且最后沦入了虚伪说教的可悲境地。由此我进一步猜测，马克思所预言的宗教灭亡、阶级灭亡、国家灭亡，想必是“性”已然作为公共资源，或者权力为全民享有（注意不是代表享有）的情况下实现的吧。另外，须知，人类的初祖所发生的性行为不过是今天我们所不齿的强奸、通奸、乱伦、集体淫乱（这些可见翦伯赞编撰的《先秦史》），更甚於此，初祖们仿佛亿万个精子争夺卵子这个“性权”合一的象征物一般，逐渐“文明”起来，然而，“野蛮”的“初祖症候”却或多或少的遗留在基因组和潜意识里，而且随时会发生“返祖”现象以期成为我们“文明时代”的谴责对象，这也说明“文明”谴责的对象居然是自身，可见“人文”这个命题内在的深刻的荒谬性。
写到这里，似乎背离“读后感”的写作初衷，然而本文 下面即将展开的关于贾宝玉性生活史的陈述便基于以上认识写作的，各位看官如果反感笔者的论点，建议扔进废纸篓，不必细细理会。
二、贾宝玉对“性”的认识途径
曹雪芹显然是个有心人，大凡书中的核心人物均交待的有头有尾，平心而论，是谁并不重要，埋在故纸堆考究不符合“与时俱进”的时代要求，这些人大抵是由于生计问题，或者权威诉求在潜意识里作怪，比如周XX，至少我不会像某些人添这些人的痔疮，还赞叹到：“好美的疮啊，艳若桃花！”
在述说贾宝玉性生活史时，参照了自己青年时代的“性体验”，贾宝玉作为的形象代言人，大抵如此，因此必须向受众交待清楚主人公获取性认识的渠道、性启蒙的内容、性价值观的取向，等等。这些都很重要，与此对照，可发现《金瓶梅》、《玉蒲团》、《灯草和尚》等艳情小说的叙事缺陷，（注意不是叙事模式的承袭，而是叙事手段的创新），同时，这也是的高明之处，比近代的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法超前了许多，只是结论不同，方法类同而已，好像王小波也深谙此道，对人物的诸方面交待的很清楚，却又不造作、矫饰。
阅读文本，贾宝玉对性的认识和启蒙集中在《红楼梦》第五回：“游幻境指迷十二钗，饮仙醪曲演红楼梦”。在这回里，警幻仙姑集中阐述了“意淫论”和房中术（“说毕密授云雨之事”）。从文本来看，显然对贾宝玉性启蒙的过程采用了“白日梦”的处理，而不是诸如“压箱底”或者前代已有的“黄色小说”，尽管如此，在当时仍然是十分大胆、激进的了。先看警幻仙姑对贾宝玉“密垂淫训”的训词：
尘世中多少富贵之家，那些绿窗风月，绣阁烟霞，皆被淫污纨绔与那些流荡女子悉皆玷辱。更可恨者，自古来多少轻薄浪子，皆以“好色不淫”为饰，又以“情而不淫”作案，此皆饰非掩丑之语也。好色即淫，知情更淫。是以巫山之会，云雨之欢，皆由既悦其色，复恋其情所致也，吾所爱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淫虽一理，意则有别。如世之好淫者，不过悦容貌，喜歌舞，调笑无厌，云雨无时，恨不能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时之趣兴，此皆皮肤淫滥之蠢物耳。如尔则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辈推之为“意淫”。“意淫”二字，惟心会而不可口传，可神通而不可语达。汝今独得此二字，在闺阁中，则可为良友，然于世道中未免迂阔怪诡，百口嘲谤，万目睚眦。
曹氏借警幻仙姑之口，在对淫、欲、色、情做出区别后提出三个概念，界定了色淫、情淫、意淫。有些专家认为“意淫论”的提出，不同凡响，惊世骇俗，说什么“将几千年来宗法制社会中王公贵族、纨绔子弟盖在脸上的遮羞布被扯掉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对性启蒙的“白日梦”的处理手法，恰恰是给自身所处阶级的“性”的诸方面，披上了更为隐蔽的遮羞布的第一步，在揭露中遮掩，实在是一种非常高明的叙事手段。
现在还是回到警幻仙姑对贾宝玉的“意淫论”的灌输和它的实质内容上来，兼及批判所谓的“意淫论”和“滥淫论”。
按照权威们的说法，警幻仙姑所说的“意淫”是如此界定：“‘如尔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对娇美妩媚的女性尊重、爱恋、痛惜，把他们视为知己，与她们心心相印，肝胆相照，‘虽悦其容，复恋其情’，而且施情不吝，痴而不返……全方位的让自己的思想、意识、情感、感觉积极地深入地向女性世界，慢慢去领悟此中的种种‘柔情私意’”云云，够了，请注意这几个关键词：“娇美妩媚”、“虽悦其容，复恋其情”、“施情不吝”、“痴而不返”、“柔情私意”；现在我们再看看所谓的“滥淫论”，他们是这样定义的：“‘滥淫’，则是单纯地‘悦容貌，喜歌舞，调笑无厌，云雨无时，恨不能尽天下美女供我片时之趣兴’，是注重肉体官能刺激，无爱可言，无情可倚，将女性作为玩弄和泄欲的对象”，同样注意这几个关键词：“悦容貌”、“喜歌舞”、“调笑无厌”、“片时之趣兴”、“肉体官能刺激”、“无爱可言”、“无情可倚”、“玩弄”、“泄欲”。下面我们先看看“意淫论”，并作具体分析，以期与“滥淫论”比较，论说警幻仙姑性启蒙所表现出来的封建专制男权思想的本质。
从“意淫”的对象来看，必须是“娇美妩媚”的女性，这个前提非常重要，只有在“娇美妩媚”的基础上，才能“复恋其情”，从意淫的手段来看是“施情不吝”，意淫的目的是体验是具有官能刺激的“柔情私意”。下面便举例证明。
其一是第二十四回：“醉金刚轻财尚义侠，痴女儿遗帕惹相思”中：
宝玉坐在床沿上，褪了鞋等靴子穿的工夫，回头见鸳鸯穿着水红绫子袄儿，青缎子背心，束着白绉绸汗巾儿，脸向那边低着头看针线，脖子上戴着花领子。宝玉便把脸凑在他脖项上，闻那香油气，不住用手摩挲，其白腻不在袭人之下，便猴上身去涎皮笑道：‘好姐姐，把你嘴上的胭脂赏我吃了罢。’一面说着，一面扭股糖似的粘在身上。
可见首先是鸳鸯“娇美妩媚”，从“其白腻不在袭人之下”可以看出，同时也反映贾宝玉的确是“施情不吝”，可惜这里并没有所谓的“虽悦其色，复恋其情”。和“滥淫论”对照一下，“悦容貌”这一点是不错的，“闻那香油气，不住用手摩挲”，甚至求鸳鸯“把你嘴上的胭脂赏我吃了罢”，想必这便是某些权威们界定“滥淫论”时所说的“注重肉体官能刺激”吧，须知，“色声香味触法”中，贾宝玉可是占了色、声、触、味四样了！再看看此处他与鸳鸯的交往过程，“无爱可言、无情可倚”，将鸳鸯作为玩弄和泄欲的对象，玩弄这一点应该没有太大的疑问，至少贾宝玉在肉体上便是如此，至于“泄欲”，在此我要做详细的说明，传统观念认为“泄欲”的所指是阴茎与阴道的这种生殖器官的交合过程，然而时代在进步，认识上也要发展，这叫做与时俱进。现代心理学认为，男女两性的性器官并不局限于阴部等有限的器官，只要能够引发性幻想和性行为的肢体器官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性器官的表现与象征，比如“恋物癖”、“恋足癖”、“恋乳癖”等等性心理疾病的术语便可以反映出来，最近播出的备受争议的电影《银饰》很好的体现了这一点。剥下上述学术名词的外衣，说白了就是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泄欲，我真是奇怪，为何总有那么一些人耗费毕生精力把“泄欲”肮脏化、原罪化，如果不容许泄欲，这些人又是如何诞生的呢？如果各位看官还不能理解，建议看看霭理士的《性心理学》。
在明确了鸳鸯在不自觉地成为了贾宝玉的玩弄和泄欲工具后，再来看看另外一例，第二十八回：“蒋玉菡情赠茜香罗，薛宝钗羞笼红麝串”中，（贾宝玉）“要看宝姐姐”“雪白胳膊”上的“香串子”，薛宝钗便“褪”下来给他看，（贾宝玉）只是暗想，这个膀子若在林姑娘身上，或者还得“摸一摸”。在此处，我们是否应对贾宝玉这种多性伴的性生活形式予以一点“人文”批判呢？可叹由于“人文”自身内在深刻的荒谬，某些权威就此得出了“他对女性的极端膜拜和欣赏，是一个‘人’与另外一个‘人’平等的观照和接受”，我请问，这是欣赏么？是精神上的欣赏还是肉体上的欣赏？如果是肉体上的欣赏，那么我想，《玉蒲团》、《灯草和尚》应比《红楼梦》高超的多，如果是精神上的欣赏，这果真体现出了平等性么？从文本叙事来看，却是偌大一个大观园、怡红院里，众多女性不论身份高低确乎“平等”的“爱”一个人，而“一个人”又确乎“平等”的爱着“众多人”，忽然间，我仿佛看到了大观园亦或怡红院似乎出现了一位“精神教主”——贾宝玉的横空出世。想想看，一个男人凭借某种背景——掌握了“性权”的优势，同时占有着众多的性资源，这体现出了哪门子平等？值得注意的是，相对封闭的大观园或者怡红院，客观上不利于其中众多女性的性选择，也即间接剥夺了多数女性们的自由恋爱的权力，相反，单一的指归贾宝玉，造成了贾宝玉“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的有利局面。不禁让我想起了国画大师张大千曾赤裸裸地说过，一个茶杯不可能配几个茶壶，而一个茶壶确是可以配几个茶杯的，这便是权威们所鼓吹的“平等论”的实质。现世的法律明确禁止一夫多妻，可苦了那些长期淫浸在所谓“优秀文化遗产”中的遗老遗少们，欲作茶壶而不得，只好也在精神上“意淫”一回了。从另一个角度讲，贾宝玉所占有的怡红院和大观园可比之于封建皇帝的三宫六院，而十二金钗可以看作三千粉黛选出的人大代表，如果认为贾宝玉是“平等”、“民主”、“进步”的，那么封建帝王是在是“三个代表”的神圣化身，我们确乎有“山呼万岁”的必要性，照着如此逻辑推演下去，可以得出“选妃制度”是中国古代的优生论；妃嫔例假期间不得侍驾体现出封建帝王对妇女人权的尊重，甚至中国的“民主人权”思想又比欧洲领先了XX年……满纸荒唐言，可是得出这些结论的专家们却未必是“一把辛酸泪”，此时他们或许乐滋滋地从工行支了稿费，自个儿快活去了。
从上述的荒谬性可以看到，“意淫论”和“滥淫论”不过是一丘之貉，只是“意淫论”较之“滥淫论”，披上了“温情脉脉”的面纱而已，对于封建专制下的中国深受父权、夫权、子权欺压下的广大女性，无异于“精神鸦片”，可以从中得到些许的精神慰藉，可是鸦片的毒性毕竟存在，这就是旧妇女始终未能摆脱惨苦命运的精神上深层次的原因。现在是到了宣布“意淫论”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业已破产的结论的时候了！
既然警幻仙姑的性启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均已破产，那么由此生发的性取向和性价值观也就不具备所谓“民主主义”的情怀，而是体现出血腥的吃人的“封建主义”的毒素。
我们先看贾宝玉的性取向，从他的性生活史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异性恋者，而非同性恋，这一点是可以定论的。问题在于，他从小有个“爱红”的毛病，抓周时就体现出来了，大约和他的胎教环境有关，文本也多次提及，试举一例，第十九回“情切切良宵花解语，意绵绵静日玉生香”中：“袭人道：‘再不可毁僧谤道，调脂弄粉。还有更要紧的一件，再不许吃人嘴上擦的胭脂了，与那爱红的毛病儿。’”想必曹氏写到此处遇到“红”、“胭脂”等此类玩意儿便放不开手脚，没能再深入的写一写。对于这类物什，我是这样解读的，结合贾宝玉的性生活史，他的处女情结相当蒂固，隐伏在灵魂深处，再进一步说，是处女膜情结，在此我不妨来个有诗为证：
鲛绡元自出龙宫，长在佳人玉手中。
留待洞房花烛夜，海棠枝上试新红。
这首诗是相当隐晦的，最后一句“海棠枝上试新红”是理解全诗的关键。
红学的权威们大概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细节，也是在第十九回“情切切良宵花解语，意绵绵静日玉生香”：
宝玉道：“没有枕头，咱们在一个枕头上。”黛玉道：“放屁！外头不是枕头？拿一个来枕着。”宝玉出至外间，看了一看，回来笑道：“那个我不要，也不知是哪个脏婆子的。”黛玉听了……将自己枕的推与宝玉，又起身将自己的再拿了一个来，自己枕了，二人对面躺下。
其中，“不知是哪个脏婆子的”此语值得推敲玩味，按贾宝玉自己的话来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抛开“女儿”和“女人”之别不谈，虽说是婆子，可毕竟也是个女人，虽说是个“脏婆子”，但毕竟是“被侮辱和被损害”了的，依照权威们对贾宝玉的认识，贾宝玉是应该将这类“脏婆娘”纳入自己“施情不吝”的视野之中，然而此处，我们看到的却是两幅触目惊心的画面，一幅暴露了贾宝玉“处女情结”的自私和伪善的嘴脸，“脏婆子”是怎么个脏法？是不是发生性行为以后的女性都归之于“脏婆子”？有这样的逻辑么？怪不得此后的袭人稍不如意便拳脚相加，在今天可算是家庭暴力了，看看这位被红学权威们封授的“人权卫士”是如何践踏人权的！可笑！贾宝玉根本没有认识到袭人、宝钗等女性她们自身饱受戕害，是封建专制扭曲异化的产物。其实，在他经常鼓吹的“女儿是水做的骨肉”这种貌似“民主进步”、“反抗男权”的调和论调的华丽眩目的外表下，折射出“女儿（处女）”是水做的；“女人（非处女）”不是水做的封建男权思维的产物——处女情结，这也就是“脏婆子”的理论依据，这可不是什么“局限性”的空洞托辞能够搪塞过去的，根本上看是贾宝玉自己本身就是异化这些女性的封建性权势力的代表！寥寥九字，处女亦或处女膜情结暴露无遗，在阳光下散发着阵阵尸臭味。第二幅图就更可悲了，体现了林黛玉的极端自私，一是当林黛玉听了“也不知是哪个脏婆子的。”于是“睁开眼，起身笑道”，无疑，林黛玉和贾宝玉一起嘲笑那个可怜的不知名姓的“脏婆娘”，充分反映出林黛玉不仅肉体上是病态的，其内心的灵魂世界也是病态的；其二，由于林黛玉此时还是“女儿”，属于“水做”的一族，所以她认为她有看不起“脏婆子”的资本。这同时也说明一个深刻的命题，对林黛玉而言，并没有真正享受到所谓的独立的人格尊严，处女的身份只是给她提供了一个受宠的机遇，其物质上仰赖贾府，精神上也是由贾宝玉软性控制的，说到底还是男权社会的玩物，可叹她居然嘲笑那个比她先走了五十步的“阶级姐妹”，说明林黛玉只不过是取得了“暂时坐稳了奴隶”的社会地位而已。由此看来，这个“多情”的贾宝玉，便在大观园、怡红院里举办的各种PARTY和嘉年华的掩盖下，像一个猎手，寻求一个“色生香味触法”俱佳的猎物。
套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来讲，诞生于封建专制土壤里的“意淫论”，尽管确实比“滥淫论”显得“进步”一些，但在本质上不过是“滥淫论”的变种，是一样的吃人、一样的荼毒灵魂，人的尊严的损害愈发隐蔽，欺骗性愈强。“意淫论”及其指导下的性价值观和性取向从理论到实践的破产是历史的必然，而发生在文本主人公贾宝玉则是历史的偶然。
三、贾宝玉对性的经历体验
和在“性”面前沉默的大多数一样，贾宝玉起初是通过梦遗的方式来对性有所体验的。在书中第五回：“游幻境指迷十二钗，饮仙醪曲演红楼梦”中，在性意味极浓的秦可卿卧室中，贾宝玉“惚惚地睡去”，梦游了一回“太虚幻境”，在警幻仙姑的导引下，“密授云雨之事”，观赏了一回“黄色录像”之后，贾宝玉开始了他第一次性体验，待一觉醒来，下面（裤裆）里湿漉漉的一片，毕竟出身贵族，营养过剩，紧接着，便向袭人复述警幻仙姑给他放过的“黄色录像”的具体细节，“说着便把梦中之事细说与袭人听了”。充分煽起袭人内心中的女性情欲之火，这种手段用今天的法律术语讲就是“诱奸”，诱奸的对象是年仅十五岁的袭人——诱奸幼女罪，诱奸的结果是这样的，“袭人素知贾母已将自己与了宝玉的”，于是带着功利的目的与贾宝玉性交，而贾宝玉在观赏完A片之后，凭借自身的权势，顺利地将理论付诸实践。由于封建专制律法的虚伪性，“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使贾宝玉逃脱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制裁，更为重要的是，袭人从此不再被纳入到贾宝玉“女儿是水做的”视野范围内，因为袭人此时丧失了处女身份，同时也标志着贾宝玉在玩弄了袭人，得到了泄欲的满足后，将袭人抛弃了，因此在后面，袭人挨了贾宝玉的“窝心脚”而导致吐血服药，然而贾宝玉这位律法保护下的公子哥儿自然是不会受到什么实质性的制裁的。回顾整个过程，“无爱可言，无情可倚”，证实了我在前面的有关论述。
《红楼梦》中的袭人不过是被贾宝玉玩弄，成为泄欲对象，是众多“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女性中的一个，而贾宝玉也乐此不疲地继续他性生活史的书写。由于创作主观上是要批判滥淫，同情但否定情淫，肯定意淫，便出现了诸多矛盾之处，如在第十三回：“秦可卿死封龙禁尉，王熙凤协理宁国府”中，秦可卿的死，使作为公爹的贾珍“哭得泪人一般”，哀伤到“期仗”泣血的程度，我们可以将《金瓶梅》第六十二回：“潘道士法遣黄巾士，西门庆大哭李瓶儿”中李瓶儿之死作为对比，不难发现，如果我们承认西门庆对李瓶儿有着超脱淫欲的情感的存在，那么贾珍因秦可卿之死而“期仗”泣血，又有何不可呢？西门庆和贾珍作为一般人眼中的“淫棍”出现，难道就不允许他们有着哪怕一些人性的存在么？不然西门庆和贾珍有必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做秀么？一个不顾下体污秽，抱着痛哭，一个“期仗”泣血，秀给谁看呢？遗憾的是曹雪芹将贾珍简单的归类为“滥淫”的蠢物来批判，这一点，兰陵笑笑生显然比曹雪芹高明的多。
曹氏笔下创作的人物没有几个能够始终按照他预先设计的道路发展下去，使得曹雪芹不得不四处救火，因而留下了不少“破绽”，如第三十一回：“撕扇子作千金一笑，因麒麟伏白首双星”中，贾宝玉与碧痕沐浴以致“地下的水淹着床腿,连席子上都汪着水”，苟且之事，不言自明，原先为之挽护的写作意图反而欲盖弥彰。
自从“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之后，贾宝玉的性生活史以新的面貌出现，这部贵族性生活史进入了更为复杂而隐密的书写状态。贾宝玉在正式与林黛玉确立恋爱关系之前，贾宝玉的性生活是以多性伴的方式出现的，而且是相当的暴露。他在众多女性周旋是因为他尚未找到一个“色声香味触法”俱佳的女性。关系正式确立以后，贾宝玉依然和众多女性保持着相当暧昧的两性关系，正因如此，一开始林黛玉没少争风吃醋，经常和贾宝玉吵嘴斗气。在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性接触中，有一个重要的细节不容忽视，即“宝黛同看《西厢记》”。首先交代一下背景，在第二十三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中当时贾宝玉独自在“沁芳闸桥边桃花底下一块石上坐着，展开《西厢记》，从头细玩”。这《西厢记》可不一般，在前文提及的《戒淫证辑》中，里面明确记载着《西厢记》因编此书而备受阴谴，书未完忽然无故昏倒，自己嚼舌而死；而《西厢记》的前身《会真记》的死时很痛苦，死后又遭雷光焚尸之报。由此，不难得出《西厢记》在贾宝玉那个时代不啻是淫书黄卷，因此，“宝黛同看黄书”是可以成立的。当时两人同看黄书的情景如下：
……宝玉正踟蹰间，只听背后有人说道：“你在这里作什么？”宝玉一回头，却是林黛玉来了，……黛玉道：“什么书？”宝玉见问，慌的藏之不迭，便说道：“不过是《中庸》、《大学》。”黛玉笑道：“你又在我跟前弄鬼。趁早儿给我瞧，好多着呢。”宝玉道：“好妹妹，若论你，我是不怕的。你看了，好歹别告诉别人去。真真这是好书！你要看了，连饭也不想吃呢。”一面说，一面递了过去。林黛玉把花具且都放下，接书来瞧，从头看去，越看越爱看，不到一顿饭工夫，将十六出俱已看完，自觉词藻警人，余香满口。虽看完了书，却只管出神，心内还默默记诵。
宝玉笑道：“妹妹，你说好不好？”林黛玉笑道：“果然有趣。”宝玉笑道：“我就是个‘多愁多病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貌’。”林黛玉听了，不觉带腮连耳通红，登时直竖起两道似蹙非蹙的眉，瞪了两只似睁非睁的眼，微腮带怒，薄面含嗔……
我们不难发现，贾宝玉在此故伎重施，用淫书来挑逗林黛玉，然而林黛玉的一句“果然有趣”乃是妙笔，真切的暴露出林黛玉的假正经，同时也暗示出两人在性价值观上的高度认同，就此达到了精神上的某种契合，从此，贾宝玉由权势胁迫下的肉体狂欢演化到精神强奸这种高级形式，从此，林黛玉便陷入了从肉体到精神的双重控制之下，挣扎不得，一方面自己只能有贾宝玉这个唯一的性选择对象，必须排拒其他女性与之竞争，因而在所谓的爱情面前表现出极端的排他性，甚至危及他人的生存状态，这一点，从袭人私下忖度薛宝钗将会是与自己好相处的主妇这一侧面可以看出；另一方面，林黛玉对贾宝玉浪迹于多性伴的性生活无可奈何，起先是吵嘴斗气，，后来婉言相劝，然而她却没有也不可能和薛宝钗及下人们抗衡，因而不得不将希望寄托在“老祖宗”的身上，希望这个最大的封建家长能够将自己许配给贾宝玉，摆脱受贾府上下欺压的局面。因此，越到后期，特别是行将撒手人寰时，便越为自己的将来着急，这一点，可从她身边的贴身丫鬟热心张罗可见一斑。回顾林黛玉为了改变自身的不幸命运，起先是搬到贾府，然而一踏进贾府便在物质上寄人篱下，于是开始寻求精神上的依靠，可叹在贾宝玉一番甜言蜜语的欺骗下，在精神上开始受到贾宝玉的控制，把他当成自己的救星，最终在自己的情欲和贾宝玉的“不作为”的摧残下走向死亡。
至此。贾宝玉的性生活史出现了重大的转折，这个转折是一系列内外因素导致的。贾宝玉在这些女性中的地位十分特殊，由于他是贾府未来的希望所在，而且他又十分的伪善，众多女性为了“暂时做稳奴隶”，纷纷投靠他，企图借助他来改变自身的命运，而贾宝玉则借助在“女儿”堆里整日厮混以舒缓“科举功名，继承家业”的压力，可以看出两者的关系是相互利用的，贾宝玉的性生活史原来不过是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史。
常言道“盛极则衰”，贾宝玉过度贪图享乐，毫无作为。不过是“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他本人并非像权威们所说的“反对封建男权统治”，他只是企图用更温和的手段来达到贾琏、贾赦等“滥淫”蠢物的目的，因而，贾宝玉实质上是参与了“摧花行动”之中，但是他还落下个“爱博而心芳”的名声，但是，随着黛玉香消玉殒，魂归离恨天；宝钗闺房独守，情思郁结；元春进宫，身为贵妃，却从着许多难言的苦处；迎春误嫁中山狼，“金闺弱柳质，一载赴黄粱”；探春远嫁，像断了线的风筝一去不返；惜春矢孤介，青灯古佛伴一生；香菱屈受贪夫棒，受妨致死；晴雯被逐，金钏投井，司棋撞死，鸳鸯上吊……等一系列的变故，使他“意淫”的环境不复存在。失去了寻求“色生香味触法”的猎艳的基础，直接导致自身的“处女情结”无法得到满足，估计当时写到此处，无从下笔，只得匆匆的给宝玉的性生活史安上了一个“出家”的生硬的尾巴，于是贾宝玉的性生活史戛然而止。
四、结语
依据上述分析，我认为，曹雪芹的叙事策略是将“滥淫论”、“情淫论”和“意淫论”加以比较，纵观文本，对“滥淫”是批判的，对“情淫”是同情的，对“意淫”是赞同的，并且试图论述“意淫”的优越性，想以此取代贾政、贾赦之流的“滥淫”，从“性”的角度来挽救封建专制贵族日渐衰微的命运，同时，将贾宝玉做出种种美化，同时将贾珍等尚存一丝真情的“滥淫”蠢物加以丑化，将两者对比关照，强化视觉差距，使受众极易陷入所设下的叙事圈套，得出“意淫论”与“滥淫论”相比，是时代的进步，以及《红楼梦》“是有进步的思想作指导，有明确的反封建礼教的创作动机”，从而体现民主、平等、进步的光辉思想。贾宝玉自然就成为所谓的“封建阶级的叛逆者，是具有初步民主主义情怀的贵族分子”。
然而，由于“滥淫论”、“情淫论”和“意淫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性权”观的外包装愈加华丽花俏，欺骗性也越来越强。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封建专制主义”和“男权至上”的毒素却透过“体现先进性”的保鲜膜里渗透出来并汇成腐液脓水。
说实在的，曹雪芹“披阅十载”的红楼梦可能在文字技巧上有可取之处，但是其思想性并不高，前文已作了一些分析，下面仅具几个反例证明曹雪芹所处的时代生产力是进步了，但是思想上反不如前代，因此所谓的“先进性（注意：不是‘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中的‘先进性’，切忌望文生义，特此声明！）”便无从谈起。
其一是冯梦龙所编撰《喻世明言》中的《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就深刻体现了对妇女在性选择权力上的尊重，这与《红楼梦》里贾宝玉浓厚的处女情结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反差。
其二，也是在冯梦龙编撰的《醒世恒言》中《卖油郎独占花魁女》和《…………》，卖油郎秦钟体现了对于爱情的专一和执着，（…………）则宣称女性的容貌并不是爱情的基础。这三篇具有代表性的短篇小说共同的思想基础是对于爱情更为民主的，更为进步的认识，即爱情不是在以权势、金钱、容貌、甚至是否处女为基础而架构的，而且爱得单纯和专一。上述三位男主人公和贾宝玉“施情不吝”和预设“娇美妩媚”这个前提条件相比，无疑更加体现了思想的进步性。
总之，曹雪芹煞费苦心地对“滥淫论”、“情淫论”和“意淫论”的界定并未能掩盖三者本质上的一致性，反而陷入了难以自圆其说的书写境地，并最终导致曹氏的封建地主阶级改良主义理论体系全面崩溃的必然结局，贾宝玉皈依佛门的叙事结局昭示了封建地主阶级改良主义的软弱性和不现实性，象征着改良主义实践上的全面破产，一曲《好了歌》最终成为以曹雪芹为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改良主义及其必然失败的命运的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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