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文艺”复兴与六十年历史的不同路径
黄力之
所谓“红色文艺”或者说“红色文化”乃近年来“红色经典”这个概念之延伸，比“主旋律”概念要小一点，主要指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为题材的文艺作品，而所谓“复兴”，当然是指其火爆的现象。在形形色色的人们以不同的心态面对共和国建立60周年之际，有必要去认真品味并研究此一现象所透露出来的文化意义。
一、大众审美情趣再度改写文化版图
早在2002年，《北京日报》就有文章称，“在某种意义上，2002年可以称之为‘主旋律’年。……2002年之于电视剧，也许竟是特别重要的一年。这种重要性也许要等过一段时间以后才能慢慢地从历史的深处浮现出来。”七年以后，“从历史的深处浮现出”了什么呢？我们不妨看看《世界博览》杂志刊发的文章《电视剧终于更好看了》，声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年轻人甚至是刻意地回避着理想、崇高、执着、坚忍这些‘重’的词语，不过，这一状况正在发生改变。最近一段时间，数量庞大的青年观众在着迷于一个上世纪40年代的故事（电视剧《潜伏》），男女主角竟然没有通过缠绵排恻却表现了荡气回肠的爱情，当这两个人严肃地说出；‘我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候，你觉得那真是崇高的；男主角大概有好几分钟的画面不断颂读《为人民服务》中的大段语录；‘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你也泪如雨下，觉得自己会被深深感动。”
当然，称“红色文艺”在“复兴”，还是需要更多的事实和数据的。我在这里公布互联网“百度贴吧”（2009年7月24日）的几部电视剧的网络反响数字；《乔家大院》（民族资本家发家史）：主题数3130个，帖子数34647篇；《海之门》（改革剧，民营企业发展史）：主题数232个，帖子数1768篇；《我的青春谁做主》（白领、青春偶像剧）：主题数11 501个，帖子数135005篇；《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国革命史）：主题数4709个，帖子数94994篇；《潜伏》（中国革命史）：主题数19531个，帖于数256475篇。
值得注意的是，网络反响的主要来源是大众而非精英、年轻而非年老。数据表明，“红色文艺”在大众中的认同度，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多样化”题材。据说，《人间正道是沧桑》中的人物霍恩，“这个被PS出的共产党人几近完美，却赢得了大批拥趸。百度‘人间正道是沧桑’贴吧上，网友发帖调查《喜欢这部片的，大伙年龄多大？哪里人氏啊？》，回帖470多人，其中三成是90后。一位13岁的网友特别标注‘永远挺霍恩’。”官方的一个调研报告“发现的一个重要事实是，电视剧在体现主旋律，重塑社会凝聚力方面起的作用远在其他艺术门类之上”。“台湾人对大陆电视剧10年来变化的印象是‘天翻地覆”’。
须知，一部电视剧收视率高的时候观众可以过亿，以至于很多顶尖作家现在都成了电视剧编剧，难道这还不算是“红色文艺”的“复兴”吗？
回望审美文化史，我们会感叹的。建国至改革开放前，自然可以在一般的意义上说是“红色文艺”独霸中国的文化天下，当时，执政者的文化、精英的文化、大众文化都统一在这一领域。改革以后，精英文化率先以“重写文学史”的方式将“红色文艺”革除教门，在“纯审美”的名义下一方面不断回味着梁实秋、张爱玲之流的风花雪月，另一方面进行着漫长的“先锋艺术”试验——近30年而没完没了，留下了一堆茶杯里的破碎风波。
被精英忽悠着的大众，最初自然也会对鞭挞“红色文艺”充满了新鲜和好奇，但他们实在弄不懂高深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只好去拥抱那些首先来自于海外的“大众文化”，其主要元素不外是暴力、色情、拜金主义等等，这使得存在了近30年的“红色文化”再次遭受深度解构，一位文化名人以高于一般精英的姿态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文化上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商业化。这一点虽然很突出，但至少就目前来看，它还不是坏事……它是消解正统意识形态的最好途径。它不声不响地、静悄悄地在消解和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行为准则，在侵蚀、瓦解统治了几十年的社会观念体系、意识形态；由于它与市场经济、现代经济生活密切联系在一起，所以最有力量，也最有效果，比‘精英’们的政治批判强多了。”
显然，没有人料到，在第一个30年结束时遭受摧残的“红色文化”，怎么会在第二个30年结束时重新焕发生机，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市场经济的天下怎么啦？我认为，这一现象实际上标示了中国60年历史不同路径的交汇，其文化意义本身就是富有中国特色的。
二、以回归崇高拯救堕落着的市场社会
“红色文化”被摧残于市场经济的发达，但亦复兴于此，看起来自相矛盾。欲理解这个问题，自然得对市场经济这一历史路径的文化意义做出辩证分析。
最近30年来中国发展的核心问题就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这一过程，就是马克思说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关键是所有制的变更，这一变更在形式上表现为体制的变化，而在内容上却反映了社会资源在配置、占有及流动方面的变化，其基本取向是个体权利的扩大和公共权利的淡化。尽管“公有制为主体”始终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底线，但市场经济事实上大规模地改变了中国的所有制结构。仅以2005年的中国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构成便可以看出：非国有部门占比为 65.3％，比上年增加 0.7个百分点。其中，个体私营企业合计为16.5％（私营企业为10.5％），集体企业为9.1％，其他企业为39.7％。非国有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居于前五位的依次是：私营企业（61％），其他企业（42.8％），有限责任公司（37.2％），集体企业（29.9％），股份有限公司（22.6％）。国有企业和国有独资公司的增速分别为 16.6％和 31%。
这一过程不仅不外在于人，而且还导致了人的利益、地位、关系的巨大变化，可以确认的说法是：当下中国人可分为四个利益群体或利益集团，即特殊获益者群体、普通获益者群体、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和社会底层群体。
的确，市场经济路径对发展经济的有效性是不容怀疑的，在这一点上，对所谓“新阶层”表示出一定的敬意，也不是不可以的。问题是，面对市场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是不是只能表示沉默。我们必须反思到，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在吸取西方社会发展的成功经验时，显然忽视了西方人对市场化的消极性作用的认识，早一点说，马克斯•韦伯和丹尼尔•贝尔对资本主义文化精神的研究都不乏这方面的见解；近一点说，如法国学者阿塔利在美国《外交政策》1997年夏季号上就撰文指出：现在“市场专政”正在全球兴起，“政治结果将被买下和出售，市场经济将支配公共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从警方保护、司法、教育和卫生到我们呼吸的空气本身，并为‘公司’的经济权利最后战胜个人的人权铺平道路。在这种情况下，西方文明本身注定会毁灭。”
在文化上，贝尔在1976年提出“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理论时，就曾经将目光投向社会主义国家，他说：“这些矛盾主要产生在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共产主义世界在它追求效益和许诺个人实现的过程中，是否也会遇到这些矛盾，目前尚不清楚。让我们拭目以待，看苏联建成了消费社会之后会有什么变化。至于中国，他们将看到俄国人的前车之鉴。”他的意思是，如果社会主义国家也将消费主义作为国家发展的导向，那么会不会出现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难以料定。显然，这个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变成一个可以现实地研究的问题了。
我注意到，由于市场化路径的强大存在，审美文化领域一直在试图为“新阶层”涂上美学的光辉。从电视剧《大宅门》到《大染坊》、《白银谷》到《乔家大院》、《闯关东》等，近代以来的民族资本家开始在改写自己的形象，他们勤劳、勇敢、爱国、有正义感与同情心。当然，即使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中，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本来就有两面性，民族资本家是革命团结的对象。只是，资本家在道义上如何通过崇高而获得美学意义，还是有困难的，茅盾的《子夜》已经提供了答案，所以，《大宅门》之类的作品更多地只能依靠编造传奇情节来制造卖点。
有趣的是，当近代以来的民族资本家忙忙碌碌地以新形象包装自己时，市场经济的真正的主人——“新阶层”却迟迟处在缺席的状态。仔细回想一下，反映“新阶层”的文艺作品中，能够像《大宅门》中白七爷那样堂堂正正地焕发人性光辉的人，还真难以一口说出。
电视剧《海之门》算是正面表现“新阶层”成长史的，可是剧中谁能够达到白七爷的水准呢？没有。网友“晃点心情”的贴子称：“毕竟是艺术，源于生活，不同于生活，在这里，我不愿用那个高字，那个时代的乡镇企业，改革，都是双刃剑，电视剧突出了好的一面，忽略了不好的一面，正面企业是百折不回，负面企业就为之承担了所有的原罪，只是一种艺术手法罢了……现在还有很多小作坊，工人们用血肉之躯的代价去创造企业主的价值，这些在海之门里完全被忽略了……所以，它只是一部电视剧而已，不必歌颂成什么史诗。”
说到“工人们用血肉之躯的代价去创造企业主的价值”，我这里要提到另一部电视剧《威胁》（胡平等编剧，陈国军导演），剧情是：所谓先进达标企业溪平煤矿，存在违反安全操作规程，暗地里与矿工签定生死合同，发生瓦斯爆炸惨案，死亡40多人，在地方官员的合谋下，这起惊天大案被隐瞒，后被查处。
剧中的“新阶层”代表人物高维权是怎么发起来的呢？其一，他的煤矿是“利用人性的弱点开赌场”，对矿工不养老、不买劳动保险、不搞安全生产，以三、四万元一条命的价格与矿工签下生死合同；其二，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疯狂地在国有煤矿的地盘上乱采乱挖，直接掠夺国家财产，使得国有煤矿因“效率低下”而沦为当地的包袱。
高维权何以这样疯狂？因为当地的官员被他收买了——官员们几乎人人都有他送的股份，不同的矿井成为不同的官员的私人地盘。地方官员个人得了巨大利益，还因为这位“新阶层”代表人物而得到了政绩：高维权向地方大量交税，并不断为政绩工程捐款，使地方官员具备了意识形态合法性。剧中的副市长夏青就敢于为自己收受贿赂作辩护：“如果不是为了发展经济，可能什么问题都不会出。这很正常。”
由此，人们可以明白，为什么在反映“新阶层”的文艺作品中，缺乏充满崇高的道义表述。早在资产阶级上升时期，黑格尔就敏感到了审美的嬗变，他曾经区分了两种世界情况：英雄时代和散文气息的时代。前者指古希腊社会，后者指近代资产阶级社会。在古希腊社会中，个人与社会还没有分裂对立，个人可以代表社会的普遍理想，正义和秩序、法律和道德都是由希腊英雄们自己制定出来的。而在近代资产阶级社会中，个体丧失了独立自在的完整性，成为社会中一个受局限的成员，个人退缩在一个自私自利的狭小的圈子里，不再代表崇高的普遍理想，黑格尔因此而批评了充满“散文气味”（即枯燥之意）的现代社会，他说：“英雄时代的个人也很少和他所隶属的那个伦理的社会整体分割开来，他意识到自己与那整体处于实体性的统一。我们现代人却不然，我们根据现时流行的观念，把自己看作有私人目的和关系的私人，和上述整体的目的分割开来。个人所作所为都是根据他私人的人格，目的也是为自己，因此他只对他自己的行动负责，而不对他所属的那个实体性的整体的行为负责。”
“尽管一方面我们承认近代完全发达的市民政治生活情况的本质和发展是方便的而且符合理性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却也不放弃而且永远不会放弃对于现实的个体的完整性和有生命的独立自足性所感到的兴趣和需要。所以我们对于席勒和歌德早年在诗歌里的意图，要在近代现实情况中恢复已经丧失的艺术形象的独立自足性，不能不表示赞赏。（席勒作品中的卡尔•慕尔）“由于他有勇气打破压迫他的那些限制，他就创造出一种新的英雄时代情况，他就能成为人权的恢复者，以独立自足的精神对一切不正义、冤屈和压迫打抱不平。”
看得出，黑格尔在承认资产阶级社会的合理性时，失望于这个社会对审美理想的破坏——“从牛身上刮油，从人身上刮钱”的资产阶级毫无审美可言，于是他只好向过去寻求崇高，寻求审美的光辉。当然，黑格尔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审美缺失现象，并无切实的认识，他只是有些预见而已。事实上，资产阶级社会也长期不自觉地向历史上的英雄时代乞讨道义的崇高性，伪造成自己的美学理想。
在当下中国，当“‘新阶层”迟迟不能制造出自己的人性光辉，不能为社会高张道义的崇高性时，对忽悠着的精英文化及低俗商业文化厌烦了的人们，会到哪里去寻找正义与崇高呢？
唯一的路径就是“红色文化”，正如对《人间正道是沧桑》的评论所说，“这部关于党争、战争的历史剧拍成了一部关于理想主义的励志剧，用理想、信仰这些对于今日中国早已稀缺的元素弥补了严格审查后的严肃历史剧对年轻观众吸引力的匮乏”。
自然，这种理想和信念不能是商业社会的伪劣品。这里不妨以外国人的认识证之。1972年，美籍学者黄仁宇参与了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的研究项目，他注意到李约瑟在自己的著作中宣称，“共产党（对中国）的接管是个幸运事件，因为新中国也许可以避免西方在工业革命初期所犯的所有错误。在19世纪初，小女孩被绑在大箱里到地底运送煤矿；小男孩超时工作，导致眼力受损，身体变形；据马克思说，伦敦的面包师傅一天工作16个小时”。“他还坚信，中国为求脱离停滞状态而达成现代化，社会主义路线不但是最好方法，而且是唯一办法”。黄仁宇表示，“一思及此，你或许想同意他的说法”。
显然，在冷战背景之下，李约瑟对中共之所以抱有好感，就是出于道义性立场，李约瑟痛恨19世纪资本主义对人性的摧残，当他看到新中国消灭了这一切时，所以由衷地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可以说，所有的美学力量皆源于此。
三、十七年文化痕迹所体现的历史路径
一般地说，一直到改革开放前，“红色文艺”独霸了中国的文化话语权。但实际上。此中还存在两个时期的区别，即1949年——1966年期间，1966年——1976年期间，前者称为十七年，后者称为文革十年。显然，当下的“红色文艺”复兴带有强烈的十七年文化痕迹，而不是文革十年的文化痕迹。其中的文化意义也是意味深长的。
我们先注意一下《人间正道是沧桑》中的一些情节：
1927年的上海，中国共产党发动工人暴动，在上海的弄堂里，经过一天一夜激烈的巷战，这个才刚刚成立6年的政党居然夺取了当时远东第一大城市的统治权，成立了临时市民政府。但就在市政府的大堂里，闯入一个戴眼镜、胖乎乎的中年上海市民，一口上海普通话，将市民政府的领导者、剧中的主人公、一心要为劳苦大众谋福利的共产党领袖质问得哑口无言。他说：
你们叫市民政府，那么市民的事你们还管不管？你们在我家门口打仗，水管子水管子打爆了，电线电线扯断了，这没水没电，让我们怎么过日子嘛？你们还口口声声说人民革命，那也不能光革命不让过日子吧，北洋政府好不好，我们不管，最起码人家管你水，管你电，是不是？你们革命革了半天，不能一届不如一届吧！
这些并不完全是虚构的，而是编剧从纷繁复杂的历史文献中爬梳而得的真实细节，长达50集的片子中，这样虚实相间的历史叙述比比皆是，正是这些生动而大胆的细节，让这部献礼剧看起来似乎不那么“主旋律”了。
剧中代表国民党反动派的杨立仁并没有那么坏，这个沾满了共产党员鲜血的国民党特务头子甚至还赢得了大部分观众的喜爱；作为国民党高官的杨立华甚至可以大声质问女共产党员：“我去过莫斯科，那里不是天堂，你们的路也不是唯一正确的。”
抗日战争的战场上，共产党的军官杨立青则可以坦率承认；合作之始，一方是土匪，一方是执政党，一方破衣烂衫，一方掌握着全部的国家机器，天塌下来，高个子顶着，担负正面战场的作战，理所应当。
在解放战争的东北战场上，共产党居然一边和苏联人买军火、做生意，一边还雇佣日本工程师来研制炮弹，打内战。事实上，以前不总拿雇佣日本人打内战，聘请岗村宁次当顾问来问罪国民党吗？
这样的艺术处理可以存在于文革十年中吗？答案断然是否定的。这里不妨看一则材料：
在1964年12月讨论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改拍成电影的会上，江青一口气点了许多 50至 60年代的影片，她说看了《球迷》觉得“恶心得要吐”，严寄洲导演的《哥俩好》里的“那些兵活像疯子”，王苹拍的《霓红灯下的哨兵》“丑化了人民解放军，把反帝的内容抽掉了，这是夏衍、陈荒煤他们搞掉的”，又说水华导演的《红岩》 “没有生活，没有时代特点”……
江青还在1965年7月间送给毛泽东一份题为《北京3930部队部分官兵对电影（烈火中永生）的反映》的材料。江姐、许云峰的形象不够光辉伟大；反面人物形象不够阴险狡猾，“有同志说，影片中的江姐和许云峰虽然有着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但缺少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革命气概。在与徐鹏飞的斗争中，徐大肆宣扬没落腐朽的反动哲学。软硬兼施，而许云峰不是充分地揭露、有力地打击敌人，不是大力宣扬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以一种磅礴的革命气概压倒对方。对敌人的方法多半是不屑一顾、嗤之以鼻的态度，仿佛像位清高的旧式文人”。“徐鹏飞逼江姐说出党组织的名单来，她只是说：‘上级的名单知道，下级的名单也知道。’这种回答，十分无力，好像只是党的组织性的约束，才不得不这样做，没有突出一个英雄人物的高度的革命自觉性，没有变被告席为审判席，利用敌人的法庭做宣传。”
尽管1964年与1965年在自然时间上还未进入文革十年，但江青的这种思路在性质上已经完全属于文革十年这个范畴了。历史时期的时间概念从来就不是绝对的。
实际上，从江青的独断批评已经可以看出，十七年的“红色文艺”既是红色的（对革命在价值与道义上的充分肯定），也是人性化的、多样化的，与历史文化传统保持着良性延续的，而不是相反。那么，江青所代表的文革思路是一个什么问题呢？从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来看，那就是“纯无产阶级文化”的误区，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派”已经演练过一回。
由于长期的文化压迫，无产阶级在恢复自己的文化话语权时，容易产生建立“纯无产阶级文化”的想法，A•A•波格丹诺夫就认为，每个阶级的文化都是独立的、封闭的，不可能被其他阶级所理解和运用。因此，他提出的任务就是要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文化——一种没有任何“阶级杂质”和“过去残余”的文化。而列宁认为，文化是不能割裂的，“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认为是这样，那完全是胡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途径，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都通向无产阶级文化”。
按照列宁的思路，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既是红色的（对革命在价值与道义上的充分肯定），也是保持着历史文化传统的，富于人性化的和多样化的，因此，列宁在文化个案上一方面指责列夫•托尔斯泰的学说是空想的、反动的，另一方面又明确地提出，俄国无产阶级是托尔斯泰遗产的继承人，必须进行斗争，使他的作品真正为全体人民所共有。应该说，十七年的“红色文艺”总体上是符合列宁的思路的。
当下的“红色文艺”之所以能够带着十七年文化痕迹（我们可以去回想一下《青春之歌》的浪漫主义恋情，《苦菜花》与《迎春花》的自然主义生命力，《苦斗》与《三家巷》的市井情趣，《洪湖赤卫队》的亲情咏叹等等）复兴，而不是带着文革十年的文化痕迹（请注意：红色浪潮中改编的《沙家浜》已迥异于革命样板戏）复兴，这表明，那种建立“纯无产阶级文化”的路径，是违背文化发展规律的，是不可持续的。
对此，历史巨人毛泽东并非毫无醒悟。1975年7月，晚年毛泽东承认：“样板戏太少了，而且稍微有点错误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同年6月，毛泽东又感叹历史上汉代的文化，“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结果汉代只有僵化的经学，思想界死气沉沉。武帝以后，汉代有几个大军事家、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到东汉末年，儒家独尊的统治局面被打破了，建安、三国，出了多少军事家、政治家啊！连苏轼自己在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也说：‘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应该说，毛泽东的这一批评和比较就已经带有历史路径的反思。文化是如此，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也是如此。在社会矛盾急速增长并蔓延的今天，人们会有很多想法，包括激进主义的思路。实际上，60年的经验还是很丰富的，它告诉人们应该怎样去冷静思考和选择。
1956年9月24日，毛泽东说过一段值得今天的人们去深思的话，他说：中国“对人类的贡献不符合它的人口比重的。将来这种状况会改变的，可是这已不是我这一辈的事，也不是我儿子一辈的事。将来要变成什么样子，是要看发展的。中国也可能犯错误，也可能腐化，由现在较好的阶段发展到不好的阶段，然后又由不好的阶段发展到较好的阶段。当然即便不好总不会像蒋介石时代那样黑暗，是辩证的，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这样曲折地发展下去。”
回望历史的顽强性，没有人可以意气用事。
（《环球视野》摘自2009年第5期《文艺理论与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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