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白毛女应嫁黄世仁”，横扫30年“重写文学史”
1980年代，先锋们就有人“依法”提出“杨白劳欠债还钱”之说，90年代，“白毛女应嫁黄世仁”说已令人青目，经过20余年的观念更新，这一“崭新”价值观念早已在生活中日益“普世”。
“白毛女”和“黄世仁”，早已成为典型，用何其芳的话说，就是“共名”。生活中二者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存在决定意识，人们审视二者关系的观念颠倒过来，乃顺理成章的事。
因为这两个“共名”又是文学提供给社会的“文化符号”，所以，《白毛女》故事诠释的变易和颠倒，文学自身也功不可没。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将“杨白劳应嫁黄世仁”的颠倒，归结为30年“重写文学史”的功德，我想不算夸大。
文学艺术是个高雅的形而上的东西，后毛泽东时代，是“文学艺术的春天”，粉碎专制，平反冤假错案，拨乱反正，思想解放，创作自由，人的尊严，等等等等——30年的辉煌历程，多少神圣话语，多少可歌可泣，多少魏巍功德，为名家、大师、博导、教授提供了书之不尽的话语和题材，足以永垂青史。
然而，这形而上的象牙之塔，又是建筑在形而下的泥土之上的。罪孽尘世，芸芸众生，杨白劳们与黄世仁们生活依凭不同，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难于和谐。杨白劳们要反抗翻身，文学就出现贺敬之式的《白毛女》；黄世仁们卷土重来，也一定要将为“白毛女”“更新价值观念”。
文学艺术是阶级斗争的晴雨表，这话没错。
30年“重写文学史”，打造出了一个“白毛女应嫁黄世仁”的普世价值观念——在一句简单明了、俗而又俗的话语面前，轻轻地，30年文学的巍巍功德，被概括了，也被颠覆了。
述说“文学艺术春天”常用一句话：“生活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是的，是发生了“深刻变化”，岂止“深刻”，简直是天翻地覆。30年河东，30年河西，这“深刻”与天翻地覆，就表现为黄世仁与白毛女相互位置的变易颠倒。黄世仁与白毛女，作为代表着两大阶级，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文化符号，他们关系的变易，折射着社会变化，同时也折射着文学的变化。
30年的文学，从小痞子到大师，从这一角度看，他们的使命无非是两个方面。
一部分人从事丑化、妖魔化和颠覆过去年代，即白毛女和杨白劳们扬眉吐气的年代，这在他们的话语里，那叫做“专制”或“封建专制”“文化专制”年代。那些巍巍大师，从外国的《古拉格群岛》，到中国的“往事”“牛棚”“干校”的“随想杂忆”之类，这些与诺贝尔奖靠边的鸿著，说穿了，无非是起着这种作用，与张爱玲的《秧歌》《赤地之恋》殊途同归。
另一部分，则直接为黄世仁们的重振雄风从事张扬或论证：我爱美元、成功人士、丰乳、肥臀、过把瘾就死、有了快感你就叫、新启蒙、告别革命、讨伐伪崇高、一听样板戏就起鸡皮疙瘩、诺贝尔情结、奥斯卡情结、文革博物馆……一言以蔽之，他们无非为暴发户的统治和生存打造下舆论环境耳。
生活的主人，必然也要成为文学艺术的主人。
白毛女、杨白劳、小二黑、朱老忠、梁生宝、肖长春……都是极左的产物，乌托邦，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工具、政治传声筒、有政治没有艺术、有阶级性没有人性……
于是，大宅门，晋商，闯关东，走西口，大染坊，京华第一楼……就取而代之，成为主流。
回头一瞥：原来古今“先富”与“成功人士”重新统治舞台，取代“工农兵”，重新做了文学艺术的主人。
沈从文热，徐志摩热，林语堂热，周作人热，张爱玲——海派文化之母——热，热烘烘的，一浪高过一浪，终于烘烤出了“笑贫不笑贪，笑贫不笑娼”的时代环境，“宁做小三，不加穷汉”，“白毛女应嫁黄世仁”怎能不顺理成章！
前人有言，“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一句“白毛女应嫁黄世仁”，胜过30年汗牛充栋的辉煌文学—— 这巍巍“象牙之塔”之下阳春白雪的高雅，所起的作用，也不过为了打造这句话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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