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儿出走怎样？
刘润为（原《求是》杂志副总编辑）
今秋，《云南日报》载文，为杨白劳们免费策划了一个“新活法”。据说，“思路不同，矛盾和情节不同，结局也是会不同的……假若喜儿与大春双双出走，杨白劳不但支持还参与策划。出走后喜儿与大春组成新家庭，在外地做豆腐卖，进而经商，老家的欠账由杨白劳顶着，小两口赚了钱寄回老家帮父亲还债。于是我们发现杨白劳一家的新活法还是有的。”听了这番高论，人们不能不喟叹天不作美。假若论者提早出生半个世纪，杨白劳就不会喝卤水寻短见，与喜儿、大春相同命运的农民则不必追随“土八路”去弄刀弄枪，黄世仁也不至于在后来吃枪子，天下自然也就太平……
然而，再一想，既然杨白劳们的命运可以“假若”，何不思想再解放一点儿，胆子再大一点儿?比如去投靠蒋宋孔陈家的某位“太子党”，大春做保镖，喜儿做小蜜。二人走后，黄母、黄世仁由拜佛而成佛，悯于杨白劳的茕茕孑立，接到黄家优礼有加、奉若至亲。在争夺一桩走私买卖的大战中，大春为保卫主子“牺牲”，喜儿则被派往美国代理“太子党”的财产。后来回国，杨白劳备颂黄世仁之德，喜儿由感激而萌发爱情，遂与黄世仁结为伉俪。喜儿从国外带回的巨款和黄世仁的大片地皮合璧，办起了“宽容博爱公司”，普渡天下穷人，目前正在与牟其中先生竞争炸喜玛拉雅山的大买卖……这一番曲折跌宕悲欢离合母鸡变鸭，岂不胜于“卖豆腐”之所云耶?
遗憾的是，“假若”毕竟只是假若，作为文人墨客夸耀想象力的扯淡似无大碍，但是切不可跌落在地上。就说出走以后“去做豆腐卖，进而经商”罢，就须过得三关。其一，既然黄世仁垂涎喜儿的颜色，凭着他在官府的势力，大抵是不会轻易放过“小两口”的。其二，无论出走到哪里，总要有个房住、有个地方磨豆腐，这第二关恐怕又要难住手无分文的“小两口”。其三，即使卖上了豆腐，还会有不少麻烦。假若是小本经营，能赚几个钱呢?何年何月才能积累起“进而经商”的资本呢?到头来，恐怕还要重蹈杨白劳的覆辙。假若起手就是气派宏大的买卖，例如什么绿色食品集团之类，若不是跌个跟头从地上捡到百两黄金，就是痴人说梦了。退一步说，就算这个“新活法”灵验得很，杨白劳一家也当真因此而脱贫，也不可作为一条普遍的经验在中国推广，因为在那时的中国，像杨白劳那样穷得叮当响的农民数以亿计，这么多穷困农民是不能都来“做豆腐卖，进而经商”的。可见这个“新活法”既轻薄又脆弱，一落到地上，便被杨白劳们的穷困碰碎了。那么，杨白劳们为什么会陷于穷困呢?这就又回到了民族压迫、阶级剥削的旧思路，那“活法”，自然也仅剩下《白毛女》指出的一种。论者埋怨中国的艺术家们死脑筋，想不出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那样的好点子，“无论是话剧、歌剧、舞剧还是电影”，把个《白毛女》弄得“矛盾情节一模一样，因而结局也一模一样”。看来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尼罗河上的惨案》是洋人消闲解闷的推理游戏，《白毛女》是旧中国穷人命运的写真，这本来就是不搭界的两回事。
从文中可以看出，论者对于自己的新发现是颇为得意的，这就透出了几分轻浮，因为这个“新”实在是不够新的。晋惠帝司马衷上台之初，有大臣奏报天下荒乱、饿殍遍野。这位万民之主说：“怎么会没有饭吃呢，可以吃肉粥嘛!”此后，为中国农民这般改革食谱、倡导“新活法”的还有，比如教导贫困地区的农民早餐要喝牛奶、吃巧克力之类。总之，说这位论者是拾人牙慧，大抵是不会冤枉的。
人们大概还能记得，四年前，曾经发生过“新解”《白毛女》的事。似应归于新潮经济学家一丘。他居高临下地说：“新的时代需要有新的看问题的方法”，“从现代经济法的角度来看，黄世仁和杨白劳的关系本是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而债权人以适当的方式向债务人索取债务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根据这个“现代经济法”，他教训杨白劳说：欠账就须还账，切不可“头脑发热，产生破坏性的冲动”。比起新潮经济学家那副恶狠狠的面孔，这位论者对待杨白劳们的态度算是极好的，但在不满意《白毛女》的思路、矛盾情节和结局方面，他们就没有两样了。至于他们为何在今天如此热衷于吹《毛》求疵(学习当今某些广告的修辞格式)，除了他们自己，只有天知道。
1997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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