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兰贞向他提出疑问，说，老宗，你对当前运动的处理，是符合中央精神的吗？他的心情一时无端失控，冲冲的反问了一句，是哪个中央的精神？中央的哪种精神？兰贞睁大了眼，屏住了气，吃惊于他的不满情绪、费解于他的突然激动和所用的尖锐言词，疑惑地看着他，说不出话来。
他说，运动一开始，是批“三家村”，那是在五月，上面的指示就是“上挂下联斗黑帮”，经过反复研究，我们联了两个人，一个是文联主席齐奎东，一个是东坝初中校长林会旺，都是有文才的人。把他们宣布为“三反分子”，发动群众去揭发批判他们，说他们就是亭州的邓拓、吴晗之流。那个老齐是老老实实的挨整，那个林会旺挨学校师生折腾了几下，批斗会之后，他跑掉了。他的老婆把他弄回家，老婆考虑的是不能跟组织脱节, 组织上把你怎样你都要服从。但又一次批斗会之后，他又跑出去几天。也不能怪他，膝盖上的皮都跪破了，总之被弄得不轻。这回他老婆反而帮着他躲了起来。后来我请两个平时和他交情好的人去找到了他，也没躲远，就在邹家楼乡下，那里的叔伯弟兄帮他躲藏了起来。找回来时正好也生病了，他老婆来找组织部闹，只好就让他住了医院，后来也让老齐住了医院。这两个人吃了哑吧亏，运动嘛，总是要找具体对象的，不是你，就是他。但现在看下来,这个运动不是这样简单就能对付过去，真是没有思想准备！
中央对运动的指导，确实前后有两套做法、或者所谓两条路线，就是说，中央内部并不统一。可是中央的分歧也不是我们能一下子就看得清楚的，这就又走弯路！市委分工我负责运动，我从地委开会回来，布署了全市运动的开展，精神当然来自地委，地委来自省委，省委来自中央。
亭州无大学，医校作为唯一的中专学校，是“最高学府”，所以我们调整了一下，那两个人的事就暂且丢在一旁，接着是把医校列为重点。计划是先医校，后一中、二中，然后是八所初中，最后是小学。这个计划是在常委会讨论通过的。按上级指示，运动是分类排队、审查教职员，如果高中三年级学生里面出现右派分子，也要揪出来批判斗争。我布署了医校的运动，把郁平和一个有变天思想的高三学生宣布逮捕。运动开头总是这样以典型引路。
郁平如果本来没有问题，我想找扎他，也找扎不住。逮他还是不逮他，是我可以决定的事情，这个问题在常委会上别人不曾、也不会有异议。事实证明，第一，这样做，对各学校确实起到了镇慑和引导的作用，第二，我选择郁平也没错，他一放出来，就跟反党学生弄到一块去了。他比学生胆还大，他要煽动学生打倒我。按照他的传单，我这个人就要撤党撤职。这样一来，市委前一阶段运动，就是我这个有问题的人领导的，这还得了？亭州市委不是像北京市委一样要加上一个“前”字了？
不管搞什么运动，都是“引蛇出洞”，文化大革命也不会例外。蛇出来了，就要及时地逮住，不要让他再缩到洞里去。他把那个传单一散，到外面躲了十几天，但我还是又把他逮到了。我让老刘组织工人阶级去批判他，这说服力还不强吗？我就是敢逮他，就是认为他的历史问题不能放过，也决不允许他这样的人在运动中浑水摸鱼。对这样的人，七分弄错，也不要紧，只要有三分、哪怕一分是对的，就行。
他的历史问题，我一直没有给他确定，我还下不了这个决心。如果我有这个决心，他早就被枪毙好几年了，也就不会有他今天的传单。他公然把传单送到我的办公桌上来了，多么嚣张！对于他，运动后期一定要判十五年徒刑。之所以不枪毙他，是因为他的历史问题，严格说来，还差那么一点点铁证！将来就让他在劳改中过一辈子吧。不管怎样，我不能在亭州这里枪毙一个老家的人，说起来总之不好。
各学校像史宏这样的学生，还有前一阶段已经暴露的教师，暂时不予逮捕。现在主要是发动群众揭发、认识他们的反党面目，并且让他们写检查。各学校都布置下去、都有成效了。只要名单在册、材料在手，运动后期一个都跑不掉！中央的具体指示早就有了，运动后期要划出一些右派分子来，大学生里面是百分之一，高中应届毕业生里面，个别的也要给戴上右派帽子，只有高二年级以下的基本不划，至于学生当中产生了现行反革命和坏分子，当然还要依法处理。这不就是这次运动的底吗？运动到最后，就应当是这么一个结果。我觉得对运动这样的理解、这样的指示是比较顺的。可是，后来《十六条》……
兰贞问，那两个人呢？“三反分子”还算不算呢？
他说，那两个人的事，暂时就理不到了，成为“死老虎”了，运动后期处理吧，无非是调动一下工作，“分子”算不算的，还要看运动后期是个什么情况。
兰贞又问，这次逮捕郁平，经过常委会讨论吗？他说，常委会通过了，是拘留，不是逮捕，反正是把他关起来。但杨书记还说关于郁平的历史问题，等这次运动过去之后，要再行复查……
兰贞脸上一阴。
是的，还复查什么呀。当时他对杨书记说，原定运动只有半年，再拖也不会超过明年春天，抓他有利于“收”。至于他的历史问题，我敢担保没有弄错，倒是有可能嫌宽大了一些。而杨书记认为上次已经逮捕过一回，接着再逮捕不太好，具体处理还是放到运动后期。
兰贞问，你怎么不照杨书记说的做呢？他说，到了常委会上，我忍不住又提出了这个问题。
兰贞说，上回你逮捕他，哪里会想到学生来静坐市委？你认为你真的吃透中央精神了？到底我们应该怎样看这场运动？杨书记是不是另有看法？他是不是有点相信郁平的传单？你是不是……？
他说，我有我的想法。兰贞抓住他的手，说，你要告诉我。
他说，我告诉你，对这个运动，根本我就不理解！我感到莫名其妙！这跟我们从前经历过的太不一样了。现在我明白了，这次运动，很明确，是发动群众整干部的，世界上、历史上哪有这样的国家！我感到不能这样弄下去！对于在亭州领导这个运动，我不能不错，我正确不起来。我不能真的照着《十六条》、照着报纸社论去做。我认为全党全国各级党政所有干部，都跟我是一样的想法，我们骨里是铁板一块的！
兰贞睁大眼听他说下去。他说，《人民日报》“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聂元梓的大字报就这么伟大吗？报纸上说北大校党委是“多年来一直盘踞的反动堡垒”，这么大、这么重要的一级党委，怎么成了“反动堡垒”？并且还“多年来一直盘踞”！即使当年的右派分子，即使一个凶恶的反革命分子，也不敢公然说这样的话呀！既然如此，说北大的那些领导人是潜伏下来的美蒋特务岂不更妙？但中央是吃什么饭的呢？还有，说“前北京市委贯穿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这都是些什么话？前北京市委不是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的吗？不就在党中央身边吗？问题真的有这么严重吗？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党中央在说话，还是有人在分裂党？全党不知道，知道的只有报纸上电台上的一面之词！问题在于，运动确实是伟大领袖直接发动和领导，这就叫人难以理解了！
兰贞屏气凝神。他说，现在，一些人可以说自己“很不理解、很不得力”，我也可以这样说，但只要我能起作用，就不是什么“很不理解、很不得力”，而是要采取另一种做法。我不能发动群众来打倒我们自己。只有毛主席至高无上，他可以发动群众整任何一个人。我记得他在十年以前曾说，要用大民主反对官僚主义，说一万年以后还会有革命，要允许学生闹事、工人罢工、农民打扁担。除了他，谁还可以这样说？本以为他说说是吓唬人的，想不到现在果然这样做！好像过去我们怎样鼓动群众反对旧社会的，现在也要怎样鼓动群众反对我们自己，这真是“彻底革命”！这还过什么日子？一般群众有社会经验，特别有一九五七年的经验，不敢乱说乱动，看见一个普通党员，也毕恭毕敬，他就叫学生起来，鼓动他们“五敢”、大闹天宫，谁反对学生运动就不得了。可是学生才出世几天？他们以为得到“圣旨”了，就可以不怕。其实，自有让他们怕的时候！再说，用群众运动打下了江山，还能用群众运动治理天下吗？自古马背上得之，不能马背上治之！
兰贞的手在微微发抖，说，小点声！他继续说，我记得他在64年12月有过一个批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阶级是两个对立的阶级。这些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这样的批示，客观上对全党有一定教育作用，让大家不要脱离群众。但怎能真的就在党里分阶级、搞斗争！这不全乱了吗？所以他说归说，党内也没动起来。你注意到了吗，“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说，这次开会吸收了“中央文革小组”参加，还吸收了北京高校师生参加。你说，这符合党章党规吗？这不是为所欲为、违背组织原则吗？假如换别的一个人这样做，其性质不是很严重吗？但是他可以这样做！
兰贞小声问，他是怕中央委员会通不过吗？
他无法回答兰贞这个问题。他继续说，现在，给全国学生，还有什么“广大工农兵”，一种所谓的“民主”，就是反当权派。好吧，我们确实一直是当权的。那么当权派是不是公民？有没有“民主”权利呢？有，就是接受群众揭发、批判、斗争。这是怎么回事？单方面的民主不就是专政吗？过去我们斗地主、消灭反动派、对私改造，就是专政，难道可以对我们自己也这样做？这样下去，国家就要经常处在犯上作乱、无政府的状态，这还是正常的社会、正常的国家吗？这个民族还怎么过日子？所以我看，即使“反修防修”有一百个对，这条路也走不通，这个方法绝对不行！
可是他老人家说，你们对无产阶级从来就不允许有平等，跟你们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这些，都明确写在几个月之前的中央5月16日《通知》上。这个《通知》，只传达到县团级，你在外面可不能说（兰贞点头）。两个多月以后颁布了《十六条》，基本意思就是《通知》上的。他老人家像是站在一个普通而又简单的老百姓的立场上说话，还像是在旧社会闹革命那样说话。这也许很可贵，但实际吗？自古以来，中国外国，有这样折腾自己的政党和国家的吗？你即使让最纯洁的青年来取代官员，有一天不也照样会变成“官僚主义者阶级”吗？只怕变得还要快些，他们才受了几天党的教育！再说，哪有什么纯洁的青年？人嘛，食色性也，首先都是自私的！秦始皇治国就没有他自以为是的出发点吗？但秦国的结果是什么？二世而亡啊！
兰贞赶紧捂他的嘴，不让他说。停了一下，他继续说，五七年的重点是社会上的右派分子，现在呢，是自己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可到底什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社会主义建设也有十年下来了，各级政权、机关、事业、大小工厂、公司、公社、农场，全民的，集体的，都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在计划经济之中，到底有几个当权派在走资本主义道路？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怎么走？走到什么程度了？党内怎么就形成了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而学生又知道多少社会实际？比我们还知道吗？再说，赫鲁晓夫，南斯拉夫，全党有多少人亲自考察过？从《九评》上其实可以看出，人家也许是突破一些死框框，搞一点调整，让生产关系更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弄得太纯、限得太死。我们凭工作经验也有体会，在一些制度上确实需要活一些、松一些、退一些，但很难办到，最多瞒上不瞒下暗中搞那么一点。
这个文化大革命，我们在基层，只能是“守土有责”，可能还要为党的利益“阳奉阴违”，软顶硬抗，叫这个“大革命”受阻、失败、或者扭转它的方向！总而言之是不理解，抵制、反对！乳臭未干的学生，读了几本书的哲学教师聂元梓，算什么东西？我们几个人已经跟驻亭州部队党委交换了意见，沟通了情况。部队几个领导人的观点，跟我们基本是一致的。我倒要看看，谁能动摇我们？我们加在一起，在我们这个地方，就代表党、代表国家！这是很具体的，不含糊的！但现在我们暂时要忍，准备忍受最不能忍受的事情！但我们也不是木头，我们也有我们的办法！
兰贞说，你说的这些，对谁也不能漏出一点点来呀！我真怕有人偷听了以后加油添醋。他说，加不了，我这样的观点是很明确的。其实中央情况跟下面一样，多数人都不赞成这个运动。你注意没有？少奇同志讲话录音里就有说得很直接的一句：“你们问我们，怎样革命，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也不晓得，”接下去还说，“有时没犯错误，人家也说你错了，是不是？那时自己也莫名其妙。”我听到这几句话，心里就很有数了，这等于明白告诉我们，中央里头分歧和疑惑很大，中央内部不统一，他本人也不同意，并且他也吃了“莫名其妙”的批评。我们再把报纸上天天说的那些强词夺理的话联起来一想，问题就更清楚了。别人不清楚，我们是清楚的！
兰贞问，怎么清楚？他说，这个运动，上面要解决的，在《人民日报》上都暗示出来了。什么“赫鲁晓夫那样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什么“不管他职位多高资格多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这些不等于已经明说了吗？老百姓可能还将信将疑、糊里糊涂的不去深想，但县团级以上的我们这些人还听不明白吗？真是心跳都加快了多少，事情是闹大啦！报纸还说，“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修正主义者。”这对全国，特别是全党，不是晴天霹雳吗？赫鲁晓夫在上台以前，是担任莫斯科市委书记，但北京市委书记在目前的中国，大约还不够资格做“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要有一个地位比他还高的人才行。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的报纸上，这个人就进一步被暗示出来了，他在中央的地位从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等于向全党全国公开了。这个人，你说是谁？兰贞对他瞪大了眼，好像不敢回答，又好像对这样明显的问题竟然真的很糊涂，脑子被塞住了一样。他点破说，我刚才已经提到过他的名字了！
兰贞怕冷似的身子一抖，抓住他的臂膀，说，这太可怕了，到底是什么矛盾？他摸了一下脸，脸上好像麻麻木木的了。他说，矛盾就是我刚才说到的“退”字，他就是主张“退”的。他不赞成过早实行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也不赞成对私改造的步子走得太快，六二年调整的时候，他提出，工业要退够，农业也要退够。我理解，他主张的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就是对私改造之前的那个社会，而不主张清一色的、过高过广的公有化。他认为要让个体的农业、手工业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获得一定的发展，补资本主义这个阶段的课，把落后的生产力发展上来，把资本主义的本事学过来，这样在物质上精神上为走向社会主义准备条件。就我多年所知，虽然他有时显得比别人都左，但那是没有办法，总要表现得积极一些嘛。不左不行，宁左勿右，至于他自己真正的主张，其实是在这里。这是很明确很清醒的，大家对他很拥护，他很有威信，他能当上国家主席不是偶然的。国无二主啊，他当上了一主，这可不简单！毛主席提出自己不当国家主席，让大家提名，小平同志提了他，得到通过，这是了不得的大事！说明小平同志也很了不起！
兰贞点头。他说，我心里也一直认为，建国以后应当发展中农以上的农村经济、让城市大大小小的私有工商业有一定发展和繁荣，客观上对新社会是有好处的。大的不说，就说这些剃头的、做烧饼、做豆腐的，还有各种手工业，你把他们也公有化起来做什么？这不硬是背起一个大包袱吗？这不是把社会弄得很不自然吗？从国家角度看，总有一天要放包袱、要回到比较自然的状态！比如开药店的，或者开饭店的，大大小小，人家自己开办得好好的，而且各有特色，有的有几十年几百年的传统，你叫他守法、让他纳税就是了，结果也把他的“私”给改造了，集中起来，成立公司，由我们委派干部去经营管理。既然到处公有化了，就需要大批干部，城市里就从职工当中提拔，农村里就从农民当中提拔，这些人就比人家原有的小业主、资本家的品德好、懂业务、能力强吗？我们负起了这样的责任，把什么都抓在我们手里，有事就找你，这是何苦呢？如果把为人民服务理解成包办一切，我们这样多的人口，那不成了神话、童话一样的国家了吗？我们包办得了吗？你包办了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领情，右派分子反而说我们是“党天下”！但如果不是这样普遍公有化，情况会好得多，人家各显神通繁荣经济，受你的管，交你的税，还说你好，大家和和气气做朋友，过日子，什么“党天下”也无从说起。这样弄，才算正规，也跟世界合拍，而不是吃力不讨好！
不要以为公有化天生就好，私有化天生就不好，不是这回事。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有一个阶段是私有化取代公有化的，私有化对历史有大贡献，而实现社会主义的公有化，按照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那是要有相当的条件的，要看资本主义是不是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了。我们是打江山夺取政权的，我们远远没有等到这一天，就实行了社会主义，这是十月革命的道路。从我们十年以来社会主义的实践看，要专门说一说我们这个公有化的不好，真可以摆几十条出来，干部也不满，群众也不满。我们过早对私改造，过早把资本主义消灭了。其实呢，社会在客观上却需要资本主义有一个时期的发展，它还有很大的活力，所以它成了所谓“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每日每时到处都有，在那里“自发”。一个人能被活埋掉，资本主义作为社会发展必经阶段，是活埋不掉的，它在地下喊着要出来。我们反问一句，社会主义怎么就不成为“自发势力”，而需要人为地去大力提倡的呢？如果社会主义成为自发势力，那就好了。
可是，现在弄得老百姓都知道，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否则，是天大的罪。单干绝不允许，集体所有制只能是小型的单位，至于中等和中等以上的企业，不言而喻要国营或者地方国营。公私合营的也不许存在了，都要转为地方国营，所有原来的资本家都不许再留在企业领导岗位，要另作安排。但往往集体所有制的就活一些、发展得好一些，有的发展得比国营的还大了，你要让他上升为国营，他心里还不一定乐意。国营的活力不如集体的，是个什么道理呢？可集体的工人都愿意上升成为国营，把自己越公有化越好，生老病死、子子孙孙依靠国家，捧一个铁饭碗，有关系的就捧一个金饭碗，什么都不用愁。把忧愁都给国家，把安逸都给自己，这样对国家、对社会、对人好吗？我看值得研究。从实际出发，也许还是要实行一个“退”字，至少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有步骤地试行一个“退”字，国营的可以退到集体，集体的可以退到私有，农村可以包产到户，城镇可以让各种个体经营恢复。但这是动不得的，谁要想试一试，他就是触犯天条，事情变成这样非此即彼，绝对化了。
一个人当了工人，就以工人阶级一员自居，就想着自己属于领导阶级，要无条件的让他三分！这不是专门培养懒汉、败家子、投机分子、无赖、不负责任、无法无天的人吗？至少说，这样的人你很难治他，而他们每天每日在影响其他人的积极性。这种人其实是流氓无产者，是封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产物。做劳动模范太苦太累，做懒汉滑头不学也会，至于“造反”嘛，更是无师自通了！从经济的角度看，一名工人就是企业里某个岗位上的劳动者，做一天工，得一天报酬，做一年工，得一年工资，如此而已。可是谁做了工人，谁在政治上就成了活祖宗似的，这很不实事求是，使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发生了很多被动。用一个大概念套一大群人，用几个大概念，就把全社会的人都概括了，不是太简单了吗？有什么制度就有什么现象，我们目前的制度太好！群众是不是珍惜这个好呢？往往相反！马克思讥讽过“把无产者看做神”，他说过，在无产者身上已经完全丧失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甚至完全丧失了合乎人性的外观。这是批判资本主义罪恶一面的，但不也正好指出了工人队伍的情况吗？我们要利用工人阶级的革命积极性，但也有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任务，这样看工人阶级，特别是一个具体的工人，那才算全面。党的历史上，两个工人出身的领导人，都不行，一个是向忠发，被捕后成了叛徒，一个是项英，右倾机会主义，造成“皖南事变”的大损失。简单崇拜工人农民是不行的！
说到人性，这其实是最基本的东西！什么是最基本、也最值得注意的人性？就是单个性和社会性，就是自私性和协作性，这两方面统一在每个正常人的身上，就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什么是不同的阶级？不就是因为社会经济地位不同吗？所以就斗起来了，都想自己好，进一步的是想自己这个阶级好，都想上升，这就是自私；一个人，一个阶级，太自私了，就是不公，就会引起一定范围内的改良或者革命。实际上，打得天下的无产阶级成员，也有利益分配的问题，为此巴黎公社还特地作了著名的规定，后来得到马克思和列宁在理论上的重视。就以你我来说，不也有了自己的利益吗？降你的级别、减你的工资，你愿意吗？人是社会一员，他得考虑自己和自己的后代在社会上的生存发展。所以人性就是动力，就是社会生产力的永恒来源，你不能束缚人性，你要因势利导，视人性为生产力，最大限度、最高水平地发挥出来，利用起来。三座大山是恶的束缚，被我们推翻了；但善就不会成为束缚吗？善的束缚也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这时善转为恶，遭人唾骂。农民不是最会说牢骚怪话吗？他们对我们好心好意的合作化、公社化不满，他们要做真正的农民，不要做公社社员。就是说，你好心好意把他们集体化起来，可是他们觉得你把他们限死了，认为是你的国家利益跟他们的个人利益有冲突。人性在控制不住自己时，有可能成为破坏力，这就需要警察、法庭、监狱。所以就连国家也是因人性而有的。列宁不是说国家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吗？说到底，也就是人性的产物。动物有动物性，它就没有产生国家这个东西。理论界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好像马克思主义就不讲人性，只讲阶级性。把人性和阶级性分离开来，而不讲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这真是大错特错。其实人性才是根本，要尊重人性！现在思想界就是这样混乱，连高级知识分子也是这样，顺竿儿爬！到处都有很多的混乱！地委党校有个钱老师的课讲得特别好，一讲起来就头头是道，我讲的这些，是从他那里贩来的，但经过了我的消化、接受。
他继续说，在农村，农民的土地证还没有在心口捂热，小生产的积极性正准备发挥，就叫他们交土地证，入社。从合作社员，很快成了公社社员，天天只有上工下工、在大田里劳动，怎么种地、怎么经营，都成了农村各级干部的事情，而不是农民可以考虑的，农民成了单纯的劳动力，他们作为一个农民的能力、活力，就闲起来了，甚至在退化，这叫做社会主义大农业。这样大的国家，总是要求抓好粮食生产。为了粮食问题，用户口把农民限死在农村，这不公平！农民当中多少人就被埋没了！虽然农业形势总的还是好的，对国家贡献很大，农田基本建设，大中小型水利，农业科枝推广，机械化，都有进步，城市也经常“支农”，也隔三差五从农村户口的退伍军人中招工，农村里的中学生考上大学也就转为城市户口，但整体上说，农民不能进城，土地归集体所有，四处堵死，这样的日子对于一个活生生的农民来说，并不美妙，是牺牲他个人服从了国家。所以也有人说，合作化以后的农民，是社会主义农奴，说得真难听，但其中有道理啊，这个道理该怎么对待呢？
旧社会的农民社会地位也低，但他还能跑到外面去做工、做小生意、捡垃圾，甚至有发大财、做大事的机会，现在就不行，连一点可能性也没有了，他永远只能是个农民。我们新社会也不能这样把农民关死在农村里呀，你说是让他们共同富裕，但你这样做，太包办代替了，他们不领情！而一个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的经济好丑、收入高低，全在于那里的干部好不好、能干不能干。这两级干部本人也是农民，并且他这个农民不见得比别的农民优秀，有的有了权就不得了，“农民伯伯”就在他们手下过日子，说不定家里老婆也不能自保。不是没有弄得好的生产队，但那总数至多只占百分之十。农民们就想，我单干可能要好一点，什么时候让我有自由就好了。也就是说，农民想真正成为农民！所以在农村一直有农民想单干、想自由，只要有一点头脑、有一点活力的，都会这样想，这就被叫做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毛主席最痛恨党内有人代表这种倾向，他认为只有在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政社合一的形式下，中国农民才有幸福生活，他是大仁政，相反的那些想法是小仁政，大的当然要胜过小的了。但对于农民来说，你让他单干、让他自由，他才最有积极性。
大农业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但面对中国的实际，怎样实现大农业？毛主席认为中国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资本主义大农业走不通，会让多数农民受二茬罪、吃二遍苦、回到万恶的旧社会，中国一定要实行社会主义大农业。党内有争论，但毛主席的意见最终获胜。有一个叫李准的作家，写了一篇小说，叫做《不能走那条路》，就是说农民不能走单干的路，要走集体化的路，就这样出了名。这个作家后来又写了小说和电影《李双双》，提倡集体主义精神，以此教育农民克服小私有思想。其实，这正好说明了一种不可克服的矛盾！一百部、一千部这样的小说和电影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现在问题是集体所有制把亿万农民限死了，生产力受束缚。农田是并到一起了，大是大了，也取得了一些农田基本建设、水利建设的进步，但美国是一个农民养活好多人，而我们是好多农民养活一个人，至今我们是农村人口占多数。这样看来，我们的大农业，只是在形式上大，还不是真正的大。你说我们这样坚持下去会真正大起来的，大家都学习李双双，学习大寨大队那样苦干，就会真正大起来，但这实际吗？如果这是实际，就不要有这些电影、树这些典型了。严峻的实际是集体经济难以坚持下去，需要解放农民、解放生产力。依我看，某种意义上说，确实需要回头走一点资本主义道路，不是“不能走那条路”，而是一定要走那条路！只不过要把弯子转得自然一些，不是一哄而散，在我们的坚强领导下是能够做到的。
中外古今，天下总是有穷人！人与人不一样。人首先就是他本人、他这一个。你穷，我不应当跟在你后面穷。即使弟兄二人也不应当这样。哪有一个班上的学生成绩都一样的？没有这回事，永远也没有！还没听说让学生的学习也提倡社会主义、大办合作化的，有哪个学生愿意？怎样行得通？提倡一点互相帮助是可以的，捆绑一起就不对了。这个道理很简单、很人性，也很深刻。但农民在“三级所有”之下，这人与那人，这家跟那家，都被看得一个样，都要求一个样。你家有个猪圈，养了一个猪，我家也有一个猪圈，也养了一个猪，这不要紧，但如果我家养了三头猪，或者养了一个能下小猪卖钱的婆子猪，问题就来了，就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了，就有遭议论、遭打击的危险了。这还有什么积极性？还怎么发展生产力、怎么让经济得到繁荣？说养猪，还只是一个简单的比喻。总之，把农民的聪明才干，把人的积极性，也把人的自由，给束缚住、限制住了，农民、农村、农业都被管死了，不是共同富裕，而是一起绑死。
天下哪有学校叫学生不要升级，都跟着留级生一起留级的？这样的善，就是违背人性，就转化为恶。可是我们对这么大的农村、这么多的农村人口、这么重要的农业，就这样做！真正的社会主义需要社会生产力相当的发达，需要人有很高的觉悟，我听说人家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现在的社会主义因素比我们还多呢，人家经济发达、社会文明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不一定要以资本主义的发达为前提，这已经被革命的胜利所证明，而这样取得胜利之后，要建设社会主义，就面临生产力和社会状况不发达的难题了，就要从实际出发了，光记得列宁在十月革命年代的几句话是不够的，光有坚定的信仰是不够的，要按照社会发展规律办事。
兰贞听了不作声，呼吸气都重了起来。他说，我告诉你，主张适当地“退”一“退”的人，在中央不止一个两个，他们都认为不论工业、农业、各行各业，本来就不该进到这样，非退一步不能前进。总之，这个意思就比较实事求是！将来的弯子一定还是要从这里转，我肯定举双手赞成！
“合”就好，“分”就不好吗？农民说，合牛瘦，合船漏，合养的猪子不长肉。这不就是说“合”不如“分”吗？至少总是一种道理、一种普遍性的事实！农村里一个大队支部书记、甚至一个生产队长，有时就是当地一个土皇帝。他希望把全体农民管得越死越好，都听他一个人的，让他成了唯一的主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实际上比从前一个地主土豪还威风。你说这是我们想要的“社会主义”吗？不是的！农村里有了什么好处，比如国家招工，部队招兵，当地招收一个吃公家饭的，等等，这些利益哪里分配到普通农民头上？还不是被农村里的大小干部瓜分了？我不也打电话到那边为农村亲属安排工作吗？目的就是让他们能脱离那沉重的体力劳动，能在农村的环境里活得好一点，成为乡村里的“特殊阶层”。但农民不骂吗？骂得可凶呢，只是你我听不到，听到了也装着没听到。社会主义是最讲平等的，结果却成了这样的不平等，真是始料不及吧？资本主义钱狠，社会主义权狠。既然问题出在权力上，于是就不断地整干部，另外也要求群众爱集体、不要想单干。这两方面加起来，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叫做思想政治领域内的社会主义革命，叫做使上层建筑不断适应经济基础。我在乡下蹲点时，也狠狠整过人。但回头一想，何苦要这样费劲呢？解开绳索，各奔前程，你也不能管我，我也不能管你，各人凭本事吃饭，不是省事、公平得多吗？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句话现在用得上。
先把农民解放出来，让农民自由！比如一个农民是瘸子，又无独特知识和手艺，他在生产队里永远不能算是大劳力，只能拿二、三等的工分，他这个生产力，他的所有潜力，就给束缚住了，但其实他说不定是某方面的一个天才，他有创造亿万财富的可能性，有为国争光的可能性。他需要的首先是让他自由！解除集体所有制对他的束缚！农村里比较好的生产力，过日子认真、会种田、会做点生意、懂得把孩子送出去上学的人，往往是中农以上的人，他们是更加被束缚住了。至于富农，也是会搞经济的，但他们在过去的运动中已经被打垮，又一直受着管制，没有任何积极性了，一般过得比贫下中农还差，富农这个生产力实际上遭到了摧残、摧毁，是非常可惜的。
可以说，我们做着不少束缚生产力、破坏生产力的事情。我们总是教育农民怎样做一个好社员，培养农民的民主意识，让他们关心和管理好自己“三级所有”的集体，共同富裕起来。但不论你怎么好心的去弄，总的情况是，一百个生产队，只有十个能搞得较好些，百分之九十都搞不好、很难富起来。假如我们顺着人性的情况，顺着落后的实际，让人自己发展，让有办法的人起带头作用，不是自然得多、省事省力吗？观世音菩萨受了人间多少香火，但至今也没有能叫天下没有穷人！
老是讲消灭“三大差别”，讲消灭贫富不均，到底从哪一头来消灭？应当是从城市的、工人的、脑力劳动的这头，来消灭农村的、农民的、体力劳动的这头，而不是相反。这个道理太明白了，可是做起来相反！贫与富也是这样，消灭差别的结果应当是大家都富以至更富，而不是相反，让大家都穷以至更穷。其实，不管什么差别，人与人不同这个根本的差别永远消灭不了。马克思说共产主义社会能做到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社会发展的前提，这就提出了一个原则，就是一个社会如果能尽可能让个人有自由的发展，这个社会就是好的，生产力相对地就能充分发挥出来，那么对照一下，现在我们做得怎样？像“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种东西，个人被吞没、被限死在集体里，你让农民有什么自由发展可言？这就是束缚生产力！
有一百个人，每个人给他一百元，让他们自己谋生，其中必有几个人能凭这一百元活下去并且还能发家，也必有人两天就把钱花光了，多数人都想把一百元渐渐变成一万元或更多，但终归不能个个成功。这就是人的现实。人的能力不同、机会不同，决不是一模一样。你如果把一百个人集中起来，把他们的钱也集中起来，让他们作为集体去谋生、过日子、求发展，这问题就复杂了，也许能行，但极有可能你操死了心，也无法把他们这个集体弄好，人心不齐嘛。干脆，还不如大家分开，其中两天就会把钱花光的人也许会饿死，也许会犯法，但那少数人会弄出大局面，那多数人也会跟着有所上升。应当把我们的社会往这个方向上发展，这个是绝对可靠的，而且不要你去费事。打江山要代表穷人，照顾到富人，坐江山要反过来：代表富人，照顾到穷人。革命的时候讲穷光荣，建设的时候就要讲富光荣。人就是希望自己富，不希望自己穷，我们不能连这个社会人性也不承认。守着一个死框框是不行的，如果我说得不错，那么就要改变所有的政策，从根子上改！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最需要的，就是所谓的修正主义！
二
兰贞倒抽一口冷气，猛地抱紧了他。他说，你不要怕，我说的是真理，我是躲在家里跟你说的。党内一直有不同意见，我们多少也听到过一些，但好像渐渐不敢发表个人看法。总的问题其实不在于“走资”，而恰恰在于“走社”。不是嫌右了，而是嫌左了。但还是怕人要“走资”，还是强调反右，认为只有“走资”、只有右才是问题。其实一切都弄反了。所谓社会主义，按列宁的说法，还是做资本的文章，只不过是由国家来做。把资本家赎买了，由国家来做一个总的资本家。我看由国家做总的资本家，还不如由资本家做资本家，而国家做国家的事情。世界上资本主义目前还是统治的势力，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虽然早就说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是垂死的了，但这是一个历史大概念，实际上寿命还长着呢，还是真老虎，就连毛主席也早就说过要跟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要向资本主义学习！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就比较清楚，我们跟世界就不是紧张对立的，而是可以沟通的了。
新民主主义在建国初期行了几年，其中有国家没收官僚资本所形成的社会主义成份，居于领导地位，也有城市资本主义成份和农村个体经济成份。后来认为不能让资本主义发展，而且要对私改造。现在，对私改造之后十年过来了，暂不去说世界发展的情况，我们仅就我们本身来看，也可以看出存在着阻碍发展的问题，这些问题总是让我们回过头来从根子上去找原因，是不是我们过去的新民主主义结束得早了一些，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是不是需要往回退一点？但我们忌讳谈这个。我们不断地搞政治思想运动，一味强调反资本主义，还说要支持世界革命，这样下去恐怕不行。我看，既然说资本主义不好，既然现在的社会主义也有问题，那么还是过去的新民主主义最适合我们，那就是一个最切实的道路，相对而言，能让每个人有自由的发展，也能跟世界有更多共同性的东西。你说人家封锁你，但你这个样子，人家也不好接受你呀，你得跟世界适应起来才行。
兰贞听着，看样子并不都能理解，她确实从来没有听他这样宏论过，而他也好像忽然有了什么灵感似的，无限地发挥了起来，许多观点平时也没有明确形成，而这时却如泉水一样自动涌现，连自己都吃惊、都没有准备似的。
他继续说，一九五三年的时候，他老人家批评“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说是“确立”不起来的，所以要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时间是十五到二十年。可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一九五六年就建立起来了，真是快马加鞭。党内一直有人“反冒进”，说走快了走快了，而毛主席则批评说不要做小脚女人、不要泼冷水，说牛先把草吃下去，然后慢慢消化。你看，针锋相对！那几年呀，今天才互助组，明天就合作化，今天才合作化，明天就高级社，接着就是对私改造，消灭资产阶级，一直到公社化、大跃进、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全民大炼钢铁、粮食高产万斤、城乡大办公共食堂！日夜忙，恨不得不睡觉，群众也热情高涨，好像就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那时全党发热，可以说所有的人都说了许多过头话。临了呢，其实是失败了，要调整。
压缩、降温、调整。虽然提出反“左”倾，但还要看主流、看成绩、爱护积极性，要不然有个帽子要你戴，叫做右倾机会主义！那时全国饿死的人，数字可能很大！于墩也饿死不少人，我也有了责任，因为那一片是我负责的，其实我也管不到那么细。浮夸风，强行过头征购，又不是我一人能抵制的。那时，城里人虽然有定量供应，但饿死的人其实也不少，浮肿病，青紫病，说死就死，走着路就一头栽下来，都是饿出来的！这几年调整，才好了几天，又闹啥“文化大革命”！真不知道搞什么鬼！
兰贞急忙又捂住他的嘴，小点声，你小点声！她低声说，我也记得一些过头话的，已经浮夸到亩产一万斤了，还要求土地再深翻、再多打些，说再过几年就只要用三分之一的地种粮食了，说超过英国只要二年三年，超过美国只要七年八年就行了，还说在座的都能看到共产主义的实现。
他看着兰贞，问，这些话是谁说的？你怎么记得的？
兰贞说，我记不得谁说的了，反正是中央领导人说的，开会传达过的，报纸也登过的，我当时也特别兴奋，觉得前途真是光明，就像要亲眼看到共产主义实现了。
他说，那时全党都热情高涨，那时不说过头话就跟不上，比这些话还要过头的话也有。不仅是高级领导干部说了浮夸的话，画家、作家、人民也浮夸，什么“划着花生壳儿过长江”，什么“打的粮食堆上天，就着太阳吸袋烟”。浮夸的这个问题，现在大家都有认识了，都不提了。但是，如果五二年确立了新民主主义，哪里还会有五六年的对私改造、五八年的浮夸风呢？根子在这里！“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既然你不听我的，我就顺着你的，这有什么奇怪！
停了一下，他又说，土地改革以后，让新民主主义“确立”二十年、五十年或者更长时间，有什么不可以？因为从旧中国接受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工业几乎等于零，粮食也不够吃，通货恶性膨胀，经济十分混乱，人均寿命只有三十多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本来就是在经济发达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前提是资本主义发达到在自身之内再也无可发展了。“十月革命”是在经济落后国家胜利的，打破了这个原理。但取得政权以后怎么在经济上赶上去呢？这就必然成了大问题，就不是暴力所能解决的了。总要采取一些适合的经济政策。在落后农业国基础上，如何既要现代化，又要社会主义呢？中国的这个“确立新民主主义”，就是一条比较实际的路，是个创造。其实毛主席自己就写过《新民主主义论》，可是他后来认为我们政权在手，要搞社会主义。
兰贞睁大了眼。
列宁说，小资产阶级每日每时大量地经常地产生着资本主义，我寻思，这不正是说出了一种基本事实吗？说明小资产阶级思想有普遍性永恒性，你不重视它，你就不行。谁不想发财啊？几千年都是这样，每个人都是这样。
中国革命之所以爆发和胜利，因为三座大山堵死了这种积极性，遭到从无产阶级到资产阶级多数人的痛恨，正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俄国人闹革命胜利的消息。但在推翻了三座大山之后呢，人们这种自然的历史的积极性就有理由要发挥出来，其结果就是社会经济的繁荣，但过早的、清一色的和过头的公有制，就不符合这种历史要求，是无产阶级左派幼稚病的表现，这就丧失了良机。不错，我们发展得是快的，速度也许全世界数一数二，真是迅速改变了国家面貌，但也许我们本来还可以更快更好啊，如果是搞新民主主义，如果得到西方的支持，就一定能更快更好。
列宁说，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小资产阶级无法独立自主，要么拥护资本，要么拥护劳动，绝无当中道路可走。那么，我们要问，在资本主义国家是这样，在落后的农业国里呢？是不是需要让小资产阶级，以至于民族资产阶级，有个大的发展？我认为这是必然的，是符合列宁的逻辑的。
所以，我们在农业上应当鼓励发展中农以上的经济，工商界应当恢复“林家铺子”，恢复《子夜》里的那些人物，当然，也要帮助祥林嫂、阿Q、闰土、骆驼祥子这些人，我们领导的社会跟旧社会毕竟还是应当不同的嘛。如果我们本来守住“新民主主义”，并且坚决地“确立”起来。那时这个文章是好做的，现在如果回头做，就难了，问题就多了！
你看这个亭州市，地处苏中，在全国也不算穷，解放前就是方圆百里的工商业中心，但解放十七年了，到今天连自来水还正在破土动工，电灯也不普及，全市只有市委一辆小汽车，还是上面分配来的一辆旧车，市委书记、市长到地区开会才用，一到晚上，亭州基本上一片黑暗，这算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上是的了，可实际上差得还远。
这就是落后的生产力与先进的社会制度的矛盾。其实是过去实行对私改造过头了，现在应当倒过来实行对公改造，把一些东西改回头，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我们要从根子上权衡一切、调整一切，恢复不同的经济成份，使之处在互为促进互相有利的比例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清一色公有化是弄不下去的，要大踏步地“退”、“退”、“退”，直到“退够”，要我说真心话，我理解和拥护这条路线。在平时工作中，我早就悄悄地这样做过一些事，也没啥妨碍嘛。
我如果公开说我赞成这种主张，我就要被打成党内的一个“右派分子”。这次《十六条》就好像拿着这个帽子，准备在我们这些人里找这样的对象。党内没有人这样做，就叫学生来做。进入六十年代以来，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论战更加激烈，这方面的分歧是很大的。到底问题出在修正主义，还是出在教条主义？其实把我刚才说到的这些加以研究解决，就是最实际的事情，何必说许多空话？问题一定非此即彼，就没有折中的、中间的道路可走吗？
兰贞崇敬地、轻声问他，你是先知先觉吗？他说，要说先知先觉，“确立新民主主义”就算得上，这“确立”二字用得多好！不过，正确同时就可能是不幸。在一开始，多数人往往把真理看作谬误，只知道教条而不知道从实际出发，可能还要加害于提出真理的人，就是报纸上说的“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兰贞害怕地说，我们级别不够，我们不考虑那些大问题，让上面去考虑、去争论吧，我们既不当“左派”，也不当“右派”，我们不说话，到最后再看。
他说，是的，我们没有资格考虑这些大问题，但上面的斗争，总的还是能听到一点的。比如毛主席以前说，“想翻案的人不少，认为合作社搞不成器，我们搞的这一套将来统统要翻，”还说，“党内有人听说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就舒服得很，说赫鲁晓夫是对的，老子从前就是这个主张。”你看，从大约十年前说的这些话，透露出上层内部的斗争一直有多么激烈？证明我们平时偶尔从窃窃私语中听到的一些东西不是空穴来风。现在矛盾这样公开，《炮打司令部》也出来了，等于公开宣布在党中央里另有一个司令部。这是真的吗？可能是真的，应当是真的，我就认为是真的，但这样公开出来，把中央的盖子掀了开来，惊天动地，这样做对吗？
兰贞紧张地抱住了他。他说，老人家这回是走了极端，情况好像倒是他被压抑好久，现在冲出来写大字报“造反”，豁出来了。全党一边服从着，一边也就疑惑着，真有必要这样做吗？问题到底在哪里、应当怎么解决？要全党的干部像大中学生这样闻风而动，怎么可能呢？干部的头脑总要冷静一点复杂一点，我们是能体会和猜测到分歧的一些来龙去脉的。
我刚才说的这些东西，大中学生的多数、甚至全体，是一点儿、半点儿也不懂的，他们单纯、无知、狂热，是最幼稚的“左派”，而少数早熟青年，是有个人野心，他们是假“左派”、真右派、反革命！青年在思想上容易信仰教条主义的、极端的东西，喜欢夸大南斯拉夫资本主义复辟呀、苏联变修啊这些可怕的事情，好像他们去考察过的一样，好像只有他们才为红色江山的前途命运担忧，其实他们什么也不知道，只是跟在《九评》后面起哄。
南斯拉夫、苏联人民都是傻瓜吗？不是说不干涉内政吗？如果人家果真变成什么样了，那也自有人家的道理。对于人民而言，是一样过日子，说不定还过得好些。
这些，我们在班子里私人之间，是不好随便议论的，各人自己心里去分析形势。上层内部发生这么大的事情，我们基层怎么办？《通知》和《十六条》上批评“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接连三个“很不”，说明着大多数，也说明着毛主席对于党内的思想情况很清楚，但他要用学生来推动、改变这种情况，使我们能转变三个“很不”。《十六条》上说，要使群众、使年青一代，得到锻炼。我们各层各级呢，做年轻一代的活靶子！
也只有学生，还有一些青年工人，才会感到莫大的兴奋，像吃了什么兴奋剂一样。他们想不到毛主席能这样让他们参与国家大事，乖乖，哪百年哪千年有过这样大的“自由，民主”啊！简直给了特殊政治待遇似的！
闹市委的时候，许多家长要把孩子拉回去，他们根本不相信天下真会有这种“自由、民主”，他们是知道有“反右派”、“秋后算账”这么回事的。确实，一些人到时哭也来不及！《通知》和《十六条》当然没有说算账的事，但我们作为具体的各级政权，对这个帐不算不行。一定要狠狠算，记一辈子的账，以后才没人敢乱来。
让他们来闹这么大的“革命”，他们能闹出什么来？又能讨到什么好？这根本就不是群众运动，而是对群众不负责任。古代把我们称为“牧民者”，把群众比作羊群。那么羊群的实惠是什么？是绿色的草原、清清的河水、安静的日子，而不是被驱赶着奔啊奔，奔向美丽的海市蜃楼，那其实是一滴水一棵草都没有的沙漠、戈壁！
兰贞敬佩地看了他一眼，听他说下去。他说，谁都无限崇拜他老人家。但回顾起来，对社会主义的问题，上面确实有过很原则的分歧。至少县团以上的人都知道，十年前有个“八大”的《决议》，我昨天在办公室特地把原文找出来细细看，我刚才说那么多，其实都没有离开党的这个决议所提出的问题。有一段最为经典，我一字一字背得出来：
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你看，十年前的一九五六年就这样说了。真正是经典啊。先用了两个“已经是”，指出国内主要矛盾是什么，其中最关键的是指出“落后的农业国”这样的现实，你想建立“先进的工业国”，就应当考虑与此相适应的途径，而不是不切实际、操之过急。但这是从远处、从几年前说来的，其中意思隐含不露。接下来一句话是“这一矛盾的实质”，这就把前面两句话并成了这样一句高度概括的话，拉到一九五六年的当前来说，“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下……”。这其实是在说，假如我国尚未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呢？那么，几年之前的“这一矛盾”，在那时，本来是有另外的更好的解决办法的，就是“确立新民主主义”啊，只可惜没有那样做，而发生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情况”。至此，就对这种“情况”在理论上做了一个不总结的总结，作了不清算的清算，作了不回答的回答，也作了不是伏笔的伏笔。但没有停留在这种总结、清算、回答和伏笔上，而是顾全大局，从“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现实出发，委曲求全来想办法，这办法就是努力发展生产力！“落后的生产力”是明明白白的事实，“先进的制度”是一种委婉的说法而已，实际上不言而喻在说：既然生产力这么落后，你制度这么“先进”，不是太超前了吗？既然超前，还“先进”什么呢？但事情已经做了，又不能不说“先进”，所以就把现实的主要的矛盾，概括为“先进的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不言而喻，面对这一主要矛盾，就应当把制度“退”下来，但没有说“退”，不好这样说，只好强调问题的另一面：发展生产力，这才是我们的主要工作，而不是相反地来做所谓巩固制度的事情，比如不适当地强调阶级斗争、道路斗争、意识形态斗争、党内斗争，等等！
你看，多么强有力的逻辑，多么外柔内刚，多么清醒，又是多么高度概括，指出了正确方向、正确道路，也暗示了正确的策略，胜过千言万语！这样绕了大圈子，坚持了真理，而又不伤和气，真是了不起，真是费了苦心，多么高的政治水平、语言水平！从根子上来说，主张确实不同！但也不是不可调和的，因为都是要把国家搞好嘛。全党要真正能在这个基础上统一到现在就好了。
兰贞说，好像是你分析的这么回事。他说，确实就是这么回事！老人家当时也没反对，可能还很欣赏，但后来在八届三中全会上作《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说，“八大”《决议》关于主要矛盾的这个提法是不对的。于是他提出了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把问题又扳回头了。
他这样提，客观上是赫鲁晓夫作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东欧发生了匈牙利事件，西方的反共高潮，使他重新考虑国内主要矛盾的问题。也不是说毛主席就不关心搞建设，只是这一改就把务实放到了第二位，把务虚放到了第一位，或者说是要用务虚领导务实，二者是大不一样的！
到现在已经十年，在主要矛盾的提法上谁也不敢再改回去。“八大”以后，“九大”到现在也不召开，就是说，不再讨论这个问题了。我们一边搞建设，一边就要记着那个“虚”的东西，防着不要犯“走资本主义”的错误。
老是有计划与市场的争论，好像按计划发展就是好的，就是社会主义，按市场调节就是坏的，就是资本主义，在理论上不通，在实践上不可行！社会主义的概念和内涵被弄得很混乱、很狭窄。老是有“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矛盾。批判“利润挂帅”、“物质刺激”、“专家治厂”，批判“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批判“合二而一”，批判坏电影坏小说坏戏剧。批个不停，这也不行，那也不是，弄得手脚放不开，大家神经紧张，既好像清楚，又觉得糊涂，一切僵化了。务虚就这样完全妨碍了务实。
人们越来越觉得应该把脑筋把力气用在按照“八大”《决议》的指引，搞好经济建设上！一边搞建设，一边必然还要对所谓“先进制度”做些调整，也就是“退”。
可是六一、六二年以来天天强调阶级斗争。其实地主资产阶级不是早就被剥夺或者赎买了生产资料吗？他们不成其为剥削阶级了。后来又提出思想政治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去年社教《二十三条》提出了要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现在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党内有《通知》，党外有《十六条》，还是说要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阶级斗争就这样真的斗到党内来了。
林彪用他的军事术语加油添醋说思想战线永远不停火！你说，这日子怎么过？井岗山、延安军事共产主义的一套，巴黎公社绝对平均主义的一套，当时适合，一时产生很大力量，但不能照搬到正常社会中来，不能靠那种方法、照那种样子，来要求和建设这么大的国家、管这么多的人口。首先在党内就通不过。要真的照中央5月中旬批转下来的《五•七指示》过日子，谁都会感到太紧张、太刻板、没意思。那是半军事化的社会，只能用于一时，不能用于长久。我就不愿意过那种生活！
老人家已经七十三岁，他在的时候要统一于他的认识，让他占上风，他认为只有他是对的，他想得最远、最周到，别人都跟不上。但“万岁”之后呢？过去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好像老人家会老是像照片上那个样子活到永远似的，让人感到心里踏实。但自然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世界上天天都有出生和死亡，即使小小亭州医院，也每天都有生有死。可是我们往往就不去考虑，好像我们会永远活下去、不会有死的一天，其实每个人都有那一天。
老人家老是担心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说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他在《九评》中提出了接班人五条标准。他老是在想，如果他眼睛一闭，共产党打来的天下，是否变成资产阶级的天下？共产党会不会起什么演变？他成天在想这个，他强调得太过份了。党内不能这样斗下去。但现在看来，这个斗争已经公开化、社会化了，不斗出一个结果来，就不会结束，党内党外混战一场！
他在一九五七年就提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一九六五年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讲了中央会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他提出的问题总是这样怕人。但我们一般人听到这些话也很难往深处想。现在他下了大决心，要创造一种革命的新阶段。
他以前说过，不怕几十万群众上街，蒋介石就是我们发动群众把他斗垮的。现在，真的这样闹起“大革命”来了，发动群众进攻各级党组织，说是“经过运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还要经过运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那么，这两个方面加起来，从干部到群众，不是人人都先要扒层皮再说吗？我看，这将会成为最大的现实问题。运动才开展四个月，这不都看到了吗？你斗我，我斗你。我们运动初期的一套被停止了，说是不能把矛头指向群众；现在反过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给学生打气，矛头指到各级干部头上，叫做“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
但我们决不能被这样牵着鼻子走、不能任其泛滥！到最后，我看一切就要倒过来了，还是由我们跟他们算账，要查一查大学生中学生，还有大中小学教师，还有各行各业的人员，看看他们在运动中的表现如何，哪些人可以划为新的右派分子反党分子坏分子。运动就会这样轮流地斗争下来，达到“大团圆”。
无论从哪方面看，总的来说，到最后，吃亏的只能是这些青年人，而不是我们。我们已经冷眼看出了他们的结局，他们呢，还正在起劲、正在像肥皂泡一样膨胀，终将破灭！从现在开始，正常的日子已经过不成了，中学生没有大学上，大学生误了学业、误了分配、误了恋爱和结婚。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过去，到他们要考虑切身问题的时候，他们就会没劲了，到时有一天他们也会说，不闹了，停止吧，让我们上学、让我们工作、让我们谈对象忙结婚吧！到大家都感到过不下去的时候，运动也就结束，再也不想他斗你、你斗他、斗争不止了。事情就将这样，从正面走向反面，肯定的走向否定，否定的走向肯定。我心里真有这个预感、有这种预见。
兰贞轻轻抱紧他的腰。他说，我也许永远都不能看得清，即使我看清了也不能起什么作用，我的地位只不过是县团级。现在我们市委，就像“维持会”一样，维持住一方的太平，不要让我们管着的这一小块地方乱得不可收拾，就是对国家的负责，也是对他老人家的负责。我怎能放手发动群众来反对我们自己？我要放手发动群众来和这个运动做斗争。我们这是保卫党、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如果全国都让“假左派、真右派”得了势，那不是完了吗？矛盾总有两面，不可能把我们这一面取消掉，对这个运动，我们不能无所作为。我们是基层政权的实际工，我们天天面对的是很具体的社会实际，不能天真，不能麻痹大意，不能头掉了还不知怎么掉的！
兰贞不由得抓住他的臂膀，说，你这些话永远不要对外面的人说。他搂住兰贞的腰，把头点点，说，晓得，我们有我们的策略。
他问，儿子睡了吗？兰贞说，还在练字，老先生要求他的，早晚练字，白天作画。
他听了不吱声。儿子二十岁，高中三年级，本来应当上大学去，但文化大革命来了，中央决定高校推迟半年招生，发表了社论，说要“彻底改革教育制度”，但怎么改革也没说具体。北京“女一中”学生强烈要求废除旧的高考入学制度，北京“四中”全体师生响应这个革命倡议，认为高中毕业生要先到工农兵当中去锻炼，取得工农兵给予的“毕业证书”。还有上海六十一中的、长沙一中的高三毕业班学生控诉旧的升学制度，要求取消高考，好像都吃错药、发了疯。高考这就停下来了，全国大中学校师生都投入了文化大革命。
从六月算起，运动已经有了四个月，一切都超乎原来的想象，再有两个月又将如何？能结束吗？一旦结束，这些高中毕业生怎么办？怎样组织他们到工农兵当中去？大学怎样招生？教育怎样改革？这些都得等待中央的指示。但毛主席正在天安门广场一次又一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革命小将，小将们高呼他万岁，他高呼“人民万岁”，高考这件具体事情看来是遥遥无期了。
儿子宗真性格内向。运动刚开始是“破四旧”，他们市一中最早“杀”出校门，首当其冲是把学校后面一座古庙破坏殆尽，造成了古代文化遗产的严重损失。宗真跟在一群学生后面去破“福音堂”的“四旧”，里面空空的，原先墙上的耶稣雕像没有了，张贴着一张毛主席画像，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可“破”，后来意外地在屋角上发现了一堆书，于是几个人就各取所需，宗真取的是一本《芥子园画谱》，就带回家里照着作起画来。兰贞发现这孩子作得挺认真，说，“四旧”不管怎么“破”，将来总还是要文化的。不如找个画家教他吧。他说，你想儿子成名成家呀？郭沫若都说了，他写的书都要烧掉，他也要到越南前线向美帝国主义扔手榴弹。兰贞说，郭老这么大年纪了，说这些话做什么？难道有人逼着他这样说吗？是的，他心里也不觉得郭老这些话说得对，倒可以当作故意说的反话。他就托人暗地里找到了一位老先生，六十多岁，因为历史问题而受着管制，长期以来没有生活着落，但在亭州，山水画方面没有超过他的了。宗真就每天到老先生家里去接受些指导，回来就一个人关在房间里用功，进步很快，卧室墙上贴了几张临摹的山水，像是那么回事了。他跟民政局招呼了一下，暗中将老先生作为老艺人给了一份生活补贴，每个月二十四元。这孩子在书画上可能会有点出息。不过这并不是做父亲的希望。他希望将来安排儿子做金融、外贸方面的工作。但将来的事情还是将来再说吧，现在这样度过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时光，从各方面说，还是比较有利的。
正想到这里，女儿宗静却来长途了，从北京打回来的。兰贞拿着电话听里面叽叽呱呱说了好多。兰贞问要不要爸爸跟你说话？里面不知说了一句什么，兰贞叮嘱了安全，要她赶紧回来，就把电话搁了。兰贞说，她们今天见到毛主席了，天安门广场有上百万人，她距离毛主席很近，看得很清楚。大家举着《毛主席语录》本，不停地喊着“毛主席万岁”，把嗓子都喊哑了。人向前走时脚都不用沾地，整个人潮往前往后地涌，像波浪像潮水一样。她们一起去的都冲散了，但最后都回到了住处，不曾有被踏伤的，只是脚上鞋子有掉了一只的，有两只都掉了的。同去的带队老师上街去给大家买了鞋子袜子。说广场上收集到的“臭咸鱼”用大卡车装，也无法去拣找。她说有好多话要回来跟你说，所以电话里就节约了。
他不由得笑了起来，好像看见了女儿调皮可爱的笑脸，并且想起了正睡在床上的六岁的小女儿宗欣。他心有余悸说，丫头才十四岁，要是跌倒了，成千上万的人踩过来……。兰贞说，还好，她们没有听说有损失，组织工作做得是好的。想到女儿竟然见到了毛主席，他心头不觉一热，眼睛都湿润了……
他说，对毛主席的朴素阶级感情，不光是工人有、农民有、学生有，我们也有啊！这是他老人家第四次接见红卫兵。他是放出哪吒来闹海，放出孙悟空来闹天宫呢！让我们挨闹！我敢说，老人家在发动这场运动之前，是有安全布置的。
兰贞倒抽冷气，小声问：安全布置，真的吗？他说，当然啦，而且我有根据。刚才告诉你的5月16日《通知》上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你说，这情况怕人不怕人？这些话是写发给全党全军的，每一个字都是值得掂量的。为什么他接见红卫兵时，穿上了军装？要从这段话去理解！他对形势既然有这样的估计，却不作一定布置，岂不是纸上谈兵、打草惊蛇？孔子早就说过，“有文事者，必有武备，请设左右司马”。你说，5月16日《通知》上说的这些，是杯弓蛇影呢，还是情况确凿呢？
兰贞颤抖着劝他，不说这些了，我听着都怕。
他说，这个《通知》的一开头就说了一件事，说中央决定撤销一个叫“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文件，说这个文件在没有得到毛主席同意的情况下，采取极不正当手段，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忙发到全党。中央在《通知》里向全党说出中央内部这样的事情，可见斗争真是很激烈！《通知》的内容就是对这个“提纲”的十点批判，并且要求把这个“提纲”跟《通知》一起发到县委以上展开讨论。这个“提纲”过去我们是收到的，那时哪里想到这个文件毛主席还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斗争真是很复杂！
兰贞颤抖着说，我们听毛主席的话，我们无限相信毛主席，我们对毛主席的感情跟全国人民一样比海深、比山高，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反对谁。你跟杨书记一起把亭州的运动处理好，太太平平的到结束，就是忠于毛主席，就是对党负责。
兰贞几乎是大声说了这些，就扑在他的怀里，啜泣一声，哭了起来，身子颤抖着，处在一种特别的恐惧之中。他心里乱纷纷的，鼻子一酸，眼睛也湿润了。
可是，亭州小城的运动，却也不是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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