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初逮捕郁平跟那个学生，对于按部就班开展运动，起到了好作用。各个学校的“教师集训”，在工作组安排之下开始进行，都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的。学生也按照要求写大字报，内容是相互批评与自我批评，兴无灭资，也可以给老师提意见。学生的大字报限于悬挂在自己教室里统一拉起的绳子上，根本就没有人想到在教室外面随便乱贴。教师每天下午到教室里去看学生的大字报，然后到集训组里谈体会，并且进一步交待自己的问题或揭发别人的问题。宗真所在的“市一中”有个老教师叫王叔仙，有个学生的大字报说“王叔仙想叫我们喊他王大仙”，这位高三学生的大字报无中生有，写得也太奇怪了，但王叔仙对自己的检查却一点也不含糊，说这反映了本人平时以“学术权威”自居，所以同学才对我产生“大仙”的这种印象，今后一定从里到外改掉自高自大的思想作风。还有个学生用大字报批判自己有小资阶级情调和“学而优则仕”要高人一等的思想，决心高中毕业以后放弃高考，下乡当农民，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运动就这样有条不紊的进行着，虽然有的方面有点夸张，毕竟算得上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并且都自觉把握着正确的思想方向。
杨书记提出的方法得到了成功，就是用“三个横扫”开展运动：要求除了市委市人委直属机关核心部门之外，各单位的运动，是上下，左右，内外，一起“横扫”，有什么意见提什么意见，对谁有意见提谁的意见，生活细节也可以贴大字报，实现思想革命化。但是要保密，要设大字报室，大字报只准张贴在指定的屋子里，有专人值班看守。下面果然就这样“横扫”起来了，不但提别人的意见，而且还自我提意见，各种问题都揭发出来，而我们，则处在“我站在城楼观山景”的从容不迫而把握在手的地位。
杨书记这人确实有些水平，他怎么就把报纸上号召的“横扫”，发展成了“三个横扫”的，简直绝妙。于是，乱了下面，而没有乱到上面来。对于学校，按照上级统一布置，以“红五类”出身为标准，成立红卫兵组织，发给红袖章，作为共青团的外围组织，在这场运动中经受考验发挥作用。印制这批红卫兵袖章，服装一社和二布厂是连夜完成的，第二天就发到了全市各学校，“红五类”的学生就戴到了左臂上，整个学校以至于整个社会的气氛就完全不同了。那时个别学校虽然发现了不稳定因素，但工作组通过秘密召开积极分子会议，牢牢掌握着局面。
他在昭阳初中视察检查运动时，有一男一女两个青年教师走到他面前，男的有三十多岁，女的是二十多岁，自我表白都是“出身不好”的人，诚恳向他请教他们在运动中应当注意什么问题？他问了他们的姓名，一个叫范公望，一个叫柳春芳。他顺手拿一个有半杯水的茶杯，说，你们的情况好比这半杯水，如果再倒半杯进去呢？他把另一个杯中的半杯水倒了进去，直至溢了出来。
那两个教师看着满满的、正在往外溢着水的杯子，脸色有点僵起，说，明白了。
这种不言自明的警告是很善意的，但又是严肃的。事后他打听到，柳春芳是一个“才女”，因为家庭出身资本家（父亲过去是亭州一家烟庄的老板），所以高考没有被录取，经人推荐，被吸收做了代课教师。范公望是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的，五七年反右斗争时，本来是反右积极分子，但在一个私下的场合，他却说大右派储安平的一些话还是有道理的，听到这话的同学觉得这种同情大右派的言论不报告上去心中不安，就揭发了他，结果在让他做了检查之后，考虑他年龄小（他比一般同学小三岁），给了他一个“内定中右”，让他读完学业，分配到极其边远的新疆阿勒泰做了外语教师。二年前，辞职回乡，到亭州教育局求职，被安排进昭阳中学代课英语、俄语，他一个人就能教两门外语，当然是个人才。范公望的父亲过去是国民党亭州县政府的科长，解放后以工程人员的资格录用在市政公司，因查出其历史上加入过“中统”，遂被开除公职、就地管制二年、原单位留用。因此，范公望不仅“出身不好”，而且本人在政治上曾犯过“右派”的错误。看来，这范、柳二人，均难重用，将来有机会准其转为正式教师，对他们就算法外开恩了。
凡事都有规矩，国家不是抽象的，人与人之间绝对的平等是不存在的。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而德，首先是指政治条件，主要就是指出身成份家庭情况以及在各项运动中的表现。范柳二人，“德”上显然不合要求。赫鲁晓夫鼓吹“全民国家”、“全民党”，苏联社会已经到了可以这样说的程度了吗？想一想现实就知道，国家、政党，永远也不可能是全民的。尽管苏联比我们早建国几十年，但“全民国家”、“全民党”，肯定是骗人的鬼话。难道我们自己的子孙不优先使用，反而用范柳这些人的子孙吗？那不成了这些人的天下了？不可能的！可以说，永远都不可能。这上头，确实是要“反修防修”呢。
文化大革命如果照着运动初期这样掌握和进行，岂不很好？说是半年完成，这个估计，也就差不多。但后来被突破了，原因很清楚，问题主要来自上面，上面与下面一接通，就天下大乱，难以收拾了。
昭阳初中先乱了起来，提出了“打倒”他们校长的口号。群众反领导，这在全市是第一个。抛出文联齐奎东，东坝中学林会旺，那是我们组织上的事，是看到北京的情况，并且有上级指示的，并不是群众提出来的。
昭阳中学先是出现署名“海燕”的大字报，批判曹校长关于语文教学的讲话，认为曹校长一向以语文教学研究的“学术权威”自居，鼓吹“教语文，在本质上就是教语、教文、教语文本身”，这种“语文本体论”是“修正主义”的，是“抽掉了语文教学的思想性政治性阶级性”。这是全市第一张自发写领导的大字报。但这发生在基层，也可以说仍在“三个横扫”之内，市委是有一定精神准备的。
很快，下面给他抄来了“海燕”的大字报，他看过后，觉得曹校长的话并不全错，而且曹校长的原话可能不止这些，对语文教学不可避免的政治性质、思想教化作用，一定会首先指明或多少说到一点，然后再来说那些话。
此风不可长。他指示工作组追查“海燕”是谁，让教员就这份大字报的性质进行讨论，要求“海燕”站出来说话。结果，“海燕”站出来了，就是柳春芳，她却是教历史、地理的，她曾经向曹校长提出要求教语文，没有得到同意，因为教语文就得做班主任，而这个职务还不能给她这个代课教师，况且她的出身成份也不够格。她是否对此怀恨在心呢？问她时，她坦白说“是有一定不满”，因为曹校长回答她的要求时，在语气上、在神情上对她蔑视，伤害了她的自尊心。
她这个“海燕”遭到了教师们的批判，柳春芳站在大家面前，低着头，头发挂在脸上，流着泪，样子很狼狈，大约是想到自己就这样将要成为这次运动中的“右派”或“反党分子”，一辈子要完蛋了。
形势如果这样下去，倒也正常，只是反击得嫌快了些，应当鼓励继续“放”，让温度更高些，让水更浑些，而不要急于开“海燕”的批判会，这样让所有的乌鸦麻雀、乌龟王八、苍蝇蚊子，都出来。
没想到的是，忽然出现了学生的干涉，贴出了支持“革命的海燕”的大字报，几十个学生把教师大组会冲散了，在学校操场上游行，又进而从办公室里揪出了曹校长，戴上了纸做的高帽子，押解在游行队伍前面，喊出了“打倒修正主义分子曹家骏”的口号，使得一个老教师（他是宗静的数学教员）被惊吓得当场倒地、抬进了学校医务室。
形势真是急转，游行好像成了对学校里所有师生革命还是不革命的试金石，加入进去的人越来越多。于是把“昭阳初级中学”改名为“朝阳中学”，成立了“朝阳中学红旗兵团”，派两个学生给市委送来了《坚决要求》，提出要对曹家骏“开除党籍、撤销职务、批判斗争”。工作组在学校里发展的根正苗红的红卫兵销声匿迹，许多人参加到这个“红旗兵团”里去了，好像自发的无政府的东西反而吃香，有组织有政府的东西反而不光彩似的，意识形态一夜之间就这样被颠倒了。
他接到的这份《坚决要求》，上面已有杨书记批语：请宗进庭同志负责处理此事。他久久地看着杨敬尧的批示，看着那好像带点书法的字，忽然体会到了从前体会不到的东西，看出了处在“第一”的人原来有这样大的好处，他可以让你先去做，你做对了，成绩里首先有他的份，你做错了，却不是他的错，他可以来纠正你。另外，他还可以有意让你去栽跟头，然后他来做好人，或者“收拾残局”。当然，在局部上，在他分管的方面，他也是处在“第一”的，某种程度上他也是这样做的，说得好听，这正是一种工作方法，客观上，也是让下级各负其责，让上级留有余地，但确实也可以成为权术。他从前对这一点不很自觉，特别在跟上级相处的这一层上，他竟然就没有意识得到。这是政治上的幼稚，但有时也是身不由已。
杨书记似乎也在发挥“第一”的优势，可是他却不好推脱，他是下级，过了河的小卒子没有退路。某种意义上说，他也正在被引出洞来！是谁引他出洞呢？与其说是杨书记，倒不如说是运动本身就有这个必然性。已经听说有个和尚也“出洞”，有“革命行动”了。离昭阳中学不远，规模很小的“白云寺”里的一个年轻和尚打碎佛头，脱掉僧衣，不知去向。这条小小的出洞之蛇一去不回，老和尚气得在菩萨面前上吊死了，死前写下了“梦幻泡影”四个汉隶大字。
但他对杨书记是很敬重的。对于如何掌握这次运动，到目前为止，杨书记跟他很一致，一些思想和点子跑在他的前面，别的常委对杨书记也很佩服。
他找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教育局长李宝安，把《坚决要求》给李宝安看了，问他这事该怎么办？李宝安对情况已经有所了解，很激动，说学生背后一定有坏人，不是老的牛鬼蛇神，就是新的反党分子，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学术问题可以讨论，不能侮辱人格，不能侵犯人权，更不允许推翻学校的领导，做出阶级敌人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来！曹家骏是个很优秀的校长，不但有政治水平，而且有学术水平，穷苦家庭出身，又红又专，人才难得，是组织部门在册的文教后备干部，已经安排为局党总支的成员。不排斥可能有心怀不满的人嫉妒他，趁着文化大革命在背后提供炮弹，煽动群众！凭着那一点学术争论，就说是修正主义，就要开除党籍，这是什么理？符合哪一条？
李宝安头脑清醒，慷慨陈词，他心中大慰，对李宝安说，你的观点，我是赞成的，但你到学校去了之后，要讲策略。心里的话不能像竹筒倒豆子似的，一下子都倒出来，要不然人家就会揪住你不放，你就被“引蛇出洞”了。你不但要让昭阳中学平静下来，走上正轨，还要注意保护你自己。全市的运动我还要依仗你呢。怎样既坚持原则，又处理好问题，怎样去说话，要有充分准备。先听取师生意见，然后再表态。一定要讲策略。市委的意见是，学术问题可以讨论，不急于做结论。政治问题，也要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用文斗，不用武斗，这都是《十六条》上说的。市委欢迎革命师生改“昭阳中学”为“朝阳中学”，同意他们成立“红旗兵团”，希望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在工作组指导下，按照《十六条》，正确进行文化大革命。对于一个人的党籍、职务，如何处理，是组织上的事情，群众可以提建议，但不能提“坚决要求”，好像组织非得答应不可。在我们这个国家，到底是党组织领导群众，还是群众领导党组织呢？民主与集中的关系不能颠倒。毛主席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要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嘛！党的领导是由各级党组织来执行和体现的，这个不能动摇。目前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党籍问题撤职问题，关系到对人的处理，是一件慎重细致的工作，要放到运动后期。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参加运动，不要考虑这些具体事情，要重在揭发批判，以理服人。市委希望革命师生要冷静，要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不要在运动中犯错误。党希望年青一代经过运动成为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总之，就这些话，你会比我说得好，你要尽可能说服师生冷静下来。
结果呢，尽管李宝安对师生讲话很策略，还是出了问题，真的被“揪住”了。他在遭到学生无理纠缠的情况下，对学生发出了警告，竹筒里的那些豆子全倒了出来，于是遭到了围攻和批斗，被戴上高帽子游校，最后，把他在学校里非法拘禁起来，向市委送来了一份《紧急要求》，说教育局长李宝安在朝阳中学公然诋毁伟大领袖毛主席，公然攻击文化大革命，堕落成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我校革命师生十分愤怒，决定将其扣留我校，勒令其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低头认罪。我们紧急要求市委将李宝安与曹家骏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以打击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嚣张气焰，以支持革命师生的正义斗争。
他得到这样的《紧急要求》，气得浑身直抖，恨不得叫公安局去把领头的学生和幕后指挥者立即逮捕，可是过去可以这样做，现在却一点也不能了，现在是文化大革命，谁要是这样做了，就是“镇压学生运动”，就是“反动”。衡量事物的标准，看问题的方法，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全反过来了。真是《论语》说的，风吹到草上，草必定就要顺着朝一个方向倒伏下去。
杨书记打电话给他，叫他赶快了解具体情况，准备到常委会上讨论研究。他本来是想亲自到学校去一趟的，但也担心像李宝安一样被无理地缠住，那就更复杂了。他觉得昭阳中学这时就像一张大网，正等着更大的鱼撞进去。
他让秘书打电话到工作组，叫组长老秦火速来一下。他心里很生这个老秦的气，这样大的事情怎么还不来报告请示呢？各学校的工作组长是从学校以外的各单位抽调来担任的，给他们的任务是把学校里的运动领导起来，学校党支部起协助作用，斗争方向是教职员里的牛鬼蛇神、学术权威以及有问题的人，对高年级的少数学生也要注意。从情况看，这些工作组长的水平能力真是参差不齐、因人而异，极个别的人竟然违背市委布置的方针，在支持不好的倾向，需要考虑调换这样的人，对于能力太差的，也要考虑调换。
从昭阳中学到市委，骑自行车大约二十分钟，老秦提前到了，一下子出现在面前，气喘吁吁的。看到老秦有点焦头烂额、不胜内疚的样子，多话也就不说了，只命其汇报学校情况。老秦就呈上一份传单，题为《李宝安反动言论》，标题下面在应该写着“根据讲话记录，未经本人审阅”的地方，却写着“众多师生为证，本人不得狡辩”。内容一段一段记录着李宝安在昭阳中学说的话，然后在括弧里加了“批判按语”。
他接过来，仔细从头看到尾，那些话确实应当是李宝安说的，要让他判断，就都该算是好言好语、苦口婆心，但在学生听来，竟然成了“反动言论”。
李宝安说，党中央颁布的《十六条》规定，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但我们怎样贯彻执行这个规定呢？你们首先就要弄清楚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还有什么又叫做修正主义。在一个具体单位，是谁走了资本主义道路，是谁已经变“修”了，有什么铁的事实，走到什么程度，造成了什么危害，在这样弄清理论和事实的基础上，才好“大揭露大批判”，而大揭露大批判也是为了治病救人，不是为了把人一棍子打死。大家注意到没有，《十六条》同时还说，经过运动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在学校里，把一个校长定成“修正主义”，主要地就需要有这个校长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大量铁的事实。但什么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还需要理论上的确定。总之，在任何单位，对任何人，都不能抓住只言片语无限上纲。动不动就给一个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戴上高帽子游行，甚至动手动脚搞武斗，好像做了领导就一定执行修正主义，当权派就等于走资派，就该受到人身侮辱和伤害身体，这些都是不对的。侮辱别人，也就是不尊重自己嘛。任何人，都是有人的尊严的。如果全国从首都到县城，从大学到中学，从工厂到农村，都这样一哄而起、草草率率，国家还成什么国家？社会还成为什么社会？人还能算是人吗？这不是给了国内外的阶级敌人以攻击的口实和可趁之机吗？这是国民党反动派最希望看到的事情！我们这样表面上是听毛主席的话，关心国家大事，实际上是帮毛主席的倒忙，给他老人家添乱，让他老人家成为孤家寡人，最终要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失败。这样我们势必只有靠军队、靠枪杆子、靠专政工具，来维持一个社会所需要的起码的秩序和法律。这一切不是文化大革命所应有的。我们一定要防止这样的现象和悲剧出现。中央首长说，文化大革命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这是很谦虚的说法，但也说明了问题的复杂性严重性。那么，我们新革命就不需要注意一些最基本的老问题吗？只有新革命注意到最起码的老问题，老革命才不会遇到目前出现的新问题。在我们党领导的历次运动中，每个人都要考虑自己在运动中的表现，都要既对革命事业对党和国家负责，又要对自己的政治生命负责。政治可不是好玩的，有放就有收，哪有秋后不算账的？秋后算账是天经地义嘛。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或者有私心杂念的人，要赶快悬崖勒马，要不然，到时就来不及了。有句老话叫做“勿谓言之不预”，丑话说在前头才是真诚关心每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十六条》上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句话的前面，还有一句话，大家注意到没有？就是要求“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句话也要提请老师和小将们不要遗漏。什么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曾经有过的嘛。一九五七年不是有个“反右派斗争”吗？事情过去才八年嘛。多数老师是经历过、有所了解的，但我们年轻的同学不知道，老师的责任就在这里，要把历史告诉同学们，而不是相反地做不负责任的事情，好像现在什么话都能说，什么事都能做，这是不对的。一九五七年先是欢迎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但右派分子把向党提意见，变成了向党进攻，要按照他们的世界观来改变我们的世界，这就不对了，迎合了国际敌对势力，让他们这样进攻下去，就要天下大乱，他们就要取而代之、终成大业，人民的江山就会改变颜色，多少革命先烈的鲜血就白流了。所以，因为右派分子发难，事情就起了变化。情况报告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批准将帮助党整风转变成反右派斗争，然后这个斗争就在全国展开了。不是我们要“引蛇出洞”，而是蛇到这时候，就必然要出洞。右派分子的闹剧变成了他们自己的悲剧，有许多人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还有送到边疆去劳改的，这些人有的很有才华呀，一辈子也就完了，至少要打很大的折扣。但这保证了人民国家的安全。反过来想一想，如果让他们这样乱说乱写下去，让他们出来实行他们的那些主张，岂不是要由他们来代替共产党吗？或者被他们把人心搞乱、把国家搞散，让帝国主义侵略进来。这样反过来一想，对他们也就不能同情了。这对我们国家、对我们许多人，是多么深刻的教训！你们都看过电影《槐树庄》吧，那上面就有一个右派分子，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错误，被送到农村改造思想。一旦当了右派分子，别的方面再优秀，也没有用，你反党反人民了嘛，不能让你这样随心所欲下去嘛，要对你进行思想改造。现在我们也要全面吃透中央文件精神，对于《十六条》，不要主观地各取所需，只盯着一句话而忘记还有另一句话。不错，同学们是在大风大浪中成长，但也要注意，市委杨书记就提醒过我们，没有人兴风作浪，哪里会有大风大浪？这次运动，是大锻炼、大考验、大暴露、大演习。同学们对运动一定要有全面的理解、全面的估计，真正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锻炼成长……
他板着脸看着，却几乎要笑出来，因为言如其人，他好像看到这位在本地算是有一定讲话水平的副部长兼教育局长李宝安，在怎样慷慨陈词，自以为能用情感的“真诚”、理论的“深刻”、事实的“雄辩”去打动师生，去影响他们的思想，其实他没想到，他就要被下面竪着耳朵找岔儿的人踩住“狐狸尾巴”了。什么“老人家成为孤家寡人”，什么“文化大革命的失败”，这样的话，怎能说？是会被断章取义的！
他把传单放下，询问学校目前情况，老秦说，他们可能要有更大的动作。他问，哪个他们？什么大动作？你怎么知道的？情况有多可靠？说具体点！
老秦说，学生可能要上街游行，要到市委门口来请愿，要坚决打倒曹校长和李局长，要不然就决不罢休。
他一听，头皮就像炸裂一样。但他让自己镇静着，问，学生后面是什么人？老秦说，隐蔽较深，目前还看不出。他查问领头的学生，老秦说，有两个，都在初三年级，普通工人家的孩子，平时没有问题，成绩中上，都是共青团员。
他对老秦的工作是不满意的，但不便于批评。这种能力不强的人，不可能立马就把能力提高上来。他问教师的动态，老秦忙从口袋里又拿出一张传单呈上，说，教师成立了一个组织，叫做“山花烂漫”，印出了这个《成立宣言》。
他把那所谓《宣言》看了一遍，用的全是报纸上的那些大话，具体看不出什么主张来，但“造反”的倾向是明确的。他问是全体教师，还是部分教师？掌握他们的名单吗？老秦说，一共五个人，并且说出了五个人的名字，五人之外还有一人，就是范公望，跟这几个人在一起，但《成立宣言》名单上没有他。
他听到五人之中就有柳春芳，而且实际上也有范公望，不觉哼了一声，说，什么山花烂漫？总有一天秋风落叶！他问，他们跟学生的“红旗兵团”之间，没有联系吗？他们是支持学生，还是不支持学生？老秦说，他们支持学生的斗争大方向，但不支持学生的具体行为。不主张把校长戴高帽子游校，不主张提出打倒李局长，也不主张上街游行。
那么他们的主张是什么呢？
老秦说，他们的主张是召开辩论会，请校长和局长上台与群众平等对话、展开辩论。
他问，你怎么知道这些的？
老秦说，就在刚才，柳春芳跟我谈了他们的观点，并且还准备把这个观点写出来。
这一情况让他感到意外，这“山花烂漫”葫芦里卖什么药？是不是可以利用来引导学生？他问，你看他们的态度是真实的吗？老秦说，也许是真实的，老师嘛，总比学生多些头脑。但现在学生谁的话也不会听，只听得进相同的意见，听不进不同的意见，一听到不同意见就会用革命还是不革命去衡量，而且只有他们自己才是革命的，他们自己就成了革命的标准，说做什么马上就做，十分冲动，不考虑后果，无条件地是革命的，是不能反对的。我怀疑他们一个个大脑膨胀，体温比平时要高。真的，我真是这样想的，我简直无法理解，学生怎么能提出打倒校长、局长呢？他们当真看不出曹校长李局长其实是好人吗？这样下去怎么行呢？苦着脸的老秦一口气激动地说了这么多，眼睛竟红了，要流泪的样子。看到在下面做工作的同志这样痛苦，他心里也酸酸的。
他说，要沉住气，水浑了，鱼才会浮上来嘛。又问，李宝安讲话，是谁做的记录？初中学生有这样速记的能力吗？是不是某个教师？老秦说，是一个学生记的，很快就整理出来、刻印出来了。他听了一愣，觉得自己是小看学生了。
谈到此，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他吩咐老秦立即回校，找范公望柳春芳这些教师，希望他们能劝告学生，学校的文化大革命只在学校里进行，不要上街，更不要搞请愿，现在不是旧社会了，共产党又不是北洋军阀、不是国民党。他们如果这样做，是不符合《十六条》的。至于李宝安和曹校长的问题，欢迎师生揭发批判写大字报，或者上台大鸣大放大辩论也可以，真理应当越辩越明，但不要搞人身侮辱，不要剥夺人身自由，到了下班时间，就要放人家回去，不能不让人家休息，而且人家是有家庭的人了，上有老下有小，这样休息一晚，第二天上班到校，继续开展“四大”。要找学生头头个别谈话，正面劝告与暗示警告相结合。他告诉老秦，他马上就要去参加常委会议，研究全市的文化大革命，包括昭阳中学发生的事情，叫他一定要沉住气，带领工作组全体同志坚守阵地。他让老秦记住常委会议室的电话号码，如有必要，就直接打这个电话。
他把《李宝安反动言论》给常委们传阅了，把从老秦嘴里得到的情况说了，也把他对老秦的布置说了，有的常委就控制不住感情，七嘴八舌，说出许多属于三个“很不”的话来。杨书记不吱声，让大家说。
最后，大家形成的主要观点是：第一，不怕学生闹，让“疖子”出头，把“脓”放出来，让坏学生坏教师得到充分暴露。再闹也不至于杀人放火，谁要是杀人放火，那倒好办！只要不是杀人放火，就让他们闹，让他们“放”，看能闹到什么程度，“放”出什么来。就这一点来说，要求工作组以组织的名义跟曹校长李局长说明白，叫他们沉住气，任何情况下都要相信市委，经受最严峻的考验。不是“引蛇出洞”吗？他们二人现在就是“引子”，但“蛇”是吃不掉他们的。第二，要求工作组更加紧密团结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加强暗中联系，不要松掉，用他们来及时了解情况，记录坏学生坏教师的言行，收集各种证据，到“秋后算账”的时候，手上材料就现成了。要对这些秘密依靠的学生说，到运动后期他们就是政治上培养重视的对象。
他对这些意见表示同意，杨敬尧也表示同意，并且叫秘书就这两点做好记录。但对昭阳中学目前事态如何具体处理呢？杨敬尧说，这个问题，宗进庭同志已经给工作组作了布置，我看很好，现在就看工作组能否把工作做下来，能做下来是一回事，不能做下来又是一回事。反正，大家相信一条，天，塌不下来！要肚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准备花学费，付代价。杨敬尧腰板坐得直直的，目光遥远直视，左手慢慢往嘴上送着香烟，右手在桌边上一拍。
老秦的电话打来了，报告说，经过做工作，学生不但不答应，还提出两个小时之内如果得不到市委的答复，他们就上街游行示威，到市委门口请愿。有两个常委说，对共产党根本就不可以这样说话。等他们上街再说，看看到底是什么人领头，什么人在背后，有多少人支持，让左中右的情况进一步暴露出来。对这样的意见，他当然是理解的，但分管运动的是他，他的想法就有了些不同，他怕这影响到全市的学校，万一全市的学校都因为这件事而动荡起来，恐怕就不好收拾和交待了。
杨书记问他的意见，他说出了自己的担心，说还是不能让他们上街，但不理不问也不行，那样他们一定会上街的，他们上了街，到了市委门口，到时可能还会有其他学校的学生来声援，厂里的工人说不定也要受到影响。
杨书记问，怎样才能让他们不上街呢？他说，运动是我分管的，我到学校去，跟学生坐下来谈，总要把他们说服，或者让他们把我也当成反革命扣留起来，大多数师生就要冷静想一想了。如果他们一定要上街，我就挡在学校门口，让他们把我撞倒、从我身上踩过去。
杨书记说，万一他们就真的从你身上踩过去呢？或者把你推开去，然后他们照样上街，市委不还是要给他们答复吗？没有一个满意的答复，这事情是过不去的。水来了是挡不住的呀。
杨书记这样一说，大家就费解了，也不知道杨书记的主张是什么。杨书记又是那样把香烟慢慢送在嘴边抽了一口，巴掌慢悠悠在桌边上一拍，说，我看，干脆，准备答应他们的要求！
有的常委惊讶得张开了嘴巴，一时，他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问，准备答应？怎么答应？群众这样要求，市委就这样答应？以后闹事的都照此办理，怎么办？杨书记说，中央顺应潮流，拿掉了北京大学陆平，拿掉了南京大学匡亚明，就没有担心什么“以后”嘛，要的就是“以后”，只有这样才能把群众广泛发动起来，从另一方面说，也是让所有想出来的都出来，看一看，到底怎么样？有多少？对于形势，看来我们估计还不足，还必须站得更高一点，看得更远一点，胸怀更大一点。
杨书记抽着烟，好像让大家有个理解的过程。他却在竭力思索，有无别的更好的办法？
杨书记说，对曹家骏李宝安的处理，就好比对北京大学党委的处理，要顺应潮流，不要想不开。《十六条》说，经过运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首先要“经过”嘛，但也就是“经过”而已。北京大学党委被改组掉了，陆平、彭佩云这些高级干部，作为“黑帮”被打倒了，靠边站，没权了，不理事了，这就是“经过”去了。我们可以让曹家骏李宝安也这样“经过”去。事实上这之前我们已经主动让两个人“经过”去了，那是根据“上挂下联”的要求，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现在，还要继续不得已而为之。到最后，这些同志是不是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这个数字里呢？我认为是的，但现在不好说这个话。“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个大数字，不是个小数字，总应该争取进到这个数字里吧？只要在这个数字里，一切都好办嘛。起码我们有一些人，在这个运动中，要经受特殊的考验，随时准备“经过”去，这也包括我这个市委书记本人在内。到最后呢，都要再回来。一九五七年，全国不是放手把几千个“小匈牙利”引发出来的吗？结果，各条战线上的定时炸弹都暴露出来了，把他们的雷管拔掉，火药去掉，威风打掉，给他们戴上一顶帽子，叫做“右派分子”，放在群众中去改造，起反面教员的作用，有的还要送到远处去劳动改造，这样不是很好吗？我们取得了国内政治上的安全和稳定，接着就是搞经济建设。政权在我们手上，时候一到，一切都报。这一次，《十六条》上没有这样明说，但照我的理解，也不是一点都没有说到。即使没有说到，或说得不够明确，甚至确实主观上没有这个意图，也不要紧，阶级斗争是有客观规律的嘛，题中应有之义是少不了的嘛。
杨书记又说，一九五七的时候，开始也是真诚欢迎帮助党整风，没有说还有另外的意图，但后来事情起了变化，国内国外都有情况。有人以为时机到了，杀气腾腾，说共产党不行，说社会主义不行。其实呢，是他们的那一套政治主张经济主张不符合我们的情况，不能听他们的。照他们主张的办，就要认为社会主义搞错了、搞糟了，就要改变，那样一来，共产党就只能打江山，不能坐江山，就要失去政权，中国就会大乱，二万五千里长征就白跑了，鸦片战争以来所有志士仁人的鲜血就白流了，就连鲁迅茅盾为代表的这些现代文学家也是错了，而国民党宣传部领导的一切才是对的。有的人在民主革命中也属于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志士仁人，是我们的同路人，但他们的思想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是迎合西方的，对中国是不适用的。他们要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而且要我们“下轿”。谁来“上轿”呢，当然是他们。这样，原先的帮助党整风，就变成了右派进攻，变成了“反右派斗争”。这没有什么不合逻辑，也谈不上不光明正大，是阳谋，不是阴谋。
听到这里，常委们点着头，心头的一种压抑似乎得到了一点减轻。
杨书记接着说，我们首先要相信毛主席。我们要回顾我们国家是怎么走过来的。就拿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来说，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已经作了原则性的解决，后来又有非常明确的讲话和批示，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实现国家工业化，还有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方向，这个任务，还有这个方法，当然是对的，要不是这样，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就不能迅速建立起来，甚至就建立不起来。至于让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那在创建党的时候就有这个认识，在井岗山的苏维埃时期就有初步的实践，中国共产党就是选择了这个理想而为之奋斗的。好，在这个理想鼓舞下，你得到人民拥护，把江山打下来了，面对一片战争废墟，上海一夜大雪收尸三百，三百万人口有十万妓女，这样穷这样烂的社会，你怎么建设呢？想招引外部力量来帮你建设吗？好吧，来看看：
一方面，是社会主义阵营，有援助，但也不长久，苏联援助，弄了几年，也确实帮助过我们，但后来不是都撤走了吗？还逼着你还钱，用最好的农副产品去抵债！这方面苏联是有问题的。过去我就听说，苏联虽然出兵东北，帮助打跑了东北的日本鬼子，但也把东北的很多工业设备重要物资运走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阵营呢，求得他们的援助行不行？他们有钱，请他们来呀，来改变我们的农业、建设我们的工业、发展我们的交通、搞好我们的水利、治理我们的沙漠。这想法可以，但这根本就不可能！他们对年轻的新中国实行的是封锁而不是援助。才建国不久，美国不是就在东北大门口发动了侵朝战争吗？那仅仅是为了朝鲜吗？是为了威胁新生的红色中国嘛。我们不跨过鸭绿江，他们就一定会跨过来。
一九五0年十二月，美国利用联合国通过了对中国的“禁运”，南斯拉夫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还投了赞成票。“禁运”了，里面的运不出去，外面的运不进来，对外贸易不就切断了吗？还谈得上什么跟世界的经济交往呢？这就是封锁。跟清朝的时候不同，不是我们闭关锁国，而是人家来封锁你。
为了瓦解二战以后出现的社会主义阵营，在1947年，美国发明了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掀起了反共高潮。西方一些国家的共产党被从联合政府中赶出去。1956年发生匈牙利事件，就是匈牙利小农党的头子纳吉，请求美国将杜鲁门主义应用于匈牙利。当时那样的世界形势，你想请美国这样的国家来援助你建设一穷二白的中国吗？这就等于说，要请人家到中国来实行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那么本来何必要共产党呢？都拥护蒋委员长、在美国帮助下过日子就是了。但事实证明，做日本的殖民地不行，做美国的殖民地也不行，所以才有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嘛。
现在是一九六六年，我们建国都十七年了，美国跟中国的建交，仍然是跟台湾发生的关系，而不是跟大陆！也就是说，一直封锁到了现在！南京解放后，毛主席派黄华同志跟司徒雷登秘密联系，要建立新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但美国政府阻止司徒雷登访问北京，这样，毛主席写出《别了，司徒雷登》这篇文章。
毛主席的思想，是跟资本主义国家也要做生意，而且还要吸收他们先进的技术，但他们一直不承认你，用第七舰队的大炮管着太平洋这一片地方对着你，怎么办？这种情况下，你只有自己搞好自己，还要准备反侵略。
建国以后十七年来，毛主席领导我们做的就是搞好自己和准备打仗这两件事，表现了最英勇最坚韧的民族精神和高度智慧！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变了一个旧中国，建设起了一个比以前强大多少倍的新中国。这只要把国家跟解放前的状况比一下就知道。虽然我们的工资不算高，享受不算多，群众有的还很困难，但国家是空前地强大起来了！正如毛主席说的，我们施的是大仁政，而不是小仁政，对全局有轻重缓急的安排。这向时，我不由得学习和思考到这些方面，就是要坚定地相信毛主席！
停顿了一下，杨书记接着说，毛主席在抗战最困难的一九四0年，就高瞻远瞩写了《新民主主义论》，明确地公开地重申革命的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不但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十月革命的基本经验出发的，也是从中国社会的现实出发的。我找出他老人家九年前，也就是一九五七年的一篇讲话，《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重新学习了一遍。
他老人家两次说到“社会主义革命来得急促”。所有制的改造，几年之内就完成了。这比他原来设想的十五年或二十年，提早了十年以上。这是哪一个人要提早就能提早的吗？不是的。是国家在客观上有这个急迫性，人民在主观上有这个积极性，而在实现上有这个可能性。实际上就是要迅速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问题。要把这样一个老大而悠久、落后而凋敝的农业国，尽快转变为工业国，走上现代化，靠什么？靠资产阶级行不行？解放后是让资产阶级发展了几年的，但资产阶级的表现不怎么样，靠他们来实现国家工业化，不可能了，只有靠无产阶级，也就是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但社会主义改造“来得急促”，毛主席说，这就像牛吃草一样，先是呼噜呼噜吞下去，然后又回过头来慢慢嚼。这个“慢慢嚼”，就是一边搞经济建设，一边不断地从思想上政治上，也就是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方面，来巩固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要从这个根本的一点上，来理解毛主席，理解以前一系列的运动和当前的运动。
毛主席还说过要“放火烧身”，要定期“放火”。这次运动这么大，跟以前比，好像也有所不同，但还是不是一次“放火”？我们还要不要准备“烧身”？我看还是应该这样看问题，我们要有这个革命的积极性。文化大革命仍然是一次从思想政治上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的革命。冲天大火从北京一直烧下来，要把全国都烧红。
毛主席下了大决心，要从上到下“经过”这么一遍，“烧”这么一遍。既然是“放火”，是“烧”，是这么大的冲天大火，我们的思想就要跟上来，不要前怕狼、后怕虎，不要像革命导师说的那种庸人，怕烧伤自己的手指。有这个正面的积极的认识比较好一些，要不然就会很不理解，就会有抵触情绪，那就感到被动，很难做好工作了。
但“烧身”，不等于“烧死”，如果把大家烧死了还有什么意义呢？不管是谁，想趁着这个运动把我们大家烧死，或者乱起来，你要烧死我，我要烧死你，这都绝对不行！那就像一九五七年，事情就要起变化了！所以，我们是积极的主动的真诚的，我们又是警惕的有准备的；我们不怕温度高，不怕水浑。一句话，我们既不消极被动，也不天真烂漫。我们党是成熟的党，我们的干部是成熟的干部。
听着杨书记讲的话，常委们的呼吸气都加重了。
杨书记继续说，《十六条》，就是党内5月16日《通知》的党外形式，我认为，一个是对内的招呼，一个是对外的指导，所以要理解《十六条》，就要回过头来好好学习《通知》。运动的重点当然不是针对学生和教师，平白无故要搞教师和学生做什么？重点确实是说在党内。《通知》特别指明是在上面。这就是与以前有所不同之处。这不是一般的一次整风，而是有一个重点。主要在上面，党、政、军、文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做这样的人物，你有资格吗？我有资格吗？在座的都没有这个资格。就连省委书记，是不是有这个资格，也要打个问号。既然是少数人的问题，何必要在全国弄这么大的运动呢？就是要让全党全国都接受教育呀。一开始的时候，我在某些场合提出过“三个横扫”，现在看来，这是不太符合《十六条》的，这个口号过时了，已经被运动的发展突破了。
运动重点不在下面，不在教师学生，但如果教师学生里面、群众里面，确实出了反党分子，也不等于可以不管。上面把“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搞出来进行批判，这是最主要的，下面把各种反动分子“引”出来实行管制，这是副产品，同时呢，各级干部、全体人民也受到考验和锻炼。最后就是要达到这样一个全面的结果。
我们准备对这两个同志作出顺应的处理，是基于对运动这样全面的理解，而不是软弱，不是机会主义。不要怕，让他们“经过”一下，“烧”一“烧”，将来出窑的时候，会更鲜更亮更美更结实。但也不是假开除，真保护。可以说，这是我们这一级党委的策略和秘密。有没有解密的时候？我相信是有的，我相信他们，还有以前的两个人，有一天会很自然地纳入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这个数字里去。也许还有半年，也许还有一年，时间不会很长。我们如果这样想，就会主动得多、理解得多。有一点不理解可以，不要很不理解嘛！很不理解就对立起来了，我们怎么能跟这个运动、跟毛主席、跟群众对立呢？我们不要采取这种不正确的、也十分不利的姿势嘛。
常委都点起头来。杨书记问，老宗，你看呢？
他说，只怕万一带来后遗症……
杨书记说，我们的出发点，就是不怕这种“后遗症”，有时可能还要有意引发这种“后遗症”，引发出来就好办了。这事情我看可以表决，同意基本答应学生要求的，请举手。通过了。
杨书记说，这是作为决议通过的，请秘书同志郑重记载：对这两个人，“开除党籍，撤销职务，运动后期处理”，十四个字。宗进庭同志具体负责实施，首先打电话把老秦召来，党的秘密是不能说破的，对老秦也不说，但要让老秦给曹李二人提出经受考验的要求。在老秦找他们谈过话的基础上，请宗进庭同志亲自到学校去，以口头宣布的方式，宣布二人所犯错误是严重的，根据群众强烈愿望，决定开除二人党籍和职务，交群众揭发批判，同时要求群众按照《十六条》办事，要文斗，不要武斗，每天要放二人回家吃饭、睡觉。这样，昭阳中学这一阵浪潮就会过去。要说可能有“后遗症”，那就是别的学校也有人照此办理，那就来吧，真金不怕火炼嘛，我们还是需要一定的高温的，我们经受考验就是了，怕什么？
常委们情绪轻松、振奋得多。杨书记又说，我们的一条教训是，虽然派了工作组，但工作是不是很得力呢？运动处在自发自为的状态，实际上让躲在学生后面的个别人，或者让学生里面极少数有私心杂念的分子，操纵了运动，他们进攻，我们被动！我们没有注意，或者还注意不够，在师生中间培养听我们话的、能够全面正确执行《十六条》的力量，让他们成立自己的群众组织，对运动、对中间的群众，起另一种作用，对于不正确的倾向，成为一种牵制的抵消的以至于克服的力量。
《十六条》上不是说得很明白吗，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这样才能在运动中孤立最反动的右派。明明有这样的指示和布置，可是我们却视而不见、不知道运用，这才真是“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人家反而运用得很好，好像《十六条》是专为他们制定的，这面大旗被他们拿过去举在手上挥舞！好像敢于向领导进攻的，就是革命的。但谁是左派，谁是右派，难道不应当是我们说了算吗？只不过我们现在不说，将来再说；说早了不好，保留我们说的权利比较好。前一阵，我们组织了各校红卫兵，统一发给了袖章，但看来不行了，学生们不买这个账了，把我们官办的红卫兵丢在了一旁。那么我们就要适应这个形势，群众进一步起来是好事，但我们要用另外的方法去组织我们所依靠的队伍，这个还是需要的，而不能束手无策。
世界永远是一分为二的事情。我们不是批判过杨献珍的“合二而一”吗？世界不是“合二而一”铁板一块的。我们是掌握唯物辩证法的共产党人。毛主席早就说过，箭不光是拿在手上说好箭好箭，而是要拿它当武器射出去。哲学的作用，就在于指导我们去认识和改造世界。希望全体常委，都要结合运动实际，运用“一分为二”的哲学，开动脑筋做工作，不要把群众看作铁板一块，好像都会来跟我们作对，所以我们就怕了。其实呢，不会是这样的。至少到最终，相信和依靠我们的，毕竟是绝大多数。大家要放手去做我们的工作。但是，我要提醒大家，毛主席还教导我们，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务必充分注意。说到这里，杨书记把《毛主席语录》红本本举了一举。
说实话，他领会了杨书记的意思，全体常委也都领会和佩服了杨书记，到底是解放前的老高中毕业生呢，而且杨书记看的书多。杨书记家庭出身小地主，要不然家里哪有钱供他上学？解放前上学是要钱的，不像现在，中学里还给家里穷的学生发放生活补贴，多的每月发到八块钱上下，比亭州的城市贫民最低生活费还要高一点，学生上了大学就更是国家的人了。老百姓好像认为他们只管生孩子，别的自然有共产党管。正想到这里，思想不知怎么一跳，忽然想到了郁富这个死鬼，好像杨书记就是一个没有被打死的郁富似的，而郁富的资格比杨书记还要早好几年呢，杨书记是解放后新区土改当中吸收培养的干部，只不过能力强、文化高，进步较快。他心里哆嗦了一下，马上从心中抹去了郁富这个历史的阴影。
他怀疑杨书记刚才的讲话精神，骨里是得到了地委书记的指示，只是不便于说出来罢了。不过，昭阳中学这样的难事却是要他去做的。杨书记的方法实际上是“假开除”，是把这两个人“抛出去”。这样做，原则上确实跟他有密议在先，是计划之中的，但毕竟假戏要真做，他确实对“后遗症”有很大的担心，可是也想不出在目前能够两全其美的方法来。这样，他就要充当去向昭阳中学“红旗兵团”屈服的角色了，他就要代表市委去宣布开除曹校长和李局长的党籍了，而且还不能泄露秘密，这是多么荒唐的事情！他们成了“引蛇出洞”或抛给狼群的两块肥肉，或者像什么似的被放到“火”里去“烧”、去“经过”。这在思想感情上，是一点也通不过去的。你只好对自己说，这是一场特珠的斗争。
他打电话叫老秦立即到他办公室来。
那天老秦带来了新情况，给他看抄来的柳春芳的大字报，题为《我的声明》。其一，认为当前运动应当深入揭露学校领导在过去工作中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事实，用大字报或辩论会的方式，进行深入说理与批判，而不是简单提出对某人撤党撤职，因为结论和处理应当产生在充分揭露与批判之后，而不是在这之前。其二，目前对市委提出开除某人党籍之类的坚决要求，缺乏坚实基础，不易得到群众的理解，也不易得到市委的支持。组织上如何处理和给以出路，是组织的事情，不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更不应该对市委提出“最后通谍”式的时限。其三，本人主张，红旗兵团可以撤回对市委的《坚决要求》，转为召开与曹家骏和李宝安的辩论大会或对他们的揭露批判大会，可请市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讲话。只有这样，本校文化大革命才能打破僵局并且得到正确开展。
他问老秦，这张大字报有无什么影响？老秦说，影响不小，不少师生认为有道理，但大字报上立即被一些学生加了许多反对的批语，老秦打开笔记本，都记在上面，有“胆小鬼”、“红纸包里的烂肉”、“机会主义”、“变相的保皇派”、“不敢革命的滚开去”。
那么学生还会不会按照原先说的到市委来请愿呢？老秦说，学生正在激烈争论，很难说他们不会来。他感到杨书记在常委会上说得是对的，我们的工作落在了后面，至少是做得还很不够。而这个柳春芳是个教员、代课教师，没有多大作用，她这张大字报，可能只是出于她个人的考虑，她这个“革命的海燕”，现在觉得有点对不起曹校长了、有点害怕了，想来挽回影响、弥补自己的过失。
老秦低着脑袋，好像学校里出这样的事情，全是因为他这个工作组长无能。是的，如果是个能干的，早就该在学生当中深入地做些“一分为二”的工作了，而现在完全处于被动应付的状态，眼看学生就要上街到市委门口来，这影响是多么的大！但柳春芳的大字报毕竟是个机会，事不宜迟，要作最后的努力。
他给老秦布置说，你要立即回校，召集全体班主任和学校干部开会，表示工作组支持柳春芳的大字报，让他们到学生当中去做工作。老秦脸上有难色，他说，不要怕，要放手做我们该做的工作。工作组要成为一个战斗堡垒，党考验每个人在阶级斗争紧要关头重大时刻的表现。对于红旗兵团的学生，也要做工作，要找头头个别谈话，动以情，晓以理，苦口婆心，也可以分化瓦解。
他看了一下手表，说，你立即回校，尽量做工作，有情况及时报告，我在办公室里专等你的电话。如果你能把工作做下来，不需要我去，是最好的。如果红旗兵团一定要冲出校门到市委来，你就拦住他们，像黄继光堵枪口一样用身体挡住他们，对他们说我代表市委马上就到，让他们等待半小时。但我希望得到你的好消息，能把局面扭转过来，我就不用去了。明白我的意思吗？老秦听懂了他的话，说，尽量争取第一种前途，实在不行，我哪怕躺在地上让他们踩！总之要把他们劝阻在学校里。他点头，又说，红旗兵团背后是什么人？他们左右了学校局面，你们怎么做的？你们这方面的工作落后了，被动了。学生是单纯的，你们要开动双腿，放下架子，动动脑筋，到学生当中做工作，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左派在哪里？到处都有，红旗兵团的里面外面都有。有红旗兵团，还可以有红星兵团、红军兵团、红枪兵团，红炮兵团，红刀兵团，等等、等等嘛！不要光是依靠共青团组织和原来成立的红卫兵，那些现在都不行了，要灵活机动嘛。老秦如梦方醒恍然大悟眼睛发亮，很有信心地走了。
老秦走后，他焦虑地等待着，时间十分鐘十分鐘地过去了，眼看那个两小时的期限剩下了半小时，奇迹看来不会出现。但出现了另一个奇迹，秘书领着柳春芳站在了他的办公室门口。
自从那次在学校里看见她，一晃好像有好长时间了，其实时间并不长，只是发生了一些事情，而柳春芳没有记住他用茶杯里的水做的警告，已经犯下了反党性质的错误，将来难免是要算这笔账的。
一刹那间，他注意到柳春芳的复杂神情，她正努力让自己大方自然，却无法克服来到市长办公室的一种自卑感和紧张性。他忍受着对这个贴校长大字报的女代课教师的某种厌恶（虽然她秀丽可人），做出亲切的自然的以至于高兴的样子，说，柳老师，请进。柳春芳终于让自己基本上做到了大方自然，她撩着头发，坐了下来，看着他，说，宗市长，我是来检讨的。
他说，你的《声明》我已经听说了，写得很好，检讨什么呀？柳春芳说，我不该写曹校长的大字报，现在学生发展到要求对他撤党撤职，我没有想到。我当时只是想积极参加运动在政治上有好的表现，有一些私心杂念，但没有想到会带来这样的后果。
他说，运动还在深入发展，《十六条》不是说了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你写曹校长的大字报，对语文教学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文章激烈一些也不要紧，毛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嘛，不要想得过多。现在支持你的《声明》的老师学生有多少？能劝阻红旗兵团到市委来请愿吗？
柳春芳把头低了下去，脸上顿时红红的，后来抬起头来，对他说，我不知道，看来没有把握。他说，来请愿，我们也不怕，但最好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是人民政府嘛，又不是解放前的旧政府。你已经尽了你的努力了，我们对你的《声明》是肯定的，党会注意到每一个人在运动中的表现和诚意。我正在等老秦的电话，但愿他能给我们一个好消息。你的《声明》为什么以个人名义，而不以“山花烂漫”的名义呢？
柳春芳脸上又红起来，说，有人建议我用个人的名义。柳春芳说的“有人”，大约是范公望。电话响了，虽是等待中的，但铃声还是让他吃了一惊，几乎在柳春芳面前失态。
老秦在电话里说，宗市长，学校里发生了紧急的情况，工作组处理不了，请市委领导能亲自到学校来接见革命师生。他放下电话，问，你们学校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柳春芳摇头不知。他说，我这就到你们学校去，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谈吧。他下了楼，叫上秘书，骑上自行车，出发了。一路上他想着，大约学生已经集合，准备出发上街了，工作组、老秦的身躯是阻挡不住那种“滚滚洪流”的。
“东方升起了红太阳，哎嗨，升起了红太阳……”
很远就听到了嘹亮的歌曲，是学校的高音喇叭，渲染着一派革命气氛。他的心随着就跳得厉害了些。老秦和一些人在学校门口等着他，一些学生正在往大字报专栏上刷很大的标语，是“打倒腐朽糜烂的曹家骏”。他头脑里出现了一个问号，曹家骏怎么又有“腐朽糜烂”这个罪名了？
他被簇拥着往里走，一下子像被卷到了漩涡中心一样，远远近近许多学生往他这边走来。他被领进一间会议室，很快也就座无虚席，屋里屋外站满了人，都是学生，从众多学生当中也能发现有个别年轻的男女教师，好奇地或面无表情地瞪着他。
外面的高音喇叭突然关掉了。老秦坐在他身边，站起来说，欢迎市委常委、代市长宗进庭同志来我校指导文化大革命！一阵礼貌性的鼓掌，然后安静下来，多少双幼稚而严肃的眼睛小灯泡一样亮亮地盯着他，都在等他说话。
他的心中急于看到为头的学生，想看看他们是什么样子。他说，红旗兵团的负责同学请来了吗？老秦指着他对面的几个学生说，他们都来了。他低头看着对面的这几个学生，他们满脸稚气，表情严肃，一本正经。他注意到，一个男孩是长脸，耷着眼皮，满脸疙瘩；另一个男孩四方脸，眼睛很亮，两道浓眉；还有一个男孩圆团脸，面带微笑；此外，还有一个是女孩，清清秀秀，也作为学生头头坐在他对面。这女孩盯着他，好像要他特别注意到她、应该得到他的夸奖似的。他想起该是认识她的，是叫过他宗伯伯的，这似乎是一个机关干部家的孩子，而且到他的家里去过，大约是兰贞的女同事家的。他想起来了，她叫小琴，姓冯。她的父亲是手工业局的局长，一年前才从部队转业安置的，而她的妈妈，正是跟兰贞同在劳动局。他装着没有认出她来，只将她与那三个男学生作为一个整体看待。这个小丫头是跟在后面瞎热闹罢了。
他心中的矛盾是：他很难将这几个乳臭未干的孩子看成是运动中跳出来的“反党分子”。他说，谈谈情况好不好？满脸疙瘩的学生就递过来一个半大的旧信封。他把信封里的东西倒出来，是一张照片。他拿起照片来看，模模糊糊的竟然是一个全裸体的女人的背影。他的手几乎一抖，照片掉在了桌上。
他让自己镇静着，问，这照片是哪里来的？怎么回事？学生说，这是从曹校长宿舍里查出来的，还有这个。说着，递过来用旧报纸包着的一包东西。他打开一看，是十多片串连一起的牙牌，上面刻画着中国古代男女秘戏图，在这种场合看到，简直惊心动魄。
他不及细看，就像怕碰到致命细菌似的把这些都包了起来，推到老秦面前，愤怒着说，给他收好！他心里生着曹家骏的气，一个做校长的，让学生查出了这些东西，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他说，简直是堕落！他气得眼泪都出来了。
学生都看着他，屋子里寂静万分。他心里本来还侥幸想视情况不宣布那个决定，现在的情势，是一点点这样的可能也没有了。现在如果要劝说学生放弃《坚决要求》，不等于是在火药桶上点火吗？他让自己在心里调整了一下，他需要完全以另一种面目出现了，他得扮演一个很开明、很革命、与这火热的时代完全一致、显得有几分浅薄的角色。
他说，同学们，我代表市委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话音未落，屋子里就哗哗一片响起了坚脆有力的掌声，使他受到着一种感动，但在他的心里，同时也就袭来悲哀的阴影，因为宣布杨书记所提议的市委决定，对曹家骏和李宝安“双开”，不但已经势在必行，而且好像已经完全是真的了。但这两个人将被“烧”成什么样子呢？
他用更为庄严的语气，但其实更加浅薄起来，说，同学们，红旗兵团的小将们，朝阳中学的革命师生们，文化大革命在我市开展以来，你们响应毛主席号召，在党的领导下，以《十六条》为武器，积极投身革命洪流，成了勇敢的革命闯将，揭露出了曹家骏这样的腐朽堕落分子，并且揭发批判了他在语文教学等方面的修正主义教育思想，还揭发批判了李宝安错误的反动的言论，市委完全支持你们的革命大方向！
热烈的掌声再一次响起，并且有人领呼起了“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震屋宇。
他说，市委认真研究了红旗兵团提出的《坚决要求》，也认真研究了李宝安曹家骏所犯错误，已经召开紧急会议，作出了原则的决定，现在，又发现这样可耻的情况，我代表市委宣布，立即开除二人的党籍，撤销二人的一切职务！
屋子里两秒钟的奇静之后，立即响起了炸耳的口号声，“坚决拥护市委正确决定！”“打倒曹家骏！打倒李宝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万岁！”他也把手一次一次地举着，跟着呼喊这些口号，并且让面部有着相应的既庄严又激动的表情，一种本能告诉他：群众都看着他，这是一点也马虎不得的。
刹那间，他在眼梢上看到了站在门口的柳春芳。他刚才一路而来，不知为何已经把她忘得干干净净的了。这时她的眼睛里闪耀着对他的表态的惊讶、怀疑、讥讽。刚才他说的话，她是全听到了，他的表情和表现，她也全看到了，而她在他的办公室里所感受的他的立场态度和整个的人，却不是这样的，所以现在她那如清水的眼睛冷眼旁观看穿了他的什么把戏似的。
小知识分子这么一点点聪明和尖刻，甚至是无知，在这种时候，他当然置之不顾，但心里十分反感、痛恨。
口号声过去之后，他说，市委要求你们，继续认真学好用好光辉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学好用好党中央颁布的《十六条》，对曹家骏李宝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言行，深入揭发、批倒批臭，让毛泽东思想占领学校阵地，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客观世界和我们的主观世界，让朝阳中学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红色大学校。
希望你们按照《十六条》上说的，要用文斗，不要用武斗，对曹家骏李宝安这样的人，主要是批判他们的修正主义思想，而不是伤害其身体。不要关押他们。如果有拘禁的需要，也要通过公安机关来执行。他们必须每天按时到校，接受革命师生的揭发批判，老实交待和认识自己所犯错误，同时在学校从事一定的力所能及的劳动，以改造他们的腐朽反动的思想意识。希望工作组做好自己的工作，与革命师生一起，开展对曹家骏李宝安的批判斗争。今天到学校来，从我个人来说，很受教育，更加感到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开展文化大革命是无比英明正确的，感到小将们的革命精神是十分可贵的。以后我还要来向老师同学们学习。他站了起来，并且向对面的学生伸出手去。令他欣慰的是，学生的稚嫩的小手，也就向他伸了过来。屋子里又一次响起了鼓掌声。
我有话说！一个稚嫩的嗓子在掌声中尖叫起来，大家吃一惊，循声望去，只见一个又瘦又高、小头歪脸、发育得明显不好的学生，眼睛瞪得挺大，夸张地向前伸着他的手臂，表情十分严重，急忙地说，市委的决定难道就不会是骗人的吗？
这话说得大家一愣，说得他心中暗惊，但屋子里随即有了哄笑声，不仅笑这句话，而且笑这个学生丑陋的体形以及脸上那严重得可笑的神情。哄笑声表现了群众的倾向。他和群众一起注意到，为主的两个学生头头皱了一下眉，看来不想支持这个学生的发言，而且认为不应该这样节外生枝。于是，多少张脸转向了他，要听他的回答。
他说，请大家放心，市委的决定是常委会研究通过、记录在册的。我到这里来，是到现场到群众中来做出宣布，是代表市委，不是代表我个人的。同学们，我们都在经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严峻考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面前，我们都是平等的！
掌声再次响起，在老秦示意下，旁边的学生让了开来，学生头头们也站了起来。他朝外面走去，没有再出现意外。高音喇叭里播放着革命歌曲。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他赶快离开了朝阳初级中学，心里发誓，再也不到这种鬼地方来，再也不出现在这种鬼场合，再也不想见这些鬼东西了。
其实，曹家骏只是不检点而已。但个把多月之前，按照市委“文革办”统一布置，红卫兵就戴着市委发给的红袖章上街“破四旧”了，同学家中也不放过的。社会各界闻风而动，自己动手把“四旧”的东西都破了，不知烧掉毁掉了多少“封资修”的文化遗存。他作为一个做校长的人，自己身边藏有这些不好的东西，怎么不早点处理掉，或者藏藏好的呢？严格说，那秘戏牙牌，还有那张大约是给他的老婆拍的照片，对于成年人，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东西，有这么一点低级趣味，也可以理解，只要不给孩子看到就行了。但现在挨学生这样抄了出来，确实有点惊心动魄，并且令人气愤，认为这样的人是“修”得够可以了，不配做一个校长，也不配做一个共产党员。总而言之曹家骏是太荒唐了，而且把个好端端的李宝安也带下了水。令人不放心的是，不知老秦可曾跟他们二人见面，把要经受考验这句最重要的话跟他们有个暗示。
他回到中山塔里，向杨书记做了汇报，杨书记把头点着，脸上出现微妙的笑容。正在这时，老秦来电话说，学生要到市委门口表示拥护市委对曹家骏李宝安的处分决定，已经出发了。他告诉杨书记，杨书记对他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成竹在胸地说，得准备一下，到中山塔门口接见他们，你主持，我讲话。
当杨书记身穿军装出来时，他惊讶而佩服。按规定，市委书记就是本地人武部第一政委，杨书记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既然毛主席在北京接见红卫兵时是穿上军装的，那么作为人武部第一政委的市委书记也就可以、甚至应当照此办理，学生们会感到这是对他们的重视和尊敬。
从男女学生幼稚的敬仰的脸上，他看到，杨书记身上崭新的草绿色的军装、红色的帽徽和领章，使他们眼睛发亮，有一种圣洁明朗的光停留在他们面庞上，甚至让站在对面的他们也被照亮、也被感动了。军装是一种象征，象征革命，象征理想，象征光荣，象征勇敢，象征战无不胜，象征着社会主义祖国，也象征着党和毛主席。穿上军装之后的市委书记，无形中显得崇高、可亲、可信、不可侵犯。就连他，心中对杨书记也多了几分敬畏。
杨书记站在中山塔门口，在讲话之前，首先庄严地向学生敬了一个军礼，这就博得了非常热烈的鼓掌。至于杨书记的讲话，不用说，自始至终充满对朝阳中学以红旗兵团为代表的革命师生的肯定和赞扬，充满对文化大革命“反修防修”伟大意义的深刻理解和赞美，然后又语重心长提出了几点要求和希望。全篇讲话十分革命，十分全面，热情洋溢，也博得了非常热烈的掌声。
本来杨书记就很会作报告，人们说，只要杨书记手上的香烟接下去烧，他的报告就能接下去讲，他常常是不用稿子，凭着写在一张半张纸上的提纲，就对着满会场的干部作半天的报告，记录下来就像是用书面文字写成的那样严谨，并且都是符合中央和上级文件精神而又结合着实际的，不是随意的离题万里的发挥，现在对学生作十分钟的演讲，在他根本算不了一件难事。要知道，杨书记在来亭州这个县级市担任市委书记的一年多之前，是省委宣传部的处长。
这些学生，平时从来没见过市委书记讲话，甚至从来没有见过市委书记，一下子也就被杨书记征服住了。确实，干部的个人形象、个人才能是党的宝贵财富，党需要德才兼备的干部。
最后，杨书记领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万岁”的革命口号，并且从学生手中双手接过他们“红旗兵团”的大旗挥舞了两下，赢得了热烈鼓掌之后，又郑重庄严地授给他们，使接见达到了成功的高潮。
市委书记挥手送行，游行队伍掉头向南，一路高呼口号，回学校去了。
杨书记的策略大获全胜，朝阳中学的浪潮得到了控制，市委和杨书记本人也得到了一种政治上的成功，这两点对于稳定亭州局势，当然是十分有利的……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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