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了《金光大道》里的“政府管不着”

   应重新审视与评价《金光大道》
                                       刘国震

　　据知情者透露，浩然生前有三个遗憾，即自传体小说未能完成后两部，已经出版的《乐土》、《活泉》和《圆梦》，未能在他有生之年搬上银幕或荧屏，长篇小说《苍生》与茅盾文学奖擦肩而过。我以为，浩然还有一个遗憾，就是在他的有生之年，他的早期代表作品《艳阳天》、《金光大道》，特别是《金光大道》，还没有得到文艺界充分的重视和公正的评价。
　　《艳阳天》是文革爆发前就已经问世而且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作品。正如评论家雷达所言，它是共和国17年文学的终幕曲，是那个时代的最后一部重要作品。据剧作家肖尹宪回忆，1964年，《艳阳天》第一部刚问世，就有人改编了电影剧本，长春电影制片厂有意将其搬上银幕。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主要是文革的爆发，被搁置了。直到十年后，1974年，形势相对稳定后，这一计划才得以实现。改革开放以后，因为党的农村政策作了重大调整，因为阶级斗争口号的放弃，因为浩然的《艳阳天》等作品曾受到xx的喜欢和好评，而xx这个时候又成了坏人，所以，文艺界出现了一种质疑、否定浩然及其代表作品的声音。面对那种一边倒的声音，浩然是委屈的，不服气的，他对自己的作品是充满了自信的。因为他在那些作品中倾注了自己的真情，真实再现了当时的生活。中原农民出版1989年出版的《小说创作经验谈》，是浩然谈创作体会和经验的一部专著，这本书里面有一篇《关于〈艳阳天.〉和〈金光大道〉的通讯与谈话》，对文艺界某些人全盘否定其代表作品的论调，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辩驳。我以为，这是研究浩然创作思想、研究《艳阳天》和《金光大道》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文献。其中有一小段话，今天读来颇令人感慨：“我认为《艳阳天》应该活下去，有权活下去。我相信未来的读者在读过《艳阳天》之后，会得到一些活的历史知识，会得到一些美的艺术享受，会对已经化成一堆尸骨的发出一定的好感和敬意。”浩然说这话时是1984年10月，20多年过去了，这句话已经得到了验证。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别于1995年和2005年再版了《艳阳天》，华龄出版社1995年把《艳阳天》列入“浩然长篇小说文库”隆重推出，都说明，这部作品的艺术光彩是穿越了时空的。
　　对《艳阳天》的认识虽然至今还有不够深入、不够全面甚至不够公允之处，但从总体上说，它还是得到了比较广泛的认可，全盘否定它的人，无论是文学界还是在读者之中，都是少数。在新时期以来出版的一些当代文学史著作中，也大都对它做出比较肯定的评价。比如，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11月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用了4个页码的篇幅，比较详尽地分析了《艳阳天》的艺术特色。相比之下，浩然的另一部代表作《金光大道》，至今，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客观公正的评价。
    《金光大道》是浩然正直壮年和艺术创造力旺盛时期创作的一部多卷本长篇小说。全书四部，共计200多万字，从1970年底起，用了7年时间陆续写成。这部书从办互助组写起，一直写到成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间跨度为1950—1956年，艺术地再现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全过程。小说人物众多，结构严谨，气势恢宏。这是浩然耗时最久、篇幅最长、自己最偏爱的一部作品，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从人物故事到所蕴含的思想都符合我的口味”。这也是我国当代文学中唯一的一部完整再现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长篇小说。尤为重要和难得的是，浩然是以一个互助合作运动的参与者、亲历者、推动者（在那个历史时期，他曾当过8年基层干部）的身份来描写这场运动的，这就决定了这部作品的不可替代的价值。浩然写这部作品时也是雄心勃勃，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农村写一部史，为在这一伟大历史性变革中创造了惊天动地业绩的几亿中国农民立传。《金光大道》的第一部和第二部分别在1972年、1974年出版后，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被长春电影制片厂搬上银幕（上、中集），这在当时是罕见的“大片”了，引起了轰动。但文革结束后不久，文学界对这部作品的评价骤变，由过去的赞美推崇变为贬损否定。比如，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在论及《金光大道》时认为，“从总的倾向看，它不是从生活出发，而是从两条路线斗争的概念出发，虽然在语言运用和人物塑造上，表现了一定的艺术才能，某些生活场面，也还有些真实感，但总的来说，这并不能掩盖它那用‘帮八股’的理论概念去图解生活的、不可弥补的缺陷。”这部出现较早的当代文学史一方面承认有比较丰富的生活积累，作品人物性格比较鲜明，较生动地描写了农村各阶层各色人等的精神状态；一方面又断言“对自己所描写的生活的认识和评价，打上了‘四人帮’反动思潮的烙印（把阶级斗争简单化，把路线是非搞颠倒；搞‘三突出’，过分强调个别英雄人物的历史作用等），因而严重地损害了作品中的现实主义，导致了许多不真实的描写”，是“伪艺术构思”。（与浩然同时遭到这种指责的还有女作家谌容197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万年青》）更有甚者，干脆直接指斥《金光大道》是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服务的“帮派文艺”。这就等于从总体上否定了这部作品。这种认识现在看来当然是简单化的、片面的、武断的。这部文学史问世的近20年后，建国50周年时出版的一部当代文学史，在提到《金光大道》时，则没有作具体的论述，只是以一句“因为写了路线斗争，这部作品目前存在争议”草草带过。
　 《金光大道》基于那个年代的思想认识水平，加之当时主流思想的影响，在对一些事件与人物的描写与评判上，难免会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它决不是从两条路线斗争的概念出发而编造的假东西，而是源自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艺术提炼与概括。浩然具有深厚的农村生活积累，又有着饱满的革命激情和娴熟的艺术技巧，这就使这部作品具有了真实性与感染力。他在《金光大道》中是倾注了很大心血和真实感情的，也是忠实于自己的眼睛的。他没有想欺骗读者。关于这部作品的真实性问题，浩然在《关于〈艳阳天.〉和〈金光大道〉的通讯与谈话》一文中曾对一些无理的非议做过有力的辩驳，这里不再引证。我只想说说我知道的几个细节，这几个细节，有助于我们对这部作品的理解与认识，也可作为浩然所做辩驳的注脚。浩然逝世后，《羊城晚报》2008年2月22日做了个纪念专版，他们用了我2002年采写的《正气浩然颂苍生》一文，做了较大删节，改了个题目《〈金光大道〉：一再使浩然先生落泪》。那篇文章披露的是晚年的浩然，重看电影《金光大道》的影碟时，看到芳草地的共产党员高大泉无私地帮助家庭遭了难的贫苦农民刘祥时，再一次洒下热泪。对此，熟悉浩然经历的人，不会感到意外和难以理解。小说中高大泉所做的工作，作为农村基层干部的浩然当年就热心地做过，刘祥等人物更不是凭空编造出来的，是有生活原型的，他们正是浩然当年在农村搞互助组时的帮扶和依靠对象。浩然晚年重温那些故事与人物，勾起对故人与往事的深切回忆，自然会为之动情落泪。浩然早年起草《金光大道》时的一次恸哭，那篇文章没有提及。那是1970年代初，浩然为避开干扰，离开京城，化名躲在大兴县的一处偏僻民宅里，动笔写《金光大道》第一部。写到动情处，情难自禁，声泪俱下，以至于使闻声赶来的邻居老大娘大为惊讶，不知所措。听说这个细节后，我甚至能够猜出，浩然是写到哪一段时，动情落泪的。那很可能是小说的《引子》部分，写到年仅十岁的高大泉外出要饭被恶狗追咬，受伤后跌倒在村外土沟，饿得再也爬不动的情景时，浩然联想到自己苦难的童年，忆起自己苦命的早逝的母亲时，不由大恸。据电影《金光大道》的编剧、著名剧作家肖尹宪回忆：1974年初，剧本《金光大道》改编出来之后，导演林农要求编创人员到京郊去听取农民的意见（浩然写这部小说时，就曾带着手稿去田间地头征求群众的意见）。肖尹宪考虑到若打印剧本让识字不多的农民兄弟看，不太现实，便用了五天时间，将剧本录制了六盘录音磁带，冒着严寒去密云县的深山里，请农民社员“听剧本”。当时，生产队的屋里挤得人山人海，听到高潮处，人群里传出了阵阵啜泣声。另据浩然的儿子梁秋川回忆，70年代中期，他跟父亲在北京市密云县过暑假，恰巧电影《金光大道》在县城试映以征求意见，他便和父亲一起，悄悄坐到影院里与观众一起观看。观众中有不少是当地的农民。影片放映中间，突然一阵骚动，原来，一名老人观看时过于激动，喊了一声“就是这个样子的！”，心脏病突发，被送往医院抢救。文革结束后，《金光大道》受到一些人责难、非议时，浩然依然认为这部作品真实地反映了时代生活，对它的生命力充满信心，大概与这些鲜为人知的真实故事有关。还有一个细节，也可以说明浩然对《金光大道》付出了怎样的感情与心血，这部书在他的心中有着怎样的分量。那是1977年，浩然在解放军驻天津某部写完《金光大道》的最后一部，就要下乡了，将一大捆手稿交给在部队从事宣传工作的马贵民同志代为保管。看到浩然恋恋不舍、怅然若失的样子，马贵民说：“你就放心吧，我把它锁进保险柜里。你总不能背着一大包手稿下乡吧。”浩然说：“现在谁要让我得精神病很容易，一把火把这部手稿烧掉即可。”浩然为什么这么看重这部作品呢？如果《金光大道》不是从生活出发，而是按照既定的概念编造的假东西，只是为了应和一下当时的主流意识，浩然会付出那么多真情吗？他耗费七年的心血写这部作品，又图个什么呢？如果是为“名”，一部《艳阳天》已使他名满天下了；如果是为“利”，1970年代国家已经取消了稿费制度。《金光大道》发行几百万册，浩然没有得一分钱稿费。120多万字的《艳阳天》出版时的稿费是千字10元，浩然全部交了党费。我们只能理解为，《金光大道》寄予了浩然的理想，寄托着浩然对劳动人民的感情，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那些活生生的人物与故事，那些如火如荼的斗争画面，使他有一种创作的冲动和记录历史的责任感。
　 《金光大道》卷帙浩繁，气势恢宏，结构严谨，语言流畅明丽，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鲜明的时代特色，对人物的塑造和刻画尤为出色。书中的主要人物，大都是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有人说，高大泉就是“高大全”，就是不食人间烟火，就是虚假。那纯粹是望文生义的胡诌。这和文革时有人攻击作家萧红、萧军名字的含义是“消灭红军”一样无聊。高大泉是《金光大道》着力塑造的社会主义时代的英雄人物，但他也不是完美无缺先知先觉的，真实地写出了他在斗争中的成长和成熟过程。有人理解不了高大泉的高尚行为，这不是什么怪事。就连他的弟弟高二林也曾对哥哥的无私行为感到不可理解。自私是理解不了无私的，卑鄙是理解不了高尚的。假如没有那样一批无私无畏的用共产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和建设的硬骨头，很难想象，共产党的天下是怎样打下的，新中国是怎样建立的，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怎样在那样短的时间内就取得成功的。有人做过统计，《金光大道》中出现的有名有姓的人物多达百余，其中鲜活生动的、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不下20个。且不说着力塑造的高大泉、朱铁汉、老周忠、周丽平、吕瑞芬、田雨、秦文庆等闪烁着共产主义思想光辉的社会主义新人群像，就是“小算盘”（秦富）、“滚刀肉”（张金寿）这些“中间人物”和思想落后的人物，以及张金发、冯少怀、范克明、歪嘴子（孟福璧）等“反派人物”，也给人留下了鲜明深刻的印象，其独具个性色彩的典型意义，是我们的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所不应忽略的。
　　我读浩然的《金光大道》，感受最深的就是作家对农村生活的熟悉，对土地与乡亲的深情，以及他笔下的中国农民对党对祖国对社会主义，对土地、对庄稼、对粮食的非同一般的感情。有些片段堪称经典。我曾当面向浩然老师表达过这种感受。某些评论家、文学理论工指责《金光大道》虚假，恰恰是因为他们不熟悉农村，不了解农民，至少是对那个时代的农村和农民没有足够的熟悉和理解，缺乏应有的感情；对那个时代的国情特别是农村的社情民意，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几亿中国农民热情参加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及其深远意义，缺乏准确的把握和理性的认识。这既是认识问题，也是立场问题。
　　浩然是一个没有政治野心但在艺术上有雄心大志的人，他躬身践行“深入一辈子农村，写一辈子农民，给农民当一辈子忠实代言人”的誓言，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社会主义文学事业，担当得起“忠诚的共产主义文艺战士”的光荣称号。浩然很在乎社会上对他的人品与文学成就的评判。他在1982年5月写给《中国当代文学》编写组的回信中，曾经说过：“本人没死，还想在正派的文学理论家和史学家们帮助下，总结经验教训，在新时期写出对祖国文学事业发展有益的作品来，多么希望看到公正的、说理的论述呀！”由此，他渴望被人理解、渴望得到公正评价的心情可见一斑。然而，近30年来，直到浩然在长期的病痛折磨中抑郁而终，我们又为这位著作等身的人民艺术家做了些什么？在一轮又一轮的“争议浩然”和否定浩然的鼓噪中，他所期盼的“正派的文学理论家和史学家”为何往往集体失语，倒是多有草根百姓和热心读者为他仗义执言？
　　对《金光大道》这部具有史诗品格的、曾经影响和哺育了一代文学青年的长篇巨著，它的缺陷与不足我们已经讲了30来年了，讲得很充分了，有些还讲过头了，甚至把是非弄颠倒了。现在，该是回过头来用理性的目光重新审视这部作品的时候了，该是对它的艺术风格和创作成就进行全面、认真的研究和客观评价的时候了。惟其如此，才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文学，才能告慰浩然先生的在天之灵。
　　
　　
　　                    2010-3-13修订旧稿于两知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