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工人们离开后不久，妻子王雪回来了，她不是从卫生局，而是从医院回来的，因为医院的一个副院长王家山自杀了!
王家山把自己淹死在医院东北角太平间后面的一个小池塘里，那里旷野荒芜、林木丛杂，乱草遍地、无人行走。下午，一个胆大顽皮的小孩到小池塘边去钓鱼，发现远处水草旁边好像浮着一个西瓜，但很快判断出是一个淹死的人。小孩就去报告了这一可怕的情况。勇敢的派出所长下到池塘里去，把仅有头顶露出水面、好像站在水中的死者拖上岸来。迅速赶到的法医当场验尸、论定自杀。人们估计王家山投水自尽的时间是凌晨。人们叹息：这个曾在马背上挥刀砍敌、生得魁梧高大的骑兵英雄，如此窝囊地死在这个无名的小池塘里，并且远离他的北方的家乡，身边没有一个亲人。
这个王副院长爱搞腐化，也爱在医院里伺弄花草，开玩笑时被称为“花草院长”。其人为腐化问题受到过不止一次处分，结果成为一个资格虽老、功劳虽大、能力虽强，级别却一降再降的人。这次事情的开头是一张标题为《清算老色狼》的大字报，下面的署名是“造反有理战斗队”。这张大字报已经印成传单，王雪带回来一份。内容主要是说王家山利用手中行政权力，胁迫和引诱妇女，利用分房、调房、修房、安排临时工这些机会，软硬兼施，迫使妇女就范，如果拒绝，就要遭到打击报复，当然，也有以色相交换好处、主动上门投怀送抱的。传单中用“×××”提到的“蓝大褂”妇女有五个之多，其中还有什么“国民党军官太太”，都遭到王家山玩弄，有的离开医院而去。这五个工友妇女的事情“众所周知”，至于其他类似的人和事还有，就不再具体触及了，但医校郁平的传单《捉放之后》里提到的乔丽，也是其中一例：王家山引诱逼迫乔丽，但遭到拒绝。乔丽抱着孩子投河，成了刑事犯，不能说与此无关。乔丽走上悲剧结局，王家山却心安理得无动于衷，继续疯狂捕捉其他的目标，软弱的进了他的圈套，不顺从的被穿小鞋。人们应该这样含羞忍辱、默默无声下去吗？人民的江山能容忍这样阴暗的角落吗？不！现在是给王家山这种人算总账的时候了。
大字报上墙之后，拔出钢笔在上面签名的人越来越多，“一个医生”、“一个护士”、“一个行政人员”、“一个共产党员”，乃至还有“和乔丽相同命运的人”等等。过了一夜，大字报上这样的签名密密麻麻，不同的笔迹说明着群众心中确实郁结着某种义愤。王家山吓得躲在宿舍里不敢出门。但九月一日下午，王家山还是被一伙工友和几个青年的医护人员揪了出来，把他反剪双手、戴上纸做的高帽，胸前挂着硬纸做的牌子，上面写着“蜕化变质分子，走资派王家山”，名字上打了红叉，押进医院小会堂批斗。台上台下站满了人，愤怒的口号声惊天动地。迫于这样的声势压力，王家山承认了利用职权、侮辱妇女是“犯罪”。当问遭他欺负的妇女有多少时，他说记不得了，这混账可恨的回答除了引起少量的笑声之外，更引起群情激愤，这时发生了拳打脚踢的事情，台上很乱，台下也有人要上台去参加痛打。在比较冷静的人提醒下，王家山在一片“打倒”声中被带出会堂，押回宿舍，一路上挨到群众的唾骂，不时有拳脚袭击他。“战斗队”把王家山押回宿舍后，凶声恶气要他闭门思过写检查，作了这样的“勒令”之后，人群就散了，并无具体的看守措施，也没有谁去做针对性的思想工作，自杀事件就这样发生了。
他问，医院里的领导呢？还有工作组呢？王雪说，当时那种情况，谁能劝得住？都躲得远远的，可能还有背后支持群众的。但话说回来，过去闹土改的时候，群情激愤，活活打死老地主的也有啊！他说，可现在是文化大革命，又是医院，知识分子很多，不能等同于土改时的农村。王雪说，都是群众运动。群众平时不敢讲话，这时候爆发出来，也很正常。想要文质彬彬、请客吃饭的样子，谁能保证？政策虽然不允许，但谁能去拦得住？他平时确实有问题。他第一批就“四清”过关了，可是群众还是有账要跟他算。群众的算法跟我们的算法不同。我们让他“下楼”，群众还是要他“下台”。我也不赞成乱斗乱打、侮辱人格，但我理解群众。我们有党委，有监委，可还是没有能管住这些干部，群众一起来，就管住了。靠我们自己清来清去，还是不清，有的倒把好人给清了。他说，一切也是相对而言，想要水那么清澈见底，是不可能的。王雪说，我们在不搞西方民主的前提下，无非一个是平时抓，一个是必要时搞运动。我们只有一靠自己自觉、二靠纪律，三靠发动人民帮助。像文化大革命这样，如果再不能解决，而且干部都是顶牛的情绪，以后怎么办呢？这可是个大问题！
他说，不管怎么弄，搞死了干部总之不好。发动群众就乱，乱了又要治，眼看把群众运动掌握好都很难……
王雪说，搞死了王家山这情况是不好，但这只能是极少数，毛主席在谈农民运动时讲，“罚不当罪的极少”。那是什么社会？现在更应当如此。王家山还不能说是被群众搞死的，只能说是被群众运动吓死的。现在有些情况也可以拿历史来做比喻，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贵族的残暴，引起了平民的残暴，而当贵族镇压平民的时候，又加倍残暴。那么总的来说，贵族作为社会统治阶级应当负责。八十年后爆发巴黎公社，这种现象又重复出现，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里给以深刻揭露。法国的历史就这样残暴着过去了，说明了阶级斗争的激烈。“勿以暴力抗恶”要看情况，如果恶得威胁你个人、家庭、社会、国家的安全，势必首先要制服恶才行。共产党把执政者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不是摆在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上，而是摆在“人民国家”这个关系上，与传统的历史实行彻底决裂，这是指出了一条真正解决问题的新路，真是几千年没有过，但是万事开头难嘛。
他说，但人民国家也不等于人民来管干部、整干部，干部就是代表人民行政的，工作总要靠干部来做……
王雪说，群众反王家山，并不是不要他做工作，而是要求他好好工作。如果我们监委的一套工作做得有效，法纪真正严明，搞运动的必要性也就会相应减小，否则，自古还有“官逼民反”一说呢，何况现在群众是什么觉悟？人民越是相信我们，人民关心国家的政治热情就越高，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但我们一些人大惊小怪，视为不正常，其实是他们自己觉悟低，不愿意人民群众有这种政治热情。现在就是群众来做我们的监委平时没有做好的那一部份工作，就跟搞清洁卫生一样，平时要小扫，过年要大扫，叫做“掸尘”。
他哈哈笑了起来，掸尘？王家山就被“掸”死了。
王雪说，如果所有的王家山加在一起，愈演愈烈，我们不闻不问，就背离了我们打江山的初衷。赫鲁晓夫降下了斯大林这面旗帜，丢掉了马列主义的刀子。就是要心安理得地改变颜色。这是一个简单的心理学问题。赫鲁晓夫代表的是苏联的王家山。
他不觉拿眼睛瞪着她，听她说下去。
美国杜勒斯说从赫鲁晓夫看到了“苏联内部有要求较大的自由主义力量”，“如果这种力量在苏联内部继续发展”，就可望“在十年或一代人的期间里，达到我们政策的伟大目标”。一代人是多长时间？三十年吧？这就是说，他们从赫鲁晓夫看到了苏联“红旗落地”的不远的将来。他们不会袖手旁观，他们会暗中做他们的“工作”。
我就体会到毛主席在心中酝酿了若干年，来搞这一场运动。就是把党和国家的命运，跟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联系起来考虑。过去打下江山依靠人民，如今反修防修还要依靠人民。共产党已经赋予中国人民一个新的思想：江山是人民的。所以现在要求人民共同地负起这个责任来。文化大革命这种大民主形式，要在运动中实践和研究，最终才能去粗取精，加以完善。但从相信群众角度，不应当怕乱。毛主席在“文革”一开始就说了，大风大浪并不可怕。为什么呢？因为他相信和依靠人民。
他把头点点。
王雪说，现在，一些人用一九五七年来吓唬群众，但看看《十六条》，就知道这些人是不对的。《十六条》公布在报纸上，群众敢于参加到运动中来，就是因为他们从《十六条》直接知道，毛主席决不会先把人骗出来，然后再把人打成反革命。毛主席怎么可能是这样的人呢？我们党就是这样打下江山来的吗？岂不可笑！
一方面需要真正的大民主，另一方面也要有实践和建设的过程，从一九五七年提倡大鸣大放，到现在又提倡大鸣大放，而且把《十六条》公布于众，就体现着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过程。《十六条》把党内走资派称为右派，指向目标的这个变化意味深长。但不等于说如果党外又有人提出“政治设计院”，“轮流坐庄”这些来，就可以不管。
经过三次甄别，现在多数右派分子已经摘帽，但如果文化大革命最后又变成一九五七年的结果，那今后还会有谁来相信我们呢？我们新中国的民主建设到底要怎样搞呢？《十六条》已经公布于世，天下皆知了，可是我们许多人对群众还是偏要抱一个“秋后算账”的思想，这是什么问题？这不是硬要跟毛主席相反、强加于毛主席吗？
群众就认识到了这一点，要跟这样自视高明、阴险残酷的做法作斗争，所以喊出“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口号。如果认为群众是“个人崇拜”，那就小看群众了。但群众决不会借着文化大革命提出要跟共产党“轮流坐庄”。毛主席把相信和依靠群众作为根本的道理，敢于放手发动群众。毛主席对人民的这种相信就深深感动了人民！
他听了又不觉点头。
王雪说，现在满天下喊毛主席万岁，以他老人家思想的伟大深邃，他如果同意“万岁”，岂不荒谬？所以他高喊“人民万岁”。他在一九五六年六十三岁时就提出自己退下来的问题，终于退出国家主席一职，考虑的就是自己不可能“万岁”。
七十三岁的毛主席决心亲手给党和国家打一次消毒、预防针，运动这才开始呢，很多人就觉得这一针打得疼，很不理解，我们的病好像还不算大，而针头用得很粗、药下得很重，来这么一下，真是吃不消、有怨言、不理解。
他笑了起来。王雪所言，他全懂。不过他内心潜在地、总好像在考虑着另一面的许多问题。
王雪继续说道，资本主义社会三百几十年才有现在的发达，而且长期掠夺世界财富，社会主义使得遍地木犁的苏联很短时间内就跟资本主义的头号强国并驾齐驱了，社会主义有什么不好呢？要改变苏联颜色的，只能是苏联各个层次上的王家山。这些失去理想、为着私欲而活着的庸人，他们觉得社会主义束缚了自己。亡党亡国，他们自己不亡，他们会摇身一变，变成资产阶级。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主席对国内主要矛盾是生产力落后、是人民生活需要不能满足的提法，要加以纠正。但不等于说，毛主席认为不要发展生产力、不要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
他说，“八大”的报告，是中央几个大秀才，根据毛主席《论十大关系》写的，你刚才指的那段关于主要矛盾的话，毛主席也没说它全不对，只是认为不能作为主要矛盾来提。
王雪说，社会主义改造之后，要抓经济建设，但后来发生“刮五风”。毛主席在广州会议上有这么一段发言：“这几年出现的高指标等问题，总的责任当然是我负，因为我是主席。我的责任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到现在才提倡调查工作呀？为什么早不提倡呢？而且我自己也没有下去，搞一个公社、一个工厂的调查。为补过起见，现在我来提倡一下。今年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过一次，九中全会上又讲了一次，这次会议还得讲一次，不然又说我没有讲。”假如你当时是主持大跃进工作的人，正坐在毛主席身边听着，你不应当感到很惭愧吗？你不应当引咎自责吗？调查研究不是毛主席最著名的观点和党一贯的优良传统吗？所以“刮五风”的问题，根本就不能让毛主席负责。
他说，这个问题涉及党内高层矛盾，就不说了。
王雪头一扬，怎能不说呢？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来说一说的。有的人就是一会儿右得出奇，一会左得“可爱”。到底是为什么？毛主席肚量大，宽以待人，直到现在，才有了组织处理，把有关人的位子降了下来。但为什么把这个作为这次运动的开始，而不是运动的结果呢？毛主席是认为，发动全党全民提高觉悟，比降职撤职更重要。
他叹口气，让固执的王雪说下去。
在“一穷二白”的底子上搞建设，又受着帝国主义封锁，我们需要的正是“大跃进”，而不是慢腾腾。用“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形式，把亿万农民组织起来，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共同富裕，并且以集体化的农业支持国家工业化，这是了不起的宏图大略。但毛主席要的是实事求是的大跃进，不是“刮五风”的大跃进。所以，在大跃进前夕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主席提出要压缩空气，在后来的武昌会议上提出保持清醒头脑，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在两次郑州会议上提出纠偏，在上海会议上压指标，直至庐山会议前期讨论纠“左”的十九个问题。好像大家都跑到前头去了，而毛主席成了落后的人。河南省吴芝圃就多次不听毛主席的批评，最后浮夸到饿死了老百姓，成了全国的反面典型，还有安徽。
毛主席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说，他去年八月以前主要精力是在革命的方面。是哪些方面呢？这也有案可稽，比如，美国与台湾签定了《共同防御条约》，蒋介石扬言反攻大陆；在英国与印度煽动下，西藏农奴主准备叛乱；伊拉克宣布独立，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还有赫鲁晓夫正在大搞修正主义。毛主席在研究对付这些事。于是有了炮击金门，这既是有力回答《共同防御条约》，又是对中东民族解放力量的呼应；有了从容平定西藏农奴主叛乱，西藏人民从此摆脱了农奴制；有了中印边界反击战；有了对苏共中央的一系列揭露和理论回答。这样的一大摊子工作。
官僚主义、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强迫命令这“五风”刮起，有一个鲜明的标志，就是《人民日报》九月十三日社论《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我敢说，出这篇社论，毛主席不知道。但毛主席后来还在多种场合，就大跃进以来的这些错误作自我批评、承担主要责任，我记得传达下来时你很感动，你说过不应当由毛主席负责，据说不少省委是不肯传达的，在毛主席催促下，才作了传达。我想，毛主席把责任承担过来，是为了一种团结的大局。我觉得全党在毛主席面前就像不懂事的小孩子一样！
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讲，“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与其说这是毛主席为自己开脱，不如说是为了保护某些人，这种保护，其实也是批评。真诚的人只有感动，唯有野心家听了，心里会不自在，还要装着没他的事！
七千人大会上有种说法，叫做“七分人祸、三分天灾”。如果这是某些人的自我批评，那就太好了，可好像是指向下面、指着全体的。如果打开一九五八年下半年的报纸，那上面许多浮夸的话，并不出自毛主席之口，但毛主席对这些提都不提，对自己事前、事中、事后如何一直在纠正问题，也只字不提，只是自己承担了主要责任。如果相反，怨你怪他，那还是毛主席吗？尽管毛主席一直在纠“左”，后来还对挫折承担主要责任，让大家轻装上阵，但他不同意把大跃进说得一团糟，要爱护社会主义积极性。庐山会议明明是为反“左”而召开的，有人上书也是反“左”反“五风”的，那个“万言书”是肯定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大方向和巨大成绩的，后来怎么出了那么大的事，是毛主席容不得这样呢，还是毛主席不得不选择这样？可是，五九年以后的反“右倾”一直反到基层，公社的小科长也被打成右倾分子，好可怜！是毛主席让这样做的吗？那样作自我批评、爱护大家积极性的毛主席，何必又要这样做呢？想想也不奇怪，前一阵刮“五风”的领导，当然不喜欢下级反他的“左”倾，正在下不来台呢，上面反右倾的指示下来了，顺手就收拾这个下级，自己也就成一贯正确的了。这样下去，不管怎样，唯上级是从。这样的情况，文革开展以来，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你们哪个不是这样？而毛主席的话却可以不听！群众最看不起你们的，就是这个。
六二年一月的中央会议，毛主席说把会开得大些，一直扩大到县委书记，开成了七千人大会，而且中央的报告，政治局先不讨论，作为草稿交下去讨论，然后再往上集中。在大会上，让七千人进行批评，叫做“出气会”。这还不够民主吗？这还不够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吗？回头看，我觉得这是把一九五七年半途而废的“大鸣大放”，在党内搞成了，反映着毛主席在党内实行“相信和依靠群众”。
以后几年的形势就越来越好，短短四年，现在是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三次核试验成功。这次文化大革命，我看是把七千人大会扩大成了七亿人的大会。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六年，我认为毛主席越来越形成了很坚定的一种大思路，而不怕实践当中会出什么岔子，毛主席总是算大账，做大仁义的事情。
现在有一种聪明绝顶的人说，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因为在中央很孤立了，就利用个人崇拜，来发动学生、依靠群众。照这个说法，那毛主席早在六二年一月，就玩这一手了，那时他在中央就吃不开，所以要把中央工作会议开成七千人大会、把中央报告草稿直接交给七千人讨论，要不然，他会被迫就范、失败、下台。果真是这样的吗？凭什么毛主席应该下台呢？假如毛主席下台，谁应该上台呢？这个人应当比毛主席伟大、正确才行。但对这个问题，这些聪明绝顶的人就不作回答、含糊其词了！这是什么心理！
看来毛主席在中央确实也不是说一不二。他要搞社会主义，人家要确立新民主主义；他要大办合作社，人家要大砍合作社；人家大刮“五风”，他要压缩空气；有人站出来要追究“五风”，他反而把这样的人按下去。他是党的主席，可是又退到二线，还要对一线负责。别人做下的事情，他要作自我检讨。但我们从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那种恢宏的气势，那种谈笑风生、一气呵成，那种从容不迫、深邃远大，我们哪里能体会毛主席的胸怀一点点？我有时想，毛主席是天上派来教我们怎样做人的。
毛主席有时就喜欢做少数派，比如革命就要胜利了，多少人想到的是坐江山、做老爷，毛主席却来泼冷水，说是“进京赶考”，警告大家不要吃了“糖衣炮弹”。实际上可以说在进城之前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向全党提出了反修防修任务。
他不由得说，你想得很多、做了一些研究呢！
王雪过目不忘一样背诵起八届十一全会《公报》来：“我国的国民经济正在持续地健康地向前发展。党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已经胜利实现。从今年起，开始实行第三个五年计划。在工业战线上，不但产品的数量，而且品种、质量，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在农业战线上，连续四年获得了好收成。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三次核试验的成功，集中表现了我国科学技术和工业发展的新水平。”
字里行间荡气回肠、多么自信。读着这段话就能体会到毛主席的欣慰。确实有一种特别雄伟而从容不迫的气魄。
在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说过，假如从十七世纪算起，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三百几十年，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也许只要几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设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这样，谢天谢地，岂不甚好？但我劝同志们宁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三百几十年建设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
这段话说明毛主席是把国内国外、几百年前几百年后，都想过了，而且顺带着又反了“浮夸”。他认为我们已经搞起的社会主义总的来说对我们自己能管用，中国决不能、也用不着跟在资本主义后面爬行，中国对于自己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如何赶超，已经具有信心和经验。
毛主席从纠“五风”开始的一系列的态度和措施，在某种巨大混乱之中镇定自若、力挽狂澜，在正确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基础上凝聚党心民心。这样不但及时纠正了“五风”，而且应对了接着发生的两大困难：一个是苏修背信弃义、趁人之危、逼我还债，二是连续三年三分之一农田大旱。内外交困，达于极点。但确实几年之内就迅速扭转了经济形势。这是一股神力，毛主席的正确把舵，反“左”反右，严于律己，以身作则，使全党在挫折中团结、振作、调整，继续前进。不是这样吗？
他说，确实是这样，毛主席一九五六年就领着一些省委书记，制定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黄河以北亩产可达多少，淮河以南亩产可达多少，后来在党的会议上也通过了，指标很实事求是，但不久之后就刮起了“五风”，这么重要的纲要被丢在一边。至今没看到毛主席批评说：你们怎么不按《纲要》去做工作，怎么浮夸起来的？毛主席没有这样指着鼻子责问过谁。
王雪笑道，你一开口就比我说得好。他说，我主要还是听你说。
王雪说，《九评》的文章说南斯拉夫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典型。他们一九五三年的法令让私人有权购买国有资产，到一九六三年又用宪法肯定了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政策，资产阶级随着私人企业而成长起来。铁托集团在“工人自治”的幌子下，让国有企业成为厂长、经理的天下，他们只管在上面坐收利润，从而瓦解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工人阶级回到了受奴役的地位。他们宣布放弃农业集体化道路，农村成了小农经济汪洋大海，他们用法令规定农村土地可以自由买卖，造成农村两极分化，雇佣劳动和高利贷统治了农村。铁托集团在国际重大事件中扮演美帝国主义走狗的角色。国家从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开除了几十万坚持马列主义的党员，被逮捕监禁的有三万以上，同时赦免十几万从前的敌人。文章就这样全面解剖了南斯拉夫这个典型，说是“和平演变”，其实一点也不“和平”，是很残酷的！相对于十月革命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南斯拉夫是对社会主义的否定。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还是不是科学呢？社会主义重新成了空想！他们走了另一条路，被美国牵着鼻子控制住了。而苏联却向南斯拉夫取经，我们的文章语重心长向苏联呼吁说，“同志们，朋友们，南斯拉夫的道路是万万走不得的！赶紧回头吧！不然，就太晚了。”读了真感到惊心动魄啊！
这次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高度肯定了《九评》，认为是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而不是纸上谈兵，不是大话、空话。现在有不少群众重读《九评》。目前学校里至少初三以上直至大学的学生，都处在《九评》的反修防修思想教育培养之下，可以说亲身经历了对苏修的斗争，所以他们现在参加文化大革命在思想上是有一定自觉性的，要不然，他们的政治热情就是盲目的、不可思议的。
他笑道，你真是热血沸腾，平时倒没看出来。
王雪说，别忘了我跟你一样是高中毕业、做过热血青年、投奔了革命，当然，你实际水平高些，现在应当算是党内大知识分子了。他被刺得哈哈一笑，说，你的思想，确实反映了完整的一套立场、观点、方法……
王雪说，这一套认为我们共产党不能在中国搞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各种混乱和社会灾难的根源，也是世界战争的根源。共产党人取得革命胜利之后，如果还不得不利用资本主义，也要将其置于社会主义的总体监视和调控之下，为国家民族所用。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资本主义，要么是这一套，要么是那一套，没有中间道路可言！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上就有这样一句话，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决没有中间道路可走”，写上这句话总是有原因、有针对性的。
王雪的小脸儿激动得红红的。他似乎重新认识了自己的妻子。他有兴趣继续这样较抽象地谈下去。他故意抬杠，问，为什么没有中间道路呢？
王雪说，毛主席早在全国解放前就多次说过第三条道路是幻想。列宁也早就说过，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斯大林也说过，所谓第三条道路，其实就是第二条道路，就是回到资本主义去的道路。这个第三条道路的问题，确实这样一再被提出，不言而喻，党内一定有一种议论持有这种主张！但是不是也许真的能把第三条道路创造出来呢？王雪看着他，好像要“引蛇出洞”。
他说，是啊，尽管导师们这样说过了，但这个问题还是一再被提出。我们可以试着从资本主义这一面来分析：从历史看，资本主义不是走不通，它已经走这么长时间下来了，走通了，它也是历史的一个必然阶段嘛。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期，也有与上一个社会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后来大局已定，就稳固了。在资本主义世界形成的时候，前一社会里较高等级上的人们，凭着手中已有的特权，介入资本积累和营运过程，正在发家致富的资产阶级也与王室、权贵互相利用，社会出现种种丑恶与不义，一切淹没在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遭到无数有良心的人们的谴责，特别是各种思想家、作家都予以揭露批判，但历史也就这样过来了。确如毛主席一九六二年在七千人大会上所说，从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算起，资本主义几百年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以及文学文化，在全世界占上风。十九世纪以来，首先是巴尔扎克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成为强大潮流，产生一大批巨人级的作家，他们对资本主义加以无情揭露、讽刺。后来还有其他的一些作家也继承着巴尔扎克的事业，西方的一些知识分子一直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力量。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根本制度依然我行我素，一直发展到今天。按照毛主席的估计，我们把社会主义干好了，不要出大问题，也要一百年左右才能赶上人家。
资本主义不是没有国内阶级矛盾，不是没有跟国外附属国、殖民地的矛盾，但凭着巴尔扎克一类知识分子的正义呼声，凭着国家要求社会各阶级顾全大局，使不同利益达成妥协调和，总之，凭着社会所需要的理性与平衡，资本主义使自己日益完善，并且汲取了社会主义的成份，增加福利，虽然仍不时会有各种社会问题冒出来，但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没有受到动摇。一方面是社会主义意识在西方知识分子中向来就有影响，并且世界上出现了社会主义阵营，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阵营也日趋稳固。双方对峙，进入冷战。时至今日，《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年以上了，资本主义仍然没有灭亡，相反，社会主义阵营才建立了几时，已出现分化瓦解，爆发了中苏两党大论战，中国正在反修防修。也就是说，本来对资本主义最具竞争力的社会主义，眼前却有了何去何从的分歧。南斯拉夫的“变法”有转向资本主义之意，这样的“变法”我们不同意，我们要批判他们，并且劝告苏联不要学南斯拉夫。毛主席说，赫鲁晓夫们政治上很幼稚。《九评》说：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产生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产生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
毛主席虽然不反对向资本主义学习，也不反对跟资本主义世界搞外交、做生意，更不反对在经济上、在科技等各方面赶上和超过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总的要求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走社会主义这条路。毛主席说得很明确，就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而不是相反说“资本主义也可以救中国”。
王雪大眼睛瞪着他，捉摸着他的话中之意，好像防着上他的当。
他说，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是越过了资本主义这一必然阶段而建立的，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仍然十分强大、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出现分化瓦解的情况下存在着。我们做的是前人未曾做过的伟大事业，所以，“第三条道路”的问题会在现实中常被提出。事实上我们在工作中经常会遇到资本主义未曾充分发展而有的种种落后和苦恼，我们在某些方面确实需要“补课”。鲁迅说得好，“一切都是中间物”，这是很发人深思的。我记得列宁说过，假如有一个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发生并且胜利了，那么目前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的俄国，就不算模范先进了，就算是落后的国家了。这段话大约在《“左派”幼稚病》这个小册子里。这就说明在一个本来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是差着好多东西的，先天不足。但“补课”不等于拱手让资本主义复辟，然后来个“二次革命”，那时再搞社会主义。共产党人会这么愚蠢吗？那就是自己解除武装，让资产阶级取而代之。
王雪想了一下，说，社会主义使苏联只用资本主义世界六分之一的时间，就成为世界强国，飞行器登月都实现了，以至于能跟美国抗衡。但为什么还要“修”过去呢？他们的变“修”，不是因为经济落后要“补课”，而是有别的原因。
所谓共产党人，就是代表无产阶级，代表生产资料公有制，代表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无产阶级专政。“苏修”正是从这里“修”的，这样它就不再代表无产阶级，不再代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再代表无产阶级专政，归根到底不再代表广大人民，他们嘴上高唱“共产主义”，我们指出，他们是假共产主义。
怎样才能把国家人民的财富变成自己的而又合法化呢？只有“修”，把自己变成统治者，让人民重新成为被统治者、失去社会主义宪法赋予的一切权力。铁托、赫鲁晓夫的路线，就是在一些中间的调和的说法下，向资本主义的泥坑跳进去，丢掉工农，改换阶级基础，对内成了资本主义代理人，对外成了帝国主义应声虫。最严重的斗争就在这里。
群众之所以拥护文化大革命，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把真正的大问题从暗处挑到明处、从人的心里提了出来，并且要依靠群众来解决，这真让群众心头一亮、耳目一新、干劲冲天！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的意思在这里，不是“个人崇拜”。
现在，凡是强调《十六条》上革命对象新提法的，就是造反派，而强调要打击“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用一九五七年的结局向人们提出警告、企图阻挠运动开展的，就是保守派。保守派没有跟上毛主席的思想；保守派是糊涂，而利用保守派的人，是出于跟毛主席对着干。群众运动确实有乱的一面，但如果这样一看，就能看出乱中有序、阵营清楚。现在问题是：你乱我，我乱你，最后到底是哪条路线乱得过哪条路线呢？
他不禁一笑，点头说：你说到妙处了！
王雪继续说，三大战役是解决“两个中国之命运”的争论，文化大革命是解决“两条道路之选择”的争论，但不可能一劳永逸、一战定乾坤。“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无产阶级得到政权，还可能丧失政权，不是一代两代人就可以解决的。”两年前毛主席写在《九评》里的话所估计的时间，有这样大的提前量，而且还说无产阶级可能丧失政权。说得这样明确的话，我们在理解上，还不太找得到具体感觉，也许要等到南斯拉夫、苏联真正完全亡党亡国、土崩瓦解了，才能体会得深一些。
总的来说，毛主席是认为建设要搞，但方向要明。正如列宁所说，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以刚刚进城时来说，多种经济并存，互有冲突，你是支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还是支持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能脚踏两条船吗？
为什么要搞“三反”、“五反”？就因为资本主义挖社会主义墙角，拉共产党干部下水，不法资本家有“五毒”。如果不闻不问，任其发展，怎么行呢？新中国立即就会跟老中国没有两样。
资本的本质就是唯利是图。当时许多不法资本家都在做伤害新中国、伤害人民利益的事情，而且有意跟新中国较量！
当时从全国向上海调运大米、棉花等物资，就是为了对付资本家的挑战，打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这是一段不该忘记的历史。
所以毛主席六二年在七千人大会上说，“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就会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斯西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毛主席这是在为刚刚建立六年，既取得成绩，也遭受过困难的社会主义制度呐喊、辩护，是语重心长苦口婆心的，也是大声疾呼的。
毛主席经过调查研究，提出《论十大关系》，力求从战略上指导经济建设。“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还有“中国和外国”的关系，等等。应该记住，毛主席提出“论十大关系”，是1956年，是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的这一年。同时，正如你刚才提到，毛主席还亲手制定了那样冷静谨慎的《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样的毛主席，高瞻远瞩、实事求是，怎么会去大刮“共产风、浮夸风”这些东西？如果有人硬是要这样瞎说，其性质就是赫鲁晓夫丑化斯大林，是别有用心的！
毛主席说过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批评“以为社会主义就了不起，一点缺点也没有”的观点，这就包容了你刚才所谓“补课”之类的要求，但毛主席不能容许改变社会主义的方向。
因为毛主席有这样既坚定又灵活的思想，有这样的坚定性，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一方面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一方面打破封锁，努力跟世界沟通，一九五七年广交会开始运行，有出口的产品，有进口的设备，不但冲破了封锁，在世界上不孤独，军事上还能援越抗美，经济上还能支持亚非拉。对此仇视和污蔑的，只能是帝国主义及其应声虫，还有糊涂虫。
王雪瞪大杏眼看着他，好像他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糊涂虫，他哈哈大笑起来。
王雪说，毛主席“论十大关系”，早就以最简要的语言总结了两条，一个是坚持革命立场，一个是向人家学习。只有你们这种水平高的人，总想在坚持革命立场上打些折扣，直到抛弃根本，在向人家学习上搞些扩大，直到奴颜婢膝！老是在心里想，社会主义道路要往后退一退，资本主义课程要好好补一补，真是“十全大补”酒，美妙极了。总要来一点资本主义，走一走中间道路，新式的“曲线救国”。其实，到时资本主义泛滥成灾、复辟过来，它的势力越过越大，你的势力越过越小，西风压倒了东风，一切就由不得你了。
毛主席早就一针见血指出：“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
他不禁双手举起，说，我绝对相信毛主席，坚决跟着毛主席。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毛主席不会向任何人让步，要有余地，还会发动文化大革命吗？他老人家七十三岁了，真是下了大决心呢！我假定站在跟你论辩的一方，还是要说，这个所谓“中间道路”，在哲学上，在现实形态上，是有所存在的，也是可以在有效控制之下来为建设国家服务的，不能绝对否定这种灵活性。在革命根据地里，在解放初期，我们已经取得过这样的经验，就是社会主义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成份并存。那个社会也有那个社会的矛盾，但可以做工作。那就是一种中间的形态。那个状态既是社会主义的，又是“补课”的，也许比纯粹的社会主义更适合我们的社会水平。
王雪说，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政治思想文化建设，已经有了很大成绩，也看得见很大希望，为什么不在这上头继续多做工作，而要回头去做实际上是新民主主义的工作呢？岂非咄咄怪事！
几百年的世界资本主义不管有多少罪恶，不管巴尔扎克这些作家如何批判，确实也就过来了，但十年以来的中国社会主义不管有多少分歧争论、缺点错误、挫折灾难，不也过来了吗？而且毛主席的指导思想被证明是正确的，没有错误可言，只是我们一些人没有好好贯彻执行。社会主义新中国已经坚如磐石，如果向后退，如果一旦弄得社会主义前功尽弃，必将是最大的混乱、最大的失败、最大的危险。连你都在考虑所谓“灵活”，都有这种中间性的思想，这正好说明毛主席为什么要讲两条道路的“谁胜谁负”还没有真正解决，要一再地说资本主义随时都可能复辟。我感到奇怪的是，现在揭露出来，要走资本主义的，偏偏是以前搞浮夸、刮五风的人。如果这些揭露是真实不错的，那么这就奇怪了，安的什么心肝呀？
毛主席老人家一九六三年五月对资本主义复辟所需要的时间作了估算，说：我们要坚持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项伟大革命运动，要免除官僚主义、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无产阶级要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如果不是这样，如果我们的干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被敌人腐蚀侵袭、化分瓦解、软硬兼施，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要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这段话已经写进了《九评》，作为中国共产党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警钟。
他说，我也是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
王雪把嘴一撇，说，不坚决！
他只有“哈”地一笑。
王雪说，文化大革命对于党内来说，不应当算是晴天霹雳。只有经过长期的考虑，有一种情势紧迫，才会让毛主席下这么大的决心，明知会有许多人“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明知这么大的群众运动一定会产生某些混乱，乃至污泥浊水会趁机冒一些出来，他老人家也仍然充满信心，相信和依靠群众！不怕指责，一切在所不惜！毛主席抓住了最主要的东西，他为了现在，更为了将来。他相信历史会肯定他，他算的是一笔大账。
他点头，并且一声叹息。
王雪继续说，假如实行资本主义，会给人民带来福音，也行，再好的主义是为了人民嘛，但资本主义在中国是真正的空想，祸国殃民！这是近代以来无数血泪凝结而成的真理。难道这个真理过时了？那我们真是白活了，无数烈士仁人的鲜血也白流了，甚至应该遭到讥笑和诅咒，认为那个鲜血本来就不该去流，认为那是灾难、作乱。这样，简直就是为蒋介石的“四•一二大屠杀”、“五次大围剿”这一切做辩护了。分歧其实是极其深刻和尖锐的，发动文革就简直是跟当年的国民党和他们的“理论家”仍在继续斗争一样。难怪群众现在因为观点的不同，有的闹得弟兄对立、一家人分裂，大家都吃错了什么药似的。总之，我完全理解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不管在这个运动中会发生多少王家山事件。这么大的运动怎么可能不发生这样那样的一些事情呢？世界上难道有过非常单纯的历史、非常单纯的革命吗？
他叹道，唉，你讲透了，你上升到诗意了。
王雪说，但我想到的，比表达出来的，还要多，我还想到，危险就在我们自身、就在我们的灵魂里，真是古人说的“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我们内心深处的私欲，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内在依据，而我们手中的权力，会为资本主义复辟效劳。要搞资本主义很容易，要坚持社会主义不容易。
毛主席强调要抓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这不是要求过高，而是从现实里来的，可惜能好好理解的人不多，认为斗这斗那、批这批那，过得太紧张。等到腐朽意识形态像肮脏的潮水涌来淹没我们，气都喘不过来，那就为时已晚。如果像天津的刘青山张子善那样自私自利、特权腐败，建国这十七年下来，将会是什么样子？能经得起先是大跃进中刮“五风”的折腾，后是三年自然灾害、苏修逼债的考验吗？能万众一心不怕美帝国主义从西到东的三面封锁吗？能顶得住苏修背信弃义、趁人之危的压力吗？
老百姓处在生活实际当中，他们心里有一本账，他们知道国家在什么情况下还为他们做了些什么、更为他们的长远利益做了些什么！他们能理解毛主席的大仁政，而不是小仁政，但在小仁政方面，国家也不是无所作为。
共产党迅速荡涤了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包括消灭土匪恶霸黑道，改造妓女，禁绝毒品，人心向善，真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老百姓家里就连跳蚤臭虫也绝迹了，每个县城都有“卫生防疫站”在工作，全国全民防治血吸虫等等，“东亚病夫”正在健康起来。社会治安和风气之好，从古未有，更是动荡不安的百年以来未有，老百姓一心一意跟共产党过日子，相信社会主义祖国有美好的未来，没有什么中间道路的幻想！
最近，我感受到、甚至亲耳听到一些含蓄的或者竟然也不那么含蓄的反面的思想，虽然只言片语、躲躲闪闪、阴阴的透露出来，但要么庸俗、无知，要么桀犬吠尧！让我心里憋着气，我想得很多，我甚至预见到很多很多！
他能理解王雪指的是哪一类的思想。王雪确实是很敏感的。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用人民革命的方式和力量，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好像一场大演习，毛主席不惜代价这样来做一回，而人民理解了毛主席，挺身而出，不怕打击报复。
我们不应当落在人民后面，更不应当否定人民。对中国社会、对世界形势的认识，谁能超过毛主席？谁能比毛主席更为中国人民的现在和未来操心负责？谁能比毛主席更大公无私？
王雪眼睛里的泪水流了下来。
一种感动也让他眼睛湿润了……
儿子在外面轻敲房门，报告说：宗市长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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