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一个“俗”字了得！
马望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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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读者、观众，对诸多文艺创作说三道四，这是很正常的。众口难调嘛，每个作家、艺术家，都不可能满足所有受众的要求，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长时间地全面地处于这种状态，那就是问题了，就应该加以研究了，这也是很正常的，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近日，有人语重心长地指出：近年来，文艺创作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低俗化、娱乐化倾向严重。这位同志质疑：据说现在一年创作歌曲在两万首以上，但是真正为广大群众所传唱的有多少首？现在一年创作的小说等文学作品汗牛充栋，但真正为广大读者所一致公认的力作有多少部？出版业一年出版各类出版物30万种，但真正能与我们先辈几千年为我们留下的8万种历史典籍比肩的作品有多少？我们全国几百个电视频道，数以千万计的文化节目，真正的有丰富文化内涵、高尚文化品位和品格节目又占多大比例？我们每年生产400多部影片，上万集电视剧，其中能与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并驾齐驱的传世力作占多大比例？热遍全国的文化遗产保护浪潮中，逐利、炒作，托假的“虚火”占多大成分？这些提问，的确如醍醐灌顶，发人深思。对于这一些问号，各有各的答案，当然也是并不奇怪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嘛！对于上述问题的产生，其实大家早有议论。这位同志指出，有的艺术家公开表示，他的创作目的主要是娱乐，不追求深刻的思想内涵，不追求深层次的心理需要和人文关怀。创新意识不强，模仿之风盛行。这位同志指出，还有一些是急功近利、金钱至上、追逐成名不择手段，在炒作和包装上寻找出路，用低级的噱头和耸人听闻、甚至丧失道德底线的所谓“卖点”吸引眼球。一些作品通过暴力色情、陈腐迷信、八卦奇闻来促销谋利。这位同志还概括说，其原因有三。一是市场导向的负面影响。二是受全球艺术发展趋势的影响。三是文艺批评流于形式，助长了低俗化的趋势。。。。。。（《人民日报》〉2010/08/09 蔡 武：《低俗之风，岂可听之任之》〉）照我看来，这些高见，都不无道理，亦不能置若罔闻。
可是，如果你要问我个人的具体意见呢？我可就说不好说不上来了。一来，我只是诸多受众中的一个个体，不具有任何的代表性。二来，我所见到和听到以至想到的界面很有限，不可能了解和把握全局的态势。三来，我的看法只能是管窥蠡测，不足以为高人、方家道也。不过，在下却愿意把我知道的议论和褒贬提供出来，让诸位网友参考。
赖声川先生，是大陆和宝岛很有影响的作家和导演，在世界剧坛也颇受瞩目，被人誉为“华语戏剧界旗帜性人物”。最近，他对北京的记者所说的一番话，我以为的确是发聋振聩，很值得引起深思。他说：“从2006年到今天，我在一次一次地接触中发现内地在某些地方发生了一些偏差，价值观似乎变成了物质和金钱，这也使得内地表演艺术的生态变得很功利。这就造成了一种错觉，戏剧只是娱乐，这很危险。我始终记得美国著名戏剧家阿瑟·米勒在《推销员之死》百老汇演出50周年纪念时说过的一番话：‘当年最好的戏一定是在百老汇首演，但是现在却变成了最有创意的戏最后一个到百老汇，这说明百老汇已经没有了实验的空间。当年那个叫戏剧，现在则叫娱乐。’无论美国，还是在台湾或是大陆，都已经走入了以消费为中心的时代，一切都被物化，在这样的环境下，表演艺术是可以让人的生活品质变得更好，所以我希望用自己小小的力量帮助内地文化的发展。”他还坦言，“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去想过市场，其实创作的时候考虑市场是一个陷阱，之中难免会有妥协和缺陷。现在很多人都以为话剧就意味着商机，但殊不知每次看戏的观众中一半以上都是第一次看戏的，第一次的经验绝对会影响他们下一次的选择。如果看了一个烂戏，他可能以后不会再进剧场了。所以想进入这个领域的创一定要慎重。我常常和我的学生说你到底想对世界说什么，世界又凭什么听我们说话，一定要有自己的思考。”无怪乎在首都采访他的记者感叹地说：“4年来，北京观众对这位台湾导演的了解甚至超过了很多身边的导演，但每次似乎已经没有了新鲜话题的赖声川又总能抛出一些值得借鉴的观点。”（《北京青年报》2010/07/29 本报记者郭 佳：《赖声川：喜剧只是娱乐,很危险》）朋友，难道你不认为，他的观点，确实是“值得借鉴”吗？
以上就算是文艺创作的劳动者的看法吧。下面讲讲来我们文艺创作欣赏者的想法。一位山东老乡在《文艺报》的“读者评论”呼吁《作家应直面“集体性缺失”》。他直抒胸臆地写道：“不管承认与否，中国经济的崛起，在某种程度上是以惨重的精神牺牲为代价的。牺牲的重要标志是国人精神层面上长时间的集体性缺失。而这种缺失如不及时遏止、改变，势必会造成整个民族的精神危机。这一点，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被严峻的社会现实所证明，并将继续深度证明。如一些地方、单位、部门、层级官德的集体性缺失，造成腐败风气蔓延且愈演愈烈，伤害民心、纠集民意；优良传统美德的集体性缺失，造成国民素质降低，社会秩序混沌；诚信集体性缺失，造成国民凝聚力下滑，各种矛盾加剧；公平公正集体性缺失，造成社会层级分化明显，阻碍事业和谐稳定发展；公共文明意识集体性缺失，造成‘脏乱差’、‘低老坏’随处可见，甚至有损国家形象，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类群体冲突，腐败、涉黑、凶杀大案，制假贩毒、偷盗抢窃、卖淫嫖娼案件，重大责任安全事故，决策性经济损失典型案例……给人们太多的‘黑色记忆’。对此，国人忧心忡忡、愤懑重重。作家一直被认为是社会的良心与良知。这些年来，中国作家对国家的走向与发展一直在高度关注，也能直抒己见发出自己的声音。这里要说的是，作家从发力到发声，与人民的要求和愿望，还远远不够，甚至感到太弱了，有的作家沉缅在风花雪月、小桥流水中太久或是太看重商业化写作而丢失了自己。面对中国种种‘缺失’现状，我们不是要求作家搞情绪化的偏颇与冲动，当什么高高在上的‘代言人’、‘救世主’，甚至滥用优势，引发怨恨，破坏稳定，而是要求作家作为具有社会‘良心良知’的一员，看到‘集体性缺失’的危害性、增强直面‘集体性缺失’的勇气，自觉承担责任，认真深入社会，全面了解状况，求实分析得失，冷静准确地书写，用文字发出呐喊，抨击丑恶、伸张正义，呼唤真挚，展现善美，向人心与灵魂种植正确的方向感、价值观以及人性温暖与道德情怀，引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集体性回归’，在时代大潮中创造中华民族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崭新世纪。我们相信，具有光荣传统的中国作家最终能做到这些。”（《文艺报》2010/08/04 刘乐艺[山东])：《作家应直面“集体性缺失”》朋友，我不知道，你对上述言辞有什么意见 ？我可是赞成的 。
如果您要问我为什么？因为，我忽然想起了鲁迅。就在前几天，8月9日的《环球时报》报道，当年让鲁迅“弃医从文”的那组幻灯片，目前已在他就读的日本东北大学医学部找到。原来，他东渡学医，是由于“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家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诊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维新的信仰。”可是当他看到在学校里放映的、拍摄于我国辽宁开原、记录日俄战争进程的幻灯片中，日本军人面向地上跪着的一个中国人挥起战刀，而后景站着的许多中国同胞却好奇地在围观这个血腥的场面，这一幕景象，使他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刺痛。他认为，“日俄两国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肮脏的战争，是对中国主权的蹂躏，腐败的清王朝丧权辱国，人民又不觉醒，是中国落后的根源，看来，学医并非一件紧要的事情，主要的在于改变人们的精神，要唤醒人们，中国才有希望。”（《环球时报》2010/08/09 王锦思：《这张幻灯片改变鲁迅一生》）在《藤野先生》（1926/10/12，见《朝花夕拾》）的纪念文章中，鲁迅提到过这件事。更早的1922年12月3日在《〈呐喊〉自序》里他是这样回忆的：“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要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1925年7月22日，他更明确地指出：“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坟·论睁了眼看》）。1933年12月20日夜《致徐懋庸》的信中，他还进一步这样具体地阐明：“文学与社会之关系，先是它敏感的描写社会，倘有力，便又一转而影响社会，使之变革。”朋友，鲁迅先生的书，抄到这里，您大概也可以明白我支持刘乐艺先生建议的理由了吧？
其实，刘乐艺这些读者、观众们的意愿，和我们的许多作家、艺术家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这里只抄一抄军旅作家李鸣生同志，对《文艺报》记者采访所讲过的几句话吧。近日，继《飞向太空港》、《澳星风险发射》、《走出地球村》、《远征赤道上空》、《风雨“长征号”》、《千古一梦——中国人第一次离开地球的故事》之后创作的李福泽的传奇故事第七部航天题材作品之后，李鸣生又出版了在反映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孤军奋战的《发射将军》。而写完《发射将军》后，李鸣生的目光又从天上回到地上，转向了对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思考。《文艺报》记者王觅在他的报道里写道：“目前，李鸣生对中国的现实问题深感到焦虑不安，他希望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们的笔触能真正切入中国的现实，能对当下中国的现实先‘发言’，再‘唯美’。他说，巴金老人一生追求的是要讲真话，虽然这很难，但唯其如此，更需要作家们以笔为旗，以良知为剑，鞭笞邪恶与腐败，呼唤正义与真诚。社会的进步即便不能大踏步地推进，但哪怕只能一寸寸地往前挪动，就总比倒退或停滞不前好。”（《文艺报》2010/08/06 王 觅：《航天文学的坚守者——访作家李鸣生》）读完这则报道，我不禁又记起鲁老夫子说过的一番话。那是1935年12月30日，鲁迅在《且介亭杂文·序言》里写的就再也明白不过了，他说：“现在是多么切迫的时候，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即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潜心于他的鸿篇巨著，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失掉了将来。”这真不能不叫人感动和感叹，我们一直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作家、艺术家们，他们的心，也是和鲁迅相通的啊！
当然，要能够实现完成读者、观众和作家、艺术家上述共同的希望和要求，冷静而清醒地思索、考虑起来，那也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有一座陡峭的山坡要爬。香港特区的《明报》指出：“文化问题不能单在文化范围内解决。在当下个人主义、精英主义和工具理性盛行的时代，要重建集体主义、平等主义和价值理性时代下克己、利群的传统道德观念确实有很大难度。之前有官方媒体提出，要大众‘以审美抗御’‘物欲症’，类此就未免有些理想化。”“‘低俗文化’的泛滥以及中国社会当前的道德困境未必就能完全在大众层面内解决。”“从道德滑坡自高职位、高阶层向下‘落势化’移动的角度来看‘反低俗’还应有新的物件。”该报同时报道，“8月3 日至9月4日，北京将举行2010国家艺术院团优秀剧目展演，这是近十年来国家艺术院团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一次展示。官方称这次展示旨在发挥国家艺术院团的‘导向性、代表性和示范性作用。’”（《明报》：《反‘低俗文化’须从源头反起》2010/08/03）。。。。。。。这无疑是应份的、必须的。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过去这么些岁月，国家艺术院团在“导向性、代表性和示范性作用”方面，并非全是可圈可点、可称可赞的。虽然，其滥觞的责任并全在他们自己。何况，其他单位的版面、篇幅、荧屏、银幕、歌会、舞场、网吧。。。。。。其中的负面材料，比他们多了去了，几乎一概被听之任之，那又该找谁算帐去？
真是，怎一个“俗”字了得！
（2010/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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