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拍着桌子要中国的原子弹下马？——《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观后感之三
黎阳
2011．3．9．
看了《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关于1961年夏“北戴河国防工委会议”那一段，忍不住问一声：当年是谁拍着桌子要中国的原子弹下马？
电视剧是如此记叙当年那一幕的前前后后的：
——1961年夏天，在北戴河召开的国防工委会议上，关于两弹是下马还是继续干的争论达到高潮。
——范济生：“各种意见都有。有的意见还很尖锐、对立。说到激烈的时候还拍起了桌子。”
——聂荣臻：“是啊，现在有很多意见是指着我来的。压力很大啊！但是，国防建设，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的方针是去年二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确定的，后来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三五年内这个尖端武器要力争突破，是历史任务，不能动摇。”
——范济生：“聂总，你身体不好，事情又这么多，还有那么多非议，你还是辞了这付担子吧！”
——聂荣臻：“你说什么？辞掉？让我不搞原子弹导弹？”
——范济生：“这个问题以前我也提过。两弹研制困难重重，又有许多矛盾，现在很多人提出下马。”
——聂荣臻：“范济生啊，你真糊涂！”
——范济生：“聂总，你别发火。我是担心你的身体。”
——聂荣臻：“遇到这么点困难，听到这么点议论就想退缩？要干点事，历来就没有这么容易的！”
——范济生：“聂总，我是担心你……”
——聂荣臻：“你在我身边多年，还不知道我的脾气吗？导弹、原子弹是主席总理交代的大事。我向主席和总理保证过，就是搭上我的性命也绝不退缩！”
——争论越来越激烈，中央召开会议统一思想。叶剑英、陈毅这些老帅挺身而出。
——叶剑英：“我们只有尽快拥有原子弹和导弹，才能早日确定我国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中国人说话才能有分量。我们才能从根本上冲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的封锁制裁，以及核威慑。所以，我建议：即使我们卡脖子、少吃几口，也要继续把这个项目拿下来。”
——陈毅：“剑英同志说得好嘛！我陈毅啊举双手赞成。说过的话大家都晓得了，在今天呐我还是要重复一遍：赫鲁晓夫让我们穷得没裤子穿，好啊，那我们就干，就是当了裤子也要把这个原子弹氢弹导弹搞出来。有了这个东西啊，我陈毅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才能硬得起来。”
——聂荣臻：“现在有人提出，先搞常规武器，尖端武器暂缓。那么不搞尖端武器，在新型原材料、精密仪器仪表和技术力量分散的情况下，常规武器也是上不去的。那么我们只能搞步枪、轻机枪。如果连这个也搞不出来，那就只有靠梭镖了。”
——周恩来：“这就是常规武器和尖端武器的辩证关系啊。”
——聂荣臻：“我们的近程地对地导弹，也就是东风一号已经仿制成功。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正在研制当中。原子弹也开始了基本理论和关键技术的攻关。所以我主张常规武器要配套，尖端武器呐要研制，不能退缩下来。一退就会落后，一落后就是几十年哪！那将来我们的子孙都会骂我们的。原子弹、导弹下不下马，我只说一句话：不搞出两弹来，我聂荣臻死不瞑目。”
——在决定两弹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聂荣臻亲自签发了导弹、原子弹应坚持攻关的报告，直接上报毛泽东。这个报告简直就是军令状：导弹方面，争取三年突破中程导弹，五年突破远程导弹；原子能方面，争取四年建成一套核燃料生产基地，设计试制出初级的原子弹，五年设计试制出能装在导弹上的原子弹。
——毛泽东：“这个决心下得不容易啊。中国是大国。一个大国要有发言权，这个决心就必须下。”
——张爱萍、刘西尧、刘杰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得出结论：两三年内，即最迟在1964年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是可能的。
——聂荣臻和张爱萍关于原子弹可以在1964年炸响的报告送到邓小平这儿。邓小平考虑到毛泽东事务繁忙，特意提醒看前一页半最重要的部分即可。这份报告在毛泽东手上一直存放到1962年底，没有人知道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究竟看了多少遍，红铅笔划下的杠杠又何止在前一页半。
——毛泽东：“在科学研究中，对于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
——毛泽东和中央的决心，不但及时平息了两弹是否下马的争论，而且使两弹试制在最艰难的条件下得以继续攻关。
看来当年要中国原子弹下马的势力可真不小：一是声势浩大气势汹汹——“争论越来越激烈”、“争论达到高潮”、“那么多非议”、“很多人提出下马”、“很尖锐、对立”、“说到激烈的时候还拍起了桌子”；二是大有来头，连聂荣臻这个元帅级都感到吃不消——“现在有很多意见是指着我来的。压力很大啊！”——压力有多大？大得跟随聂帅多年、最知道他脾气的秘书都挺不住了，斗胆建言：“你还是辞了这付担子吧！”
能让聂荣臻这个元帅级都感到压力巨大、说出“搭上我的性命也绝不退缩”这种悲壮话，可见这“拍着桌子要中国原子弹下马”的英雄好汉至少得比聂荣臻这个元帅大。当时主管军委的人即聂荣臻的顶头上司是林彪，而林彪当时说：“就是用柴火烧，也要把原子弹烧响”。军委其他参与两弹讨论的元帅——陈毅、贺龙、叶剑英都坚决反对两弹下马。这就证明“拍着桌子要中国原子弹下马”的英雄好汉是比军委成员更高的主，是政治局、书记处的级别。
那么究竟何许人也？本人在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四十五周年时已有分析。（见附录：“此时无声胜有声—主张中国原子弹下马的是谁？”）
有人对我的追根刨底非常恼火，劈头盖脸摔过来一堆大帽子：“极左派们就是这样，不能包容不同的意见，连没有明确表态都不行。嘿嘿！还特会捕风捉影陷害栽赃”、“在会议上主张中国原子弹下马就是不光彩的历史？什么思维？”“主张原子弹下马的人难道就是不爱国吗？每个从自己的主管领域看都有自己的理由，只要是正当的都应允许说出来讨论，否则何来民主。还谈什么讨论？”“就算是当时想让两弹一星暂停就说明他怎么着了吗？”“谁先谁后的问题而己，绝不是某些人嘴里的什么革命反动一样的区别”、“人也没说下马，是休整再上马”、“对这个问题持反对意见也无损于此人的伟大贡献！”“没有谁主张彻底放弃啊！只是先搞还是后搞的争论吗”……
仅仅是“不同意见”吗？仅仅是“先搞还是后搞的争论”吗？如果光从字面上看问题，似乎确是如此。但把《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里记叙的一些历史事实联系起来一分析，立刻可以知道实际上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把中国的两弹一星搞下马并非仅仅是会议上的争论，也并非仅仅就1961年那一次。
不信？请看《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记叙的如下事实：
1．导弹发射基地部队存粮仅十几天，面临绝粮，几十公里内的野菜挖光，几百里内的黄羊打光，只好打沙枣叶磨成粉混在粮食里吃，却立刻被告状通了天。
2．周总理得悉导弹发射基地的情况，立刻亲自部署紧急调拨一批粮食副食，却中途被劫。
3．周总理要求导弹发射基地坚持，而有人不但疏散撤走了正在施工的工兵团、汽车团和警卫团的官兵，而且开始遣散技术人员，“把直接从事导弹火箭工作的知识分子也打发走了”。聂荣臻得悉，立即下令：“你现在就打电话，不要等回去才办。减员，减谁都可以，就是不能把知识分子给减了。已经弄走的，你要负责，把他们请回来。还有，以后凡是离开基地的大学生以上的科技干部，都要经过我批准！”
4．最关键的时刻，二机部部长宋任穷被调走。他请求聂荣臻允许他留下继续抓原子弹，聂荣臻同意，两人一起去找邓小平申请。得到的回答是：“不要再提了。我们不能提，你也不要再提了。”
5．聂荣臻为改善两弹的科技人员的生活待遇找周总理求援，周总理也为难，决定让聂荣臻以个人名义向军队求援。在聂荣臻的呼吁下，北京、广州、济南、沈阳等军区以及海军慷慨解囊，拨给了一批猪肉、黄豆、鱼、海带、鸡蛋、水果等物品。从二机部调任东北局第一书记的宋任穷得知这个消息后主动要求支援五万吨大豆。这些募捐到的东西比想象得要多得多。聂荣臻又专门交代这些东西以中央和军委的名义分配给专家和技术人员，领导和行政人员一律不分。
6．1961年夏天在北戴河召开的国防工委会议上，关于两弹是下马还是继续干的争论达到高潮，矛头直指聂荣臻，以至于聂荣臻的秘书范济生建议聂荣臻辞职。
7．在决定两弹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聂荣臻立下军令状，签发了导弹、原子弹应坚持攻关的报告，直接上报毛泽东。毛泽东说：“这个决心下得不容易啊。中国是大国。一个大国要有发言权，这个决心就必须下。”
8．聂荣臻向毛泽东直接立军令状之举终于使两弹攻关获得转机。刘少奇决定：“先把情况摸清楚，再作决定。”（《揭秘：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中的十件大事》）
9．张爱萍、刘西尧、刘杰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得出结论：两三年内，即最迟在1964年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是可能的。
10．聂荣臻和张爱萍关于原子弹可以在1964年炸响的报告送到邓小平这儿，邓小平特意提醒毛泽东：看前一页半最重要的部分即可。这份报告在毛泽东手上一直存放到1962年底，没有人知道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究竟看了多少遍，红铅笔划下的杠杠又何止在前一页半。毛泽东批示：“在科学研究中，对于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 至此，两弹是否下马的争论结束，中央专委成立，两弹工程快马加鞭。
11．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已经完成、即将爆炸前夕，获悉美国国务卿腊斯克1964年9月15日亲自去拜见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就对中国核基地动外科手术进行极其秘密的探讨，有人立即主张暂缓试验，等“等三线建设完成后等一两年、甚至两三年后再试”。
12．周恩来、刘杰、贺龙、罗瑞卿、聂荣臻主张立即试验。毛泽东一捶定音：“既然是吓人的，那就早响。”
把所有这些事串起来，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
有人对导弹发射基地部队即将绝粮无动于衷，而对人家打沙枣叶子吃却立刻抓住不放告状通了天。周总理紧急调拨了粮食，却被人中途劫持走——情报居然如此准确，配合居然如此默契。有人没等中央决策就自行开始下马，不但逼得导弹发射基地施工部队和警卫被撤走，而且迫使基地开始遣散科技人员，实际上已经下马了。这边聂荣臻好不容易顶住压力留住了导弹发射基地的科技人员制止了“自行下马”，那边马上来了个釜底抽薪——调走了你搞原子弹的得力干部宋任穷，而且还不准向毛泽东申诉。聂荣臻为两弹科技人员生活供应找周总理，但这回连周总理也调不来物资了，结果是聂荣臻以个人名义向军队系统募捐求援才得以度过难关。这里聂荣臻好不容易顶住压力解决了各种问题，那里立刻在1961年北戴河会议上把矛头对准了聂荣臻：“现在有很多意见是指着我来的。压力很大啊！”——大得聂荣臻秘书劝他辞职不干。聂荣臻破釜沉舟直接向毛泽东立军令状要求两弹继续并获得毛泽东的批准，才总算争取到一线转机：“先把情况摸清楚，再作决定”。但是这份“把情况摸清楚”、对“再作决定”至关重要的调查报告却被巧妙地做了手脚：“特意提醒”毛泽东“看前一页半最重要的部分即可”——不明白这里的陷阱？第一，不想让毛泽东知道此报告事关重大——至关重要的报告岂有建议不看完之理？第二，不想让毛泽东对报告作出批示——没读完的报告如何批示？只要“看都懒得看完”，自然很容易“批都懒得批”。只要毛泽东不批，这个允诺出去的“再作决定”就永远作不成，此事就不了了之，两弹工程不下马也下马了。当年只要毛泽东犯点官僚主义偷点懒、没有抓住不放、一抓到底，这事就这么滑过去了。即便将来追查，责任还得算到毛泽东头上。但毛泽东没中招，不但从头到尾读了报告，而且反复读了多遍，并批示：“对于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至此，两弹是否下马的争论结束，中央专委会成立，两弹工程得以全力以赴。但等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完成、只待爆炸时又有人节外生枝，借口美苏正密谋对付中国核试验，主张将核试验一举推迟好几年（实际是变相下马）。如果不是毛泽东一言九鼎：“既然是吓人的，那就早响”，中国的两弹说不定真会历经反复较量、重重磨难之后却功亏一篑，胎死腹中。
所有这些事难道仅仅是“不同意见”吗？仅仅是“先搞还是后搞的争论”吗？不是，早超出了“言论自由”、“正常争论”的范围，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而且还净是见不得人的损招小动作——不声不响就断了导弹发射基地的粮食，逼着部队撤走工程兵、遣散科技人员。如果不是聂荣臻拦住，两弹工程的下马早就成了既成事实，根本用不着再争论下马不下马了。这是“言论”还是“行动”？
“困难时期”“无粮可供”不是真正的理由——没粮食保证两弹工程，却有粮食保证“提前还债”的“个人政绩”，这不是瞎编吧？宋任穷主动支援两弹工程五万吨大豆，也没见当时东北的日子比四川、河南、安徽更困难。当时四川人的日子那么惨，却并非因为两弹工程，而是因为“提前还债”的“个人政绩”——这也“只是先搞还是后搞的争论”吗？
设想一下：你敢不敢对你的顶头上司动不动就指手画脚“特意提醒”说：这份文件你“可以”不看，那份文件你“可以”只看前一页半，这个会议你“可以”出席，那个会议你“可以”不出席？如果敢，那倒要问一句：你们俩究竟谁是上级谁是下级？如果不敢，那更要问一句：连普通人都不敢干的事，却有人敢对毛泽东如此“特意提醒”，这是正常还是反常？看不看文件、怎么看文件、出席不出席会议等等难道上级自己不知道，需要你这个下级来处处规定、“特意提醒”？
现在看来，当年毛泽东没少遭人暗算：正常的信息渠道被严密封锁，以至于不得不让身边的警卫员直接下基层了解情况以此获得真正的信息、了解实际情况；连看个文件、参加个会都会被“特意提醒”：这个文件你“可以”不看，那个文件你“可以”只看前一页半，这个会议你“可以”不参加……不让人家获得正确信息、处处掣肘还要人家负责，出了问题还全往毛泽东身上推——“你是一把手”。而且我敢猜想毛泽东当年没少吃这种暗亏——也难怪，一边是指挥千军万马打仗、从建党建军建立根据地一步一个脚印实干出身，一边是“白区地下工作”悄悄干活、宫廷权谋、机关油子、宣传鼓动耍笔杆子卖嘴皮子出身。指挥千军万马打仗的大环境是必须说实话，“白区地下工作”悄悄干活的大环境是必须说假话。习惯说假话的对付习惯说真话的当然游刃有余，习惯说真话的察觉习惯说假话的那一套、发觉并定性来自“自己人”的暗算却需要时间和过程。在此期间被人泼了赃水一点都不奇怪——就凭这我也能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现在看来，幸亏毛泽东在世时镇住了大局，使中国及时搞成了两弹一星，否则天晓得中国的命运会是什么状况——就看看这些事实：运十下马，核潜艇一拖二十多年，耗尽无数人力物力建成的绝密的山洞核工厂居然彻底暴露变成旅游点、停止核武器生产线、“军队要忍耐”、“市场换技术”、强制推广转基因主粮……联想到“造穿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真是一脉相承、本性难移。
当初拍桌子打板凳千方百计逼中国原子弹下马的英雄豪杰如今都争当缩头乌龟，当年那份豪情不知哪里去了，显然惟恐别人知道自己的那一段“辉煌”。看来这些人倒没有忘记聂荣臻当年的警告：“一退就会落后，一落后就是几十年哪！那将来我们的子孙都会骂我们的。”如今拼命回避，不就是怕挨子孙骂吗？可惜“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无面见关中之父老，何颜入相府之厅堂！史官秉笔而记录，百姓众口而传扬”：尔等当年劣行，早已牢刻在历史耻辱柱上。无论如何花言巧语，也休想遮盖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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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 阳
钱学森说：“曾经一段时间有那么一些误解，认为搞两弹是个错误，花那么多钱，没有用来发展生产。这还不是个别人的意见。”（《追忆航天峥嵘岁月》，《瞭望》新闻周刊2009年第25期 http://lw.xinhuanet.com/htm/content_4824.htm）
其实情况远远不仅仅是“误解”那么简单，而是差点让原子弹下马。“在此严峻的经济困难时期，对是否继续研制原子弹，中央领导层出现了不同的意见，一种是继续研制下去，另一种是暂时下马，等经济好转以后再研制。”（《揭秘：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中的十件大事》 http://space.tv.cctv.com/act/article.jsp?articleId=ARTI1249781951899823&nowpage=3）
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45周年之际，人们除了纪念还不免有几分好奇：当年中央领导层里主张原子弹下马，还不是个别人的人究竟是谁？
如果历史证明当年搞原子弹错了，那这些人的名字今天肯定不会藏着掖着，而会大肆宣扬：看我多么英明。但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当年勒紧裤腰带搞原子弹无比正确——如今中国人一提起“两弹一星”无不为之自豪，一提起当年坚持搞原子弹的人无不满怀感激。这种现实使当年中央领导层里主张原子弹下马的人的名字如今成了国家机密。
不过这个国家机密恐怕保不住，因为用简单的逻辑推理就能分析判断个八九不离十。
这样的人必定同时符合四条：1．当年已经属于中央领导层。2．现在政治上仍然走红吃香有势力、所以要隐瞒这段不光彩的历史，所以名字要保密。（如果政治上不吃香、需要搞臭，那只消公开其反对搞原子弹的历史就够了，何需为之保密。）3．当年参与了原子弹“上马还是下马”的决策。4．拿不出当年主张原子弹上马的言行供今天宣扬。（既然主张原子弹下马，当然拿不出主张原子弹上马的言行。）
而当年主张原子弹上马的人的名字、言行等等如今当然无需保密，早已公开，众所周知。
这样一来问题就简单多了：先把当年参加了原子弹上马还是下马的决策的要员名单列出来，再把主张原子弹上马的人的言行列出来，然后看看当年参与其事又拿不出支持原子弹上马的言行的人有谁，再看看其中谁如今政治上仍然还走红吃香有势力——用排除法这么一处理，“主张原子弹下马的人是谁”这国家机密便成了公开的机密——此时无声胜有声。
《揭秘：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中的十件大事》一文在描述至为关键的历史时刻决策中国原子弹“上马还是下马”的那一段中一共提到了12个要员的名字：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贺龙、聂荣臻、叶剑英、林彪、张爱萍、刘西尧、刘杰。
在这12人中，有明确主张继续搞原子弹的言行的有10人。
1．毛泽东：自始至终一贯主张中国要搞原子弹。
“我们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1956年4月25日）
“原子弹就是这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1958年）
毛泽东亲自批准，最后决定，研制原子弹还是继续进行。（1961年）
2．周恩来、陈毅、贺龙、聂荣臻、叶剑英：坚决主张继续。（1961年）
3．陈毅：就是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1961年）
4．林彪：就是用柴火烧，也要把原子弹烧响。（1961年）
5．张爱萍副总长、国家科委副主任刘西尧、核工业部部长刘杰：1961年11月14日向中央送上《关于原子能工业建设基本情况和亟待解决的问题》的报告。此报告的中心内容是，根据原子能工业目前的建设情况，1962年是关键一年，只要中央领导同志亲自领导、亲自负责，其他各项保障跟上去，采取保重点的办法，1964年研制成核武器，并进行核试验是有可能实现的。
参与决策、未见有明确主张原子弹上马言行的有两人。
刘少奇：先把情况摸清楚，再作决定。（1961年）
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核工业部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两年规划”。（1962年）
邓小平：主持书记处会议，对张爱萍的报告进行深入细致的讨论。（1961年）
联想到“运十下马”和“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之类一贯传统，当年主张中国原子弹下马的人是谁不言而喻，再也不成其为国家机密——所以说“此时无声胜有声”。
还有一个“此时无声胜有声”。
据毛泽东卫士长李银桥的回忆，在经济困难的时期，毛泽东不但不吃肉，而且往往一天就吃一盘野菜（马齿苋）或一盘炒菠菜，以至于全身浮肿。“周恩来一次又一次来劝说：‘主席，吃口猪肉吧，为全党全国人民吃一口吧！’毛泽东摇头：‘你不是也不吃吗？大家都不吃。’”（注：艰苦时期毛泽东不吃肉，周恩来不吃肉。其他人呢？显然没包括在内，尤其是今天仍然走红的——否则岂有不大肆宣扬之理！）然而即便如此艰苦，毛泽东依然没有放松放慢中国的原子弹工程建设——全中国从上到下同甘共苦，就这样硬是勒紧裤腰带搞出了原子弹。
如今只见中国文人精英们大肆歌颂封建帝王卧薪尝胆（如《吴王金钩越王剑》），大肆歌颂日本明治天皇为扩军侵华每天只吃一顿饭，日本举国响应节衣缩食甚至卖身捐款购买“吉野”军舰的“壮举”（如《走向共和》），唯独不见他们对毛泽东在最艰苦的时候一天只吃一顿野菜，全中国人民从领袖到平民举国一致勒紧裤腰带也要搞成原子弹的奇迹有任何歌颂——这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
日本明治天皇每天只吃一顿饭，日本举国响应节衣缩食捐款，为的是向英国买“吉野”军舰——从技术上看没什么创新；从政治上看是要侵略中国；从历史效果上看是甲午战争、马关条约、中国割让台湾、赔偿巨款、旅顺大屠杀、九一八事变、伪满洲国、七七事变、南京大屠杀……
毛泽东在最艰苦的条件下每天只吃一顿野菜、中国举国上下万众一心艰苦奋斗搞出了原子弹——从技术上看是创新，是奇迹；从政治上看是保家卫国；从历史效果上看是使中国从肥大变为强大、从此再无人敢计划打进中国搞南京大屠杀……
中国文人号称精英，却只看得见外国人旨在侵略的卧薪尝胆，看不见中国人旨在反侵略的卧薪尝胆；对外国人旨在侵略的卧薪尝胆津津乐道，赞扬备至，对中国人旨在反侵略的卧薪尝胆（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了不起、最彻底的卧薪尝胆）鄙夷不屑，百般诋毁——作为饱受日本侵略之苦的中国人的后代，享受着毛泽东在最艰苦的时期每天只吃一顿野菜的情况下领导中国人搞出的原子弹的保护，却对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的日本天皇日本人的“艰苦奋斗”满腔热忱，颂扬不已；而对致力于中国人永远免受南京大屠杀的中国领袖毛泽东和中国老百姓的艰苦奋斗却连篇累牍冷嘲热讽，开口闭口当年如何如何穷，如今如何如何阔——怎么不见他们用“特别是”去嘲讽日本明治天皇每天只吃一顿饭的时期是“吃不饱肚子”的时期？怎么不见他们用同样的逻辑嘲讽日本明治维新如何如何贫穷？怎么只见他们对外国人勒紧裤带穷兵黩武歌颂备至（不管是明治天皇还是彼得大帝），不见他们对中国人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保家卫国有任何肯定？这些文匪精英这些年不遗余力的描述对象除了乌龟婊子王八蛋、贪官匪盗吸血鬼，就是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的洋大人的“先进文明”，何曾搞出过哪怕一部像点样的描述歌颂毛泽东领导中国人艰苦奋斗搞出原子弹的影视文艺作品？——老实讲，真不知该如何形容这些文匪精英：揍他杀他欺负他的，他死乞百赖讨好；救他养他保护他的，他无孔不入咒骂。一边仰仗着别人卧薪尝胆成果的保护，一边恬不知耻冷嘲热讽别人卧薪尝胆的“贫穷”……真是见过贱的，没见过这么贱的；见过劣的，没见过这么劣的。不折不扣老和尚的木鱼——活该挨揍的货。
纪念中国首次核试验45周年之际仍然用得着“此时无声胜有声”的逻辑判断——无论是用来判断当年是谁主张中国原子弹下马，还是用来判断今天是谁专门吃里爬外，专门替敌人张目，专门长敌人志气，灭中国人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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