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勤：毛泽东的思想与屈原的精神 -

李克勤（jixuie）题记：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莫斯科举行世界和平大会，就在这次大会上评出了四位世界文化名人，屈原名列其中，这件事情的发生，我们的毛主席起了关键作用。

（一）
1953年端午节前后，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首都北京举办了楚文物展览，在这次展览上首次展出了屈子祠和屈原墓的照片。与此同时，苏联各界在莫斯科集会，即世界和平大会。这是世界人民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思，也是对美国侵略朝鲜的抗议。为此，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决定向大会赠送一幅屈原画像。这个提议，正是毛主席作出的。

而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又是毛主席的诗友、大学问家郭沫若，郭老同时也是著名剧作家。

《屈原》是郭沫若历史剧当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代表作。

毛主席的提议理所当然得到郭老以及大家的一致赞同。

在莫斯科大会上，还有一件事情十分重要。费德林院士作了《屈原及其创作》的报告。这个报告直接影响了屈原被推举为“世界文化名人”的结果。

尼古拉·特拉菲莫维奇·费德林，俄罗斯文学家，东方语文学家，语文学博士，中国学教授，高级研究员，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85年佛罗伦萨市意大利艺术科学院院士，1966年美国政治经济科学院院士，1959年东京中国学研究院名誉院士。1972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特邀教授。主要研究中国文学。

费德林院士是苏联乃至世界研究屈原的著名学者，他研究屈原也和毛主席有关。

作为著名汉学家，费德林在《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一书中说，1949年毛泽东率代表团赴苏联访问期间，他(费德林)任苏方翻译。一次，毛主席与他大谈中国古典文学，在谈到屈原时毛泽东曾发了一段较长的议论，其中说：“屈原的名字对我们更为神圣。他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人。”

屈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普通的中国老百姓总是记着这位一生忧国忧民的好人，在这一点上，人民领袖毛主席和老百姓的心是相通的。屈原精神的集成，融会在毛泽东文化里。

（二）
毛主席对古今中外的仁人志士，作了系统的总结，这就包括屈原精神。

屈原精神无疑是爱国的，但屈原爱国的方式却是独特的，他有独立自主的思想意识，有坚持真理，不向谬误低头的气节，如此刚正不阿，坚贞不屈的精神风貌，在毛主席领导的革命队伍里，不也成了风气吗？这难道不是屈原精神最好的发扬光大吗？

毛泽东是文化大师，革命队伍的那种文化氛围，因他而兴起，这是不争事实。

早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毛泽东就如痴如醉地学习《楚辞》，对屈原崇拜得无以复加。从新中国成立直至去世之前，是毛泽东学习《楚辞》最集中的一段时期。

1951年7月，毛主席邀请老朋友周世钊、蒋竹如到中南海，在交谈中多次称赞《离骚》“有一读的价值。”

1957年12月，毛泽东要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把各种版本的《楚辞》，以及有关《楚辞》和屈原的著作尽量收集给他，大约有50余种。在1958年前后，毛泽东读《离骚》最勤，并推荐给其他领导干部阅读。

张治中陪毛主席在安徽视察工作时，主席劝说张治中读《楚辞》时说：“那是本好书，我介绍给你看看。”

毛主席于1958年8月12日在一封信里还这样写道：“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

中央在广西召开会议，一天晚上，毛主席正在看书，突然停电。他对卫士长李银桥说：“你去把蜡烛给我点着。”蜡烛点燃了，他继续看书。看的是《楚辞》，看得聚精会神，津津有味。会议期间，毛主席批示印发《离骚》给与会者。在1月16日的讲话提纲中，他说学《楚辞》，要先学《离骚》。

在1月21日结论提纲中，又用《离骚》中的词句来说明文件写作中的“概念”和“判断”的问题。

1959年、1961年他两次要《楚辞》，还特别指明要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的宋版《楚辞集注》。在此期间毛泽东外出带去的各种书籍中，也有《楚辞集注》和《屈宋古音义》。

（三）
毛主席多次高度评价屈原。

主席曾说：“刘邦为什么能打败项羽？因为刘邦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屈原如果继续当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因为丢了官，才有可能接近下层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知识往往是经过困难，经过挫折才得来的。”

1958年3月中央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在提倡干部要讲真话时，说屈原是敢讲真话的人，敢为原则而斗争，虽然不得志。

1961年秋，毛泽东专门写了一首《七绝屈原》：“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

毛泽东终生喜爱屈原的《离骚》和以《离骚》为主的《楚辞》，对屈原的伟大爱国精神和天才的文学创作给予极高的评价。他评价屈原是继《诗经》之后“首屈一指”、“第一位有创作个性的诗人”。对《离骚》中抒发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和忧国忧民的爱国热情，毛主席都极为崇敬。

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因为开除了‘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

毛主席的这一评论，不仅对研究屈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研究文学创作，也具有深刻的启示。尤其是对于我们理解毛主席培养革命接班人艰苦奋斗的作风，而作出的一一些当时不为人所认识和理解的举措，十分有价值。

毛主席对屈原的《天问》，也是爱之颇深。他特别肯定屈原《天问》在唯物主义思想方面的贡献。1964年8月，毛泽东同几位哲学家谈话时，从唐代的刘禹锡《天说》回溯到屈原的《天问》的时候说，到现在《天问》没有解释清楚，《天对》（柳宗元）之作，讲什么也没说清楚，只知大意。《天问》了不起，几千年以前，提出各种问题，关于宇宙，关于自然，关于历史。

主席以古喻今，引导我们不仅要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更要的是要学会提出问题。

（四）
毛主席对屈原创作艺术作品的手法，不仅精通而且运用自如。

他的诗词名篇之一《七律·答友人》前四句：“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 即采用了屈原《九歌·湘夫人》的故事。

“帝子乘风下翠微”，就是由屈原《九歌·湘夫人》首句“帝子降兮北渚”变化而来。 “斑竹一枝千滴泪”也是借用湘夫人闻帝舜死于苍梧，十分悲痛，眼泪沾在青竹上，留下点点斑痕，而成斑竹的故事。

毛主席在日常工作中也经常能联想到《楚辞》中的诗句，达到信手拈来的地步。

1950年3月10日，毛主席在中南海勤政殿接受罗马尼亚首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按照周总理的布置，让中国第一代驻外大使来勤政殿，在八扇红木屏风后静观呈递国书仪式。

此前，主席和总理曾专门接见过这些新中国的第一批以将军为主的驻外大使，并与他们亲切交谈。当毛主席走到黄镇面前，好像想起了什么，问道：“黄镇，你原来那个名字黄士元不是很好吗，改它做什么？”黄镇答道：“我的脾气不好，需要提醒自己‘镇静’。”

毛主席说：“黄镇这个名字也不错，《楚辞》中说，白玉兮为镇。玉可碎而不改其白，竹可黄而不可毁其节。派你出去，是要完璧归赵喽。你也做个蔺相如吧。” 我们知道，“白玉兮为镇”也是屈原《九歌·湘夫人》中的一句，可见毛主席对屈原作品的熟悉和运用自如的程度。

1954年10月26日，正在中国访问的印度总理尼赫鲁离京到外地访问，他到中南海勤政殿向毛主席等中国领导人辞行。毛主席当场吟诵了屈原《九歌·少司命》中的“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两句诗后说：“离别固然令人伤感，但有了新的知己，不又是一件高兴的事吗？”

可见，毛主席已经在屈原的基础上，有所发展。这正是他一贯提倡的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的方法的具体表现。

（五）
毛主席因为对屈原精神的深度把握，从而将屈原精神这一中华文化的特殊标志，从广度上加以传播。

青年毛泽东当时读师范时做了一本专门的听课和读书笔记，取名为《讲堂录》。这本笔记共47页、94面，前1页全部是毛泽东抄录的屈原的《离骚》和《九歌》。在《离骚》正文的上方，还写有他对各章节内容的理解与概括。 1915年，毛泽东在校时，就与志同道合的罗章龙纵论《离骚》，主张对之进行新评价。

1921年农历端午节，毛泽东的好友易白沙，只身赴京剌杀北洋政府首脑未果，旋即南下组织军队北伐亦未果，于是他选在屈原投江的日子跳海自杀，以唤起民众。

毛泽东为易君写了挽联：“无用之人不死，有用之人愤死，我为民国前途哭；去年追悼陈公，今年追悼易公，其奈长沙后进何。” 对联中的陈公就是陈天华。陈天华也是学习屈原，为救国唤起民众而在日本跳海自杀的。由此足见毛泽东在青年时期，与他同时代的热血青年们一样，受屈原影响程度之深之大，同时青年毛泽东已经从文化性格上，将屈原精神融进了自己的血脉之中。

屈原对毛泽东艺术的影响，使其诗词意境高远，毛主席的革命浪漫主义，可以明显地看到屈原的影子。除屈原的思想和人格给毛泽东巨大影响外，《楚辞》本身的艺术魅力也给毛泽东的诗词以巨大影响。毛泽东诗词的浪漫与屈原词赋可谓一脉相承，这也解释了为什么20世纪那批中国最有名望的诗人包括柳亚子、郭沫若等，都为主席的诗词而着迷。

直到毛主席晚年，老人家依然孜孜不倦地研究屈原，运用屈原。1972年9月27日晚，毛主席在中南海会见了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外相大平正芳和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会见结束时，毛主席将一部装帧精美的《楚辞集注》（《楚辞》共17篇，以屈原的作品为主）作为礼物，赠送给田中角荣首相。

屈原是我国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也是第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他的代表作抒情长诗《离骚》，两千多年来更是被尊为“可与日月争光”的杰作。作品不仅有极高的思想价值，更有很强的艺术魅力，其为人为文结合得非常完美，对后世影响极大，无人能出其右。

屈原在20世纪以及今后，由于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的缘故，将影响世界，谁会怀疑这一点呢？

（六）
我们都喜欢谈论屈原，但是对于屈原精神的现代把握，无人能与毛主席相比。

我们可从他1959年8月在《关于枚乘七发》的批语中看到这样的话：“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略逊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是“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这是毛主席对屈原以及其开创的骚体，进而对屈原精神作出的现代性评价！

毛主席用他独特的古今中外法，深刻把握了屈原精神的精髓，高度概括了屈原的当代文化影响，从而从广度上，进一步让我中华民族的文化走向世界，在这个文化运动中，屈原成为四位“世界文化名人”之一。

应该注意的是，那次评选的世界文化名人，主要是从具有反抗精神，做出了开创性文化贡献的世界级文化人这个角度评的，另三位是，还有波兰的天文学家、日心说创始人哥白尼；意大利诗人；现代意大利语的奠基者、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开拓人物之一、《神曲》但丁。还有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剧作家、诗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文学的集大成者莎士比亚。

作为世界文化名人，我国的屈原，当之无愧，这也是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在建国初期将民族文化世界化的一次成功尝试。

还要明确指出的是，屈原不是那种曲高和寡的文人，而是毛主席说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名人，是所有中国人都推崇的文化人，他是有深度，有高度的文人，但是他是平民英雄，为广大老百姓所热爱，所以，人民领袖毛主席最懂这一点，也最准确地把握了这一点，这也是人民创造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