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创作与文化生态

　　戏剧的生态，就其内部结构来讲，包括戏剧本体创构中的诸多因素。构筑合理健康的戏剧生态，还要处理好戏剧文化与戏剧经济的关系、规模化普及与精致化提高的关系、戏剧的情绪减压与灵魂净化的关系。戏剧面临着文化市场的挑战，生态危机并没有完全解除。

　　20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斯图尔德提出了“文化生态学”的理论，试图从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交互作用及其相关因素中，研究文化的发生、发展、存在模式、独特属性及其内在规律。这一理论被引入国内后，在上世纪末对中国戏剧思想产生影响，人们试图从这一宏观视角，讨论戏剧的“危机”与“转机”问题，在强化戏剧本体的努力中，促成完整的戏剧生态系统的建立。

　　近年来，随着政府部门对主流戏剧扶植力度的加大，民营剧团、剧场的逐渐增加，全国性戏票销售网络开始建立，商业戏剧营销模式基本成型，各地巡演机制日益成熟，中国戏剧出现了先锋、主流、商业并举的戏剧格局。仅北京一地，每年就以3000场左右的戏剧演出，显示着都市文化建设中戏剧艺术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但是，毋庸讳言，中国戏剧依然存在着许多新的问题，它既要在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中争取自主的生存权利，又要在日益商业化的社会环境里保持独立的艺术品性；既要在尊重传统的前提下继承并不丰厚的家底，又要在谋求发展的目标下寻找创新的合理契机；既要背负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思想启蒙责任，又要抵御消费主义浪潮中的精神迷失。戏剧面临着文化市场的挑战，生态危机并没有完全解除。

　　戏剧的生态，就其内部结构来讲，包括戏剧本体创构中的诸多因素，如戏剧的创作主体、演出主体、舞台形貌、市场营销等一系列环节，其核心内容是戏剧艺术赖以产生的人，其基本属性是戏剧人文价值的具体体现；就其外部结构而言，戏剧与自然环境、社会经济、文化语境、意识形态等产生交互作用，形成自身的独特形貌和美学特征。戏剧生态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它不仅依赖戏剧文化丛的建立与完善，也需要各种特点、风格、流派的戏剧形式相互补充，良好互动，构建相辅相成的共生环境，以取得内在的和谐与外在的平衡。因此，处理好戏剧生态系统中诸元素间的辩证关系，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新课题。

　　建构良好的戏剧文化生态，应当处理好戏剧文化与戏剧经济的关系。经济为戏剧艺术的发展提供助力，但是全面商业化的戏剧必定有损艺术的尊严和深刻性

　　新世纪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从“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的评选，到各级政府对非遗的保护，再到各种文化补贴政策的出台，经济的发动机正驱动着戏剧的车轮，这无疑会给戏剧发展提供动力。本年度，北京东城区将投入3000万元资金资助戏剧演出，国家大剧院也在成功的商业运营后，开始了越来越多的自创剧目开发，经济与戏剧的关系正日益紧密。

　　目前，各级政府对文化事业包括戏剧的资金投入正逐步增加，但是资金的监管、分配与使用等程序性机制仍未建立与完善。在财务制度上，任何部门都明白主管、审批、出纳、会计、领款人不应合而为一，但是，在文化资金的使用上，诸多原本应当区分的角色、定位、职责、程序沦为一体的现象并不罕见。在国外，非盈利的戏剧院团承担着公共文化建设的责任，它们有权利从政府那里获得纳税人的钱，而商业演出团体则没有这样的幸运；但是，在目前的中国，艺术定位的混乱和资助策略的模糊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一方面有可能造成权力的错用甚至寻租，另一方面有可能让自主的文化创造向资本靠拢，使得原本丰富繁茂的创作生机，转化成模式化、趋同化的单一格局。

　　文化生态学认为,文化不是经济活动的直接产物,它们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复杂的变量。经济应当为戏剧艺术的发展提供助力，而不应以经济为手段将戏剧导入唯一的轨迹。本人无意否定戏剧的商业化运营，但是，全面商业化的戏剧必定会有损艺术的尊严和深刻性。当戏剧只关注娱乐、营销、票房等外在因素时，当艺术—欣赏的模式转变为生产—消费模式时，戏剧的经济或许会繁荣一时，但戏剧的文化价值和思想意义缘何传承与体现呢？一个民族不仅要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而且应当具有意识、品质、精神等持久性文化价值。基于此，戏剧应当回归艺术本体。

　　建构良好的戏剧文化生态，应当处理好规模化普及与精致化提高的关系。坚持国有民营共生、主流先锋辉映，需要国家级院团发出强势话语

　　不容回避，在电视文化、网络文化的双重夹击下，戏剧由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主流艺术形式，已经蜕变为众多艺术门类的一分子。在跳跃式发展的当代社会，中国戏剧经历过80年代的危机后，来不及休养生息，就迅速进入后现代的文化语境，戏剧主体还没有经受经典文化的含蕴，就忙着加入了解构经典的狂潮；来不及品味戏剧庄严、深刻、隽永的味道，就忙着加入了大众娱乐浅俗化的喧嚣；还没有建设好强有力的戏剧文化生态丛，就忙着任由市场的“奥卡姆剃刀”对其进行任意刮削。

　　作为现代的艺术形式，戏剧与现代都市生活关系密切，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一度只在京沪地区才能觅其芳踪。偌大个中国，如果话剧发展体系中就只剩下北京人艺、中国国家话剧院、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辽宁人艺这样几个屈指可数的话剧院团，如果只演出国外经典和保留剧目，没有自己的原创，那么就话剧的生态而言是不完整的，因此，必须坚持多样性原则，即国有、民营共生，主流、先锋辉映，各自保有其文化权利，相辅相成，彼此促动。

　　进入新世纪以来，就演出团体、剧场、剧目而言确实数目大增。仅北京一地，只要观众有兴趣，总能在首都剧场，国家大剧院，东城、西城、朝阳、海淀文化馆，看到当代都市戏剧跃动的身影。此外，在蜂巢、蓬蒿、聚敞、繁星、麻雀瓦舍、枫蓝等民营剧场中，也总是人头攒动。可以说，国营戏剧与民营戏剧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互动。显然，剧场的存在，是戏剧艺术的物质前提，但是，戏剧的生态发展有其自身规律，剧场的繁荣要靠多年不懈的积攒人气，而并非建立起一堆设施豪华的演出空间，就可以想当然地营造出戏剧的空气。

　　目前戏剧的准入门槛已经降低，在十年前根本不可能进入排练的剧本，如今也可借助民间资本一窥剧场的堂奥。但是，戏剧的整体质量却没有明显提高，如果戏剧只在低水平上重复自己，或者满足于票房里的微薄盈利，那将是令人遗憾的事。

　　而今，话剧的多元化生存已取得长足进步，但是在商业模式丛生、媚俗戏剧风行之后，人们不禁要问，众声喧哗之中，艺术的品位、品质会不会湮灭其中？我们需要国家级的话剧院团发出强势的文化话语，需要其在戏剧格局中发挥艺术精神的引领作用，需要它们为艺术应当具有的水准起到标杆作用，甚至需要它们在国际间的交流与对话中，承担民间小剧团力所不逮的文化使命，它们不可弱化、不可替代的身份是由目前的文化语境决定的。

　　建构良好的戏剧文化生态，应当处理好戏剧的情绪减压与灵魂净化的关系。泛娱乐化遮蔽了人们对严肃问题的思考以及对庄重事情的处理，可能带来戏剧文化的生态危机

　　当前戏剧界存在着一种古怪的论调，它假定所有的严肃的、庄重的、非盈利的艺术都是过时的、陈旧的，因此以极其省力的方式加以摒弃。而诉诸感官的、肤浅媚俗的、娱乐至死的某些演出形式却被冠以现代的、时髦的说辞。

　　在人类戏剧思想的发展中，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到狄德罗、黑格尔，他们普遍认为，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悲剧在美学价值上要超越喜剧，因为其中存在着本体论的深度和高尚的严肃性。当代英国戏剧理论家马丁·艾斯林认为，剧院是检验人类在特定情境下的行为的实验室。人们在严肃的戏剧中认识自己，反思生存的价值。

　　在当代社会，多元混杂、打破平衡、自我塑型、无止境的消费意念等，正影响着整个文化语境，随之而来的是文化对于“他性”的开放式态度，它被预先包裹在变化的、临时的艺术观念之中，形成一种无可无不可、油腔滑调的文化消费模式。娱乐化的戏剧的出现就源于此，它迎合了人们逃离环境压力、缓解紧张情绪、增强自我优势的心理需求，给人带来了当下的快感和直接的愉悦，因此，其存在具有合理性，但是，我们接受它却并不等于惟其马首是瞻，因为其美感的持久性、深刻性值得怀疑。

　　其实，无论如何，只要人类的艺术还在历史的意义上构成着，那么泛娱乐化、活在当下的艺术倾向就值得警惕。我们敬仰古希腊的文明，是因为它拥有过跨越时空依然令人感动的神话、悲剧和雕塑；我们对德国的文化怀有敬意，是因为德国的哲学家们建立了影响后世的哲学体系。在文化的永久性面前，亚历山大的征伐、希特勒的虚妄都是过眼云烟。严肃的文化与艺术，关注的是人的存在中共有的局限与危机，探讨的是普遍的伦理道理和永恒正义，因此具有启迪心智、陶冶情操、净化灵魂的功效，有助于保存民族文化的独特的精神品质，延续民族血脉中的根本性价值。在紧张的生活中，合理减轻情绪压力是有益的，但是泛娱乐化却遮蔽了人们对严肃问题的思考以及对庄重事情的处理，无助于培养一个民族健全的文化心理和道德机制，而泛化的结果还可能带来戏剧文化的生态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