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一套热播的《中国地》结束了，中间漏洞很多，不过开头和结尾还是可圈点的，也算做到了虎头虎尾。尤其是开头：炮火纷飞，将士们正在前线浴血奋战，置生死于度外，然而，师长熊向本却接到了总部的撤退命令。二营营长赵永志愤怒至极，无奈，师长也无奈，这是命令，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赵永志一怒之下跑回了家乡朝阳县内的清风岭。其父赵老嘎是清风岭的大当家，得知情况后就把邻村拜把子兄弟杜二脑袋和许三骨棒找来商量。他们带领众村民拦截住逃跑的军队，熊向本仍表示：奉命撤退本是无奈之举。最后，按照赵老嘎的要求，熊向本将队伍的武器交出来，给了清风岭自己抗日的老百姓。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九·一八事变”，日本鬼子侵华的开始。时间是1931年，距日军全面侵华的1937年还有6年。小日本鬼子自导自演了一出贼喊捉贼的把戏，制造“柳条湖事件”，然后率兵南下，袭击沈阳北大营。就这样，奇迹出现了，战争史上的奇迹出现了，北大营逾万名守军被只有500多人的日军击溃！随后，日本鬼子不足千人就占领了沈阳，不足万人就占领了整个东北！20多万，20多万啊，20多万的东北军不抗日扔下东北3000多万同胞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自己跑了！任凭3000多万同胞被日本鬼子蹂躏！任凭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日本鬼子践踏！耻辱啊，耻辱！不总说枪不如人炮不如人吗？干脆不发一枪一弹就跑了？！
都知道，这是“不抵抗政策”所造成的恶果。蒋介石曾密电张学良：“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后中央处理可也。”1991年张学良重获自由后，在各种场合多次承认“不抵抗”的决策完全是其一人所为，与蒋介石无关。张学良是不是把这看成光荣了？怪不得杨宇霆看不上这个吸毒好色的小六子。
《中国地》是电视，东北军奉行“不抵抗政策”逃跑是历史；“中国地”那几个人那一小疙瘩地方得以存活14年，而东北军20多万却把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给丢了。东北3000多万同胞陷入了苦海，东北军20多万也堪称“壮士一去兮不复还”。5年后的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了，主帅遭软禁，20多万的东北军就这样宛如内流河一样断流了，悲夫！
前一阵子野鸡网上有一篇文章，说是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共产党早就完蛋了。这其实是和日本鬼子入侵挽救了共产党一个调调。我要问的是，为什么偏偏不挽救蒋介石不挽救国民党呢？杨奎松有本《“中间地带”的革命》，他再版序中写道：
“比如，如果和中国毗邻的不是苏联，而是美国，如果1937年日本没有选择全面入侵中国，如果抗战中莫斯科听任中共与国民党翻脸，同时与两个敌人作战，如果战后苏联没有出兵东北，或苏美之间没有走向敌对的冷战，仍旧紧密合作，苏联像在欧洲对法共、意共和希腊共产党一样，拒不支持中共夺取政权的斗争，甚至不让中共进入东北……毛泽东再机敏睿智，他也绝不可能实现1949年的成功。
同样，即使有苏联毗邻，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共领袖换成陈独秀、王明，哪怕是张闻天、刘少奇，它也还是很难走到它的1949年。1948年2月和1949年7月，斯大林两度明确承认苏共曾经错估了中共的实力，误以为中共革命不会成功，因此干扰了中共革命，就再清楚不过地说明，如果不是毛泽东在许多情况下坚持己见，一次又一次地坚决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中共即使能够成功度过八年抗战，成长为一支可以和国民党政府抗衡的力量，它也很可能和战后法共、意共一样，早就被苏、美两大国引导到与国民党妥协的道路上去，成为执政的国民党的附庸了。”
杨奎松是走一步退两步，种种因素都考虑了，可惜眉毛胡子一把抓，还是没弄清内因外因、主次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次要方面的问题。毛泽东有篇著名的哲学著作《矛盾论》，写于1937年8月，这是继《实践论》之后的又一篇哲学经典文献。延安十年是毛泽东思想的喷发期，一系列重要文章几乎都是这时期写的。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坚持唯物辩证法所主张的事物内部矛盾引起发展的学说，开篇就说：“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文章还阐明了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指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世界是矛盾的世界，矛盾是多元的，矛盾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同一种矛盾当中，有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矛盾诸方面具有同一性和斗争性，相互区别、相互联结又相互转化。毛泽东回顾了历史，他说：
“例如，国民党在它第一次联合共产党的时期，一方面有和国外帝国主义的矛盾，因而它反对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有和国内人民大众的矛盾，它在口头上虽允许给与然劳动人民以许多的利益，但在实际上则只给予很少的利益，或者简直什么也不给。在它进行反共战争的时期，则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合作反对人民大众，一笔勾销了人民大众原来在革命中争得的一切利益，激化了它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现在抗日时期，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有矛盾，它一面要联合共产党，同时它对共产党和国内人民并不放松其斗争和压迫。共产党则无论在哪一时期，均和人民大众站在一道，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但在现在的抗日时期，由于国民党表示抗日，它对国民党和国内封建势力，也就采取了缓和的政策。由于这些情况，所以或者造成了两党的合作，或者造成两党的斗争，而且即使在两党联合的时期也有又联合又斗争的复杂的情况。如果我们不去研究这些矛盾方面的特点，我们就不但不能了解这两个党各各和其他方面的关系，也不能了解两党之间的相互关系。”
简单明了而又一针见血！得人心者得天下，共产党胜利的秘笈就在这里。毛泽东深得“矛盾”的精髓，所以处理各种问题游刃有余。在《论政策》一文中，毛泽东提出一个基本原则：“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无论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还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都把他“矛盾”哲学发挥得淋漓尽致。从而使得中国队红色政权能够存在，长征能够最后成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接连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间纵横捭阖，整个世界为之惊叹。
蒋介石还在“攘外必先安内”，毛泽东则敏锐地捕捉到中日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中国的主要矛盾。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指出当前时局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正准备并吞全中国，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一切不愿当亡国奴，不愿充当汉奸的中国人的惟一出路，就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卖国贼展开神圣的民族战争”。东北军一致要求打回老家去，蒋介石逆天意而为之，张杨不得已发动了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只是外因而已！至于说毛泽东感谢日本鬼子的入侵，那是不懂毛泽东的矛盾哲学，语文水平太低，理解能力太差。我们可以重温这段话：“过去一位日本日中贸易进出口协会的朋友（日中输出入组合理事长南乡三郎，译者注）曾对我说：‘日本过去侵略了中国，这实在是太对不起了。我认为将来日本变成中国的一个省就好了。’那时我说：‘不能这么看嘛。’我这样回答了他：‘日本军阀过去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中国人民接受了教育。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中国人民既不能觉悟，也不会团结起来，这样一来我们现在还在山里，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正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对中国人民来说已没有其它出路了，所以才觉悟起来开始武装斗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以后的解放战争创造了胜利的条件。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军阀。’”
大大的“中国地”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收复了，小小的“中国地”在赵老嘎的领导下存在了14年。当然，顽固、执拗的赵老嘎无法与伟大领袖毛泽东相比，但他有一颗勇敢的心，有一腔不做亡国奴的爱国热血。他不会从理论上晓得“矛盾”哲学的深邃，但他也是在践行着的。20多万东北军跑了，但他敢留下来，肩负起保卫清风岭的重任。14年，血雨腥风，亲人死了一个又一个，汉奸自有人去做，最后赵老嘎大喊着“中国地”，拉响了手雷与北村同归于尽。这个结尾，是悲怆的，是有力度的，赵老嘎那一声大喊是让汉奸闻之颤抖的。
诗人艾青诗曰：“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仿佛是为赵老嘎而写。从“山外的事情我管不着，我只管这清风岭一亩三分地”到自己带着保庄队去和北村大佐打誓死不让北村回去支援北票的日军，赵老嘎完成了一个华丽的转身，本质的蜕变。赵老嘎牺牲了，而又新生了。
“中国地”为什么能够存在？有一个赵老嘎，有一支保庄队，有一群不愿做亡国奴的乡亲，有毛泽东有共产党有一种仰之弥高愈高的精气神！这也是整个“中国地”存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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