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恩来精神在周恩来诗作中的艺术再现
（2011年7月1日修改稿）
李细怀
【内容摘要】本文系领袖写作艺术研究中的一个选题，是周恩来写作艺术研究的一个部分。论文视野较开阔，以周恩来精神与周恩来诗作的互见为研究切入点，探讨了周恩来诗作的主题、艺术风格，尤其是对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展开了有意义的讨论。文章立意深远，中心突出，材料占有丰富。
主题词： 周恩来精神 诗歌 艺术再现
周恩来同志逝世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央领导人相继以多种方式纪念周恩来同志的丰功伟绩，如胡锦涛同志在日本进行正式友好访问时，就专程瞻仰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京都总局和京都府日中友好协会等十个友好团体自发集资建立的岚山周恩来纪念诗碑，并向诗碑敬献了鲜花。碑文是周总理早年旅日期间于1919年4月5日撰写的题为《雨中岚山》的诗文。
几代党的中央领导人以及江苏、天津、全国很多地区人民群众（特别是大批80、90后青年）延续至今的纪念、学习活动，无不向我们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周恩来离开世界30多年了，但他和他的诗歌作品，永远活在党和人民的心目中。随着时间的磨砺和感情的沉淀，人们进而感悟到，周恩来的人格魅力、道德风范实际上已升华为一种“周恩来精神”。周恩来遗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诗作，笔者认为，则是这种伟大精神的艺术再现。
一、周恩来精神及其时代价值
江泽民指出，周恩来同志的一生是辉煌的一生。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建树的卓著功勋，他崇高的精神和人格，丰碑似地屹立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深深地铭刻在中国各族人民的心里。周恩来精神，是教育人民，特别是教育青少年一代的巨大财富，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时代的价值。
1.周恩来精神的丰富内涵。周恩来逝世后，联合国为他下半旗致哀。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说：周恩来总理的逝世，对全世界是一个巨大的损失。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也指出：周恩来是一位伟人，本世纪罕见的伟人。周恩来之所以成为这样的伟人，原因固然不少，但毫无疑问，与贯穿其一生的“周恩来精神”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什么是周恩来精神？笔者以为，周恩来精神以全心全意为国家、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崇高、和谐、稳定的人格魅力为表征，涵盖高瞻远瞩、积极进取、艰苦奋斗、甘当公仆、团结协作、求真务实、唯物辩证、勇于创新、严于自律、谦虚谨慎、宽厚平等、无私奉献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周恩来精神形成于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实践，是马克思主义革命人生观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完美结合。它是马克思主义革命人生观与中国人民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千百万共产党人高尚精神品格的集中体现。它又是对中华民族（乃至世界）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是阶级性品德精华与民族性品德精华的高度统一。
2.周恩来精神的时代价值。在周恩来的身上，凝铸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工人阶级的优秀品格。他的崇高精神和人格，感召和哺育着一代一代共产党人，已经成为推进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一种巨大力量。研究、学习和弘扬周恩来精神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周恩来精神，与“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红旗渠精神等我党其他革命传统精神，形成的具体背景不同，但对于促进今天的社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是有着相同的时代价值：一是同样有利于发展和壮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起来，是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是否还需要弘扬以无私奉献、为人民服务等为重要内涵的周恩来精神？答案是肯定的。“市场经济的原则与集体主义、奉献精神并不矛盾，因为它们恰恰是一个企业保持活力和竞争力的保证。而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通过倡导周恩来精神，在全社会形成既讲价值规律又讲无私奉献、既讲经济效益又讲社会效益的局面，用正确的思想观念来抵御市场经济的负面作用。二是同样有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贯彻落实“三个代表”思想的历史任务。然而，眼下，“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仍然是人口多、底子薄，刚刚进入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行列，人民生活水平还很低，国家的财力还很有限，，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还没有根本改变。也就是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我们仍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考验。”[2]这就需要我们大力弘扬周恩来精神等革命传统精神，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本色，永远保持积极进取的精神。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弘扬周恩来精神必将化为一种巨大的物质力量。三是同样有利于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弘扬周恩来精神，有助于弘扬社会正气，形成健康向上的舆论力量。“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在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条件下，以有效载体和形式加强集体主义思想教育，激发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祖国的巨大热情，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源于市场经济和外来文化的一些观念，不可避免地同我们共产党人一贯倡导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背离和冲突。”[2]引导人们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因而显得尤为重要。弘扬周恩来精神，有助于发扬集体主义和无私奉献精神，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
二、周恩来精神与周恩来诗作
总理生前几乎把所有的精力、时间、智慧、学识都投入到了工作和事业中，似乎没有为我们留下多少诗作。在他过世后，人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认真挖掘，陆续整理、出版了他的部分诗篇。1977年7月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出版了周红兴、李如鸾合编的《周总理与诗歌》，1978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周恩来青年时代诗选》，1980年1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古籍装帧版的《周总理诗十七首》，1998年1月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周秉德主编的《周恩来诗联集笺注》（录诗十七首，下述）。
1914年，周恩来在天津南开中学学习时，写成两首五言绝句《春日偶成》，这是我们迄今为止所见到的周恩来最早的诗歌作品，刊登在天津南开中学《敬业》杂志创刊号上。两年后写就《送蓬仙兄返里有感》（三首）、《次皞如夫子伤时事原韵》。1917年6月，周恩来以优异成绩从南开中学毕业后，作出了到日本留学的选择。9月，他吟罢苏轼的《大江东去》词后，写下了“大江歌罢掉头东”的著名诗篇。两年后的4月，周恩来在由日本回国前夕，写下《雨中岚山———日本京都》、《雨后岚山》、《游日本京都园山公园》、《四次游园山公园》等四首白话诗。其中，《雨后岚山》这首诗具有一定的文学鉴赏价值、颇为珍贵的革命史学价值。五四运动后，周恩来创作了两首新诗，一首是写于1919年12月的《死人的享福》。另一首是写于1920年6月8日的《别李愚如并示述弟》，这是一首八十行自由体长诗。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在上海搭乘法国邮船前往欧洲，开始了旅欧留学生涯。在欧洲，他度过了近四年的岁月。旅欧期间，创作了三十八行自由体长诗《生别死离》。这首诗在现代文学史上有其独特的价值。另有一首《赤光的宣言》，发表在一九二四年二月一日于法国出版的中共旅欧总支部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合办的《赤光》半月刊第一期上。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周恩来愤怒地写下《千古奇冤》。这首诗是周恩来留传下来的一首震撼人心的力作。两年后，在刘志丹烈士殉国七周年之际，他怀着深厚的阶级情感，为其陵墓碑敬题五言诗一首《上下五千年》。
遗作不多，但梳理之、品读之，能帮助我们深切地感悟到周总理早在青少年时代就忧国忧民，不满黑暗势力的统治，关心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命运，能帮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他为拯救祖国而立志刻苦奋斗，勇挑救国救民的重担，奋发进取的精神。
1.周诗的主题思想与周恩来精神。诗言志是中国的传统诗教。中国最古老的典籍《左传》、《尚书》、《孟子》、《庄子》、《荀子》中都有诗言志的提法，如“诗以言志”、“诗言志”、“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诗以道志”、“诗言其志也”等。“诗言志”的“志”是什么呢？清代的孔颖达指出，“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闻一多先生则解释成三个意思，其一便作“怀抱”（志向）解。在主题思想上，周诗继承了“诗言志”的传统。所不同的是，这“怀抱”、“志向”就其历史上的意义来说，是指符合封建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政治、道德原则，即儒家所说的那一套“仁”，具体来说就是忠孝仁义之类的伦理规范。而周诗所体现的“志”，则是马克思主义革命人生观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结合体，其核心是全心全意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的崇高情感。且看----
《春日偶成》：“极目青郊外，烟霾布正浓。中原方逐鹿，搏浪踵相踪。”“樱花红陌上，柳叶绿池边。燕子声声里，相思又一年。”[1]前者以忧愤的心情，深刻揭露统治者镇压革命的罪行;后者通过对祖国大自然的描写，抒发了热爱祖国和人民、追求光明和进步的强烈情感。《送蓬仙兄返里有感》：“相逢萍水亦前缘，负芨津门岂偶然”、“险夷不变应尝胆，道义争担敢息肩。”[1]诗篇抒发了为拯救祖国而刻苦自励的革命情怀，在“举国昏沉”的“烟霾”里，感到肩上应担的“道 义”，热烈地期待他日为国立功的理想。《大江歌》：“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1]这首绝句，抒发了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东渡日本的壮志豪情，诗情如潮，汹涌澎湃。《雨中岚山》：“雨中二次游岚山，两岸苍松，夹着几株樱。到尽处突见一山高，流出泉水绿如许，绕石照人。潇潇雨，雾朦浓;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娇妍。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娇妍。”[1]这些清新隽永的诗句，表达了年轻的周恩来在日本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革命真理，恰如模糊中见到光明，愈觉娇妍的心境，抒发了他求索真理的无限喜悦之情。《死人的享福》以人力车夫为题材，通过坐车人、拉车人在冬天寒风中两种不同生活、不同感受的对比、描绘，深刻地揭露了社会的黑暗与人间的不平。《别李愚如并示述弟》这首长诗，描写周恩来被扣押在天津地方检察厅看守所时，给友人远行赠别：“出国去，走东海、南海、红海、地中海;一处处的浪卷涛涌，奔腾浩瀚，送你到那自由故乡的法兰西海岸。到那里，举起工具，出你的劳动汗;造你的成绩灿烂。磨炼你的才干;保你天真烂漫。”“三月后，马赛海岸，巴黎郊外，我或者能把你看。”[1]抒发了他渴望祖国获得独立和自由的革命抱负，表达了周恩来追求真理向往光明的远大理想。《生别死离》是1922年周恩来在德国为悼念黄爱烈士写下的长诗，他在诗中写道“壮烈的死，苟且的生。贪生怕死，何如重死轻生！”“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却不用血来染他，天下那有这类便宜事?”“生死参透了，努力为生，还要努力为死……”这是一首壮志撼山岳、豪气贯长虹的伟大诗篇。在这首诗中，歌颂了无产阶级的生死观，表达了为了“播革命的种子”，为了“共产花开”，决心“开辟那未耕耘的土地”，把“血儿滴在地上”，以“壮烈的死”献身革命的精神境界。此诗原在信中，诗中所示诗人意志，信中亦有表述：“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1]从《春日偶成》到《生别死离》的创作过程，实际上是周恩来从具有爱国意识的小学生到具有坚定志向的革命家的成长过程。以诗传情，传爱国之情;以诗言志，言报国之志：周诗的主题思想与周恩来精神融为一体。
2.周诗的艺术风格与周恩来精神。解放后，著名诗人赵朴初评价说：“周总理曾经是一个有甚深造诣的诗人，写过动人心弦的诗篇。”“周总理在‘五四’前写的传统旧体诗，风骨开张，才气横溢;‘五四’后转向语体新诗，也是卓有成就，不同凡响。”[1]复旦大学赵景深教授早在一九二三年就撰写《天津的文学界（一九一九——一九二三）》一文（该文在一九二四年三月郑振铎等主编的《文学》周刊上连载），介绍过周恩来的诗作：“……他们的作品不署名，只用号码，其中有一位‘五’作了一首诗《游京都园山公园》，……被《一九一九年新诗年选》选了进去。‘五’就是周恩来在觉悟社里的代号。”[1]从赵文介绍的情况看，周恩来的诗在当时文学界的确是“不同凡响”的。
其一，周恩来的旧体诗，古典韵味浓郁，富于形象性，特别是青少年时代创作的，首首都是画。画的意境与革命的题材水乳交融，是周诗有别于同时期颓废诗人之作的亮点。像《次皞如夫子伤时事原韵》这首和诗，从军阀重开战的风云突变写起，明确地指出，由反动军阀所造成的“举国昏沉”的黑暗局面，是不足道的，表现出敢于蔑视强暴和立志变革现实的革命精神。后两句，以草木摇落的秋天和凄切哀婉的虫鸣作为象征，暗示了封建军阀张勋之辈复辟倒退的喧嚣，正如秋虫一样，不过是死前的悲鸣而已。这就是说，它们运用传统的手法，如象 征、比拟、白描、用典等，抒写革命的情感，关注当下的中国现实与未来，凸现了周恩来的爱国意识、务实态度和创新精神。单拿“用典”来说吧。如《春日偶成》中，“中原方逐鹿”句，语出《汉书?蒯通传》：“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晋书?石勒载记下》：“脱（作倘若解）迁光武（汉光武帝刘秀），当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鹿，指猎取的对象，比喻帝位或政权。此后就成为形容国家分裂、群雄角逐的成语。魏征诗云：“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周诗借此来称赞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势力和袁世凯反革命势力的斗争。 “博浪踵相踪”句呢?《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张良的祖先是韩国人，秦灭韩以后，张良为了替韩报仇，曾经东往淮阳（今河南省淮阳县）游学，从隐士仓海君那里聘请到一个大力士充当刺客。公元前二一八年，秦始皇东游到阳武（今河南省原阳县），张良和那个大力士埋伏在博浪沙（今原阳县东南），袭击秦始皇。周诗借此来唤醒革命人民，从“二次革命”的失败中站起来，继续展开对袁世凯反革命势力的斗争。又如《千古奇怨》中，“相煎何急”句就很有味道。相传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想害死胞弟曹植，限植七步成诗，否则诛杀。曹植口占一诗，其中云：“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后人就以“萁豆相煎”这个典故，比喻兄弟间自相残杀。周恩来用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假抗日、真反共的反动面目，非常恰当。全诗虽短小，却是义正词严，且有极大的感染力，发表以后，激起了一浪高一浪抗议国民党的群众斗争高潮，打击了顽固派，教育了中间派，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发展了抗日事业！在另外的诗作中，《滕王阁序》的“萍水相逢”、《晋书?王猛传》的“扪虱倾谈”、《史记?越王勾践世 家》的“卧薪尝胆”、《南史?吕僧珍传》的“择邻而居”、《别赋》的“送君南浦”、《南柯记》的“南柯一梦”、《晋书?刘琨传》的“先吾著鞭”、《名画记》的“画龙点睛”、《五灯会元》的“面壁而坐”、《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的“蹈东海而死”这些典故，同样得到了适时而巧妙的运用，或写同志的友谊，或写豪迈的情怀，革命的内容给如画的诗境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其二，周恩来的新诗创作，处于新诗的第一个十年（1919-1929）间。一方面，着眼于诗的形式的革新，常以口语入诗，但不失“诗味”，如《别李愚如并示述弟》中的“……你别时也同我说/……买四等票，/坐三等舱……/……勤工俭学去/念一年书后，/工读自助。/……研究实用理化;/本我的志趣，/辟我们女子的生计独立、/精神独立的自由径路;/保我们女子的人权天赋……/念你的精神，/你的决心，/你的勇敢，/兴勃勃的向上，/全凭你的奋斗壮胆。/出国去，/走东海、南海、/红海、地中海;/一处处的浪卷涛涌，/奔腾浩瀚，/送你到那自由故乡的/法兰西海岸……”[1]语言朴实，境界开阔，感情奔放。如此形式，雅俗共赏，既非高不可攀，又不随波逐流，诗人谦虚谨慎、宽厚平等的胸怀，可见一斑。另一方面，把目光投向“充满缺陷的人生”和世界，尽情发挥诗歌兴、观、群、怨的社会功能，实现战斗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统一。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在政治黑暗腐败和民族矛盾激烈的时代，它的积极作用尤其明显。但这一理论对后世也有其不可避免的消极的影响。除了它在思想内容上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外，还表现在后世一些人常常由于只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而忽视艺术本身特点和规律，因此也常常造成偏颇。周诗做到了两者的融合，消除了这种偏颇。以《雨后岚山》为例阐述之。《雨后岚山》作于五四运动前夕，诗人已决定回国投身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在准备踏上归途之际，畅游日本故都----京都著名风景区岚山，他面对黑暗如磐的夜气，遥望满目疮痍的祖国，触景生情，感时伤怀，于是写下了这首诗： “山中雨过云愈暗，/渐近黄昏;/万绿中拥出一丛樱，/淡红娇嫩，惹得人心醉。/自然美，不假人工;/不受人拘束，/那宗教，礼法，旧文艺，……粉饰的东西，/还在那讲什么信仰，情感，美观……的制人学说。”“远望，/青山渺渺，/被遮掩的白云如带;/十数电光，射出那渺茫黑暗的城市。/此刻岛民心理，仿佛从情景中呼出;/元老，军阀，党阀，资本家，……/从此后“将何所恃”?”[3]这首诗由两节组成，第一节写雨后暮色苍茫中岚山的美景。诗人在陶醉于自然美景的同时，情不自禁地倾吐出胸中对陈旧的意识形态的厌恶之情。第二节写夜幕降临后登山远眺的情景和的心境。诗笔挥洒自如，语言新鲜活泼，写意抒情，自成一体。这首诗运用象征和对比手法，巧妙地将写景、抒情和议论很好地结合起来。用“万绿中拥出”的“一丛樱”象征新生事物;用代表“岛民心理”的“十数电光”象征进步和革命的民气;通过赞美不假人工的自然美，批判矫揉造作的旧文化，歌颂顺时应势而生的新文化和新生的革命政权;从黑夜里的电光中看到民心所向以及反动势力消亡的到来。“自然”和“粉饰”，新生和腐朽，革命和反动，形成鲜明的对照，反映了诗人高洁的审美理想和远大的政治抱负。
其三，如上所述，诗篇的革命性与文学性交相辉映。而且，就其表现手法而言，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映成趣。由眼前不假人工的美景，联想到不合时宜的旧事物，想象到革命理想的实现，从而激发了自己昂扬的斗志。且看：《游日本京都园山公园》：“满园樱花灿烂，/灯光四照，/人声嘈杂。/小池边杨柳依依，/孤单单站着一个女子。/樱花杨柳，那个可爱?/冷清清不言不语，/可没有人来问他。” [1]此诗通过灿烂的樱花，四照的灯光，嘈杂的人声，渲染出一种繁闹的氛围，衬托杨柳池边那个孤单单女子的凄凉心境。实写与虚写的结合，表达了对畸形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和阶级对立的黑暗现实的不满。《四次游园山公园》：“四次来游，/满山满谷的“落英缤纷”;/树上只剩得青枝与绿叶，/更何处寻那“淡红娇嫩”的“樱”！/灯火熄，游人渐渐稀，/我九天西京炎凉饱看;/想人世成败繁枯，都是客观的现象，/何曾开芳草春花，自然的美，无碍着的心。” [1]此诗前一节重点是写景。用“满山满谷的‘落英缤纷’”和“树上只剩得青枝与绿叶”两句，点出园山公园暮春时节的自然景象。后一节则由景及情，联想到西京炎凉的世态和成败繁枯的人世等社会“客观的现象”。篇末用含蓄深沉的笔调抒写了革命的情怀：不管何时再开芳草春花，也不管客观现实如何演变，都无所挂碍，都不会动摇热烈追求真理、向往光明的坚定信心。诗人的笔法，源于诗人高瞻远瞩、积极进取的革命精神。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周恩来选择了中国革命为其人生道路，因而并非以诗为生命，而是以生命为诗。在他的笔端，流泻出的是一种奋发向上、奇伟磅礴的生的活力。坚定的信仰、远大的抱负、超凡的才气、不懈的努力，凝聚于他的笔端，使周诗兼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双重色彩。
3.周恩来精神与周诗的内在联系。周诗的人格，是周恩来精神的表征。因为诗如其人。诗的人格，即是诗人的人格：诗中所显现的、诗人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内在综合品质特质及其控制机制和思想、性格、行为等的惯常模式，诗人精神世界的表征。诗的人格是诗美蕴涵与诗美创造的根本。“诗无法逃避诗人的自我，诗总是或隐或现、直接或间接地体现着诗人的人格。诗人人格的底色或基调，往往体现于他的每一首诗作中。每一首好诗，都创造出一片独立的诗美时空，一种独特的诗境，其中都有完整的诗人人格在，虽然各首所呈现的层面不甚相同。并且，诗的人格，既是诗创造主体即诗人抒情场的基础与核心，又是诗的风格的始源与稳定因素。”[4]周恩来的诗，其主题思想，其艺术风格，无不是周恩来人格的文学观照。憎爱分明的政治人格、公而忘私的道德人格、坚韧稳定的心理人格、聪慧高超的智能人格、崇尚新美的审美人格，在周诗中表现出崇高、和谐、稳定的鲜明特征。如《生别死离》里写道：“生死参透了，/努力为生，/还要努力为死，/便永别了，又算什么?”诗句既歌颂了革命烈士黄正品“种子撒在人间，血儿滴在地上”的情怀，又坚定了“我认定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的信念。又如《千古奇冤》一诗，诗人仅用“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八字，极其透彻而又有力地给读者交待了事件的原委和性质，鲜明地表达了我党、我军的正义立场，响亮地道出了全国人民及爱国将士的心声，义正词严地抗议了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和行为，悲愤地控诉了他们的滔天罪恶！对烈士的爱，对敌人的恨，可见诗人坚定的立场。热烈奔放的抒情方式，义正词严的斗争手段，可见诗人不凡的风骨。诗体的灵活选择，风格的随机采用，可见诗人脱俗的智慧。周恩来的人格，在作品及其风格中得到了淋漓的张扬。结合前文所述，我们可以说，周恩来精神是周诗的人格内化，周诗是周恩来精神的艺术载体。
三、周恩来诗作研读的意义
学习周恩来精神，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党风的好坏关系着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是贯彻“三个代表”思想，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时间的推移没有使周恩来同志伟大的人格、高尚的品质褪色，而是越来越显现出它在新时期各条战线上（特别是在党的基层建设中）的价值和作用。周恩来的人格、品质，将永远发扬光大下去，成为激励人们前进、净化人们心灵的强大的精神力量。前文已述，周恩来诗作，是周恩来精神的艺术载体。以各种形式研读、领会周恩来诗作，能积极顺应中央关于“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号召要求，让我们广大的党员、干部、工人、农民、战士、学生、个体从业者等从中陶冶高尚的情操，养成高尚的言行，愉快、自觉地投身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生态文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
且以学生德育教育为例----
当下，国家基础教育新一轮课程改革正在持续实施之中。专家指出，“强化品德教育”、“凸现人文精神”、“倡导综合实践”、“突出信息技术”，将成为新课改的四大亮点。其中，品德教育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在新课改理念的引导下，学生们将不断穿梭于校园内外，抑或出入信息高速公路，以便学以致用、温故知新。其间，品德教育的直接或间接介入，将给学生们的自主、合作、探究式学习以一种不可或缺的内在动力和约束机制。品德教育当从榜样引导开始。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如果，我们能够精心选择一个中华民族的“丰碑式”人物，从其作品中挖掘积极的德育因素，作为一所学校、一个班级学生品德教育的原动力，那么，只要我们耐心引导学生以健康向上的态度、脚踏实地的作风，去学习、内化、发扬其优秀的精神（品质），我们的德育工作将有益于、有助于提供给学生们在新课程学习及其相关实践活动中所必需的那种内在动力和约束机制。开国总理周恩来便是这样一个丰碑式人物，这样一个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化身。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曾在全国高中二年级学生中进行了一项调查，其中有一个开放性问题：谁是自己最尊敬的人。结果，周恩来的得票数遥遥领先，达百分之二十多。此项调查从一个侧面显示，周恩来，这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这位从不希望为自己树立纪念碑的人，凭着自己的人格力量和不朽功绩，已在人们的心中牢牢立起了一座丰碑。十几年来，在中央文献研究室、江苏省委、天津市委以及各地周恩来纪念场馆和原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等大力推动下，天津南开大学、淮阴师范学院、南京梅园中学、大连枫叶学校、北京中关村中学等单位，纷纷以创建“周恩来班”、“周恩来团支部”等形式，对学生进行以周恩来精神为原动力的品德教育，收效显著，硕果累累。他们不仅从行政决策、班集体建设、学科渗透三个层面，对学生进行周恩来精神风范教育，还组织学生研读周恩来的诗歌、日记等作品，从中汲取精神的营养，沐浴道德的阳光。他们的研究成果获得了党委、政府、社会和家长的一致好评。青少年是我们的未来，周恩来精神风范能不能代代相传？能否像上述学校那样，利用好伟人的遗著，尤其是极具审美价值的伟人诗篇，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可以把研读周恩来诗作同综合实践课程的教学、语文课外阅读的引导紧密结合起来，使青少年通过研读伟人诗篇，深切感悟伟人为人作文的风范，又红又专的风范，从而倍加珍惜前辈们历尽艰辛、流血牺牲换来的和平幸福的生活环境，确立爱祖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的人生观，继承并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继承并发扬周恩来精神，最终使周恩来精神不仅再现于周恩来诗作中，更再现于中国未来一代人的言行中，并内化为他们的心理需要！
【参考文献】
[1] 周秉德：《周恩来诗联集笺注》，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1月版。
[2] 王全书：《红旗渠精神的时代价值》，《求是》，2003年第20期。
[3] 殷仪：《<雨后岚山>鉴赏》，新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年11月第1版。
[4] 洪迪：《现代诗美的创造》，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11月第1版。
[5] 李细怀：《论周恩来精神在周恩来诗作中的艺术再现》，一稿，写作精品课程网，湖州师范学院，2006年9月9日
[6] 李细怀：《论周恩来精神在周恩来诗作中的艺术再现》，二稿，求是理论网，求是杂志社，2011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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