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应该反映现实生活，揭示社会矛盾

   凡是热爱文学的朋友，心里大概都有一份世界著名作家的名单，比如，我国的鲁迅，矛盾、巴金、老舍；比如俄罗斯的大托尔斯泰、高尔基、契科夫、普希金；比如法国的巴尔扎克、司汤达、雨果、左拉；比如英国的莎士比亚、狄更斯；比如美国的杰克伦敦、德莱塞。而且，大家也都知道，这些作家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通过自己的作品反映了本国的社会现实，揭示了本国社会的矛盾。确实，文学的本质就是反映现实生活，就是揭示社会矛盾。我们甚至可以说，离开了这两条，也就无所谓文学。特别是在长篇小说这一文学样式中，这两条尤其重要。我们可以设想一下，长篇小说的篇幅长达几十万字，如果离开了反映社会生活，如果离开了揭示社会矛盾，它能写什么？　　

著名编辑家吴光华在北京出版社担任文学编辑数十年。他一贯重视反映社会生活，揭示社会矛盾的书稿。他在个人自传《岁月 人生 挽歌》中，谈到了编辑这一类作品的心得体会。　　

应该说，在吴光华编辑出版的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中，最著名的就是浩然的《苍生》。《苍生》写作于改革开放初期，描绘了经济改革发轫阶段的农村社会。如果是一般的作家，在处理这样的题材时，大多会按照如下路子写作：过去的农村政策压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十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制订了的新的农村政策。新政策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在新政策的引导下，农村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形势一片大好。应该说，如此写作也无可厚非，也是合乎生活逻辑的。但是，浩然没有走这条常见的创作路数。他是另辟蹊径，另有开掘。首先，浩然没有简单地图解党的政策。其次，他最大限度地贴近了现实生活，他着力挖掘新时期农村中出现的各种新矛盾，新倾向、新问题。由此，他塑造了老地主巴福来、党支部书记邱志国等全新的文学形象。　　

老地主巴福来在旧中国是个风云人物，他手里掌握着土地，他雇佣农民为他生产粮食。他是典型的剥削者，吃得脑满肠肥。新中国建立后，巴福来的家业崩溃了。他一下子从天上掉了下来，大吃苦头。但是，农村进入新时期后，巴福来却兴奋起来。他认为时机到了，他想重振家业，重新成为人上人。党支部书记邱志国曾经是个优秀干部，在年轻时代，他全力以赴带领乡亲们走社会主义。但是，几十年过来，他的革命精神逐渐消弭，他没有心思再搞社会主义了。到了新时期，他更是打起了个人算盘，想好好地捞上一把。他的思想发生了严重的变异。　　

应该说，巴福来和邱志国的形象是极为深刻，耐人寻味的。大家都记得，浩然在《艳阳天》中塑造了党支部书记肖长春和地主马小辫的形象。读者们看《苍生》，都会联想到，巴福来和马小辫完全不同了，邱志国和肖长春也大不一样了。这两个形象只能产生在新时期，属于新时期特有的产物。我们不能不承认，浩然独具慧眼。我们也可以说，正是因为巴福来和邱志国这两个形象，《苍生》产生了独特的魅力，显示出浩然深刻清醒的社会观察力。几十年过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农村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巴福来和邱志国的形象也越发显得活灵活现，引人深思。　　

除了《苍生》，吴光华还编辑了另一部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就是王梓夫的《异母兄弟》。　　

王梓夫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编剧。他和浩然一样，出生于农村，青年时代也是在农村度过的。他熟悉农村和农民，了解农村和农民。他的语言风趣活泼，富于泥土气息，别具风格。读者一翻开《异母兄弟》，首先就会被它的语言吸引。它完全是口语化的，轻松流畅，略带几分调侃和逗笑，读起来非常舒服。读者会猜想，的语言如此俏皮灵动，难道，这是一部喜剧作品吗？但是，读者只要读上几页，就会明白，《异母兄弟》绝不是什么喜剧作品。它的故事非常沉重，甚至让人压抑。　　

首先，《异母兄弟》的主人公就颇为独特，他们不是农村社会的主流形象，不是出身于贫下中农家庭的年轻人，而是两个出身于地主家庭的“狗崽子”。其次，《异母兄弟》的创作路子也大有新意。如果按照常规的创作方向，应该写这两兄弟如何靠近党组织，如何跟剥削阶级决裂，如何跟贫下中农相结合，如何改造思想，如何接受社会主义。如何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然而，没有这样做。他从生活出发，演绎了一番不同凡响的故事。在他的笔下，异母兄弟饱经磨难。在左倾路线控制农村的年代中，两个年轻人吃尽了苦头。到了改革开放时期，两兄弟活得也不轻松，经历了一番难以诉说的酸甜苦辣。我们可以说，任何人看了《异母兄弟》，都会有一番特别的感觉、特别的滋味。读者都能感觉到，《异母兄弟》的主题沉甸甸的，非常有份量。读者会进行思索，这部小说到底要说明什么呢？　　

是啊！《异母兄弟》的主题到底是什么？要告诉读者什么呢？　　

对此，王梓夫做了如下的解说：“《异母兄弟》的素材是从生活中来的。我在通县生活了几十年，小说的人物和故事，我每天都能碰到。富的真富了，穷的更穷了。什么人发了？靠坑蒙拐骗，靠投机取巧发了。什么人惨了？真诚的老实的本分的人惨了。集体的大锅饭一夜之间被敲破了，可烧了三十年的锅底还有米粒，让掌管勺把子的人独吞了。生活本身就是不公平的。我的《异母兄弟》就要真实地反映生活的复杂性，反映生活的不公平。”　　

王梓夫的自我阐述铿锵有力！简直是天上惊雷！他毫不隐晦，《异母兄弟》是要反映生活的不公平！　　

我想，读者都知道，长期以来，我们看到的都是歌颂性的文学作品。人们甚至给这样的作品做了概括：歌德派。然而，《异母兄弟》却没有歌颂功德，而是要反映生活的不公平。我们应该说，王梓夫是非常有勇气的！吴光华身为编辑，敢于编辑出版这样的作品，他的勇气也是超群的！　　

让我们欣慰的是，《异母兄弟》成功了。这部作品在读者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当代文学史上也留下了深刻的痕迹。　　

当然，敢于触及社会中的敏感题材，敢于反映社会矛盾，也是有风险的。很有可能，花费了很大力气，编辑花费了很大气力，最终却不能出版。　　

吴光华在《岁月 人生 挽歌》中，就讲述了编辑出版《早恋》遇到的风风雨雨。　　

众所周知，从八十年代初期开始，在中学，出现了中学生谈恋爱的现象。而且，这一社会现象还愈演愈烈。对此，人们称之为早恋。如果在西方社会，早恋算不了什么。大家都熟悉红色经典《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书中的主人公保尔，年仅十五岁就开始跟阔小姐冬妮娅相爱。但是，在中国，早恋可犯了大忌，无论是学生的父母，还是学校方面，都像是面临洪水猛兽，无法容忍。然而，事情很奇怪。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作家们却并不理睬，大家好像都做了约定，视而不见。当然，作家的心态也可以理解。事情的难点在于，作家如何看待早恋？你持反对态度吗，这可就得罪了众多中学生。而且，他们一句话就能把顶回去：“保尔就是早恋。也没有人说他不对。”你支持早恋吗？那更麻烦了，社会主流意识是绝不允许的。既然不好处理，也就没人愿意接这个烫手的山药，找这份难缠的麻烦。　　

但是，著名作家肖复兴决定碰一碰这块硬骨头。肖复兴当过多年的教师，对中学生的生活非常熟悉。有一次，他跟吴光华谈到了这个问题。吴光华兴奋起来。他鼓励肖复兴触及这个难啃的题材。看到吴光华叫板了，肖复兴反倒有些迟疑。他问吴光华：“我写了，你们敢出吗？你们要不敢出。我岂不是白费力气。”吴光华慷慨而言：“你敢写，我们就敢出。”看到吴光华态度如此明确，肖复兴大受鼓舞，回答曰：“你们敢出，我就敢写。”　　

和编辑都有共同的心愿，事情进行的就特别顺利。肖复兴很快写成了《早恋》的书稿，书稿顺利通过了二审三审，随即在北京出版社的文学刊物《长篇小说》上发表了。　　

《早恋》刊物一旦问世，立刻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媒体上评论多多，读者们也纷纷给和编辑部写信，讲述自己的阅读体会。书稿在印单行本时，征订数目竟然到了六万册，形势喜人。　　

《早恋》之所以能够成功，最根本的一条，是肖复兴对中学生早恋秉持了积极的态度。从人伦上讲，中学生只要进入成熟期，就可以谈恋爱，这无可厚非。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学生的恋爱往往是单纯的，，没有那么多计算，没有那么多心计。中学生的恋爱较之成年人的恋爱，要纯洁得多，单纯得多，甚至可以说，可贵的多。但是，由于中国社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再者，中学生由于身体、思想、性格均不成熟，过早谈恋爱会引发极不和谐的后果。所以，中学生还是以不谈恋爱为好。正是站在这个立场上，肖复兴定下了三个原则：第一，不赞成中学生早恋。第二，中学生早恋并不可怕。第三、对中学生早恋，应该循循善诱、因势利导。　　

《早恋》大受欢迎，证明肖复兴的三原则是正确的。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早恋》的题材确实敏感。俗话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觉得它好，就会有人讨厌它。就在《早恋》开始印刷单行本时，情况突变，北京出版社的主要领导提出了不同意见，要求停止印刷出版。　　

其实，肖复兴本人已经预感到，《早恋》有可能遇到麻烦。他不时向吴光华打探消息。他的意思是，《早恋》如果不能由北京出版社出版，他可以另想办法。　　

如果换了别人，眼见出版社主要领导反对，也就认头了。但是，吴光华是个有勇气的编辑。是个较真的编辑。他认为，《早恋》是好作品，应该出版，没理由封杀。他甚至跟出版社的主要领导争执起来。可是，出版社的主要领导态度强硬，坚持封杀《早恋》。最后，吴光华和出版社编辑部的一位负责人去了北京市委宣传部，请宣传部的领导审阅《早恋》。宣传部的领导仔细阅读了《早恋》，做出了裁断，《早恋》没有什么问题，可以出版单行本。就这样，《早恋》的单行本出版了。　　

从《苍生》到《异母兄弟》，再到《早恋》，充分说明了一点，文学只有反映现实生活，揭示社会矛盾，才能得到读者的欢迎，才能拥有生命力。　　

我们反观当代的文学创作。我们不能遗憾地说，有很多作家不大愿意关注现实社会，不大愿意揭示社会矛盾了。他们下笔千言，滔滔不绝。但是，他们说了些什么呢？他们说的是今天的天气不错，他们说的是张家长李家短。他们唯独不愿说说社会，说说社会矛盾。更让人遗憾的是，中国社会的主体是工人和农民，作家们理当多多描写工人和农民。然而，愿意描写工人和农民的作家是少而又少了。　　

这些作家疏离现实社会，疏离社会矛盾，疏离工人和农民。结果如何呢？结果是，文学显得越来越软弱，读者也渐渐远离文学。　　

我们真诚地希望，作家们能够回归现实主义，贴近现实生活，揭示社会矛盾。只有如此，文学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