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阴谋文艺”与诗意书写之间
周 航
1974年初，中国与南越在南海西沙打了一场小规模的海战。不久，军旅诗人张永枚与作家浩然授命共赴西沙，分别写出诗报告《西沙之战》与诗体小说《西沙儿女》。对这两部作品，后来几乎所有的文学史都有记录，只是毁过于誉。特别是文革文学史上所特指“只有八个样板戏和一个作家”的浩然，由于他在文革时期的特殊地位，《西沙儿女》遭受的贬斥最多，基本上认定它是一部“图解式的作品”，甚者则定性它为“阴谋文艺”。就它的创作背景来看，客观说确是观念先行的应景之作，其中也确有可能存在着更复杂具体的权力斗争的背景因素。但在今天看来，如果我们只是出于政治厌恶感而将之予以完全否定的话，似乎也有唯政治论的嫌疑。
列举一下迄今比较权威的文学史中对于《西沙儿女》的评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一部权威的文学史是这样说的：“一九七四年，还赶写了适应江青一伙政治需要的中篇小说《西沙儿女》，其内容的空洞和艺术的贫乏，那就更不待说了。”（《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225页）黄修己说《西沙儿女》是“编造神话，说中国与南越海军西沙之战胜利的‘力量的源泉’，来自江青”。（《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下卷，1998年8月第1版，第26页）洪子诚的文学史中说：“浩然在这期间，还写有中越在南海发生冲突的事件的中篇小说《西沙儿女》——一部典型的图解性的作品”。（《中国当代文学史》，2007年6月第二版，第176页）综合以上观点，较为一致的看法是：一、小说是写中越（南越政权）海战的；二、作品是为政治需要、特别是“为江青而写”的；三、艺术上乏善可陈；四、这是一部中篇小说。几乎没有人对这些说法提出质疑，即使后来有人提出异议，声音也是过于弱小，与这些权威的文学史教材来对抗，而无法有效地发出声音。
如果我们先绕开这些定性，把作品重度一遍，浩然的这部小说果真是如此不堪吗？当我从图书馆里搜出近四十年前的原著，拂去厚厚的灰尘，静心读过之后，感觉结论未必是上述这样简单。
我这里无意作一篇简单的翻案文章，因为一般性的翻案文章也并无太大意思，不过重读原著，我认为上述“历史定论”有简单和并不公正之处。第一、“写中越海战”之说只是部分正确，并不能概括《西沙儿女》的全貌，因为小说所写的故事长度和所涉及的历史更长，也更复杂——尽管其中多为人为的虚构，但作为那时期典型的“国家叙事”，这类文学创作无法不为国家利益服务；第二、虽然小说确有可能是在当时的文艺界官员、甚至是江青的授意之下写的，但在今天如果我们以这样一个因由而完全否定作品，似乎也是另一种“因人废文”，一棒子打死的做法未必可取。那些年与政治或特殊的政治人物有瓜葛的文学作品其实并不在少数；第三、假如在政治上“基本否定”《西沙儿女》的话，它所具有的“文学性”——特别是在文革时期艺术创作普遍粗糙和公式化概念化的背景下，是否还有可讨论的价值？在艺术上还有无可取之处？这一点似乎也需要存疑。因为无论是小说的技法还是语言，都有鲜明的特色，是文革期间公开出版文艺作品中的一个“另类”；第四、最简单的一点是，《西沙儿女》并非是文学史中众口一词所说的“中篇小说”，而是一部地地道道的长篇诗体小说。
在我看来，小说的叙事在“革命美学”的体现形式上是有创造的。这个问题应该历史地去看，既然我们现在可以容忍其它的革命文学作为特殊叙事形式的合法性，甚至有不少新左式的批评家对于“国家民族叙事”的重要性还予以高度推崇，那么《西沙儿女》当然不是属于某个错误的或妖魔化的政治人物的作品，而是这一谱系中合法的一员，应该放在这个革命叙事的家族谱系中予以分析。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在革命美学的创造上就是比较特殊和意义的。相比那些在60年代及以前出现的长篇小说，《西沙儿女》的文笔可谓显得清新和成熟，具有浪漫和柔美、甚至华丽的特征。这种革命美学的特有属性可以从高尔基的《海燕》开始，在两部关于西沙海战的文学作品中，写明显借助了这种革命美学的修辞术。《西沙儿女》开篇就定下了这样的基调：
大海茫茫，黑夜沉沉。
这个大海呀，是海南岛南边的南海。
海上滚着狂风。
狂风掀着巨浪。
巨浪携卷着暴雨。
暴雨摇撼着“天涯海角”的小港湾。
港湾里飘泊着几条破破烂烂的小渔船。
很日益让人联想到高尔基散文诗《海燕》里的：“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象黑色的闪电，在高傲地飞翔。”无论是张永枚，还是浩然，在文革那个革命浪漫主义盛行的年代，写出这种风格的作品，都是不足为怪的。张永枚的长诗的确仅为中越海战而写，但是浩然的小说却并不仅仅写这次海战，《西沙儿女》的故事是从抗战时期开始讲起的，一直写到七十年代，浩然除了以浪漫的格调描写美丽的“海南之南”外，更写了几代人为了保卫国家领土而作的不屈的抗争。而且这事放在今天就大了，中国在南海的领土和海洋权益正处于被蚕食的危险境地，国家在这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但仍然面临着各种压力和危机，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浩然对于南海的叙述，可谓是革命文学与民族国家叙事中少见的、能够唤起我们的海洋权益与海洋疆域意识的作品，是值得重新予以认识和讨论的。在这点上，文学史对于这部小说的定评可谓是犯了舍本求末的错误，只是先入为主地忽视了它的内容与艺术风格。
当然，关于《西沙儿女》本身也需要分析和区别对待。上部《正气篇》改定于1974年5月，6月出版，有11万4千字；《奇志篇》改定于当年8月，12月出版，21万字。《正气篇》写抗日战争时期的国仇家恨；《奇志篇》分为上、下卷，上卷写建国初期共和国新人的成长及“西沙儿女”与残余反动势力的斗争，下卷才是写中越西沙海战。小说的结构是相当庞大的，而且即便是要在政治上挑刺，也只是在《奇志篇》中可以找蛛丝马迹，而在上部《正气篇》中，根本看不到什么“阴谋文艺”的痕迹，不但关于西沙历史与风光的描写非常迷人，而且在追溯此地作为国家神圣领土的属性与传统方面还可谓值得大讲特讲。
还有一点也不能不指出，需要更正的是《西沙儿女》并非一部中篇小说——两部中任何一部都不是一个中篇的结构和篇幅，而是内容连贯长达30多万字的一部作品统一的长篇小说。从内容来看，《西沙儿女》也绝不只是一部写“中越海战”的小说，它的史诗性追求是不容忽视的——成功与否当然可以讨论，但至少他是目前中国唯一的一部写西沙历史归属的长篇小说。诚然，小说的政治意味过于浓厚，特别是《奇志篇》中穿插了一些毛主席语录，存在许多当时流行政治话语的硬性图解。但考虑到特殊年代的文学体式生成的背景因素，不能因为这一点而进行完全否定这部作品。至少在《正气篇》中就没有过多明显图解政治的东西，与好多“红色经典”小说比较起来，它的文学性甚至是更为明显的，不但其语言风格更为秀丽华美，而且也很见作家的艺术个性。
单纯从文体上看，无论是《正气篇》还是《奇志篇》，浩然的写作肯定是一次有意识的文学风格变化的尝试。这在70年代中期至为贫乏的情形下，可以看出他作为一个被寄寓厚望的主流作家尝试突破的一种努力。在写过《艳阳天》、《金光大道》一类最能代表文革文学风格的大部头小说之后，浩然在革命美学的创造上已可谓日臻成熟，换一种方式和思路也许会别有一番天地，事实也的确如此，虽然前者曾享有无可匹敌的风光，但《西沙儿女》却以其清新、浪漫和华丽为革命文艺的创作开辟了另一蹊径。这是小说引起了轰动和巨大反响的一个原因。虽然小说中不时刻意凸出和彰显（尤其是下部）政治话语，但全篇的散文诗式的诗体语言与修辞，确乎可以在一点程度上弥补甚至拂去政治话语本身的枯涩教条，令人获得久违的文学享受。
在当代主流的革命作家中，浩然的作品是一个特例，也是一个范例，关于他的评价是一个奇观：当时所享受的地位与后世的定评之间的差距可以说是最大的，以至于浩然本人在晚年也没有从心理上转过这个弯来。1994年他的《金光大道》再版他发表的一番言谈惹怒了学界和批评界，便是一个标志。然而，浩然的复杂性就在于，在他所供职的北京文联他还享有比较不错的声誉，有相当不错的人缘，在他逝世之后甚至有不少的悼念文章发表，这就与他在80年代遭到的否定与批判形成了一种对照式的景观。因此我们对于《西沙儿女》的认识，似乎也应该有一个“人格意义上的整体观”，一个既从历史语境出发、同时又比较超越于历史语境的视点，在尽量“平等”的意义上评价他，因为作为一个曾经置身于政治斗争漩涡的写而言，能够做到用“文学性的过剩”来弥补“政治性的不足”，也已经是相当艰难的行为了。
从艺术或文学性的角度看，《西沙儿女》确实迥异于浩然其他的小说。浩然其他的小说以充满文革特征的语气与行文风格，有时甚至以上百万字的篇幅来写十来天的“火热”生活，而《西沙儿女》两部合起来三十多万字，所容纳的历史却有几十年。当然不能以这种方式来对比浩然两类作品的优劣，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尽管这部作品写作的时间较短，但它比之《金光大道》一类作品，其文学价值应该略高。其对于当时国内国际重大事件的处理能力，以及时效性上，也显出了某种自觉的优势。尤其是当这种政治敏感性已超出了一般性的意识形态，具有了某种国家或民族利益的敏感的时候，我们对它的认识就不能仅仅停留于一般性的政治观点，还要实事求是地予以分析。
单纯分析作品的“文学性”，具体到本文中也许有做“翻案文章”之嫌，但即便是从“恒定的文学性”而不是“特定时期的文学性”的角度看，《西沙儿女》也不是无客观之处的粗糙与粗鄙之作，传统文学的修辞、来自苏联的革命文学的一套隐喻与象征系统，在这部作品中可以说获得了新的运用。让我们看一下《正气篇》中的一段文字：
薄云遮月，夜色朦胧。
棚外昆虫嘶鸣，应和着海涛的喧哗声。
棚里灯光闪动，映照着程亮那张沉思的面孔。
两个孩子都睡着了，睡得很香甜。
每个孩子枕边都放着一颗亮晶晶的贝壳：白色的底子，黄色和褐色的斑点，背上有三道鲜红鲜红的长线。
再如《奇志篇》中的一段：
大海，鼓动起银亮的碧波。
波浪，催开了梨花千万朵。
蓝天，飞跑着柔软的白云。
云影，又轻轻地轻轻地把海浪和船帆拭抹……
这样如诗行般优美的文字在整个《西沙儿女》中占了极大的篇幅，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如果把那些为数不多的政治话语与附会到江青头上的一节抛开一边，我们恐怕不会以一个简单化的思维定势全盘否定它。
如果还要试图寻找小说中值得称道之处的话，除了诗性的营造，还有口语化叙述风格的凸显。作为一个来自北京的作家，能短期内使用大量的南方方言和口语来进行创作，可见浩然语言的天赋与他作出的巨大努力。他将通俗易懂而又诗性的语言同当地的民间俗语相结合，展现了美丽西沙的自然风光与生活风俗，这些凡读过小说的人想必都难以忘怀那种颇具异域情调的风光。金银岛上的惊险的抗日斗争故事，阿宝与阿亮在金银岛上两小无猜的童年记忆，那沙滩，贝壳，还有依依风动的椰树林，一不小心就在沙滩上挖出古董来的惊喜……这一切都以极其“文学”的趣味出现在作品中。美丽的南海西沙及其历史，浩然用美丽的散文诗形式来描绘，这也似乎是洽如其分的一次历史性的汇合。
至于阿宝与阿亮的爱情描写，这也是革命文学中比较罕见和有一定难度的安排。在《正气篇》中这种感情被很自然的处理为天伦式的渔家生活，两小无猜的童年经历，而在《奇志篇》中它如何发展与延伸，便成为一个具有相当难度的“革命主题”。难怪有读者读到了《西沙儿女》中的“儿”与“女”的爱情故事内涵，称这部作品隐含了浩然的另一种情趣与寄托。读者自然有不同的读法，姑且不作深究。但这些因素的存在，其实已大大冲淡了作品中可能存在的政治意味，使之在另一个意义上突出了它的文学性。
从以上大致的阅读分析来看，我似乎可以斗胆得出如下结论：浩然在文革中的大量作品纵然有诸多不足，但就《西沙儿女》来看，确有值得我们另眼相看之处。至少对于其作为一个“革命政治中的文学奇观”要好好予以研究，大量的文学史著述中也应该改写对它过于简单和不够客观的评价。
此外，假如我再提升一下调门，还可以延伸到“现代国家民族叙事”的高度，如果从这样一个角度，《西沙儿女》至少要作为一个“特殊的历史文本”来对待。因为到目前为止，也只有这部作品反映了中国南海西沙几代人的成长史，以及为了保卫国家领土完整统一以及海洋权益的抗争史。它从抗日战争之前一直写到文革后期的中越海战，其在当时所激发的爱国主义热情，以及对于海洋领土的认同意识，可能是不可低估的，在一般人的思维中关于西沙和南海的领土意识的自觉，大概与这部小说有密切的关系。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民族和大陆国家，中国人海洋意识的自觉在事实上是比较淡漠的，否则也不会有今日中国的南海困局。如同黄谷柳创作的《虾球传》一样，实际上，浩然的《西沙儿女》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某个区域填补了一个空白，这不能不说是他的一个功绩。这不是简单地在为浩然的小说翻案，而是说我们不能忽视这个事实的存在。另外，整部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朴素的民族主义和英雄主义，无论放到哪个时代，都应该是一个正面的价值。
（原载《长城》文学杂志2011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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