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大传》（第八卷 乱云飞渡）第341章

‘九大’。‘九大’，那些老同志老党员都要当代表。贺龙、

邓小平、乌兰夫等人都要当中央委员。贺龙，在延安我就

讲过，他是2方面军的一面旗帜，要保护他。”

话说1967年9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经毛泽东批准的《关于严禁抢夺国家物资商品、冲击仓库、确保国冢财产安全的通知》。

9月16日，毛泽东在杨成武、张春桥等人的陪同下，乘专列离开了上海。

上午10时，专列到了杭州。毛泽东对杨成武说：

“我还是去住刘庄。”

“不行，太乱。就在列车上吧，时间又不长。”

杨成武一口回绝了。

“哎——，”毛泽东无奈地叹口气，说：“刘庄是个好地方哟。”

杨成武笑着说：

“下次再来多住几天。”

上午11点整，杨成武引着两名军人走进毛泽东专列上的客厅，他向毛泽东报告说：

“主席，他们来了。”

杨成武指着第一位军人向毛泽东介绍说：

“这位是南萍同志，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

南萍立正敬礼，上前握着毛泽东坐在沙发上伸出的大手。毛泽东打量着南萍，说：

“南萍，你就是南萍么？你的祖宗是不是南霁云啊？你就是南霁云的后代，你处理这些事情有经验。”

毛泽东所说的南霁云是唐代安史之乱时坚守睢阳的张巡麾下的一员勇将，他说南萍处理事情有经验，是指制止温州武斗和全省支左工作。南霁云不知道南霁云是谁，当然更不知道他是不是南霁云的后代，但他听明白了毛泽东最后一句话的意思，就说：

“我是照主席指示办的。”

杨成武又介绍第二位军人说：

“这位是空5军政委陈励耘。”

陈励耘立正敬礼，双手握着毛泽东伸出来的大手。毛泽东说：

“陈励耘，你应该是在以南萍同志为中心的领导下，你的空5军比南萍的力量大就不好了。是不是啊？”

“是！”陈励耘赶紧立正回答。毛泽东做了一个手势，南萍和陈励耘就坐在了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的旁边。陈励耘汇报说：

“空5军党委已作出决定，向20军学习。”

毛泽东说：

“你们空5军支左很有成绩嘛。”

南萍汇报说，20军进驻杭州后，党委做出了向空5军学习的决定。毛泽东说：

“你们20军支左也不错嘛。空5军和20军在支左中要互相通气，互相学习。20军向空5军学习，20军为主嘛，空5军要服从。你服从不服从啊？”

“服从！”陈励耘挺直腰板回答。毛泽东接着说：

“我们的军队历来有两种作风，一个是民主作风，官兵关系好。就是互相学习，进行自我批评，搞好上下级关系。另一个是训人骂人，摆架子，不平等待人，缺乏民主，上下级关系不好。士兵怕连长，要教育连排长。一个村子里出了一个排长一个连长都是了不起呀，如果出了一个营长那就更了不得啦！我那个村子里出了个师爷就了不得了。我们的一些元帅，总是训人骂人。如果你真有理由就不要训人了。现在我们的干部都是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我在上海就反复讲这个上下级关系问题。一个人挨整，一种是自己犯了错误，挨了整。一种是坏人整好人，好人挨了整。没有犯过错误的人是一大缺点。南萍，你挨过整没有？”

南萍回答说：“没有。”

“这是一大缺点。”毛泽东又问陈励耘：“你挨过整没有？”

陈励耘回答说：

“三反时挨过整。”

“好！”毛泽东说：“分区司令、政委不要在那里层层挨斗，可调到军区来。对龙潜和阮贤榜不要这样搞。龙潜、阮贤榜有错误，还要帮助他们，不能一棍子打死，不能像湖南农民对待地主一样。什么喷气式、罚跪、抄家、挂牌子，这种做法我是一贯反对的。这种做法破坏了我们的传统。我们对黄百韬、王耀武、杜聿明都不这样搞嘛！对我们的干部要一分为二，不能一切都抹杀了，他们过去还打过很多仗嘛！人家犯了错误就很难过，你又这么的层层斗，不好！不要这么搞！上海斗陈丕显、曹荻秋，说比较文明，但人家申辩几句就说人家不老实。人家是1个人，两个人，你是几百人。从长远打算，这样做对我们养成了的好作风不利，我们有关荣传统，历来是团结——批评——团结，历来是讲道理准许申辩。现在被搞乱了，破坏了。”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继续说道：

“许世友不管有多大问题，要保。说他跟张国焘跑，张国焘是他的领导嘛！不跟他行吗？说他39年要杀我，根本就没有那回事。39年他就到山东工作去了，这条罪状不成事实。第二条说，不打倒许世友苏浙皖就不能解放，我看不一定，打倒了也不一定苏浙皖就解放了。要保许世友，他打仗时候很凶，但单单一冲不行，要做政治家。我们军队大多数干部都是老粗。他们打倒了许世友，哪个来当司令员？要杜平来当司令员不行吧！这么多年他还当不了嘛。杜平这个人我认识，我熟悉这个人，是阿弥陀佛的人，优柔寡断。汉元帝是个优柔寡断的人。还是许世友果断，错就错，对就对。

什么中央苏区了，湘赣、闽浙赣了，等等，我就生怕1、3军团有的同志犯错误。生怕4方面军同志犯错误，结果出了个陈再道。至于徐向前，我是一定要保的。红卫兵要打倒去打他的，我保是保我的，这是一个大局。矛盾是有矛盾，统一还是统一，七次大会选中央委员，八次大会选中央委员，都选了王明。现在我们要恢复那个传统，人家犯了错误不要一棍子打死。就是顽固到底的人也不要紧，给他饭吃。

贺龙这个人恐怕还要选为中央委员，是2方面军的头子嘛。错误是严重的，只要他愿意改。邓小平和刘少奇还是有区别的，要选为中央委员。

张闻天当了10年天子，他当总书记的时候，他要管军事。我告诉他，你不要管。结果呢？他到下边去煽动。后来他又和高岗搞到一起，他又批准62个叛徒自首。他在瑞金时，他们内部分化，他和王稼祥是受排挤的，不站在项英那一边的。但遵义会议没有他也不行。红卫兵要把他们两个搞出去斗，我不同意。现在红卫兵把团结——批评——团结搞乱了，破坏了这个传统。他们提出什么高帽子、挂牌、罚跪、喷气式、抄家，他们引证我的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那是对地主土豪劣绅嘛！现在这是干部嘛！几十年的干部，他是做了一些好事的！

陈毅打过仗，但打仗不怎么突出，比较右。姚登山怎么能当外交部长？闯了几个祸。外交口子里有坏人、黑手、反革命。说叶剑英、徐向前是黑手，我看不一定。黑手主要是王力。阴谋集团是有，他集中攻击总理，把总理攻倒后再攻别人。英国就钻这个孔子，给照会给陈毅本人。现在又搞北师大，并牵扯到蒯大富、韩爱晶。有些学生和工人领袖不稳定。

孔明都有七擒孟获，我们共产党不仅可以搞七擒，还可以搞八擒嘛！第1次反围剿杀张辉瓒，我就不赞成，主要是彭德怀要杀。张不仅是个师长，而且是个总指挥。”

关于打派仗问题，毛泽东说：

“红卫兵，工厂的工人分成两派，一个工厂、学校分两派，我想不通。双方都有后台。形左而实右，现在还是以极左的面目出现，这是主要的。南萍，你们为什么要派独立一师师部到温州去？”

南萍解释说：

“温州军分区瘫痪了，派他们去主持温州。”

“越瘫痪越好，烂透了的就好解决。为什么‘温联总’又分3路向温州城反攻？”

“‘温工总’控制温州城后，对‘温联总’政策上犯了错误，用报复对待‘温联总’。”

杨成武插话说：

“杭州也有标语要打倒南萍同志。”

毛泽东说：

“这个好。要一分为二，一家也分两派，两派意见都要听。我家里就有两个孩子是造反派，两个孩子是保守派。造反和保守都有偶然性。”

毛泽东在7月22日说过军队要调防并且可以从杭州开始的话，现在他要先给南萍吹吹风了，他说：

“军队在一个地方久了不好，他舍不得亲戚朋友，姻兄大姑，金银财宝，包袱太重了。可以寄给家里嘛！或者是送给贫下中农嘛！不要爱财如命。”

毛泽东最后说：

“运动的第一年已经过去了，第二年又过去了3个月了，7、8、9，我看春节差不多了，可能有个眉目了。”

毛泽东在和南萍、陈励耘等人谈话后，在杭州没停多久，就去了南昌。

9月17日上午9点40分，毛泽东的专列停在了南昌机场附近的干线上，江西省党政军负责干部程世清、杨栋梁、刘瑞森、郭光洲、黄先、陈昌奉等人，鱼贯上了专列。陪同毛泽东接见的有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毛泽东在同他们的谈话中说：

“干部垮得这么多，究竟是个好事还是坏事？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要批判‘怀疑一切’。这种人不多，但是能量很大，与社会上坏人勾结在一起。我们不是专为保守派说话，这是教育左派的问题。总之，要团结大多数嘛！”

他接着一个一个点名：

“程世清，你不要一个人站在那里发号施令，你过去一直在26军当政委，你并不了解江西，不了解情况么。所以很多事情都要加强调查研究。”

“是，主席。”

“杨栋梁，你这个师过去在朝鲜战场打得好嘛。奇袭白虎团，机动灵活。要继续实事求是，要机动灵活。许多事不调查研究不行。总理讲，抚州是军事叛乱，你们解决得好；不伤人，又解决问题。解决得好。”

毛泽东将目光移到他红军时期的警卫员陈昌奉脸上，说：

“陈昌奉，你是江西人，你在江西也要很好地注意调查研究。因为你当兵，就是一个兵么，对地方情况，你并不是都了解。”

“是，主席！”

陈昌奉现在是江西省军区的副司令员。毛泽东接着说：

“总之，要团结大多数。过去我们多少山头，许多互相都没有见过面嘛！红军时期有江西苏区，有湘赣，有闽浙赣，有湘鄂赣，有鄂豫皖，还有陕北等等。抗日战争时期，有晋冀鲁豫，有华北和山东的好多根据地。你们除了陈昌奉，我一个也不认识嘛！你们的总长杨成武同志，我在长征中才逐渐熟悉的嘛。要拿一个纲领团结起来，不是拿哪一个为核心来团结起来。我还是偏向于要多一些人，还能挽救的都要挽救，极少数人要顽固下去就顽固下去，也要给饭吃。总而言之，打击的面要缩小，教育的面要扩大，包括左派。”

9月18日上午10时20分，毛泽东的专列停在长沙南郊大托铺。湖南领导人黎原、华国锋、章伯森应召来到专列上谈话。毛泽东一边和他们握手，一边问：

“有什么新闻呀？湖南形势怎么样？”

湖南省革委会主任、原47军军长黎原说：

“湘潭问题基本解决了，不过，保守组织下边的工人有5万多，数量比较大。”

毛泽东说：

“要好好做工作争取他们，他们有这么多的工人，对他们的头头就尤其要政策恰当。工人阶级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什么要分为两大派呢？两派之间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华国锋说：

“下边有些县城还比较紧张，还在打仗。”

毛泽东说：

“打一仗也好，将来一旦发生战争，有经验了，不会慌。是不是这样？”

杨成武说：

“是这样的。我们闽西的农民部队刚刚改为红军3纵队时，兄弟部队送我们3句话，说是：行军走不动，吃饭打冲锋，枪响发妖风。”

毛泽东说：

“农民进城，很多县去一去也好。现在他们动员农民进城，每天15到30个工分，有的一天给100元钱，打死了作为安葬费，没打死就白拿了。他们是用这个办法动员农民进城，和成武那个时候不一样。”

黎原说：

“常德保守派进攻常德城，经过说服以后撤退了。结果左派又报复，向农村反过来进攻，打死几十个农民。农民就又向城里进攻，后来我们派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将农民说服回去了。”

“好，这个好。农民并不总是保守。”毛泽东说完，转向华国锋问：“有一个毛华初和高凯，就是毛泽甫，他们怎么样？”

“都还好。”

毛泽东又转向以敢字当头而闻名的章伯森，说：

“以后你反张平化，你同军区顶。‘工联’没有后台是不行的。”

章伯森说：

“‘湘江风雷’一派掌握实权的是张家政。他的父亲是国民党军少校军医，有许多会他父亲都来参加了。现在‘青年自卫军’、‘孙大圣’、‘井冈山’等都退出了，只剩下十几个一般的组织。叶冬初是湘派里的另一派，实权不如张家政。”

毛泽东说：

“两派都是工人，一派是左派，一派是保派，我总想不通。我看保派是上面有人蒙蔽了他们。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越压越反抗。湘潭那么多产业工人，不会一辈子保皇，要正确对待。对他们的头头，要靠下面自己起来造反。干部大多数是好人，我们要团结大多数，包括犯错误被群众斗了的，向群众检查了就完了嘛，不要揪住不放。除了极少数坏人，打击面过宽了不好。对干部，除了投敌、判变、自首者外，过去十几年、几十年总是做过一些好事吧？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进行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武斗，不要侮辱。你们可以告诉造反派，要加紧学习，对造反派也要加强教育，现在正是犯错误的时候。青年人不要性急。现在紧张严肃有余，团结活泼不足，缺乏民主作风，不平等待人，打人骂人拍桌子，把我们的传统搞乱了，把我们坚持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公式搞乱了。现在我要告诉大家，两派都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黎原说：

“‘九.五指示’大家都很拥护。群众开始想枪，抢枪，抢到枪后又怕枪，怕被抢去枪，枪就变成个负担。”

毛泽东说：

“群众运动有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解放军有40多天不敢拿枪，解放军不仅‘四不’，还有‘五不’呢！不敢拿枪！过去军区设巡逻队是示威的，结果没威信了。”

黎原说：

“浏阳现在有1千多带枪的保守派组织，是副省长孙国治带着跑到那里的。”

“他身体不好，何必斗得那么苦。问题是军区错了，影响他们，他们又影响军区。”毛泽东说完，问华国锋：“农业生产怎么样？”

华国锋汇报说：

“农民照样种田。今年可产粮250亿到260亿斤，去年产230亿斤。今年棉花可产180万担，去年是150万担。”

毛泽东高兴地说：

“地委、县委级都瘫痪了，现在照样种田。什么农口、农业部、农垦部，什么宣传部、组织部、文化部、高教部，都不起作用。我们是有意识的叫他不起作用。过去是庞大的组织，还有坏人，如薄一波、安子文在领导，还有公检法，没有他以为不得了，我一听到公检法垮台我就高兴！听说谢富治同志这次说了几句话。”

黎原说：

“湘潭军分区司令赵仁山不好，在北京还欺骗总理。”

毛泽东说：

“大多数要教育他们，其中极少数是坏人。打击面宽了不好。开个会，实际上是训练班，开会时各派专门批评自己，不要批评对方。我们军队过去就用这个办法，和地方关系不好，只检查批评自己，对地方不提批评意见。

要正确地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主要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越压越是反抗。蒋介石压我们，我们就有了希望了，压出来几十万红军。不然，只叶挺1个团。以后自己又犯错误，打败仗，长征实际是被蒋介石赶出来的。你越摸不得，人家越要摸你。全国抢了30多万支枪，我看不多，民兵就有350多万支枪。”

黎原说：

“他们会造枪炮坦克等武器，这次是一次很好的战备演习。”

毛泽东把手一挥，说：

“英雄所见略同，是一次很好的战备演习！”

正式谈话结束了，毛泽东问黎原：

“戈楷现在干什么？”

戈楷是毛泽普南下到湖南后改的名字。黎原回答说：

“戈楷在省科委任副主任。他是主席的侄子还是弟弟？”

毛泽东笑着说：

“不是侄子，是堂弟。他原来叫毛泽普，比我小20多岁，但论辈分我们是同一辈的，他的父亲叫毛麓钟。过去我们韶山只有一个秀才，就是戈楷的父亲，这个秀才是我小时候的塾师。”

黎原等人下车后，毛泽东乘专列离开长沙，驶向武汉。他交代杨成武说：

“这次要在武汉住几天。还住东湖梅岭1号。”

杨成武说：

“可以，政治形势已经基本稳定了。”

“我就怕4方面军出问题，结果还是出来个陈再道。你认识不认识曾思玉？”

“认识。”

“怎么认识的？”

“他原来在我们3团当青年干事，以后到1军团当侦察参谋，那时我们就相识。抗战时，他在晋察冀4纵队当副司令员。司令是陈正湘，政委是胡耀邦，副政委是王昭。那时我们已经熟悉。”

“这个人怎么样？”

“这位同志很好。打起仗来不怕他不勇敢，就怕他太勇敢。有机会消灭敌人一个连一个营，他就决不放过，一心要打。我打仗时，最担心他太勇敢暴露了我整个的战役意图。”

“哈哈，讲得好。”

“工作起来不怕他不积极，就怕他太积极。一个窗户、沙发、桌子、茶杯他也管，管得太细太多，下面有反映。”

“行啦，我了解这个人了。”

9月19日凌晨，专列进入武汉，毛泽东换乘吉普车要看武汉三镇的市容和大字报专栏。军区领导为了毛泽东的安全，希望他晚上去看。毛泽东坚持白天看，他说坏人总是极少数。他访问了工人，进行了调查研究。之后，毛泽东住在进了东湖宾馆梅岭1号。

毛泽东在处所与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谈到了他正在考虑的下一步部署，他说：

“要开一次‘九大’，准备在明年秋季，至少在后年1月召开。”“要解放一批干部，大胆使用一批干部，多数的干部是好的。”“中央委员会要扩大。怎样扩大？中央委员会要选些新鲜血液，代表里要有新鲜血液。”“要不要开人民代表大会？什么时候开人民代表大会？”“党的机构、政府机构都应大大缩小。”

9月20日晚上，毛泽东接见了武汉军区新的领导班子和警备司令部负责人曾思玉、刘丰、方铭、张纯青。他问曾思玉、刘丰说：

“形势怎么样啊？”

曾思玉汇报了武汉的情况后，毛泽东说：

“对百万雄师怎么样？整得太厉害了，这样不好。坏的只是一小撮头头，大多数都要让他们自己教育自己。要给犯错误的人一条出路，包括陈再道。独立师的干部不要去揪，不要搞苦了。前一次王力他们解决百万雄师就是不听我的话，不先同部队讲好，做好工作，而急急忙忙到群众中去表态，有偏向，又不找我，捅了一个马蜂窝，着急。前次我不走就好了，王力他们搞得太凶了。”

毛泽东对刘丰说：

“不是有人要打倒你吗？”

刘丰说：

“打倒没关系。今天有人写信给我，要为百万雄师翻案，不翻案就没有好下场。署名狂人。”

毛泽东说：

“坏人总是极少数，好人总是大多数，广大群众是好的。”

关于体罚问题，他说：

“体罚，我最反感。你们是不是把我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土豪的办法拿到文化大革命来了，这怎么行？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那样搞会脱离群众的。‘降落伞’是武汉的特产，‘燕飞’是王光美在桃园搞的那一套。”

毛泽东又说：

“文革搞1年多了，大概春节以前，全国基本上解决问题。明年的春天一定要结束，接着我们开‘九大’。我看明年秋季9月份开，至少后年1月份开。‘九大’，那些老同志老党员都要当代表。贺龙、邓小平、乌兰夫等人都要当中央委员。贺龙，在延安我就讲过，他是2方面军的一面旗帜，要保护他。邓小平是不是要保？一个他打过一些仗；第二，他不是国民党的人；第三，他没有黑修养。”

他指指杨成武，嘱咐道：

“你要把这个话报告给总理。”

毛泽东顿了一下，突然说：

“现在我很不喜欢你们给我的4个官衔，讨嫌。谁封我4个官呀？什么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叫毛主席就行了。什么永远健康，难道还有不死的人吗？你们不要宣传这个，要宣传马克思主义万岁，宣传马列主义万岁，不要宣传个人，否则，将来要吃大亏。” 

他见大家都非常严肃，不说话，就望着曾思玉说：

“曾思玉同志，你知道你的老首长怎么说你吗？他说你呀，不怕你打仗不勇敢，就怕你太勇敢；不怕你工作不积极，就怕你太积极。所以我讲了不少，叫你不要太积极，影响了整个战略意图。”

曾思玉嘿嘿笑笑。杨成武插话说：

“曾思玉同志，我跟主席说过，你想从东北调批干部到武汉。你刚到武汉，对武汉干部情况不了解，调些人来是需要的，但调人多了，恐怕就会有副作用。你已经调好几个人来了，行了，不要多调了。虽然用着随手，不一定好。”

毛泽东说：

“你的意见好，不调不行，调多也不行，副作用大。”

曾思玉说：

“武汉现在还有人打枪。”

杨成武说：

“除北京、上海没发生抢枪，还有内蒙、河北、山东、山西、甘肃、青海基本上没有抢枪，其它地方程度不同地发生抢枪。还有打枪问题，听说重庆打了1万多发炮弹，开始也不大相信，以后听梁兴初同志讲为什么打，怎么打的，都报告了主席。主席说好，这是个训练，战备演习。拿了枪炮，不打不过瘾。”

曾思玉说：

“在武汉有个造反派有几百条枪，白天晚上总打，天天打，打得人心不安。我们采取了一个办法，叫他们不要乱打了，把他们带去靶场，每个人打一次靶，回来后，他们就再不打了。”

毛泽东说：

“湖南也是这样，这是个好经验。拿了枪不让打还行？打完了靶再上交。总之，干部问题，主要是用教育的方法，解放一批干部。干部有些是政治历史上有问题，如自首分子，投敌、脱党分子，叛变分子，三反分子，除了这些人以外，对广大干部要加以教育，组织他们集训，然后有的在这个地方不行，可以调到另一个地方去工作。不可不教而诛，当然教过之后就更不可诛。”

9月21日上午8时，毛泽东对杨成武说：

“7、8、9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全国在春节前就差不多了，就解决了。准备返京，部署工作，加速文化大革命的进程，解脱老干部。文化大革命明年春天结束，不能再搞了。”

“什么时候走？”

“明天。在郑州停一天。”

9月22日凌晨，毛泽东的专列离开了武汉。

9月22日上午，河南省和省军区主要负责人刘建勋、纪登奎、王新奉召来到停在郑州火车站一段道岔上的专列旁。刘建勋是摇摇晃晃、拖拖拉拉地登上专列，满不在乎地走进客厅，随随便便同毛泽东握一下手，不等让座，也没有客气寒暄，便大剌剌地朝毛泽东身旁的沙发上靠下去，两脚互相帮忙，漫不经意地脱下那双圆口黑布鞋，两只手捋起裤腿，露出毛茸茸的两条腿，身体一仰，两只脚两条腿都上了沙发，像北方老太太一样，盘腿坐到沙发上。车厢里毛泽东的那些随员们一个个看得目瞪口呆。毛泽东对刘建勋这种农民习惯似乎是司空见惯了，笑微微地问道：

“河南形势怎么样啊？”

刘建勋一边用手搓着脚上的泥，一边说：

“我们搞大联合，下边搞武斗，武斗搞得厉害。”

他在汇报到开封东郊的情况时说：

“我们主张不打，加强政治攻势。”

毛泽东说：

“不讲俘虏政策不好，要给八二四做工作。我赞成你们的意见。”

杨成武看着刘建勋实在不像个样子，想给他提个醒，可当着毛泽东的面又无法说出口。只听刘建勋又说：

“康生和江青讲话，提出一个‘文攻武卫’，打起来就分不清是谁攻谁卫了，都说是武卫。”

毛泽东脸上的笑容不见了，他微微皱着眉，吸着烟，问杨成武：

“她那个讲话录音调来了吗？”

“调来了。”

“放一遍，你们都听听。”

这是江青在9月5日接见安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时的讲话录音，只听她说道：

“……当然，同志们会说，江青同志，你讲的倒容易，我们在那里斗得可厉害啦！同志们！我们也斗得挺厉害的，只是没有武斗就是了。不过我声明，谁要跟我武斗，我一定要自卫，我一定还击！

（暴风雨一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江青也高呼：‘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

同志们，我不是提倡武斗，你们不要以为我提倡武斗，我是坚决反对武斗的，我是坚决拥护毛主席提出的‘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方针。我说的是，当阶级敌人来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们手无寸铁怎么行呢？……我要说明，‘文攻武卫’不要去掉它的阶级内容，不要去掉它一定的环境和条件……”

录音放完了，大家都不做声。毛泽东吸着烟，慢慢地说：

“‘文攻武卫’不能这么提。我讲了一路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我还讲了一路的大联合，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现在讲‘文攻武卫’，就是唱反调嘛！双方都搞起‘武卫’来，戴上柳条帽，拿起长矛来，还怎么联合？这个提法不行。”

刘建勋盘腿哈腰说了一句：

“有的小报还登主席到过什么武斗现场。”

“屁话！我住虹桥宾馆，大门也没出过，成武知道。”

杨成武插话说：

“根本不可能的事，主席从没出过宾馆的大门。”

毛泽东接着说：

“我已经讲了一路，南京军区不能倒，许世友不能倒。南京军区是个标志，南京军区一倒，其他军区都要受影响。我讲了一路文化革命不能搞下去了，明年春天一定要结束，然后开‘九大’。有人就是不听招呼。王力就是不听招呼！”

他站起身，又说：

“我知道，有些人是不会听招呼的，他还要搞下去。谁要搞谁就搞去，我是不要搞了。有些话我不在这里讲了，我回北京再讲。”

专列离开郑州后，毛泽东对杨成武说：

“回去就搞个机构，你来负责，任务就是解放老干部。你再抓个训练班，不但党政群干部要集训，红卫兵小将的头头也要集训，训练时间不一定长，至多2个月。北京搞，各省各大区也搞。都说林彪同志是黄埔军校毕业，什么毕业？他在黄埔军校不过4个月，那就是个训练班嘛！现在的学校一搞就是几年，这不好，要改。”

9月23日上午，毛泽东的专列进入北京。

欲知毛泽东回京后有何重要举动，请看下一章详述。

再版《毛泽东大传》实体书，一套全5册共十卷，417万字。

只收工本费200元包邮,淘宝网址：http://shop70334099.taobao.com

东方直心，联系方式：13937776295，QQ：2425751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