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暮春，汪精卫于北京行刺摄政王入狱后，得知同盟会员温生才刺杀广州将军孚琦遇难，写下“长记越台春欲暮，女墙红遍木棉花”(《狱中闻温生才刺孚琦事》)的诗句，以示感怀。诗中所提木棉，为木棉科高大乔木，主要产于我国华南地区。其未叶先花，每年三四月间丹红满树，因此又称为红棉。1作为一种地域色彩浓烈的植物，红棉在岭南艺术创作中自有其特殊地位。
历代歌咏红棉的诗词，为数可观。2不过，古时的红棉并未被赋予特殊含义或是英雄的象征，它只是一种地域色彩浓烈的观赏植物。赋予木棉以“英雄”的含义，最早见于清初陈恭尹所作《木绵花歌》：
粤江二月三月来，千树万树朱华开。有如尧时十日出沧海，又似魏宫万炬环高台。覆之如铃仰如爵，赤瓣熊熊星有角。浓须大面好英雄，壮气高冠何落落。后出棠榴枉有名，同时桃杏惭轻薄。祝融炎帝司南土，此花无乃群芳主。巢鸟须生丹凤雏，落英拟化珊瑚树。岁岁年年五岭间，北人无路望朱颜。愿为飞絮衣天下，不道边风朔雪寒。3
结合的家族痛史与遗民身份，可以推测此诗隐含了诗人怀念以其父陈邦彦为代表的广东抗清志士的情愫，但诗中歌颂更多的是木棉顽强的生命力与磊落的人格力量，这一点并未偏离中国文人一贯以来的咏物传统。只是，以木棉比拟英雄，在陈恭尹的时代，却是空谷足音。
到乾隆年间，随着经济崛起而带来本土创作意识的觉醒，木棉渐渐成为岭南画家表现岭南风情的重要创作题材。黎简可能是最早以木棉入画的画家4，曾创作多幅《碧嶂红棉》图，其中一幅题诗：“一度花时廿度风，朱亭紫樫一时空。唯有攀枝耐风力，年年骄恣烧天红。”此诗歌颂的是木棉顽强的生命力，延续了中国文人的咏物传统(图1)。黎简之后岭南另一文人画代表人物谢兰生，深切体验家乡特有的这种植物，并由此表达他对地域传统的敬意与温情。如广州知府程含章将赴任山东，谢兰生以木棉入画为其写扇饯别，并作诗点题：“江上木棉三五枝，湿云烘月暮春时。使君莫忘呼鸾道，人在棠阴正树碑。”5在画此扇面的前三日，谢兰生外出观赏木棉，并打下腹稿：“由小北门城上看木棉，循城而北而西而南至归德门止，一路木棉俱开，有殊萎而出叶者矣。虽未极大观而得画本已有四五幅矣。”6暮春观赏红棉，是嘉道年间广州文人的一种风尚。
黎谢之后，作为南国的象征，木棉花引来其他广东文人士大夫的青目，被多位画家绘入画卷。对于清代的广东画家来说，自信地表现岭南山水，发掘岭南风物之美，摆脱当时山水画创作中的流行模式，其背后正是他们对地域文化的大力推进，并力图运用地方资源来争取全国范围内更大的文化发言权。而到了晚清民国，以红棉为题材的诗画创作又被赋予了新的烈士精神,在广东近代革命叙事传统中大放异彩。
本文将讨论以下两个问题：进入20世纪，地方自我意识蓬勃高涨，国族观念日益加深，红棉如何由一种地方特有树种，上升为具有人格化的革命象征物?它蕴藏的英雄情结与烈士精神，又是如何反过来进一步促进地域文化的推进与革命理念的深入人心?
从碧血黄花到赫赫红棉
晚清以来，在近代革命策源地广东，革命风潮此起彼伏，大批仁人志士为实现共和理想而贡献生命，木棉花以其殷红的花朵，激发了人们对鲜血的联想，具有典型象征意义。将其与烈士联结，最早可见于1911年汪精卫的前引诗句。关于汪精卫及其红棉诗创作，下文将详述，这里要说明的是，以红棉象征烈士，在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似乎还只是特例，并未被广泛接受。此时仍多以黄菊歌颂烈士，黄菊是辛亥革命前后最常代表烈士忠贞不屈精神的象征物。
三·二九起义后，同盟会员潘达微收葬七十二烈士遗骸于红花岗，以“红花”二字软弱欠力度，故改为“黄花岗”并沿用至今。不料广州《国事报》于营葬次日即恶意揭发此事，潘氏于是在自己主编的《平民报》上公开发表消息，并以一条饱含悲愤的标题表明同情革命党人的立场：“咨议局前新鬼录，黄花岗上党人碑。”这是“黄花岗”一名首次见诸文字。据潘氏回忆道：
殊翌日《国事报》首先揭出，并措词有不利于个人者，余知事难秘隐，是夕乃将此事颠末宣布，其标题曰：“咨议局前新鬼录，黄花岗上党人碑。”盖余略嫌“红花”二字软弱，不如“黄花”之雄浑也。各报因沿用黄花二字，迄今遂成定名矣。7
潘达微改“红花”为“黄花”，虽然只是个人的一时兴会，但其背后包含着社会文化积淀的历史共识，因而甚得时人共鸣。该役参与者邹鲁于起义失败数日后出奔，“在走之前，死难的同志已葬于黄花岗，我就买了许多黄花，叫工人种在谘议局的四周空地，然后向同事们辞行。他们问我什么时候再回来，我慢慢答道：‘所种黄花开时再会。’果然是黄花盛开的时节，广州光复成功了。”又作《黄花岗》长歌以寄哀，其末段“欲求遗魂已无踪，只有黄花可寻迹。认将黄花作鬼魂，世间一切原假借”。8
1911年秋天，黄兴悼念三·二九起义烈士，填写《蝶恋花》一词，即以“黄花”象征此役的烈士：“转眼黄花看发处，为嘱西风，暂把香笼住。”91912年3月，又撰挽联：“七十二健儿，酣战春云湛碧血;四百兆国子，愁看秋雨湿黄花!”10此联以“碧血”对“黄花”，天然工整，以后凝炼而成礼赞烈士的“碧血黄花”一词，为世人所传颂。
“黄花”在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中专指菊花，自从东晋陶渊明以之比拟洁士高人后，黄菊的傲霜节操，千古同赏。因此，在修建黄花岗烈士墓时，将黄菊作为主要的装饰元素，自是题中应有之义。然而，值得注意的是，1920年营建黄花岗烈士墓纪功坊，则并刻黄菊、红棉以代表英雄气。据徐续先生考证：
纪功坊的坊楣上一横列浮雕，正中刻宝瓶黄菊，取义于“碧血黄花”。两边各刻一棵红棉，花朵盛开。红棉带有岭南的地方特点，素称为英雄树。清代番禺诗人张维屏的《东风第一枝》咏木棉词，说木棉是“花中豪杰”，并有“似尉佗英魄难消，喷出此花如血”的词句。木棉浮雕在这里代表了烈士的英雄气。11
主持修建纪功坊的是林森与方声涛等福建籍军政府要员，而设计者则未留姓名，据考应是潘达微出力最多。12而潘达微本人在1920年代也开始以黄菊与红棉一起入画来纪念烈士，1927年的黄花岗起义纪念日，他画了一幅《黄菊红棉图》(图2)，题句道：“吾粤两般千古事，黄花开后又红花。”直到晚年，潘氏对黄花岗起义烈士仍追念不已，真诚地希望，经历民主革命后的中国，会迎来美好的未来，正如傲霜的黄菊之后，绽放的是火焰般的迎春红棉。有人认为潘氏或是以红棉象征共产党员13，应有拔高之嫌。
红棉之所以得与黄菊并列，成为革命与烈士精神的象征物，可能与近代国族观念的形成有一定联系。近代中国的国家、政党或知识分子对创造国族主义的仪式或象征的重要性，极具自觉性。14在中国以红色象征革命，这一观念得益于西方近代思潮的引入。进入民国后，西方纪念先烈的方式对中国产生极大影响。15在英语国家，红色(red)也可象征革命和社会主义。根据基督教的传统，红色代表基督殉难时的鲜血，红衣教主身穿红色教服，意味着随时准备为教会牺牲生命。所以，“red”也有为革命献身的象征意义。在英语词典中，“red”是共产主义或共产党的同义词，“RedArmy”代表苏联或中国历史上的红军。正是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现代汉语词汇中，出现了诸如红军、红色娘子军、红色政权等家喻户晓的革命新词汇。16
孙中山“以俄为师”的政策转向以及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掀起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作为代表革命的颜色，红色较之传统上象征皇权的黄色，自然更受推崇。国民党取得全国政权后的国旗，就以红色象征先烈的鲜血以鼓舞民心。孙中山一再反对使用包括五色旗在内其他各式国旗，而坚持使用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并指出此旗纪念的是兴中会陆皓东等最早为民主革命流血牺牲的先烈。1933年7月18日，蒋介石在庐山军官训练团第一期开学典礼上演讲《庐山训练之意义与革命前途》特别提到国旗颜色的象征意义：
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包含三种颜色：一个是红色，一个是青色，一个是白色。这三种颜色表示什么意义呢?就其最重要的意义说起来，红色就是表示国家是由我们军人鲜红的血所染成的!也就是说凡属革命军人都应有牺牲的决心，拿鲜红的血来奠定国家的基础!革命军人的血，是多么宝贵的东西，所以军人看到国旗，不可不格外的敬重!17
红棉因其独特的象征功能而成为国民党宣传革命传统、灌输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目睹象征先烈的红棉，人们油然而生景仰之情。而对烈士的纪念，其背后是为了传播革命记忆，让革命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维护革命正统：红棉当选广州市花
随着革命理念的深入人心，在广东地区，红棉逐渐取代黄菊而成为革命记忆、烈士精神的象征。黄菊与红棉的对决最富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评定广州市花一事上。受1928年底国民政府评定国花启发18，南京、北平、上海、广州等各特别市竞相开展评定“市花”活动19。首先是首都南京审定以兰花为市花，紧随其后，北平选定菊花为市花，天津市选竹、上海市选棉花、汉口选榴花，分别作为各自的市花。20
其他特别市的市花已是名花有主，广州自然不甘人后。1928年12月28日，时任广州市公安局长的邓世增21向市行政会议提议，请定红棉为广州市花：
市公安局邓局长于廿八日向市行政会议提议，请定红棉为广州市花，体喻深切，兹将原提议书录下：为提议事，比者国民政府已定梅花为国花，谓其古峭则象中华立国之早，耐寒则象种族奋斗之坚，芳洁则象人民德性之醇，秾艳则象文艺组织之美，五瓣则象五权，三朵则象三民，体物喻情，至工且切。广州为革命策源地，而市花之制，尚付阙如。北平之菊，南京之兰，各有所标，未遑较论。窃谓国花既表其全，市花当表其特，若离开历史性、地方性、体验性而言市花，则名花反成凡卉，不可不审也。木棉花者，吾粤之特产，他方未有也。其色殷红，故又名红棉花;虽久经离枝，而红不褪，故又名英雄花;取喻军人，由来已久。花开半尺，干高十丈，凡有同列杂树，彼必岿然高竦，出人头地。争荣特屹之本性，一若有生以俱来。虽冬不凋，虽老不萎。每当春仲，吾人登粤秀山岭，南望群卉，其第一冲动眼帘而荡涤胸次者，果何花耶?始自赵佗，以迄今日，吾粤所以为革命策源地，其革命向上独立不挠之精神，惟此花差足代表之，文艺之士，必有能充其说者。请付之审查，审查果当，则请于明年元旦正式公布红棉为市花，以扬芳烈而增市誉。是否有当，特提出公决。22
邓世增还将其提议致函各报馆以扩大影响：
迳启者：今日公安局邓局长提出市行政会议，请定红棉为广州市花，体喻深切。兹将原提议书附上。请即日登诸报端，望全市人士于三日内为尽量的透切的批评，并祈贵报负发表之责。想此花必荷大多数之赞同。不胜翘盼之至。此致□□报。广州市政厅启。十七年十二月廿七日。23
邓世增的提议在广州各大报刊登后，很快产生热烈的回应：如《公评报》1929年1月1日以“新年佳话说红棉”为题表明支持立场：
英雄一树撑霄汉，簇簇凡材尽低眉。红棉古木，高参云表。虽杂植于万木丛中，而红棉必超出一切。故古今骚人雅士，皆以英雄名之，犹之竹比君子，松比大夫，莲代逸士，菊如隐者之例而已。物之象征，自昔已然。而花开富贵，兰香王者，更以繁华幽畹而为一切表现焉。则红棉之昂然伟材，洵足代表英雄气概也。
溯自首都定国花以梅，市花以兰后，国中文人，莫不伸纸濡笔，以为梅兰颂。郅治之隆，泽及百卉，诚足纪也。顷闻前日广州市市行政会议席，公安局局长邓世增氏于席中提议，以红棉为广州市市花。所闻如是，实否虽未可知，然以红棉在万木中，具有英飒之姿。广东为吾国革命策源地，自本党总理首倡革命以还，毅然景从者，十九皆为吾粤有志之士。其间牺牲家产，孤注头颅，指不胜屈。吾粤有此革命历史，广州市为粤之都会，将如何以予国人对粤人从事革命之认识，此事实为革命史中不可少者。今邓局长有此提议，不独能代表粤人亢爽之民气，尤足令革命先烈之幽光潜德，豁然予国人以景仰也。当兹元旦，为文以表赞同。24
又有《越华报》发表署名“慎勤投”的“市花璀璨说红棉”一文：
木棉一名红棉花，又名英雄花，为岭南特产，……望之如亿华万灯，天空尽赤，屈翁山诗所谓“十丈珊瑚是木棉，花开红比朝霞鲜”是也。今邓局长拟定为市花，洵属体喻深切，能表其特者也。盖以木棉为市花，其优点有四：(一)花为岭南特产，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遗意。(二)粤人恶白尚红，以此为市花，极合粤人心理。(三)红棉虽久经离枝，而色不褪，有类英雄，以为市花，足以鼓励粤人之雄心，代表粤人之亢爽民气。(四)凡有同列杂树，红棉必巍然高竦，出人头地，虽冬不凋，虽老不萎，一种英挺之性，足以代表革命向上独立不挠之精神，且予国人对粤人从事革命之认识。有此优点，足当市花无愧，若訾其不芳，病其弗香，夫岂徙堤草汀兰，供文人啸侣题咏者哉，亦不思之甚矣。25
当然，在一片赞成声中，也有一些不同看法。《广州民国日报》刊出署名“老已园”的文章，提出应该让黄菊列入市花审查之列，其理由有四：
(一)广东为革命策源地，市花审定的标准，自应以该花涵有最丰富之革命历史性者为宜。孙总理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四十年，其革命精神，表现于广州而最痛快热烈者，莫三月廿九之役若，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于以不朽。……故以黄菊为市花，最能代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革命精神，名义俱安。每年十月，在革命故址之中央公园举行一个盛大之市花大会，以黄花为主，不妨配合以红白紫赤各色，使黄花位于中央，尤能显出其纯正优美之姿，更是代表革命策源地之广州，发展繁荣之气象。由政府锡以“黄花”之释义，并欢迎各界人士关于市花之盛栽，诗歌、国画、另辟精室，同时陈列，俾市民体物喻情，顾名思义，饮水思源，怀先烈之丰功伟烈，观摩而善，其裨俗益世，良非浅鲜。
(二)中国国民革命势力之巩固，可以说是自黄埔军校之成立始，故黄埔国民革命军之功劳，确有值得吾人永久纪念之价值，故以黄菊为市花，当其含苞以达于盛放，尤足代表黄埔国民革命军的革命力量进展的程序的精神。(以上两种革命的精神与力量已足做广州花之灵魂)
(三)我们全体市民，谁莫非黄帝之子孙，种性延绵，到了今天，黄帝子孙可云废微已极，际此天时地利人和皆备于我，诚整个民族的生命，得到一个大转变之特会也。若以黄菊为市花，其花瓣组织之繁密，团结之坚固，自开花以至凋萎，历久犹不坠落，尤足代表我们黄帝子孙一脉相承之不可分性，谋大团结，共同奋斗，建设一政治最修明文化最优美之广州，以为全国各省之模范。
(四)现在世界风云日趋险恶，世界平和之责任，全在黄色人种之双肩上，而黄色人种又应该以文化历史最悠久之中华民族为中心，中华民族苟能站得起来，远东问题便可以解决了一大半，而中华民族又应该以能够代表最开明最向上的势力之省分广东做中心，故以黄菊为市花，实隐示市民以一种代表黄色人种负起世界和平的重大使命的激刺与暗示和自觉，此并非曲解与夸大，乃客观事实的要求，并深信广州市民确有此种可能性与自信力也。26
该文尽管所提市花品种不同，但着眼点仍在革命、先烈等关键词上，同时也表现出极为浓烈的革命正统意识。1929年1月8日，广州市政府召开第179次行政会议，通过将红棉为广州市花决议并交付全体市民评判27，《广州民国日报》再次登出相关消息：
前由公安局长邓世增提议，以红棉为市花一事，已见本报，昨八日市府特通令各局云，为令知事，查十七年十二月廿六日第一七九次市行政会议，公安局提议以红棉为广州市花一案，业经议决通过，并付全市市民评判等语在案，除分令外，合仰录案，令发知照，此令。28
但邓世增不久辞去警察局长一职，继任者无心过问评定“市花”一事，所以上述决议也就不了了之。
1932年秋，自南京市长卸任回粤的刘纪文出任广州市长，于是评定市花又旧事重提。1932年11月9日，《广州民国日报》以“市政府征选市花”为题，刊载了刘纪文以市长名义发的一份通告，其中提到：
广州为革命策源地，诸先烈游钓之乡，物质繁庶，文化昌明。当此训政实施，百废俱举，爱国观念，亟待振兴，民族精神，尤须恢复，允宜选定市花，藉次倡导。考岭南特产，花木繁多，顾或病于娇柔，而性乏自立，或征诸文献，而寂寞无名，惟红棉载在故籍，见于诗歌。以言本能，则雄伟高昂，峥嵘突兀;以言强健，则年长寿永，槃槃大材;以言茂盛，则枝条畅达，横荫十亩;以言美丽，则花色殷红，经久不褪。其正直无偏、努力向上、独立不挠之气慨，尤与地方人士之赋性相同。昂头岭表，俨有英雄特出之风;飞絮大千，不愧衣被苍生之誉。海珠石上，蔚成绚烂之观;粤秀山前，尽是繁华之景。固不仅东岛之樱、法之百合、英之玫瑰，独璀璨于列邦已也。前曾一度提议以木棉为市花，若论当选，此花尤较宜然。空谷尚有幽兰，十步不无芳草。蒐奇剔异，端赖鸿才;殚见洽闻，尤推大雅。用是公开评判，广集舆情，凡属伟干雄材，以及翘姿秀格，务望群抒妙论，各运精思，如有意见，希于十一月三十日以前，以书面送至本府，俾资集益，庶我吐艳扬芬，预卜祯祥之象，蜚英腾茂，弥增都市之辉，有厚望焉。特此通告。29
1932年12月15日，广州市政会议通过红棉当选广州市花的决议：
经于前月通告市民公开评判，现征集期间业已届满，迭接江树芳等送来意见书，亦经分别审查结果，主张采用红棉为市花者占多数。其余见于市内各报登载或取茉莉，以符合“小南强”之号;或取黄槐，以寄诸先烈之魂。其他若莲之中通外直，牡丹之国色天香，各具清标，别饶艳质。间亦为时流所推重。惟红棉既征之月旦，允洽公平，虽芳馨略逊群花，而雄伟高昂，要难没其翘然特异之趣;殷红不褪，尤足征其坚忍卓绝之操。30
经长达三年的评选过程，红棉最终获得广大市民的认可而成为广州市花。31在此过程中，广东地方政权呈现出一种强烈的革命正统意识，并非偶然。因经济繁荣与革命军兴而带来的地方文化盛况，自然也培育出地区的自我意识。广东地方实力派向内产生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同时也向外积极争取地区之外的认同。为此，广东地方实力派除了宣传建设成绩外，还亟需维护其革命正统。而红棉作为一种重要的象征资源与文化符号，深受广大民众的普遍认可，因而在维护革命正统的过程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虽然同样象征革命理想与烈士精神，但红棉之所以能后来居上，取代黄菊(1928年被评为北平市花)，以其更具岭南特色，也更能象征广东的革命正统地位。应该看到，自1927年国府迁都南京后，广东的地方实力派就与中央存在一种若即若离的微妙关系，而红棉当选市花的时间节点，正是南天王陈济棠主政广东与中央分庭抗礼的特殊时期。
从辛亥革命爆发广东宣布独立，一直到1936年的“两广事变”，二十多年间，“城头变幻大王旗”，广东一直处于一种半独立状态。由于地缘关系，从同盟会时期开始，国民党的中坚力量便以广东人居多。1926年于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官方语言竟然是粤语，而不是国语。会间，广东籍代表吴永生甚至以与会的许多广东同志不懂各省方言为由，提请主席团以后对各项重要报告及决议都要翻译成粤语。32喻忠恩曾分析粤籍国民党人此举背后的政治意图，指出：“粤语作为国民党二大的官方语言，显然并不表明当时的广东籍革命党人试图争取将粤语置于国语的地位，而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政治正统意识表达的需要。因此，粤语作为强势方言自然是粤籍革命党人政治地位的一种表现。……在某种程度上讲，广东人对于方言的固守，正是这种革命正统意识的产物。而这种观念，在国民革命高潮时期表现得尤其强烈。”33
广东籍国民党要员维护革命正统地位的努力，在此后还以其他方式展开。对红棉的推崇，其背后正是他们试图维护自身正统形象的心理体现。1927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广东失却它的中心位置，广东籍国民党人沦为配角，其革命正统代言人的地位也逐步下降。1929年召开的国民党三大，是广东籍国民党人在党内地位由盛转衰的分水岭。在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推举的中执委9名常务委员中，广东籍成员多达6名，34而到了三届一中，则仅剩胡汉民与孙科二人。35在国民党三大评定国花一事上，就可看出国民党内部不同派系对革命正统的争夺。梅花最终后来居上，力压前此呼声很高的菊花而成为国花，应与国民党统治体系中江浙一带人士的数量优势和核心地位有关。决定梅花为各类制服式样军政徽章图案徽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93次会议与会人员，“也以南方尤其是江浙一带人士为主，他们一般都熟悉和喜爱梅花，对确定梅花为国花有着不可忽视的潜在作用”36。
因为蒋介石将立法院长胡汉民(广东番禺人)软禁汤山事件而引起广东籍国民党人的强力反弹，此后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的成立以及南天王陈济棠对国民政府的阳奉阴违，无不说明广东籍国民党要人对革命正统的坚守，而且这种坚守越是遇到挑战，就表现得越执着。红棉作为广东特有的象征资源和文化符号，在这一争夺革命正统的过程中，有其独特的作用。
粤籍国民党政要的红棉情结与诗画创作
(一)汪精卫的红棉情结
红棉是广东特产，广东是革命策源地，所以用诗画形式来歌颂红棉所象征的烈士精神，多出于粤人之手。这在汪精卫的诗词创作中有很好的体现。出生于广东的汪精卫对红棉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可能与他早年革命经历不无关系，他曾多次作诗歌咏红棉，其中1911年春《狱中闻温生才刺孚琦事》是现存最早的一首：
血钟英响满天涯，不数当年博浪沙。石虎果然能没羽，城狐知否悔磨牙。须衔剑底情何暇，犀照矶头语岂夸。长记越台春欲暮，女墙红遍木棉花。37
诗中第一句“血钟”一词，本指以血衅钟，是古代祭祀仪式，后演变为一种军礼，此处喻以鲜血唤醒民众。38近代波兰剧作家廖抗夫(Leopold-Kampf，1874-1913)有《夜未央》(AmVorabend)一剧，以1905年的俄国某大城市为背景,表现从事秘密活动的革命者反抗沙皇专制的生活。主人公桦西里在秘密印刷所工作期间与联络员安娥产生爱情，当革命者筹划刺杀巡抚时，桦西里承担了刺杀任务,最终在安娥配合下牺牲个人完成使命。该剧由李石曾译成中文，于1908年10月由广州革新书局初版，反响极大。39剧中桦西里主张刺杀，用革命者的鲜血敲响“血钟”，以唤醒民众：
桦西里：这些流了血，自己都觉不得的人，慢慢的听他消息，真是一动也不动。这些四乡的人，如果你同他说什么困苦，他们好像耳朵里也没有进去。如果你说要帮助他们，他们反疑心起来。须得你自己，先能够被那如江如河的血流，冲将起来。他们自然也就鼓舞着，跟着我们动了。所以这个“血钟”，应当响起来，越响越高，不到那全胜的时候不止。
安娥:那困苦实在是难堪!必须要那“血钟”一齐响起,响一个不了,叫各处都能听见。昂东呀!我们没有这许多时候,去挨家挨户的,唤醒那一个个的同胞。必须要那四处的警钟,一齐响将起来……。40
而“越台”就是越王台，引申为广州越秀山。越秀山上广植木棉，春天漫山遍野都是火红的花朵，一片血红的世界，犹如烈士的鲜血。汪精卫尾联既是实写羊城春色，更是以木棉花隐喻革命者，歌颂生命的激情和绽放，表现革命党人血染天涯的壮怀激烈。41
汪精卫还写过一首《见人析车轮为薪，为作此歌》，自谦不是栋梁之才，却愿以身报国，以一死来唤起民众，有如“薪”燃烧自我，发光发热。42受俄国虚无党人影响，当时革命刺杀风起云涌，革命党人立定决心，慷慨就义。汪精卫即以行刺摄政王而一举成名，虽然行动失败，却鼓舞了不少效仿者。黄花岗起义前夕刺杀孚琦的温生才，就以汪精卫为榜样，其绝笔信说：“自从徐(锡麟)、汪二君事失败后，继起无人。弟思欲步二君后尘……弟心已决，死之日即生之年，从此永别矣!”43
这种烈士精神，其背后则是一种英雄情结在支撑。汪氏《杂诗》之一就借红棉一述胸襟：
我闻古人言，修竹比君子。见贤与思齐，上达终不已。岭南有木棉，兀傲亦可喜。每当伍凡卉，辄欲出头地。44
他晚年创作的《浣溪沙》词，也借用木棉花来抒发其英雄主义情结：
英石岧岧俛画兰，观音竹映小盆山，余生还得故园看。橄榄青于饥者面，木棉红似战时瘢，尚存一息未应闲。45
汪精卫的“烈士”情结催生了大量的诗文作品，时而壮怀激烈，时而哀感莫名，而木棉花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这份壮烈与悲情。如他晚年所作诗《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在广州鸣崧纪念学校植树，树多木棉及桂。仲鸣没于三月二十一日，次高没于八月二十二日，适当两树花时也》：
两手把树枝，两泪滴树根。故人不可见，见树如见人。木棉花殷红，桂花皎似洁。想见故人心，如火亦如雪。花飞还复开，叶落还复生。有如故人心，万古当长青。故人心何在，乃在人心里。相爱复相亲，故人良未死。树人望成才，树木望成林。收拾旧山河，勿负故人心。故人若归来，临风闻此曲。愿山益以青，愿水益以绿。46
诗中提及的曾仲鸣被刺于河内，沈崧被刺于香港，皆因参加汪伪的所谓“和平建国运动”而为国民党中统暗杀。正如李志毓所说，“越是到了晚年，汪越依赖于早年的经历，不断地回顾‘烈士’的过往，以此粉饰‘汉奸’的现实。”47汪精卫终其一生都有着强烈的“烈士”情结，这种情结一直延续到他组建汪伪政权之后，如他在1939年发表的《艳电书后》中写到：
我于庚戌三月在北京被捕的时候，警察在我身上搜出《革命的决心》几篇文字，问我道：“带这些文字做什么?”我答道：“没有什么，这些文字，从前以墨写出来的，如今想以血写出来。”我今日想当初和我一同坐飞机出重庆的曾仲鸣同志，及首先劝我离开重庆的沈崧同志，我惭愧我到今日尚在人间!我誓以我所余的热血贡献于和平运动!48
1944年，胡适在听到汪氏死讯时曾提出了一个心理分析。他说：
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身，故终身不免有“烈士”的complex。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性命不顾是一件事;所主张的是与非，是另外一件事。此如酷吏自夸不要钱，就不会做错事，不知不要钱与做错事是两件不相干的事呵!49
又如余英时为其诗集作序所指出的：
“烈士”情结确实存在于汪的识田之中。不用说，这一情结遇到国家危亡关口必然首先被激发起来而变成行动的原始力量之一，汪的主和与出走即由此开始;然后配合着其他内外因素，终于演出一幕历史悲剧。在我的认识中，汪精卫在本质上应该是一位诗人，不幸这位诗人一开始便走上“烈士”的道路，因而终生陷进了权力的世界。这样一来，他个人的悲剧便注定了。50
而叶嘉莹则认为其具有一种“精卫”情结：
我曾经以为一个真正的诗人，应该是用自己的生命来写作自己之诗篇，用自己的生活来实践自己之诗篇的。读汪氏之作，令我深感他的诗词之佳处乃竟与我的论诗之说颇相契合。至于他在诗篇中所表现的，和在生活中所实践的究竟是甚么?则私意以为应该乃是他终生不得解脱的一种“精卫情结”。51
天意弄人，平生以烈士自居的汪精卫，最终因投敌求和的行径而变成千夫所指的大汉奸，今天重读其红棉诗，益发令人感慨汪氏心路历程的曲折与历史的无情。
(二)岭南画家的红棉绘画
汪精卫曾为高剑父的红棉绘画作题跋，见其《题高剑父画镇海楼图》：
梦里楼台几变迁，画图犹是十年前。沈沈绿薮连沧海，矗矗红棉界远天。怀抱久如含瓦石，风尘原不涴山川。白云隐约题诗处，指点黄花更惘然。52
晚清民国时期，镇海楼前遍植红棉，汪精卫的长兄汪兆镛就曾记载：“广州北城跨山，山多红绵，暮春花时，照耀雉堞间，伟丽绝胜。”53因此，以红棉衬托镇海楼，既是画家眼中的实景，也是心中表现英雄气概的图像。高剑父创作于1926年的名作《镇海楼》描绘了深秋夕照中的镇海楼，图中并无红棉。54(图3)汪氏所题之作品，当系另一件，或为汪氏定购。55无论高剑父该图是否画有红棉，汪精卫所题镇海楼诗，借红棉表达革命情怀，尾联以黄花代指三·二九起义烈士，唤起了亲历其事的革命者的共鸣。
岭南画派另一重要代表画家陈树人曾创作了不少以红棉为母题的绘画。1929年双十节，陈树人作《岭南春色》(图4)以抒怀。此画堪称陈树人画红棉的代表作之一，出现在读者面前的，仍然是越秀山和漫山遍野的红棉。画中题诗：
短衣匹马逐春风，百粤山河照眼雄。揽辔越王台上望，鹧鸪声里木棉红。56
在粤籍诗人画家心目中，红棉的最佳标配永远是越秀山上的镇海楼(图5)。陈树人就说：“寰中何处足神游，岭南春色千春留。何时故乡卖归舟，高登羊城五层楼，楼前一带红棉树。千花万卉无与俦，壮美人言甲中土。我云直可冠全球，端应推作群芳主。”571942年，易君左《红棉歌寿陈树人先生》说他少年随父易顺鼎南游岭南，印象最深的就是红棉树，又借红棉歌颂陈树人永葆革命青春：“红棉艳艳开花朵，红棉熊熊燃烈火。此花必是主义花，此火必是革命火。”58陈树人的画和诗一方面谦虚表示：“休道东山曾再起，勋业无成年顺耳。未遂初衣方自惭，讵敢受人词溢美。”另一方面仍然表示革命壮志永不堕落：“红棉花开永不落，英雄气壮粤山河。”59高剑父的学生关山月也创作了不少这一体格的作品(图6)。
国民党粤籍要员梁寒操1960年抄录给同为粤籍官员的郑彦棻的一首旧诗，也是这种镇海楼配以红棉的意象(图7)：
镇海楼头望眼开，珠江潮去复潮来。春花岁岁红于血，百劫丹心总不灰。题红棉一首。彦棻吾兄正之，庚子冬日，寒操。60
同为广东人，这件描述家乡风物以寄托革命情怀的作品更显意义深远。
传统的梅兰竹菊四君子画已无法完全适应近代革命的内在需求，它们只是传统文人士大夫的人格体现。20世纪上半叶的红棉绘画，一方面保留了传统比兴特点;另一方面，则渗入近代革命精神，它是红色革命的象征物，也是建构国族象征浪潮中的标志物。这种红棉意象之中，也蕴含了可视化的家国情怀与地方文化认同感。
50年代之后的红棉意象
尽管意识形态存在众多差别，但国民党所提倡的以红棉象征烈士精神的这一咏物风尚，却为中共及其诗人与画家所继承。正如徐续所说：
广州的两大烈士陵园，一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一是红花岗广州起义烈士陵园。陈毅同志诗说：“最是人民革命好，黄花岗连红花岗”，不仅是说两个陵园的地段相接近，而且是说两个革命时期有着不可割断的历史关系。61
1927年12月11日爆发的广州起义(时称广州暴动)，是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齐名的三大起义之一。其历史意义，当年就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肯定，更在中共六大正式决定“广州暴动日”为固定纪念日。这一指示，到了中央苏区创立后，已全面贯彻落实。1935年12月11日，在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还举行了广暴宁暴纪念大会。会场设于红军学校炮兵操场，到会人数约两万余人。大会结束后，红校俱乐部专门演出了新剧《广州暴动》，令全场观众大为感动。上述纪念大会及演剧消息，经由《红色中华》报道，在苏区各地得到广泛传播。62
1954年，为纪念广州起义烈士的光辉事迹，以垂永久，广州市政府在红花岗(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处决共产党员的刑场)附近，修建了广州起义烈士陵园。从1954年7月1日开工，至1957年基本完工。设计者充分考虑了红棉在规划中的点题意义：
主体纪念建筑群，系以高耸的烈士纪念碑建在和尚岗上，作为全市的标志，碑座四周遍植密林和红木棉树。……在纪念碑四周的山边将来准备种植密密的青松，并间植红棉树，纪念碑将巍峨耸立于遍山浓密的青松之间，更觉雄伟。63
党和政府并通过各种艺术形式进行纪念，红棉在这些作品中占据重要位置。中共元老叶剑英作为广州起义的参与者，作诗追忆早年在广州参加革命活动，亦以红棉点题。《羊城怀旧》：“百战归来意气雄，廿年人事各西东。关心最是公园路，十丈木棉依然红。”又《绝句》：“百年赢得十之八，老骥仍将万里行。小憩羊城何所遇，英雄花照一劳人。”64
50年代之后出现了不少以红棉为象征物的作品，最著名的莫过于电影《刑场上的婚礼》(1981年)。在中共党史关于“广州起义”的叙事传统中，有个“刑场上的婚礼”的故事，说的是广州起义失败后，在广州红花岗刑场上，共产党员周文雍、陈铁军面对敌人的枪口，从容不迫地举行婚礼。这个故事壮烈而浪漫，感人至深，但据考证实无其事，周陈二人并没有在刑场上举行婚礼，那些情节是后人加上的。65但至少在60年代，刑场婚礼一说似已为中共高层所接受，据说周恩来早在30年代便有将此故事改编成戏剧的想法：
1962年2月17日，周总理在紫光阁曾专门接见话剧、歌剧和儿童剧作家并作重要指示，其中周总理特别动情地讲述了发生在大革命时期“广州起义”中两位革命先烈周文雍与陈铁军悲壮的刑场婚礼，他号召作家们把这个故事写成戏。周总理还特别谈到当他在上海得知烈士牺牲的消息时很受感动，当时即想把它写成戏而一直没能如愿。66
电影《刑场上的婚礼》中，烈士周文雍和陈铁军慷慨就义的一幕，就以木棉花为背景，而两人就义倒地后有一朵红棉花落于胸前，更象征了英雄的陨落。除该剧外，还有舞剧和小说。编剧张义生这样回忆：
1976年“四人帮”倒台之后,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我对大革命时期“广州起义”中两位革命先驱周文雍与陈铁军的革命与爱情忠贞不屈的事迹,以《刑场上婚礼》为题先后推出了小说、报告文学、电影和大型歌剧。这与当时邓颖超同志派秘书向我传达指示和聂荣臻、徐向前元帅5次在家中接见我与“长影”厂导演蔡元元是分不开的。……我依然惦记着周总理的号召，惦记着要讴歌家乡两位革命先烈，所以我在一气之下要求回到了南方广州。这时我不仅专门到少年时常去玩耍的黄花岗——大革命时期专门用来杀人的东教场,仰望那高挺的木棉树和火红的木棉花，凭吊先烈周文雍与陈铁军当年就义的刑场，同时我又进一步获得了不少新的历史素材。在满腔激情的驱动下，以“碧血染忠骨，铁窗铸忠魂，红棉并蒂慰，共产铸同心”为主线，写下了一部反映两位先烈的小说初稿《血染木棉红》。67
张义生还特别提到红棉意象对其创作的影响：
4月8日是历史上广州起义失败后，与当时赤卫队总指挥周文雍共赴刑场，宣布婚礼，英勇就义的陈铁军百年诞辰。烈士故乡佛山市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其中一项邀我南下作报告。为此，我请画家路明先生挥毫泼墨绘制一幅红花盛开的木棉树，献给陈铁军烈士故居，以示深深的敬仰之情。……我爱故乡的木棉花，只要有机会南下，赶上花开季节，我总会独站木棉树下，默默仰望蓝天，白云，仰视着一朵朵，一簇簇，红宝石般的木棉花。……我真正理解和热爱木棉花，那是20世纪70年代初我第二次访问陈铁军烈士故居。当时手捧先烈生前遗物，一堆五颜六色的丝线。我曾请教陈铁军生前最亲近的嫂嫂，70多岁的黄汉兴老人，她告诉我少年时的铁军喜欢绣花，特别爱绣家乡的木棉花。说者聊聊数语，听者不禁心潮澎湃，我眼前仿佛浮现一片红色花海，我想到陈铁军少年时就受革命刊物的启蒙，为了劳苦大众解放，为了挣脱自己的命运，她悖逆家训，把火红的人生投向大革命的中心广州。她毕生的理想与心愿，就像木棉花的种子一样，播向战斗的征途，撒向世纪大地。为此，我梳理创作思路，萌发一个主题：“碧血染烈骨，铁窗练忠魂，红棉并蒂慰，共产铸同心”。后来以此为主线写下一部小说，一台歌剧，一个电影《刑场上的婚礼》，并录下一首《赞红棉》：“木棉花火样红，不怕血雨腥风。木棉花开万家，永开在我心中。蓝天红棉染江山，南北齐颂木棉红!”以此表达对革命先烈的敬仰之情。从此木棉花在我心中有了新意，有了新的旋律。68
从电影海报可见，红棉在作品中处于一个显要的位置(图8)。与电影同时，还有连环画的同题作品。当电影《刑场上的婚礼》在全国放映，歌剧又在北京上演，加上张义生的同名小说、报告文学的发表，以及电影连环画的推出，使得“广州起义”的两位先烈周文雍、陈铁军的名字家喻户晓。69客观上也加深了普通民众对红棉象征英雄的认识。
真正使红棉象征英雄与烈士的观念为大众所熟知，是50年代之后随着广泛宣传而产生的。事实上，尽管有评定广州市花的经历，但民国时期的广州市民，对红棉象征烈士的意义并不周知，正如陈蕴茜的关于国民党建构孙中山崇拜的系列论文结论所指出的，国民党政权这些力图唤起民众、征集忠诚的象征与仪式，因为偏离民间习俗与信仰仪式，对大众缺乏吸引力。70广州城西的西园酒家，1921年以园内两株红棉为题征集诗词，其《西园酒家古木棉征诗启》称：“园内外之木棉，亦复繁葩四照，光若星拱，轩窗亭榭，悉入画图，引觞怡颜，其乐奚极。此本主人所由撷艳剔芬，冀与岭海胜流共兹欣赏也。开春韵事，特敞骚坛，请伸雅怀，定张琼筵以待。”71诗集所选诗词，多是无病呻吟的感时伤春内容，完全是旧时晚清士流春日赏红棉的做派。而对于贫苦市民而言，红棉只是一种可食用的药材，并无太深的含义，如《刑场上的婚礼》的张义生就说：
在解放前苦难岁月，我对木棉花有另种印象。每年当木棉花开时，我与穷孩子们会跑上观音山(广州越秀山)，黄花岗，跑到有木棉树的地方，捡拾落在地上的木棉花，然后洗净晒干拿到药材店去卖。木棉花属中草药，它味甘清热利湿，用水煎服对治肠炎、胃炎、产后浮肿，有一定疗效。所以每年春天拾木棉花成了穷孩子们一件乐事。有时碰上拾花的孩子太多，地上落花被拾完了，大家就伸长脖子眼巴巴盯着树梢，嘴里哼唱着自编小曲：“花神花神快下来，我家断炊无米菜，三日挨饿两腿软，趴在地上起不来。”这时突然从树上飘落几朵木棉花，大家高兴地蹦起来，伸着双手抡接落下的红花。72
1949年后，公共纪念空间所必备的各种元素，被政治权力统合。在对社会的控制与意识形态灌输方面，新政权展示了前所未有的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动员能力，而这恰恰是国民党政权所欠缺的。因其独特的政治象征意义，红棉在革命纪念空间中,都处于不容忽视的重要位置，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符号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关键在于符号霸权的形成,从而使人们对符号产生习惯性记忆，并将这种记忆化为集体无意识从而对他们产生作用。”73符号霸权是伴随着普及化而实现的，在广州市内的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农民运动讲习所等中共革命圣地，红棉都是重要的烘托主题的树种(图9)。正因为红棉在广州城中重要公共纪念空间普遍种植与广泛宣传，这种普及化形成符号霸权，促使人们普遍接受红棉所具有的政治内涵。不过物极必反，“习焉”反倒“不察”，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何红棉绘画后来被过度消费，香港澳门回归可画一帧红棉图歌颂祖国强盛(图10)，儿童节可画一件表达喜悦(图11)，也可以没有任何含义、泛泛而称之英雄花(图12)，这种类似当代诗歌中“老干部体”的创作态度与手法，最终导致其烈士精神被消解殆尽。进入21世纪，仍有不少以“刑场上的婚礼”为素材原型且以红棉为题的艺术作品，如大型舞剧《风雨红棉》74，以红棉象征烈士成为一种套路：
表现革命题材的舞剧,大多要强调情节的冲突和人物的崇高;并且,这类舞剧的编导还格外爱用红色去象征和点染。《红梅赞》、《傲雪花红》、《闪闪的红星》都是如此，《风雨红棉》自然也不例外。红棉在南国素有英雄树、英雄花之称，以红棉的意象来礼赞周文雍和陈铁军虽然贴切但又容易落套。75
结语
虽然早在明末清初，明代遗民陈恭尹已将木棉比拟为英雄，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诗人主要还是将其作为岭南的一种特色植物来入画诗咏。晚清民初的革命风云，勾起了时人对明末清初这一段烈士精神的回忆，形成一种新的咏物风尚，这既是呼应，也是创新。红棉的英雄形象深入人心，有一个形成过程，这也是一个国族观念逐渐形成的过程。亲身参加过黄花岗起义的王映楼，在其晚年回忆起义经过的文章中，以《红棉》一诗结尾：
绚烂花开耀眼红，千寻火树插层空。果然异卉生南国，要遣群芳拜下风。落处渐知春气暖，高标远挹大王雄。未偿衣被苍生愿，起疾还能小献功。自注：红棉不能作衣被，其花干之可作药品，治痢疾甚效。76
此诗写作于1957年3月，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即将建成开放，纪念烈士的中心逐渐由黄花岗转至此地。政权的更替，意味着纪念遗址的转移，也意味着纪念物的变化。王映楼似乎以红棉“不能作衣被，其花干之可作药品，治痢疾甚效”的特点，来委婉地表达黄花岗起义的历史意义与局限性。77他用红棉而不是黄菊来象征黄花岗起义烈士，背后传达的信息却有着深厚的时代烙印。先从红花岗改名黄花岗，然后又从黄菊回到红棉，颜色与象征物的变化，充分说明了20世纪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观念的变迁。而我们由红棉意象的转化，或可一窥20世纪中国尤其是广东地区革命审美心理的变迁。
(本文为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地方历史文化特色项目“晚清及民国时期广东地区的书画网络与区域竞争”[编号：GD17DL04]的阶段性成果。写作过程中，得到黄大德、洪再新、蔡涛、陈志云、陈俊宇、姚少丽等师友的帮助，特此鸣谢)
1 杨宝霖：《红棉小史》，《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
2 详见欧安年整理：《历代红棉(今广州“市花”)诗词精选》，《羊城今古》,1990年第3期。李云谷：《历代红棉诗词精选补遗》，《羊城今古》，1991年第3期。
3 陈恭尹：《木绵花歌》，《陈恭尹诗笺校》上册，陈荆鸿笺释，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93页。“绵”，通“棉”。
4 黎简的晚辈谢兰生《题海珠图》曾说：“楼上高枝乃木棉也，花谢絮飞，嫩绿初吐，亦殊有风韵。吾粤画人，自二樵山人始以木棉入山水，第俱用朱点花而不叶，写叶则自里甫始也。”谢兰生：《常惺惺斋书画题跋卷下》，收入《常惺惺斋日记》(外四种)，李若晴等整理，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21页。
5 《常惺惺斋日记》道光元年三月二十日条。谢兰生：《常惺惺斋日记》(外四种)，第58页。
6 《常惺惺斋日记》道光元年三月二十日条。谢兰生：《常惺惺斋日记》(外四种)，第58页。
7 转引自徐续编著：《黄花岗》第二部分《黄花岗与潘达微》，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57-158页。
8 邹鲁：《邹鲁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10年，第30页。谘，同咨。
9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74页。
10 同上，第153页。
11 徐续编著：《黄花岗》第一部分《巍巍纪功坊，桓桓烈士墓》，第20-21页。
12 黄大德曾指出：“据潘达微的故交黄金海介绍，潘达微为修建黄花岗陵墓，废寝忘餐，从设计到修筑工程，事无巨细，皆亲力亲为。大至陵墓设计的布局、风格，小至石材的选择、各种雕塑的花纹图案的搭配，都是由他亲自决定的”。详见广东省政协文史委员会、广东美术馆编：《魂系黄花：纪念潘达微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6页。
13 潘氏后人指出：“但中国形势的发展渐渐偏离了潘达微所希望看到的路径，对于一些过去同志的所作所为，他愈来愈感到失望。而对于共产党，他也愈加有好感。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之后，有感于广东反动派在广州大举逮捕、屠杀2000多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惨痛景象，他在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当天创作了《黄菊红棉图》，上题‘吾粤两般千古事，黄花开后又红花’。潘剑明解释说，这是他将这些死难者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相提并论，把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视为与辛亥革命并列的广东永垂史册的千古大事。以‘红棉’来象征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潘达微可能是第一人。”详见卜松竹：《鬼才潘达微：岂止拾遗骨一项义举》，《广州日报》，2011年3月4日。
14 [日]小野寺史郎：《国旗、国歌、国庆：近代中国的国族主义与国家象征》，周俊宇译，序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8页。
15 陈蕴茜：《建筑中的意识形态与民国中山纪念堂建设运动》，《史林》，2007年第6期。
16 杨琼：《“红色”(red)在中英文化中的象征意义和翻译的探讨》，《科技信息》，2010年第9期。
17 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701页。
18 1928年11月底，国民政府内务部发起以梅花为国花的决议，12月初，国民政府行政院交教育部核议，教育部对此深表赞同。虽然1929年3月国民党三大全会关于国花提案无果而终，但《申报》1928年12月1日刊发的《中国取梅花为国花》一文，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社会上一般认为国民政府已正式确定梅花为国花了。详参程杰：《南京国民政府确定梅花为国花之史实考》，《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
19 1928年7月，国民政府颁布《特别市组织法》和《市组织法》，规定将城市划分为特别市和普通市两种。其中北平、广州、南京、上海、天津、青岛、汉口等7市为特别市，享有与省平级的特殊地位。
20 刘作忠：《中国近代国花与市花小史》，《文史春秋》，2001年第4期。
21 邓世增(1886-1954)，广东合浦人，辛亥革命后入读广东陆军速成学校炮科。后投奔粤军第一师师长李济深部，历任团长、参谋长等职。1928年4月，兼任广州市公安局局长。
22 《邓世增提议红棉为市花》，《广州民国日报》，1928年12月28日。
23 《市厅请市民批评以红棉为市花》，《现象报》，1928年12月29日。
24 《公评报》，1929年1月1日。
25 慎勤投：《市花璀璨说红棉》，《越华报》，1929年1月9日。
26 《市民老已园对于市花之批评》，《广州民国日报》，1928年12月31日。
27 《第一七九次市行政会会议纪》，《广州民国日报》，1929年1月9日。
28 《市行政会决议以红棉为广州市花并付全市市民评判》，《广州民国日报》，1929年1月10日。
29 《市政府征选市花》，《广州民国日报》，1932年11月9日。
30 《选定红棉为市花》，《广州民国日报》，1932年12月16日。
31 1982年，广州市人民政府再次评选市花，红棉最终以七成以上票数当选为广州市花。
32 中国第二档案馆：《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45页。
33 喻忠恩：《政治话语与语言教育：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广东国语运动》，《井冈山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34 荣孟源主编、孙彩霞编辑：《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226页。
35 同上，第740页。
36 程杰：《中国国花：历史选择与现实借鉴》，《中国文化研究》，2016年夏之卷。
37 汪精卫：《双照楼诗词稿》，汪梦川注释，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2年，第27页。
38 参见汪梦川的注释，汪精卫：《双照楼诗词稿》，第28页。
39 韩一宇：《〈夜未央〉在中国的翻译与流播》，《新文学史料》，2012年第2期。
40 廖抗夫：《夜未央》(广州革新书局，1908年版)，李石曾译，中印集团数字印务有限公司影印本，2011年，第51页。
41 李志毓：《惊弦：汪精卫的政治生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3页。
42 汪精卫：《见人析车轮为薪，为作此歌》，《双照楼诗词稿》，第22页。
43 温生才：《致南洋友人函》(1922年2月16日)，见邓文来：《霹雳行——温林陈钟四烈士合传》，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3年，第118页。
44 汪精卫：《双照楼诗词稿》，第196页。
45 汪精卫：《双照楼诗词稿》，第314页。
46 同上，第331页。
47李志毓：《汪精卫的性格与政治命运》，《历史研究》，2011年第1期。
48 汪精卫：《艳电书后》，《汪主席和平建国言论集》，汪伪政府宣传部编辑出版，1940年，第151页。
49 《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册，1944年11月13日条，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第200页。
50 见汪精卫：《双照楼诗词稿》，第28页。
51 汪精卫：《双照楼诗词稿》，第31页。
52 同上，第249页。
53 汪兆镛：《蝶恋花·粤秀山木棉和榆生》，《汪兆镛诗集》，邓骏捷、陈业东编校，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5页。
54 关于此图的深入研究，参见赖志强：《万劫危楼，淡鸦残照——〈镇海楼〉与1926年的高剑父》，《美术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142-166页。
55 据报载：“6月1日，上午九时正，高剑父绘画展览会开幕……汪院长定《危楼夕照》”，《高剑父画展》，《中央日报》，1935年6月2日。
56 此诗收入陈树人《自然美讴歌集》，编年为民国纪元以前之作，当作于辛亥革命前后。详见陈树人：《自然美讴歌集》，世界书局，1948年，第1页。这首七绝诗经常出现在他以红棉为母题的绘画作品题跋中。
57 陈树人：《自然美讴歌集》，第120页。
58 同上，第121页。
59 同上，第120页。
60 梁寒操(1899-1975)，号均默，广东高要人。历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秘书长、军委总政治部副部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职。1949年去台湾任“中国广播公司董事长”。上款人郑彦棻(1902-1990)，广东顺德人。早年留学法国，1939年进入政界，历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国民党中央委员副秘书长、秘书长等职。1949年去台湾。
61 徐续编著：《黄花岗》第一部分《碧血黄花》，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6页。
62 曹春荣：《中央苏区对广州起义的纪念与研究》，《红广角》，2017年第5期。
63 金泽光、郑祖良、何光廉：《广州起义烈士陵园规划设计记要》，《建筑学报》，1958年第6期。
64 转引自欧安年整理：《历代红棉(今广州“市花”)诗词精选》。
65 详见刘统：《“刑场上的婚礼”与刑场外的真相》，《同舟共进》，2012年第2期。
66 张义生：《〈刑场上婚礼〉创作历程散忆》，《新文化史料》，1998年第5期。
67 张义生：《〈刑场上婚礼〉创作历程散忆》。
68 张义生：《蓝天映红棉——纪念陈铁军先烈百年诞辰》，《中国花卉园艺》，2004年第5期。
69 张义生：《〈刑场上婚礼〉创作历程散忆》。
70 陈蕴茜：《时间、仪式维度中的“总理纪念周”》，《开放时代》，2005年第4期。
71 《西园酒家征木棉诗册》，粤东编译公司刊，1921年。
72 张义生：《蓝天映红棉——纪念陈铁军先烈百年诞辰》。
73 陈蕴茜：《建筑中的意识形态与民国中山纪念堂建设运动》，《史林》，2007年第6期。
74 刘琼：《〈风雨红棉〉呈现悲剧审美力量》，《人民日报》，2006年7月13日。
75 于平：《热血点染英雄花——革命现代舞剧〈风雨红棉〉观后》，《中国文化报》，2003年4月26日。
76 王映楼：《辛亥三月二十九革命的零碎回忆》，手稿影印本，现藏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77 这种以自我谦抑的形式向新政权输诚的修辞方法在当时很普遍。正如黄花岗起义选锋队长之一姚雨平所言：“缅怀先烈，使我无限感慨。而从这一事件的回忆，也使我深刻认识到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是软弱无力的。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中国人民才能推翻三大敌人，完成辛亥革命未竟的事业。以我八十年的亲身经历为证，的确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证明毛主席说的‘知识分子不与工农结合就一事无成’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姚雨平：《新军起义前后及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的回忆》，《广东辛亥革命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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