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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管虎是一个我相当欣赏的中生代导演。
2014年，他拍摄的《老炮儿》触及了一个令人尴尬的现实——
晚近三十多年生长起来的官产学媒等主流精英，由于堕落和腐败而丧失了道德权威，不能充当社会文化上的“父亲”，以至于年轻一代不得不面对“认贼作父”的窘境。
社会文化意义上的“父亲”的缺位，意味着一个社会“无君无父”，有点不稳定了。
这次管虎拍摄《800》，浓墨重彩地表现国军英雄，从广义的角度上说，也是一种寻找社会文化意义上的“父亲”的行为，而《800》之所以引起如此之大的争议，当然是因为“找错了爹”。
“认贼作父”是尴尬的，认曾经的手下败将为父，就更是有点无厘头，乃至下贱了。
考虑到管虎导演本人的父亲管宗祥老爷子是老八路，全程参加了解放战争，也可以说曾经为了建立新中国出生入死，这件事就尤其显得具有黑色幽默效果。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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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管虎导演自己说法，他是要表现“普通一兵、明知必败之事，仍抱定必死之心、作为种子唤醒了更多的同胞”。
果能如此，那当然是不错的。遗憾的是，管虎还是没有把握好这个题材，他驾驭不了自己设想的主题，最终差之毫厘，谬之千里。
为什么呢?因为“必败”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是日军的暂时强大；
第二个，是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反动与落后。
但在《800》当中，管虎只对第一个原因有所揭示，但对第二个原因，却通过相当“燃爆”的“血肉护旗”桥段，予以了遮蔽和美化。
要知道，在抗战期间，由于国军的连续溃败，这面青天白日旗并不是胜利的象征，也不能代表民族精神，它在很大程度上象征了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
并且，托庇于日军卵翼之下的汪精卫伪政权，使用的也是这面旗帜。
这面旗帜斑驳陆离，实在是太脏了。
管虎如果真的想表现他所设想的主题，完全可以不要这个桥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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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真实的历史来看，谢晋元率领所部撤入四行仓库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带这面旗帜，可见他们对这面旗帜的感情，远不如今天大陆的“民国范儿”知识精英。
国军士兵基本都是受压迫最深重的农民，这面旗帜代表了压迫他们的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不代表他们的利益——也许士兵们并没有从理论上达到如此的认识深度，但经验和感觉是不会错的。
后来，女童子军杨惠敏刚好送来一面“国旗”(是自发送来的，并非应谢晋元要求)，因为四行仓库靠近英租界又形成“围观”效应，所以他们才在楼顶升起了这面旗帜，但冒着日本飞机扫射，以血肉之躯护旗的情节，则是真没有。
《800》中以“血肉金字塔”护旗的场面，直接来自1975年的台湾电影《八百壮士》;而《八百壮士》之所以虚构这一桥段，又是因为蒋经国面对风雨飘摇的“外交”局面要强调其小朝廷的“正统”地位。
管虎没有理清这其中的脉络就东施效颦，终于导致“技术原因”，这其中的教训，值得认真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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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管虎要表现其设定的主题，即“普通一兵、明知必败之事，仍抱定必死之心、作为种子唤醒了更多的同胞”，有一个远比台湾版的《八百壮士》更值得借鉴的模版，那就是1987年上映的《京都球侠》。
《京都球侠》是峨眉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由谢洪导演，曹鸿翔、李新编剧，张丰毅、宝丽娜·拉芳主演。
该片讲述了在清朝末年，由底层中国人自发组织的足球队“青龙队”与来自西方列强的球员组成的“西洋队”展开一场攸关民族自尊的足球比赛的故事。
这部电影后来被周星驰的《少林足球》直接模仿，但周星驰仅得其形，未得其髓。
《京东球侠》被称为喜剧，实际却是不折不扣的悲剧，其令人扼腕叹息的结局是——
由民间底层各怀绝技的爱国人士组成的“青龙队”最终在球场上战胜了人高马大的“西洋队”，但迎接他们的，不是奖杯、不是欢呼，更不是鲜花，而是刑场——他们被害怕洋人的清廷下令一律处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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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晋元和“八百壮士”命运，其实颇似“京都球侠”。
一开始，他们就被蒋介石置于必死之地，打一场必败的战斗，目的仅仅是为了蒋的面子。
待到租界洋人发出叫停的信号后，他们不旋踵又被蒋介石出卖，不得不停止战斗，被缴械、被监禁、被俘虏。
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甚至还不如“京都球侠”。当“青龙队”占了上风之后，德太监一直暗示“球侠”输球或停止比赛，他们也明知赢球会被德太监处斩，但还是拒绝了。
顺便岔开说一句，蒋介石有一个奇怪的爱好，特别喜欢部下为他战死，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证明他“领袖人格”的魅力，他也才有机会抚柩大恸，做一篇声情并茂的演讲。
所以，1954年当他听到追随他一生的爱将汤恩伯病死在日本的消息后，不仅没有感到难过，反而不阴不阳地说，他这样多活了几年有啥意思，还不如几年前守上海的时候战死。
这一次，蒋介石原本是想让孙元良和整个88师都死在闸北，但孙元良是一个比泥鳅还滑溜的将军，他才不上这个当呢，所以就只留下谢晋元带领一个营稍多一点的兵力守四行仓库，搪塞一下“校长”，自己则溜向南京。
继续说“八百壮士”。
最令人感到齿冷的是，1942年，有20多名“壮士”历尽千难万险逃出日军魔爪到了重庆，要求重新入伍，居然被拒绝。如此刻薄寡恩，表明蒋介石也根本不在意他们的“爱国热情”。
而那位曾经冒死送旗的女童子军杨惠敏，因为和当时正在同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姘居的影星胡蝶发生矛盾，就被严刑拷打，还被关进了著名的渣滓洞，直到戴笠死后才获释。
如果《800》能够像《京都球侠》那样表现“壮士”们的悲剧性命运，揭示“必败”的另一重原因，那不是比如今肤浅的“正面刚”要有意义得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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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对影片《800》的批评，有人就说，我是把“斗争矛头指向这些人”，即“八百壮士”。
这是造谣！
“八百壮士”得到过毛主席和习近平等党的领袖的肯定，壮士们在四行仓库的战斗中也确实表现了愿意为国牺牲的勇气，我始终对他们心存敬意。
我反对的，仅仅是类似《八百壮士》（台湾版）和《800》这样的作品，以表现他们的牺牲为名，行美化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以及遮蔽国军腐败无能之实。
“八百壮士”已经为民族做了他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能做的事，做为后人，我们应该给他们真实的尊重，而不应该利用他们——这是我最想对管虎导演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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