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福》的电影改编与1956年前后中国电影的题材选择倾向*
前言
《祝福》是鲁迅的经典名篇，在过去和现在一直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电影《祝福》由北京电影制片厂1956年出品，夏衍编剧，桑弧导演，白杨主演。它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拍摄的第一部彩色故事片，且有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之意。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两部作品不断被人提起，形成一段内涵深厚的《祝福》接受史。
题材问题一直是文艺创作界重点关注的问题，1961年，曾出现过有关题材问题的大讨论。如1961年第3期《文艺报》发表了《题材问题》专论。1961年5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该专论的摘要。文章指出：历史上各个时代的各个阶级，都要求文学艺术服从自己的阶级利益，表现自己的精神面貌。生活条件的不同，立场观点的差异，对于创作题材的选取和处理，也发生了深刻的影响。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在创作题材上，开辟了前人未曾开辟过的新天地。社会主义的文艺，描写了工农群众翻天覆地的革命斗争，刻划了劳动人民建设新世界的英勇身手，表现了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怒潮，歌颂了新人类征服宇宙的伟大壮举。[i]几十年来，关于题材问题的讨论一直没有间断。工农兵题材也一直是重点讨论的对象。如1981年7月18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文礼的《文联举行工农业题材问题座谈会》的消息。该文指出：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最近邀请部分文艺理论工和报刊编辑，就工农业题材的创作问题，举行了座谈。参加座谈会的同志谈到，我国有八亿农民，一亿职工。反映工农劳动群众的生活和斗争，表现他们献身四化新的精神面貌，是文艺工的光荣职责。文艺创作要不断扩大表现领域，以满足广大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ii]
题材的选择对电影的成功与否影响重大。1956年，《祝福》被改编成了电影，并于当年上映。作为一部纪念电影，它与当时的电影题材选择有没有不同呢?其差异主要体现在哪里呢?1956年前后中国电影的题材选择倾向对《祝福》产生了哪些影响呢?电影《祝福》的出现，有没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呢?本文拟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一、1956年前后中国电影题材的主要特征
从中国的政治文化史看来，1956年前后发生了几件对文艺创作影响深远的事件。即1955年左右兴起的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1956年“双百方针”的提出和1957年兴起的反右运动。与此同时，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仍为我国文艺的总指导思想。也就是说，此时的文艺首要任务是为无产阶段服务，为工农兵服务。这些事件及政策，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中国电影题材的选择。总体看来，1956年前后中国电影题材体现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以战争题材与农村题材为主。第二，以歌颂为主旋律。第三，戏曲题材电影占有一定的比重。第四，阶段斗争作为影片的隐含线索贯穿于影片中。其中，1955、1956、1957三年又有各自的特点[iii]。为了便于与《祝福》比较，下面拟对农村题材电影进行比较详细的分析。
1955年故事片及艺术片共计28部，其中，革命战争题材：8部;农村题材2部;儿童题材：2部;戏曲及木偶动画片：12部;其他：4部。1955年出品的电影以战争题材电影为主，主要讲述我党和人民的光荣斗争史，结局大都为敌败我胜。农村题材以写当时的农村为主，颂扬新社会农村的好人好事，展示人民与破坏分子的斗争。其中农村题材电影主要有3部。《夏天的故事》，于彦夫导演，讲述合作社中的阶级斗争及爱情故事。《水乡的春天》，谢晋导演，讲述南湾村荡田改水田过程中，人民群众斗坏蛋富农的故事。《闽江桔子红》，张客导演。对比互助组与单干户，描写农村年轻人的爱情，歌颂互助组。从这些农村题材电影看来，爱情故事成为其中不可缺少的元素。
总体看来，1955年出品的电影非常少，题材也很单一。这可能跟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有关，也可能跟之前发生的文艺界的三大批判运动有关。因为政策尚未明朗，担心方向把握不准，所以文艺创作界显得比较冷清。
到了1956年，情况有所好转。1956年故事片及艺术片共计51部。其中革命战争题材：6部;农村+革命战争题材：3部;农村题材：13部(包括两部戏曲片);都市题材：4部;儿童题材：4部;戏曲及木偶、动画剧：17;其他：4部。
1956年前后仍以战争题材以及农村题材的电影为主，且农村题材的电影有明显增加趋势。农村题材超过革命战争题材成为文艺界的主流题材。正如1957年《人民日报》所刊载的文章指出：让我们更多地提倡写工农兵，写新人物吧!让我们多从作品的质量着眼吧!让我们更公正地欢迎有益于人民的写一切题材的作品吧![iv]1956年出品的农村题材电影以写农业合作社故事的电影居多。如《马》讲述由初级社转入高级社过程中，农民消除思想顾虑入社的故事。《关不住》根据赵羽翔等独幕话剧改编，讲述东北某县新乐屯成立农业合作社的故事。《刘巧儿》讲述合作社的故事。伊琳导演。《春天来了》描写东庄农村合作社的改革，批评了其中的破坏分子。《小白旗的风波》改编自吉学霈的短篇小说，讲述妻子帮助丈夫改正错误的故事。《谁是凶手》改编自高琨的同名小说，展现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中的特务问题。《落水记》讲述农业生产合作社中的坏富农的故事。《黄花岭》改编自舒慧的同名戏剧，讲述了农业合作社的寡妇宋二嫂的故事。此外，还有一些描写农村其他方面的电影，如《扑不灭的火焰》讲述山西汾阳县农村游击队抗日的故事。《妈妈要我出嫁》改编自刘真的小说《春大姐》，展现了当时农村青年男女的爱情。《荒山泪》描写明代农村受统治阶级欺压之事。《祝福》改编自鲁迅的小说《祝福》，展现旧社会农村妇女的悲惨遭遇。《家》由巴金的同名小说改编，讲述旧社会封建大家庭的故事。
1955年的农村题材作品较少，且大多写当时的农村。1956年农村题材电影显著增加，改编文学作品的影片也有增加。但大多为当时社会现实的描写，有较强的时事性和新闻性。当时由文学作品改编而来的电影，大多取当代文学作品。《祝福》与《家》改编自现代文学作品显得十分突出。1956年，《家》与《祝福》的改编是一个尝试，也是一种标志。之后，由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的电影呈增加趋势。
1957年出品故事片及艺术片共计46部;其中：革命战争题材：10部;农村+革命题材：3部;农村题材：7部;工人题材：5部;都市题材：4部;戏曲及木偶动画片：9部;其他：8部。这一年的主要以战争题材、农村题材以及戏曲动画电影为主，另外还新增加了工人题材电影。鉴于鲁迅的巨大影响力，笔者原以为，会有大量相似的作品出现，结果却并不如所料。似乎有一点影响的痕迹的是，由文学作品的电影比1956年有较多增加。改编的文学作品虽然有所增加，但被改编的现代文学作品没有太多变化。增加的主要是当代文学作品和古代文学作品，戏曲作品数量有所增加。也就是说，《祝福》的出现，并没有对当时的题材走向产生太大的影响，但它在当时的电影中显得非常突出。实际上，对电影题材选择倾向影响最大的是政策和制度。
当然，从具体的内容和切入角度来看，这时的农村题材跟1955年也有比较大的差别。1955及1956年的农村题材电影主要描写与农业合作社有关的故事。1957年的电影，则深入到农村中的种种问题。不仅有关注寡妇改嫁的电影，如吕剧《李二嫂改嫁》由王安友的同名小说改编，描写农村寡妇的改嫁问题。而且有关注军人复员回乡与村干部变质的影片，如《洞箫横吹》由海默的同名戏剧改编，讲述复员军人回乡参加农村合作社，与变质了的村长作斗争的故事。《牧人之子》讲述复员军人回故乡内蒙古草原银河村任村长，带领村民发展草原牧场并与坏分子作斗争的故事。还有涉及农村青年男女的恋爱问题的电影，如沪剧《罗汉钱》。该电影由赵树理的小说《登记》改编而成，讲述当代农村青年男女的自由恋爱的故事。此外，它们还关注其他各类问题的电影，《母女教师》讲述当代乡下农村小学教师的故事。《大木匠》讲述大跃进中某农村中的一个喜欢钻研技术的木匠的故事。《凤凰之歌》讲述农业生产合作社中李吴两庄出现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故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出现了较多描写革命战争与农村交集点的电影，如牧童投军和《战斗里成长》和《柳堡的故事》。这一类电影有励志的意味。《牧童投军》吴强根据小说《他举起了雪亮的小马枪》改编，讲述牧童参加八路抗敌的故事。《战斗里成长》根据胡可的戏剧《战斗里成长》改编，讲述了农民父子被地主压迫离家，参加八路军，在战斗中成长的故事。《柳堡的故事》改编自同名小说，讲述新四军伤员与养伤农户家的姑娘的爱情故事。另外还出现了批评国民党军队欺压边寨少数民族的电影，如《芦笙恋歌》和《边寨烽火》等。《芦笙恋歌》的剧情是：拉祜族青年猎手扎妥被国民党军队赶入原始森林成为野人，解放后被地质勘探队发现获救。《边寨烽火》讲述了边防军某连帮助西南边境景颇族人改变原始的生产方式，消除他们因国民党的原因而对汉族产生的误解，并歼灭前来搞破坏的国民党兵的故事。
1956年前的中国电影之所以出现上述题材选择的倾向这跟当时的文艺政策密切相关。正如《题材问题》专论中所指出：我们提倡描写重大题材，同时提倡题材多样化。描写重大题材，指的是艺术地表现工农兵群众在革命斗争中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变革旧世界、创造新生活的丰功伟绩。时代和群众向文艺提出了这个要求。社会主义文艺应当回答这个要求。[v]
二、电影《祝福》的创作氛围
电影《祝福》大约在1956年4月份开拍。据1956年4月28日的《人民日报》的消息，这部影片是北京电影制片厂为纪念今年鲁迅逝世二十周年而摄制的。27日从北京前往鲁迅的故乡——浙江省绍兴拍摄外景。[vi]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文艺政策处于不断的调整过程中。1951年出现了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1954年出现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主观唯心论的批判，1955年又出现了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这些讨论和批判无疑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文艺界的创作。到了拍摄电影《祝福》的1956年，国家的文艺政也策出现了重大的调整。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1956年5月，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提出实行“双百”方针。《人民日报》这段时间刊登了一系列相关文章。如陆定一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在怀仁堂的讲话》(载1956年6月13日《人民日报》)等。《上海文化界人士举行座谈会讨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也在《人民日报》上登载。该消息称：上海文化界人士120多人，举行了一次座谈会。科学家、教育家、作家、宗教界人士和电影演员都在座谈会上畅所欲言地讨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性质，目的和作用。发言的人都认为“百家争鸣”是达到认识真理的方法。大家一致认为应给“百家争鸣”创造足够的条件，开辟广泛的“争鸣”园地。[vii]中国作家协会也在研究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它曾连续举行多次会议，研究在文学领域内如何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两次主席团(扩大)会议上，专门就如何执行这一方针作了讨论。作家茅盾、周扬、老舍、冯雪峰、邵荃麟、吴组缃、臧克家、严文井、康濯、秦兆阳等都发表了意见。[viii]文学期刊方面也采取了相应的行动。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根据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了几项新的措施。从1957年1月起，文艺团体对所属刊物只作原则方针上的领导，不干涉其日常编辑工作。全国各个刊物之间没有指导或领导关系，彼此都可以相互批评。[ix]很显然，这一系列的报道和一系列相关举措的出台，营造了一种良好的文艺创作的环境和氛围。
值得一提的是，1957年4月10日，《人民日报》还专门发表了题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社论，社论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不是什么一时的、权宜的手段，而是为发展文化和科学所必要的长时期的方针。在文学创作方面，在电影、戏剧、戏曲、音乐、美术活动方面，在民族文艺遗产的整理和民族文艺传统的发扬方面，也都表现了蓬蓬勃勃的生气。目前的问题不是放得太宽而是放得不够。党的任务是要继续放手，坚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x]
从1956年4月到1957年4月，全国上下都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氛围，在此状况下，文艺界出现活跃情况。反映到电影界，表现出来就是电影产量的增加。但是，1957年下半年，情况又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是，开始出现反右斗争。这时，《人民日报》开始出现反右斗争的文章。如，1957年8月21日发表了陈其通、陈亚丁的《克服教条主义投入反右派斗争》的文章。幸好，这并未使电影减产[xi]。而且，政府对电影产业持支持态度。在当时，电影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进行交流重要工具和窗口。这从《人民日报》当时一系列的报道可看出。如1955年10月17日载有《印度电影周开幕式在北京举行文化部代理部长钱俊瑞欢宴印度电影代表团》;1956年4月 6日载有《波兰电影工代表团到京》，1956年4月30日载《捷电影工代表团到京》，1956年10月27日载《法电影代表团长到京》;1957年8月31日载有《四个国家电影代表团到京》，1957年9月1日载有《十六个国家电影艺术的大荟萃“亚洲电影周”在京开幕周总理等接见各国电影代表团人员》，1957年9月2日载有《黎巴嫩电影代表团到京》，1957年9月24日载有《促进中埃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埃及电影代表团启程来我国》，1957年10月28日载有《意大利电影代表团到北京》，1957年11月6日载有《“苏联电影周”举行开幕式朱副主席周总理陈毅副总理接见苏联电影代表团》等。
1956年，适逢鲁迅逝世20周年，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纪念活动。茅盾的《鲁迅——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在首都的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发表在1956年10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这时，又恰逢国家“双百方针”实施。因此，《祝福》被搬上银幕。
从电影《祝福》看来，《祝福》虽然是因为纪念的原因而出现，但它有着与当时出现的电影一样，有着共同的特征。这些特征表现为：1、具有比较明显的阶级立场。强调压迫阶级与被压迫阶级之间的斗争。2、赞美新社会。这一点是间接地表现着。与当时的农村题材电影相比，《祝福》的独特之处也是明显的。表现在：1、当时的农村题材电影大多是描写新社会的人和事，而《祝福》是描写旧社会中的故事，控诉旧社会的罪恶，揭露封建迷信对人的毒害。2、当时的农村题材电影大多改编自当代的文学作品，而《祝福》是改编现代文学作品。3、当时的电影对农村是持赞美的立场，而《祝福》中的农村是闭塞的空间，是民智未开的环境。鲁迅在字里行字流露出来的，是对祥林嫂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可以推论，正是因为《祝福》要与当时的电影保持相同的特色，所以，电影《祝福》对原著进行了一些相应的改动。
三、电影对原著的主要改编
（一）改变叙事视角。原著为第一人称叙事，电影为第三人称叙事。原著为倒叙、追叙，电影以故事发生的先后为叙事顺序。小说为第一人称叙事，对祥林嫂的故事的讲述采用倒叙(追述)的方式。电影改为顺叙的方式讲述祥林嫂的故事。其原因是，导演认为鲁迅在影片里出场，反而会在真人真事与文艺作品的虚构之间造成混乱，所以就把叙述方法作了调整。[xii]从实际效果看来，这种方式的确有助于简化叙事线索，便于观众理解和接受故事。
（二）丰富细节增加情节。《祝福》属短篇小说，除少数几处采用场景叙事，其余大多采用概略叙事。改编成电影时，编剧和导演补充、增加和丰富了许多情节和细节，填充了其中叙事缝隙，使电影的主题更为明确，人物形象更为鲜明。电影所增加的情节有20余处。最为突出的是增加了祥林嫂砍门槛的细节。
关于祥林嫂砍门槛，夏衍的解释是，这一细节的增加并非是出于他的创意，在之前摄制的由袁雪芬主演的《祥林嫂》电影中就已经有了这个场面。后来经常在舞台上演出的越剧、评剧也都保留了这个场面。他认为这个场面很感人，并没有觉得突兀或者背离了祥林嫂的性格。[xiii]有人认为祥林嫂砍门槛这个细节不真实，原因在于砍门槛意味着和神权观念决裂，而她之所以捐门，主要是寄希望于死后，“免得死了去受苦”。由此祥林嫂这个完整的悲剧性格也受到了损害。[xiv]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电影的处理也是合理的。因为砍门槛可视为祥林嫂以死拒婚之后的又一次冲动性反抗之举。祥林嫂之死，深层原因是封建礼教，直接原因却正是周围人们对她的抛弃。在小说以及电影中都有这样的暗示：祥林嫂捐了门槛之后非常渴望获得重生。小说这样描写：这一回她的变化非常大，第二天，不但眼睛窈陷下去，连精神也更不济了。而且很胆怯，不独怕黑暗，怕黑影，即使看见人，虽是自己的主人，也总惴惴的，有如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否则呆坐着，直是一个木偶人。不半年，头发也花白起来了，记性尤其坏，甚而至于常常忘却了去淘米。[xv]从这里可以出，祥林嫂捐门槛不单单寄希望死后得到宽恕，也寄希望生前被人们接纳。但是，捐门槛并没有达到她预期的目标，她便绝望了。因此，电影设计她去砍门槛，合情也合理。而且，由于电影主要以视听感动观众，砍门槛细节的设计，也便于引起观众的共鸣。砍门槛一节，也体现出了阶级斗争的意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三）局部修改原著情节。1、对祥林嫂与贺老六的和解方式的修改。原著中是贺老六用力气征服了她，而电影中则是贺老六用善良感化了她。夏衍的理由是：让祥林嫂一生中也经历和体会到一点点穷人之间的同情与理解，并在之后的一段短短的时间内真有一点“交了好运”的感觉，借此来反衬出紧接着后面的突如其来的悲剧。此外，他还认为用“力气大”来解决问题不仅银幕上不好表现，同时也可能伤害到贺老六这个朴质又善良的猎户的性格。[xvi]笔者认为这种修改很好。原因在于贺老六与祥林嫂一样，也是被压迫之人，他们属于同一个阶级的人，他们拥有很多共同语言。尽管贺老六是通过用钱买的方式得到祥林嫂，但他本质是善良的，也是值得同情的。原著也无批判贺老六之意。这种修改，也体现了当时比较主流的阶级论。2、更改了贺老六的死因，并删掉了贺老六与阿毛之死中间的间隔。小说中，从贺老六之死到阿毛被狼衔走，中间还有一段时间，在改编本中，他去掉了间隔的时间。夏衍的理由是，其一，这中间的“时间过程”难于处理。这两个悲剧高潮之间无论加何种情景，都会使节奏松弛，从而削弱悲剧效果。[xvii]毫无疑问，这种修改更适合电影表达。
（四）更改调整原著人物。原著中的人物有：我、鲁四老爷、祥林嫂、短工、卫老婆子、四婶(鲁太太)、小叔子、祥林嫂婆婆、祥林嫂堂伯、贺老大、阿牛、贺老六、阿毛、柳妈。电影《祝福》则增加了卫老二、阿香、阿德嫂、王师爷、杨七爷、老孔、阿根、庙祝、阿德等多个人物。
电影增加的杨七老爷和王师爷两个人物，表现了当时普遍存在的恶势力。电影还将小说中的中人卫老婆子改成了卖豆腐的阮大嫂，这种修改大概是希望观众不要将卫老婆子与电影中所增加的卫老二关联起来。而增加仆人阿香等人则进一步突出了贫富差距的悬殊。原著中，没有出现坏人直接欺压农民的描写，坏人的数量也比较少。但电影中，坏人及其帮凶是成群出现的，这不仅仅是电影完整叙事的需要，也传达到这样一个信息：坏人存在着一个群体。这样处理，更容易激发人们的阶级感情和反抗斗志。这跟当时的时代氛围具有一致性。
关于贺老六，电影有较大修改。电影加重了他的地位，突出了穷人悲惨命运的普遍性，也使得祥林嫂的悲剧更为典型。小说以祥林嫂的悲剧命运为主，在讲述祥林嫂的故事时，间接提到贺老六，电影则同时也展现了贺老六的悲惨命运。增加了多处与贺老六有关的情节及细节，如贺老六在七老爷家干活、伤了腰部。贺老六做工回家，阿毛迎接，贺老六因腰部被伤不能抱起儿子。为赚钱，贺老六在酷暑时节拖着病体帮人拉纤，终致在途中昏倒。电影比较描写了贺老六与祥林嫂愉快地生活、以及生育小孩的欢乐时光，通过对比，更进一步突出了祥林嫂丧夫丧子之后的凄凉。
对贺老六之死，电影也有改变。小说所述原因为因吃了冷饭，伤寒复发而死。而电影则修改为贺老六干活伤了腰部，又拉纤加重病情，久病在床时，杨七爷来逼债，将贺老六气死。
对于贺老六的房子的去向，小说中只是提及“大伯来收房”。在电影则改为房子因为抵债被强行收走。并增加了两个情节：杨七老爷逼债，看上了贺老六的两间房子。王师爷替杨七老爷来贺老六家讨债，提出以房子作押还帐。比较详细地描写了财主逼债的情形，突出了地主阶级的凶残。突出了阶级矛盾。这是小说中没有明显表达的意思。
（五）较多使用画外音。将《祝福》由小说到转化为电影并不容易，原因在于原著有如下特点不利于电影改编。首先，原著以概略叙事为主，场景叙事较少，将其影像化需要补充许多信息。其次，原著中有许多心理描写和议论，难以转化为画面。而因为该电影的拍摄有纪念意味，十分重视忠实原著，难以将其略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电影使用了很多画外音。从实际看来，这些画外音很好地揭示了电影的主题，也为观众理解电影提供了很多线索。因电影中的相关例子很多，且不举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电影还在开头和结尾各增加了一处旁白。并在开头增加了鲁迅的《我之节烈观》中的文字作为字幕。具体如下：
(1)开头字幕：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自己和别人都纯洁聪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虚伪的脸谱，要除去世上害已害人的昏迷和强暴。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尝玩苦痛的昏迷和强暴。我们还要发愿：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鲁迅——
鲁迅的这段话出自鲁迅1918年7月所作《我之节烈观》。
(2)开头处的旁白：对今天的青年人来说，这已经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了，大约四十多年以前，辛亥革命前后，在浙东的一个偏僻的山村里……
(3)结尾处的旁白：祥林嫂这个勤谨善良的女人，经受了数不清的苦难和凌辱之后，倒下了，死了。这是四十多年以前的事情，对，这是过去了的时代的事情。应该庆幸的是，这样的时代，终于过去了，终于一去不复返了。
对这两处的旁白的意图，编剧夏衍有特别说明，他说其用意有二：一，从通俗化的意图出发，使未曾读过原作的观众容易理解。二，为了使生活在今天这样一个幸福时代的观众不要因为看了这部影片而过分沉重。年青人应该了解过去的悲痛时代，并庆幸其已经过去，也不必为这些过去了的人物的遭遇而感到沉重和悲哀。[xviii]笔者认为，这两处画外音还有揭示时代背景的作用，整体上，电影《祝福》属于悲剧故事，如果不把时代背景作明确交待，可能使观众产生误解。明确告诉观众这已经是过去了的事情了，会使人们对社会的进步产生更多的信心。这与当时电影中流行赞美新社会的基调是一致的。
（六）调整时代背景。原著中提到康有为和维新党，原著描写的祥林嫂年龄阶段为二十六七至四十岁上下。时代跨度有10年以上。电影有意抹去了这种差异。对于这种安排，导演认为《祝福》所描写的社会本质，几乎概括了中国的整个封建社会。作为具体的时代背景，在鲁迅的小说里，故事跨越了清末和民初的两个阶段。现在，假定故事的开始是在辛亥革命后一两年的光景。这样，男人可以不必拖发辫，但在服装样式和后景设置上，仍宜于古旧一些，以便于较鲜明地传达出作品的时代气氛。[xix]桑弧也特别强调了祥林嫂的化妆问题。他指出，原则上，应该着重于她的精神面貌的变易，而不要太强调她的憔悴衰老的外形特征。祥林嫂的造型设计上，要注意她一生的几个重要的转折点，要让观众看得出不同的层次与变化。[xx]关于这一点，对比小说与电影，小说的描写可能要更传神一些。事实上，从容貌上表现祥林嫂的衰老变化的确难度很大，因为她在去世时也还不到40岁。这个年纪的女人不可能太衰老憔悴。鲁迅小说中对祥林嫂的描写，其实质更倾向于对祥林嫂内心绝望的刻画。而内心的年青或衰老，并不易于用影像来直观地表现。
四、作为一种改编范式
总的看来，《祝福》面世之后，中国电影的题材选择有了一定的变化，表现在：农村题材的内涵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改编自文学作品的电影也较明显的增加。但这两个特征，也很难说就是受到《祝福》的影响，笔者也并未找到直接的证据。尽管如此，电影《祝福》的社会反响却是巨大的。《人民日报》对《祝福》的拍摄、放映以及获奖情况进行了全方位的关注。这是其他普通影片所不能享受到的待遇。前文已指出，《祝福》开拍之初，《人民日报》对其进行了报道。电影上映之时，《人民日报》同样对此其进行了报道。电影上映之后，《人民日报》刊载了金草的《电影剧本好，影片也好——略谈影片“祝福”及其剧本》。该文对《祝福》大加赞赏。认为剧作家夏衍所完成的这部作品是真正的电影文学剧本。[xxi]又据《人民日报》的报道，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第十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上，《祝福》获得了评奖委员会的特别奖。[xxii]
不管人们承认与否，《人民日报》的报道无疑是一种风向标。《祝福》迅速进入人们的视野。从1956年至今，人们对《祝福》形成了持续的关注。学界也对电影《祝福》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其研究和评价涉及到形式、内容、艺术手法等各个方面。仅1956及1957两年间就有10余篇相关的评论文章出现。如林志浩的《关于祥林嫂砍门槛的细节》[xxiii]和张毕来的《夜读抄——看了影片“祝福”以后》[xxiv]涉及内容及主题思想。金草的《电影剧本好，影片也好——略谈影片〈祝福〉及其剧本》[xxv]和于伶的《〈祝福〉是一部好影片》[xxvi]以及舒若、竹山、孟蒙、刘超发表的《不是发展了原著,而是背离了原著——从影片“祝福”中祥林嫂砍门槛等问题谈起》[xxvii]论及艺术手法。李承烈的《谈影片〈祝福〉的艺术成就》[xxviii]论及人物造型方面。阮潜的《试论〈祝福〉的导演处理》[xxix]涉及导演处理方面。1957年《祝福》的摄影者的钱江在《电影艺术》上发表了《彩色故事片“祝福”的摄影》[xxx]还有研究者对比研究了电影剧本与原著。1956年，黄钢发表了《读〈祝福〉电影剧本》。[xxxi]可以推论，这些研究或多或少都会对当时的电影创作产生一些影响。由这些研究也可以看出，电影《祝福》自拍成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这意味着原著也由此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二次传播与阅读。
电影风貌的形成以及它与原著的差异的形成，既与电影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编剧及导演的理念密切相关，也与电影作为大众传媒的特性相关。《祝福》的电影改编具有范式意义。
电影《祝福》在开拍之初就有过明确的放映计划，即为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之用，要在1956年10月19日之前上演。实际上，《祝福》还有另外一种标志性的价值，即，它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所拍摄的第一部彩色故事片。那么，为什么选《祝福》而非其他的作品呢?很显然，这跟当时的电影题材的选择倾向有关。由当时的情况看来，工农兵题材是主流。鲁迅的作品中，没有工业题材，也没有军事题材，知识分子题材又不大合适，所以只能将范围限定在写农村和写农民方面。又因为当时主张多歌颂，少批判，少暴露，所以《阿Q正传》、《药》、《铸剑》等作品都不大合适。相比较而言，《祝福》是最合适的，因为，它是批判旧社会、批判剥削阶级，可此可以对比衬托出新社会的好。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电影对原作改动了不少。
《祝福》的编剧夏衍说：他接受这一改编工作就是把它当作是一件严肃的政治任务。在改编工作中，他力求做到的是：忠实于原著的主题思想；保存原作的谨严、朴质、外冷峻而内炽热的风格；为了观众易于接受，还得做一些形象、通俗化的工作。[xxxii]从夏衍的话可以看出两个意思：其一，因为纪念鲁迅的原因，要保持它与原著的一致性。其二，为了便于当代观众的理解，必须做一些通俗化，即改变和转化的工作。其结果就是，电影《祝福》一方面忠于原著，一方面又出现一些差异。对夏衍而言，他还有一个改编的基本理念，他曾指出：改编前人的作品，肯定应该力图通过阶级分析、用历史唯物论的方法，使改编后的影片思想性能够有所提高。[xxxiii]这一理念，正如1956年前后中国电影题材的选择倾向相一致。《祝福》的电影改编例子表明，电影的生产有着明显的时代背景和时代特征。
导演的理念也对电影的风貌产生巨大影响。桑弧导演认为：小说通过勤劳善良的祥林嫂受难的一生，反映了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他对于封建黑暗势力深恶痛绝的心情。是封建社会吃人，而不是个别的人，才造成祥林嫂的悲剧的命运。这使我们愈感到中国人民今天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所取得的革命胜利果实之可贵。旧社会虽然已经被推翻了，但在某些人们的意识中，依旧有着贱视妇女或对于寡妇再嫁的不正确看法，因此，我们还要为肃清自己身上的封建思想残余影响而努力。[xxxiv]由此可见桑弧非常重视电影的当代意义，因此，1956年前后中国主流电影的题材选择倾向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他的导演工作。
作为新中国第一部彩色故事片，《祝福》给观众带来了美的享受。这也跟导演的理念有关。桑弧认为，影片的样式和风格需要与原著及电影文学剧本一样能保持一种清新醇厚的抒情味。本片虽然是彩色片，但整个色调不宜华丽夺目，而宜于朴素沉着，要有些淡彩画的味道。在画面结构方面，要采用新颖大胆而又富于民族绘画色彩的处理。在美工设计、服装、道具各方面，要求简单核素，避免琐碎和自然主义的倾向。例如祥林嫂和贺老六，尽管他们过的是非常贫困的生活，但他们的衣服和屋子内的陈设也不宜过于破烂脏污。这当然不是意味着要粉饰生活的真实，而是要用诗意的概括来表现真实。[xxxv]这些要求虽然不一定完全地贯穿到电影中去，但对电影风貌的形成实质上具有决定性的意味。
电影作为一种大众传媒，具有非常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因此，它在暴露社会黑暗面、表达人的负面情绪时必须有所克制。因此，电影的悲剧性比小说的悲剧性相对要弱。电影开头以及结尾的旁白虽然游离于小说的内容之外，但又显得非常有必要，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个原因。
整体而言，《祝福》的电影改编体现出如下特点。从它与原著的关系来看，它立足于忠于原著。从风格特色来看，它是具有现实主义色彩的故事片。从影片的中心来看，它以刻画人物为主，围绕中心人物展开故事情节，类似传记体小说。从它与原著的情节关系来看，它既依照原著的情节纲要，又对其进行了大胆的突破。从二者的所描写的环境来看，电影根据综合需要，修改了原故事发生的环境。从拍摄的原因看，它属于纪念片。
小说《祝福》因为体裁和叙事方式的原因，存在一些不适合用电影表达的方面。首先，小说中的某些情节多为纲要式，难于影像化。原著为短篇小说，虽然思想及文化内涵较为深厚，但它以概略叙事为主，其故事情节大多为纲要式的，场景叙事极少。原著有10余处情节，除祥林嫂两次来鲁四老爷以及鲁家第二次祝福为场景叙事之外，其他大多为概略叙事。需要编剧和导演作进一步的加工。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既加大电影改编的难度，同时也给编剧和导演提供了许多发挥的空间。其次，原著中有较多的心理描写，难以转化为画面。原著中有一个“我”，这个人物以及这个视角对小说主题的揭示有着极大的帮助。“我”有许多心理活动，很难用画面表达。电影改编时选择将其删除，这一方面是最经济、最省事的做法，一方面也留下了遗憾。再次，原著的时代跨度有十余年，在这期间、社会、环境以及人物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给演员的表演和环境拍摄带来极大的困难。尽管电影采取画外音的方式告诉观众故事发生的时间，但从影片看来，不同时期的祥林嫂生活的环境的特色在电影中没有得到较为充分地表现。从作品中所提及的康有为以及维新等事件看来，原著涉及到的时间应该包括清末民初，这也与鲁迅对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的批判相一致(虽然由清朝变成了民国，但是人们的思想意识并没有太多的提高。鲁迅由此对辛亥革命持批判态度)。导演桑弧认为：《祝福》所描写的社会本质，几乎概括了中国的整个封建社会。现在假定故事的开始是在辛亥革命后一两年的光景。这样，男人可以不必拖发辫。[xxxvi]但这种做法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上修改了原著的含义。
此外，原著的矛盾冲突虽然多，但不够激烈，且多为内在的冲突，叙事节奏比较缓慢。对《祝福》而言，矛盾冲突不会成为影响读者的阅读兴趣的主要因素，读者可以很轻松地保持注意力去仔细地读完这篇不足1万字的小说。对长达90分钟的电影而言，缺乏矛盾冲突却可能极大影响观众的观看欲望。而且，《祝福》文化内涵深厚，主题严肃。因此，如何增加《祝福》中的矛盾冲突，营造叙事张力，加快叙事节奏，推动故事情节发展，也成为电影改编的重要任务，并成为电影改编的重点和难点。小说中比较激烈的矛盾冲突只有三处，即：1、祥林嫂被抓回婆家。2、祥林嫂撞桌抗婚。3、贺老六之死及阿毛被狼吃掉。很显然，电影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增加了多处矛盾冲突，较好地调节了观众的注意力。增加的矛盾冲突主要有：1、杨七爷与王师爷企图强取豪夺贺老六的房子，贺老六奋起抗争。2、祥林嫂怒砍所捐门槛。3、祥林嫂帮忙准备祝福礼，遭鲁太太喝斥，所端之鱼跌落地上。当然，整体而言，电影《祝福》的叙事节奏相对缓慢，矛盾冲突较少而且较平和。
《祝福》虽然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祥林嫂的故事势必会与人们的距离越来越远。因此，就故事本身而言，它与读者的共鸣会越来越少。《祝福》被改编成电影，纪念鲁迅当然不是唯一目的。选它来作为中国第一部彩色故事片，它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因此，如何在电影中彰显《祝福》的当代意义，也是编剧和导演的重任。如前文所述，编剧夏衍与导演桑弧都很深刻地认识到了这部作品的当代意义。《祝福》可以让今天的人们忆苦思甜，更加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让人们从祥林嫂的悲剧中反思人性，反思社会。让人们从电影中看到江浙一带在清末民初时的风俗民情。
结语
1956年中国电影的题材选择倾向是明显的，《祝福》的出现，为其增添了新的内容。电影《祝福》的出现跟当时的电影题材选择倾向密切相关。这种影响也同时渗入到了《祝福》的风貌之中。由《祝福》的例子看来，1956年左右的电影题材选择倾向既影响到了整个中国电影界，也影响到具体电影作品的具体创作环节当中。对《祝福》而言，很难想象，如果《祝福》没有被改编成电影，它会获得如此高的关注度，它能获得如此广的跨国际的传播机会。因为它毕竟一篇不足1万字的短篇小说。无论人们对它的评价是高还是低，它能如何长时期地引起人们的思考，就相当于延长了鲁迅的这篇小说的生命。同时，也充实了它的内容和内涵。
除了改编成故事片之外，《祝福》还被改编成了越剧及越剧电影、越剧、川剧、眉户剧、秦腔、歌剧等多种不同的艺术样式。祥林嫂是《祝福》中的核心人物，她最后死在街头，表面是谁也没有去杀她，但实际上周围人都不能离脱离干系。可以说，是愚昧的思想意识指挥着民众们杀死了她。祥林嫂虽然死去很多年了，但至今，愚昧的思想意识仍然没有绝迹，如果得不到纠正，仍不断地有“祥林嫂们”成为受害者。这正是今天的人们所要思考的。
电影《祝福》是在文艺工具化的时代氛围中产生的，难能可贵的是，它很好地做到了宣传与艺术的结合，做到了寓教于乐。《祝福》的电影改编中所秉持的理念和具体做法，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其中的经验很值得学习和借鉴。
(说明：该文原载《鲁迅研究月刊》2014年第1期)[xxxvii]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小说的电影改编研究(1905—2010)(项目批准号：11CZW071)。
[i]《题材问题——1961年第3期〈文艺报〉专论(摘要)》，《人民日报》，1961年5月10日。
[ii]文礼：《文联举行工农业题材问题座谈会》，《人民日报》，1981年7月18日。
[iii]影片相关篇目参见中国电影资料馆编，王功璐、王天竞主编，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年版《中国影片大典(故事片•戏曲片)1949.10～1976》和中国电影资源馆、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研究所编，文化艺术出版社1981年版《中国艺术影片编目(1949-1979)》(上)。
[iv]思芳：《关键在于质量》，《人民日报》，1957年3月14日。
[v]《题材问题——1961年第3期〈文艺报〉专论(摘要)》，《人民日报》，1961年5月10日。
[vi]新华社：《鲁迅名著“祝福”将摄成影片》，《人民日报》，1956年4月28日。
[vii]《上海文化界人士举行座谈会 讨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人民日报》，1956年7月9日。
[viii]《促进文学创作和文艺批评健康发展，中国作家协会研究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人民日报》，1956年7月16日。
[ix]《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 要求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人民日报》，1956年12月4日。
[x]《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人民日报》，1957年4月10日。
[xi]参见中国电影资料馆编，王功璐、王天竞主编：《中国影片大典(故事片•戏曲片)1949.10～1976》，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年版。
[xii]夏衍：《琐谈改编》，《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98—99页。
[xiii]夏衍：《琐谈改编》，《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99页。
[xiv]林志浩：《关于祥林嫂砍门槛的细节》，中国电影出版社编辑：《祝福——从小说到电影》，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59年第1版，1979年第2版，第161—163页。原载《文艺报》1956年第24期。
[xv]鲁迅：《祝福》，《彷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6页。
[xvi]夏衍：《琐谈改编》，《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01页。
[xvii]夏衍：《琐谈改编》，《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02页。
[xviii]夏衍：《琐谈改编》，《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03页。
[xix]桑弧：《〈祝福〉导演阐述》，中国电影出版社编辑：《祝福——从小说到电影》，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59年第1版，1979年第2版，第134页。
[xx]桑弧：《〈祝福〉导演阐述》，中国电影出版社编辑：《祝福——从小说到电影》，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59年第1版，1979年第2版，第134-135页。
[xxi]金草:《电影剧本好，影片也好——略谈影片“祝福”及其剧本》，《人民日报》，1956年10月22日。
[xxii]《卡罗维发利电影节闭幕“祝福”获得特别奖》，《人民日报》，1957年7月23日。
[xxiii]林志浩：《关于祥林嫂砍门槛的细节》，中国电影出版社编辑：《祝福——从小说到电影》，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59年第1版，1979年第2版，第161—163页。原载《文艺报》1956年第24期。
[xxiv]张毕来：《夜读抄——看了影片“祝福”以后》，《山花》，1957年第1期。
[xxv]金草：《电影剧本好，影片也好——略谈影片〈祝福〉及其剧本》，《人民日报》，1956年10月22日。
[xxvi]于伶：《〈祝福〉是一部好影片》，中国电影出版社编辑：《祝福——从小说到电影》，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59年第1版，1979年第2版，第167页。原载《解放日报》1956年10月21日。
[xxvii]舒若、竹山、孟蒙、刘超：《不是发展了原著,而是背离了原著——从影片“祝福”中祥林嫂砍门槛等问题谈起》，《电影艺术》，1957年第4期。
[xxviii]李承烈：《谈影片〈祝福〉的艺术成就》，中国电影出版社编辑：《祝福——从小说到电影》，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59年第1版，1979年第2版，第149—152页。原载《辽宁日报》，1957年7月。
[xxix]阮潜：《试论〈祝福〉的导演处理》，中国电影出版社编辑：《祝福——从小说到电影》，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59年第1版，1979年第2版，第153—159页。原载《光明日报》1957年1月。
[xxx]钱江：《彩色故事片“祝福”的摄影》，《电影艺术》，1957年第7期。
[xxxi]黄钢：《读〈祝福〉电影剧本》，《中国电影》1956年第S1期。
[xxxii]夏衍：《琐谈改编》，《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05页。
[xxxiii]夏衍：《琐谈改编》，《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98页。
[xxxiv]桑弧：《〈祝福〉导演阐述》，中国电影出版社编辑：《祝福——从小说到电影》，1979年第2版，第125-127页。
[xxxv]桑弧：《〈祝福〉导演阐述》，中国电影出版社编辑：《祝福——从小说到电影》，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59年第1版，1979年第2版，第134-135页。
[xxxvi]桑弧：《〈祝福〉导演阐述》，中国电影出版社编辑：《祝福——从小说到电影》，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59年第1版，1979年第2版，第134页。
[xxxvii]
简介
陈伟华，现为湖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大学影视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先后求学于湖南师范大学（本科）、中山大学（硕、博，导师吴定宇教授）、北京大学（博士后，导师陈平原教授）、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公派访学1年，导师张英进教授）。近年先后被评为湖南省青年社会科学研究人才“百人工程”学者和湖南省普通高校学科带头人。已在《文学评论》《鲁迅研究月刊》等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多篇为《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或被《高校文科学术文摘》摘录。(湖南大学文学院，长沙 41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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