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资料：《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八）
一月中旬，毛泽东同志率领红四军主力向赣南进军。毛泽东同志亲自起草了红四军进军宣言和布告，通俗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当前任务与政策，号召工人、农民、士兵群众为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阀的统治，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而斗争。二月，红四军经会昌、瑞金县境，在大柏地打垮了跟踪之敌，乘胜进占宁都。接着，三次进军闽西，“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第一次，在长汀附近，消灭了地方军阀郭凤鸣旅。三月底，回师赣南，占领兴国、瑞金、雩都、广昌等县，发动群众，开辟根据地。五月，再次入闽，二十三日攻入龙岩城。七月，又消灭了地方军阀陈国辉旅。十月，第三次入闽，在上杭消灭了地方军阀卢新铭旅。至此，完全铲除了闽西的敌军，并先后攻克了长汀、上杭、连城、永定、龙岩、武平、宁洋、漳平等地。一九三O年初，红四军经过宁化、清流、归化，回师赣南。
（宣平说：毛主席的《菩萨蛮·大柏地》就是回忆这时的场景。原词是：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据《诗词讲义》的介绍说，“1929年，毛泽东和朱德、陈毅等率红军主力三千六百余人在这一年的早春离开了井冈山，向赣南进击。由于敌军重兵围追，又由于来到外地，人生地不熟，红四军沿途五战皆告失利。后红军在瑞金以北约30公里处的大柏地麻子坳布下口袋阵。自第二日下午3时一直激战到次日正午，终于击溃敌军，取得这次转战以来首次重大胜利。而胜利之地就是大柏地”。）
经过一年多的工作，红军新开辟的赣南、闽西各县根据地，都召开了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工农民主政府。一九三O年二月，赣南工农民主政府在东固成立。当地发展起来的武装编为红三军。三月，闽西工农民主政府在龙岩成立。当地发展起来的武装编为红十二军。六月，以红四军为骨千，同红三军、红十二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为以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时期，党还在其它地区开辟了农村革命根据地。一九二九年六月，红五军奉命转回井冈山，使得湘赣边区逐步恢复起来。次年，湘赣区与湘鄂赣区联成一片。原湘鄂赣区发展起来的红八军、红十六军与红五军合编为红三军团。一九二九年十二月，赣东北工农民主政府成立。第二年夏，赣东北红军与闽北独立团合编为红军第十军。根据地扩大到闽北、浙西、皖南，形成了闽浙赣根据地。一九三○年，洪湖根据地的游击队编为红六军，湘鄂西根据地的红军编为红二军。六月，红六军与红二军组成红二团。一九三O年春，鄂东北、豫东南、皖西三个区联成一片，形成鄂豫皖根据地，并建立了鄂豫皖特区工农民主政府。三个区的革命武装合编为红一军，以后又和鄂中的红十五军组成红四军团。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广西右江成立了红七军，并建立了右江工农民主政府。一九三O年二月，左江成立了红八军，并建立了左江革命委员会。广东的东江和海南岛也发动了游击战争。一九三O年，成立了海南岛工农兵政府，建立了红军琼崖独立师。一九三一年，陕甘边境开展了游击战争，第二年创立了陕甘根据地，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
红军战争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土地革命的开展。红四军进入赣南、闽西后，土地革命就在这里蓬勃地开展起来了。红四军所到之处，传遍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一九二九年三月，红四军到兴国时，兴国县革命委员会的政纲中已提出“没收豪绅地主土地、山林，并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耕种”，“烧毁田契借约”等主张。八月，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红四军要协助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并亲自在农村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对闽西根据地的土地革命作了具体的指示。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闽西根据地的龙岩、永定、上杭、连城、武平、长汀等县纵横三百多里的地区内，近八十万人动员起来，投入了土地革命斗争，先是发动烧田契、分谷子，派款，抗租，接着又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出现了一派分田分地真忙的革命景象。一九三O年，毛泽东同志总结了井冈山和赣南闽西土地革命的经验，制定了一条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保护中小工商业的土地革命路线。与此同时，党在湘赣、闽浙赣、洪湖、湘鄂西和鄂豫皖等根据地，也领导农民进行了土地革命斗争。
古田会议的召开。《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和《星星之火，可以撩原》的发表
随着革命根据地和红军战争的迅速发展，工农红军的队伍也日益扩大。这时，加强党和红军的建设，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三湾改编”后，毛泽东同志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和向赣南闽西进军的战斗中，进一步强调了要在党和红军内进行路线教育，并建立了军队中的民主制度，确定了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原则。一九二八年春，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第一次为红军规定了三大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同年夏，又提出了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一九二九年以后，将三大纪律中的第二条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第三条改为“筹款归公”，后来又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并补充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项注意，发展成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泽东同志同时还规定了红军要执行打仗、做群众工作、筹款等三大任务。
但是，在红四军内部始终存在着两种建党建军思想的激烈斗争。红四军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主要表现在：否认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提出什么“司令部对外”的口号，否认军队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认为红军的任务只是单纯地打仗，轻视军队的政治工作，对士兵或打骂，或放任自流；扩大红军，不走由扩大地方赤卫队、地方红军到扩大主力红军的路线，而走“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的路线；片面主张军官的权威高于一切，不要军队的民主制度，不注意群众纪律，轻视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提倡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一九二九年七月和十月，红四军在福建龙岩和上杭，先后召开了第七、第八次党代表大会，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在资产阶级军事思想的控制下，夺了毛泽东同志的权，迫使毛泽东同志离开了前委的领导岗位。在资产阶级军事思想指导下，战事不断失利，部队遭到很大的损失。实践证明，只有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才是唯一正确的路线。十一月底，毛泽东同志重新回到了前委书记的领导岗位。毛泽东同志在经过一个月的调查研究和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以后，十二月底在福建上杭古田村主持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毛泽东同志亲自起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建党建军问题上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深刻地批判了红军党内各种错误思想，为建设无产阶级政党和新型的人民军队，规定了基本路线。
古田会议提出，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建设中的根本原则。“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否定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主张军事领导政治，把军队凌驾于党之上的思想是完全错误的。“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象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
红军必须担负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任务，这是人民军队建设中的又一根本原则。“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认为红军只是单纯地打仗的，不愿意做艰苦工作建立农村根据地，建立人民群众的政权，而只想用流动游击的方法去扩大政治影响，这是一种流寇主义的思想，它极大地妨碍着红军去执行正确的任务。因此，“肃清流寇思想，实为红军党内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目标。”
在红军内部必须实行官兵一致、全军一致的原则。在提倡民主的同时，要坚持严格的纪律，并从组织制度上加以保证。决议提出，“编制红军法规，明白地规定红军的任务，军事工作系统和政治工作系统的关系，红军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士兵会的权能及其和军事政治机关的关系。”
古田会议规定了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路线。决议指出了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的方法，号召同志们起来彻底加以肃清。指出党的思想建设的中心任务是，“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为此，必须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
在强调思想和政治上进行建党的同时，决议还十分重视党在组织上的建设。毛泽东同志深刻地批判了党内存在着的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小团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等错误倾向，强调“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制定了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正确路线。
古田会议决议，使红军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这个决议不但在红四军实行了，后来各部分红军都先后不等地照此做了。实践证明，古田会议决议是我党我军建设的伟大纲领，它永远照耀着我们胜利前进的方向。
在红四军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的过程中，当时的红四军一纵队领导人林彪，对中国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并以“流动游击”的错误路线，同毛泽东同志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路线相对抗。
一九二九年四月五日，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前委在给中央的信中，从闽，浙、赣三省敌人较弱，群众基础较好的情况出发，提出了利用国民党蒋、桂两派的矛盾，争取江西，兼及闽西、浙西的计划。但林彪却反对这一正确的决策。他不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观察形势，而是从主观主义出发，只看现象，不看本质。一遇到暂时的局部挫折，就认为革命形势未可乐观，革命前途渺茫得很，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提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林彪没有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观念，没有由这种红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他胡说距离革命高潮尚远，做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是“徒劳”的，主张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待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得差不多了，再举行全国武装起义，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可以形成所谓全国范围的大革命了。林彪甚至公开对抗前委的决策，主张到福建、广东、江西边界进行流寇式的流动游击活动。在一九二九年五月十八日红四军瑞金会议上，他的这种观点表现得最为明显。
针对林彪的上述借误，一九三○年一月五日，毛泽东司志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给林彪的长信，对他进行了严肃的耐心的教育和深刻的批判。
毛泽东同志分析了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指出了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日益加深，各被压迫阶级迫切要求起来斗争的事实，断定中国革命高潮是会很快到来的。从这一科学分析出发，毛泽东同志得出了“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这个著名的结论。
毛泽东同志指出，只要认清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就会明白统治阶级始终不能有个统一的政权，就会明白农村起义何以有全国规模的发展，就会明白工农民主政权口号的正确，就会明白红军和游击队以及红色区域能够存在和发展。“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原因”只要认清了这一点，“也就会明白单纯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
毛泽东同志还驳斥了用“流动游击”代替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谬论，指出只有集中兵力，消灭了大一点的敌人，建立了红色政权，才能耸动远近的视听，扩大政治影响，才能于促进于革命高潮发生实际效力。因此，那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
毛泽东同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高瞻远瞩地预见到中国革命高潮很快就要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通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一光辉著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提出了党必须集中主要力量去领导土地革命，开展红军战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促进革命高潮的思想，批判了右倾机会主
义，进一步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的理论。
反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斗争
在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到一九三○年春，全国革命形势有了很大的发展，先后建立了湘赣、赣南、闽西、闽浙赣、湘鄂赣、鄂豫皖、湘鄂西、右江、海南岛等大块革命根据地。红军扩大到十四个军近十万人，战斗在十余个省二百多个县，并利用蒋、冯、阎大战的有利时机，打了一些胜仗。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也得到了相当的恢复。在这种大好形势下，党内有一些犯革命急性病的人，过高地估计了有利条件和革命力量的增长，“左”倾情绪有了新的滋长。当时在中央负实际领导责任的李立三就神气起来了。一九三零年六月，党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的把持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提出了一系列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使“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第二次统治了中央的领导机关。
（宣平说：就是中原大战。据网络资料说，“中原大战中，冯玉祥与阎锡山联手，主要是阎锡山出钱，冯军打仗。冯军能征惯战，进展很快，蒋军节节败退。冯军打到开封至徐州一线时，一方面因为后勤不继，一方面则因为连月阴雨，双方形成对峙。这时，蒋委员长请张学良率奉军入关，拊冯阎联军之背，同时，委员长收买阎锡山，使阎背盟，又收买冯军手下的韩复榘、石友三等重要将领，使其背冯。冯军瓦解，冯玉祥只好通电下野，隐居黄山“读书”。”）
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主要表现在革命形势、革命性质、革命道路和军事问题上。
在革命形势问题上，李立三作出了完全主观主义的估量。他片面地夸大政治形势有利于革命的方面，看不到敌强我弱的形势还没有根本改变。他不承认革命需要主观组织力量的充分准备，胡说“群众只要暴动，不要罢工，只要大干，不要小干”，全国已经具备了“大干”（武装起义)的条件。他根本否认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武断地认为中国政治经济危机在任何地方都一样，“没有丝毫根本的差别”。他主张必须马上起义，而中心城市尤其要首先发动，以形成全国革命高潮的中心。他进而否认世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幻想中国革命引起“世界革命的高潮”，并同时取得胜利。
（原注：转引自《中共三中全会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决议案》1930年9月）
在革命性质问题上，李立三继瞿秋白之后，又鼓吹“一次革命论”，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宣扬一省数省革命首先胜利的时候，就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开始。他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已经是反动联盟的一部分”，民主革命不只是要没收土地，“而且要没收中国资产阶级的工厂、企业、银行，以铲除反革命的武器”。胡说若不坚决没收资产阶级的财产，“就是革命的自杀政策。”
在革命道路与军事问题上，李立三继续鼓吹违背中国革命实际的“城市中心论”，反对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道路，污蔑它是“一种绝对错误的观念”，是“农民意识的反映”。李立三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发动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他命令上海、南京、广州、天津等中心城市的党组织，立即组织总同盟罢工和举行武装起义。他主张幼小的红军“要坚决进攻打击敌人的主力”，企图一举夺取全国政权。他污蔑毛泽东同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路线，是所谓“旧的军事观念”，“是重的右倾错误”，荒谬地要求根据地党组织放弃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把所有武器甚至连“一枝枪也集中到红军中”。
为了贯彻这个冒险计划，李立三决定将党、共青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这些组织的经常工作陷于停顿，变相地取消了党作为无产阶级最高组织形式的领导作用。李立三提出了“猛烈的扩大，猛烈的扩大，再来一个猛烈的扩大”、“进攻，进攻，勇敢地向中心城市进攻”的极“左”的口号，命令各地红军主力攻打南昌、九江、长沙、桂林、宜昌等城市，以期“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幻想造成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胜利局面。李立三为了推行其错误路线，还大搞一言堂，不但拒绝党内的正确批评与建议，反而利用反“右倾”的口号，对不同意他的路线的同志任意扣上“机会主义”的帽子，错误地打击了不少党员干部，因而又发展了宗派主义。
由于立三路线的贯彻，使得经过艰苦斗争发展起来的革命力量，又遭受到严重的损失。一九三O年七月，彭德怀带领红三军团，乘蒋介石调湖南军阀何键部参加军阀混战，长沙空虚的时机，一度打进了长沙。李立三被这偶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错误地估计了形势，立即下令全面进攻大城市。结果，红七军远离广西右江根据地北上攻打柳州、桂林，全军由六千人缩减到二千多人，丢了右江根据地，不得不转移到江西根据地。红二军团离开洪湖和湘鄂西根据地去攻打武汉，全军二万多人缩减到一万多人。红十军离开闽浙赣根据地去攻打九江，全军二万人缩减到三千人，不得不退回老根据地。在国民党统治的城市党组织，因执行李立三路线，也受到重大损失，有的儿乎全部被敌人破坏。
毛泽东同志始终不赞成立三路线，并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一九三○年七月攻入长沙的红三军团，在优势敌人的进攻下，不过十来天，就退出长沙。之后，红三军团与红一军团在浏阳会师，组成红军第一方面军，毛泽东同志任总政治委员，朱德同志任总司令。这时，执行立三路线的中央又命令红一方面军进攻长沙。毛泽东同志正确地分析了客观形势，抵制了立三路线，耐心地说服中央代表和红军中的一些干部，放弃再次攻打长沙的计划，而率领红一方面军挥戈东进，攻取茶陵、攸县、醴陵、萍乡、吉安等十余县，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这样，不仅避免了损失，而且扩大了革命根据地，发展了革命力量，使红一方面军增加到四万人。
立三路线统治全党的时间很短，但是损失很大。一九三O年九月，党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立三路线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组织及其经常工作。以后，李立三即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六届三中全会及其后一个时期的中央，对停止立三路线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但是斗争的方法有缺点，对于立三路线的思想实质，也没有加以清算和纠正。
（宣平说：李立三同志是一个好同志，犯了错误能改的好同志，比一些干部好上万倍不止。虽然犯了错误，但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配得上的。）
反对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路线的斗争
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立三路线以后，罗章龙右派以为有机可乘，向党发起了猖狂进攻。当时，罗章龙是党中央委员，全国总工会党团负责人。他早在大革命时期就追随陈独秀，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党的“六大”批判机会主义时，罗章龙根本不承认自已的错误。他对“六大”路线，一直抱消极抵制的态度。当立三路线被纠正后，罗章龙却对中国革命前途完全丧失了信心，认为党和中国革命已经被立三路线破坏完了，革命高潮已经完结，革命已经彻底失败，中国无产阶级无论如何也不能胜利。他公开拥护托陈取消派的反革命主张，甚至狂妄地叫嚣要把陈独秀、彭述之等托匪分子“请回”到党和党的领导机关中来。他恶毒咒骂工农红军，反对“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胡说当时党的头等任务，不是领导武装斗争，不是建立农村根据地，而是作细小的经济斗争。罗章龙鼓吹的完全是一条取消主义路线，其实质就是要葬送中国革命，让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得到巩固。
这条路线刚在党内出现的时候，就遭到广大党员和干部的坚决反对。在这种情况下，罗章龙右派就进一步采取分裂党的阴谋手段，企图以组织上的分裂主义来实现它在政治上的取消主义。六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久，罗章龙背着党中央，煽动党的某些地方组织，策划召集所谓“紧急会议”，妄想篡夺党中央的领导权。他们非法把持全总团、海总党团、铁路工会党团和江苏等地的一些地方党织，进行反对党中央的分裂活动。他们作出右倾分裂的决议，散布反党反革命的言论，为另立中央作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一九三一年一月，罗章龙右派抛出了反党纲领，并成立了所谓“中央非常委员会”、“第二省委”、“第二区委”、“第二工会党团”等组织，公开揭出了分裂党的黑旗。
我们党对于罗章龙右派反党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严肃地指出，他们的反党纲领完全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另立“第二党”的行为是党的纪律所绝对不能允许的。罗章龙右派的反党行动遭到党的揭发和批判以后，他们不仅没有丝毫收敛和改悔之意，反而变本加厉地进行分裂活动，甚至用散布传单的方式，将党的干部名单向蒋介石匪帮告密，帮助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我党组织。
罗章龙的一系列反党分裂活动，进一步暴露了他的真面目。在非法的所谓“第二党”出现后，广大党员和干部，包括曾经受过罗章龙的欺骗和蒙蔽的一些同志，都纷纷起来为保卫党的团结，维护党的统一，向罗章龙进行坚决的斗争。罗章龙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完全陷于孤立。一九三一年一月底，中央政治局决定将罗章龙永远开除出党。此后，罗章龙一伙与托陈取消派合流，堕落为反革命。
工农红军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红军战争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农村土地革命的深入，动摇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基础，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慌。一九三O年十月，蒋介石结束了对冯玉祥、阎锡山的混战之后，开始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围剿”。
十一月，蒋介石调动了十万军队，以国民党反动政府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总司令，发动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敌军兵分八路，采用“分进合击”的战术。从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宁一线，形成半圆的包围圈，妄图把红军消灭在东固地区。红军约四万人，集中在宁都县的黄陂、小布地区。毛泽东同志根据当时敌强我弱、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指出在强敌进攻面前，兵力不要分散，而是要集中，不是先向敌进攻而是先退却，把散人到引诱到对我有利的作战地区，然后集中红军主力各个歼灭敌人。这次“围剿”的敌军中，鲁涤平的嫡系部队张辉瓒、谭道源两个师是主力，张又是前线总指挥。红军如能消灭这两个师，“围剿”就基本被打破了。这两个师约一万四千人，张师又分置两处。两师主力所在的龙冈、源头一带，接近我之集中地，当地群众条件好，龙冈又有优良阵地。于是红军决定一次打一师，第一仗先打张辉瓒师。十二月二十七日，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指挥下，红军在龙冈布下了天罗地网，主动引诱敌张辉瓒进入我军伏击阵地。三十日下午四点，红军集中全部主力，以优势兵力向敌人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太阳还未下山，战斗就胜利结束，全歼敌军九千人。一战胜利，吓得谭道源师向东韶逃跑，许克祥师向头陂逃跑。我军又乘胜追击谭师，于一九三年元旦消灭了它一半。红军在五天内打了两仗，共歼敌一万多人，缴枪一万三千枝。这次胜利，威震四方，富田、东固、头陂诸敌纷纷撤退，第一次“围剿”就被粉碎了。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遵照毛泽东同志“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方针，红军迅速分散在广昌，宁都一带发动群众。仅仅三个月，红军就在这一带川大地区发动了数十万群众，组织了地方武装，建立了红色政权。
一九三一年四月，蒋介石经过四个月的准备，又调动二十万军队，以何应钦为总司令，发动了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则”。敌军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方针，从赣江一直延伸到建宁，构成一条八百里长的弧形阵线，分四路向红军合围而来。这时，红军只有三万多人。毛泽东同志根据当时的情况，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方针，决定先打敌军较弱的两个师。五月间，红军在富田地区向敌王金钰、公秉藩两师发起猛烈的进攻，将其大部歼灭。接着，乘胜从富田向东出击。“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从五月十六日至三十日的半个月中，红军从富田一直打到七百里外的建宁，横扫敌军的弧形战线，打了五个胜仗，歼敌三万多人，缴枪两万多枝，痛快淋漓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一个月以后，一九三一年七月，蒋介石又调集三十万军队，发动了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这次，蒋贼自任总司令，带了德、英、日等国军事顾问，跑到南昌，亲自押阵。敌军采用“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分三路气势汹汹地闯入根据地，妄图一举把红军消灭在赣江东岸。当时，三万红军还远在建宁发动群众。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同志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率领红军主力从建宁绕道千里，急行军转到敌人的后侧兴国集中。然后，突然从兴国向东出击，一连攻克良村、黄陂等地。五天之内，三战三捷，将敌军中较弱的三个师一一击破。敌军发现红军主力在其背后，急忙掉头东进，猛扑黄陂。红军以一部分兵力把敌军引向东北方向，主力则从敌之空隙插回兴国休整。当敌人发觉后调头西进时，红军主力已经从容的休整了半个月。敌军被红军牵着鼻子跑，被动挨打，饥疲沮丧，到处扑空，无能为力，不得不在九月退却。红军乘敌人退却的时机，再歼敌一个师旅。前后三个月，红军共所歼敌三万多人，缴枪两万多枝，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成了一片，成为拥有二十一个县，三百五十万人口的红色区域。其他各根据地也有发展，全国红军扩大到十万人，赤卫队也发展到十几万人。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在江西瑞金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毛泽东同志当选为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主席。
第四节 反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遵义会议。毛主席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确立
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形成
在中国革命逐渐走向高潮的形势下，党内的“左”倾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一九三一年初，出现了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王明，原名陈绍禹，于一九二五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莫斯科学习时，他就搞宗派，组织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小集团。一九三O年前后，王明及其同伙相继回国。当罗章龙从右的方面进行反党分裂活动的时候，王明却从极“左”方面来反对六届三中会后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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