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代，沙汀在故乡安县“避居”期间完成的长篇“三记”，被看作是国统区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收获，尤其是其中的《淘金记》，对四川战时基层社会乱象的暴露，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当然，在赢得广泛赞誉的同时，沙汀的写作也引发了一些争议，甚至被当作是“客观主义”“自然主义”文学的代表，批评不仅来自强调“主观”的胡风一派，包括何其芳在内的友人也指出了他创作上的不足。因而，跳脱“主观”与“客观”的争议，在更大的视野中看，沙汀写作的不足也与国统区现实主义文学遇到的总体瓶颈相关。1945年底，茅盾在检讨抗战八年来文艺工作的成果时，提到武汉撤退之后，大后方的政治环境恶化，作家发展出三种主要的倾向，其中第二种倾向是：
既然对于大后方和正面战场的现实没有写作的自由，那就写敌后游击区，写沦陷区，乃至“阴阳界”；既然不许暴露最有典型性的罪恶，那就只好写“小城风波”，写乡村土劣，写知识分子的苦闷脆弱。
沙汀（1904年12月19日—1992年12月14日），本名杨朝熙，四川安县人，中国现代作家
如果用这段话的后半段，来概括沙汀抗战时期的写作，是大致不差的。对此种倾向，茅盾自然不满，认为虽有大后方客观环境的阻碍，但“由于主观努力之未充分者亦半”，“武汉撤退以后的抗战文艺即使能够更多地暴露政治上社会上的黑暗（这是事实上没有做到的），但若不能充分反映人民大众的民主要求，则依然不能不被认为回避现实与立场动摇”。[1]在新的形势下，茅盾对于战时国统区文艺的评价，或许有些苛刻，但如何突破“暴露与讽刺”的套路，表现历史变动的新方向，配合“广大人民的迫切的民主要求”，确实是抗战胜利前后“沙汀们”面对的一大挑战。
而事实上，沙汀也在尝试新变，完成于1946年的《还乡记》就将目光从他熟悉的乡镇豪绅、袍哥，转向在困厄中挣扎的山村，“这样在他的以国统区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中，便第一次出现了表现农民群众自发反抗斗争的内容”[2]。在后来的自述中，沙汀多次强调这一调整与1944年冬天的重庆之行以及对《讲话》的学习相关：
沙汀《还乡记》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版
一九四四年冬天，正当贵阳吃紧的时候，因为工作关系，我去重庆住了一个时期。这中间，我第一次读到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听到了一些已经学习过这本伟大著作的同志对《淘金记》和《困兽记》的意见，使我有机会认真考虑了一些创作上的重大问题。
当我重新回到雎水关乡下的时候，写作《还乡记》的愿望更强烈了。[3]
因读到《讲话》才有机会反省创作中的问题，由此有了《还乡记》的写作，将自我调整收束于《讲话》的影响中，这一追溯似乎太过流畅、妥帖了。假若《还乡记》的写作果真受到了《讲话》的影响，影响到底发生在哪一个方面？学习《讲话》之后，沙汀认真考虑的“一些创作上的重大问题”是什么？《还乡记》的突破体现在哪里，仅仅体现在农民形象的塑造和“反抗”主题的凸显吗？这种突破对于国统区现实主义文学的展开而言，又有怎样的意义？要深入这些问题层次，对沙汀1940年代中期的文学感知和认识状态，显然还要有更耐心、细致一些的分析。
“一些创作上的重大问题”
有关《讲话》在重庆的传播，已有不少研究进行过梳理，一般会被提到的有：1944年1月1日《新华日报》整版发表《讲话》部分内容，后又以《文艺问题》为名出版《讲话》单行本；1944年5月，何其芳、刘白羽到重庆传达《讲话》精神，重庆进步文艺界组织多场学习会、座谈会；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基于大后方具体情况，以灵活策略展开工作等。1944年冬，在老友何其芳的一再催促下，沙汀来到重庆参加整风学习。他后来回忆，到达重庆的当天夜里，他就去曾家岩50号周公馆报到，刚巧碰上“恩来同志邀请部分文艺界同志聚餐，聚餐前显然还座谈过”，内容可能有关延安整风精神，特别是《讲话》的主要思想内容。[4]据《周恩来年谱》，1944年11月下旬，从延安回到重庆的周恩来曾“召集徐冰、乔冠华、陈家康和夏衍开会，听取他们关于统战、外事、文艺方面情况的汇报，传达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和文艺整风以后解放区文艺工作的动向”[5]。沙汀的回忆没有错的话，他提到的座谈会大概就是这一次。可惜的是，他到的时间较晚，只是参加了会后的聚餐。随后，沙汀在曾家岩看了两天整风文件，就匆匆搬到“文抗”所在的张家花园。当时桂林失守，日军逼近独山，形势十分紧张，阅读文件之外，整风学习实际并没有展开，“也只开过一次讨论会，参加的人数不多，发言的更少”[6]。不久之后，沙汀也接受疏散外省文化人的任务，又转回了成都。这样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整风学习以及阅读《讲话》的效果如何，是可想而知的。
整风学习不了了之，形势吃紧、时间匆忙只是外在原因，置身于国统区的环境中，重庆的文艺界人士是否能准确、完整领会《讲话》精神，是更关键的问题。胡风就回忆，在一次冯乃超组织的座谈会上，谈及“培养工农兵作家的问题”，他就引述毛主席指示的“根据地文艺工和国民党统治区文艺工的环境和任务区别”，提出国统区文艺工作的任务“应该是怎样和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和反动文艺以至反动社会进行斗争”，培养工农兵作家并非要务，也不大可能。胡风也检讨当时的理解片面，忽略了思想改造、普及与提高等原则问题，更忽略了“至少应该从我对党的态度和关系出发表表态”。[7]然而，对于“环境和任务的区别”的强调，可能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国统区左翼人士的认识。没有经历大规模的“整风”运动，脱离了延安和解放区的特定环境，国统区文艺界人士虽然不难接受“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群众服务”的原则，但很难洞悉《讲话》更深层的党性原则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主题。[8]
以群主编《青年文艺》
在重庆驻留期间，整风学习虽未深入展开，沙汀却有另外的收获，包括为以群筹办的《青年文艺》创作了短篇小说《勘察加小景》，精选自己抗战前的作品，编出一本小说集《兽道》。1944年11月30日“于敌人西进声中”所作“题记”中，他特别强调编这部集子的意图，并非要对战前创作进行某一总结，“因为一般地说来，我并不觉得我在题材上，见解上，战前战后有着怎样的差异”。他甚至声称还要放一炮：“我所写的若果真已和现实无关，抗战早胜利了！”[9]可以看出，此时的沙汀还非常自信，他在1930年代中期形成的社会理解、文学理解并未发生根本的转变。在他看来，他在小说中所要揭破的那个沉滞的、盘根错节的乡村结构，依旧是抗战胜利、历史前进的最大阻碍。
1936年，沙汀在上海与左联友人合影。前排左起：白薇、杜谈、王梦野；后排左起：艾芜、沙汀、杨骚
在回忆中，他还提到在曾家岩50号学习整风文件那两天，何其芳曾转交一封周扬的来信，劝说他重返延安或敌后，但他还是选择“退而求其次”，“简直像横了心不再去抗日根据地了”。他后来检讨，主要原因还是“创作”上的，“我没有虚心对待《淘金记》出版后获得的好评，因而头脑发热，自以为了不起”[10]。对文学“志业”的执着，当年曾驱动他从延安转回四川。至此，这种文学的“本位”立场似乎没有动摇。1948年3月，由邵荃麟执笔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检讨批判和今后的方向》提到皖南事变前后革命暂时的低落状态中，一些作家不仅从实际战斗岗位上退却下来，而且在精神和意识上也表现出退却了：
他们觉得，在这长夜漫漫中间，一个作家的任务，应该是埋头在他自己创作上，在文艺中去安身立命，用较冷静的头脑，去观察、分析这社会，去描写这复杂而痛苦的社会生活，去告诉读者，黑暗势力是如何残暴骄横，而人民的生活是如何悲惨。于是，他就不知不觉成为一个人民生活与社会斗争的旁观者。[11]
沙汀《淘金记》文化生活出版社1950年版
在“退却”中坚守文学的“本位”，观察、分析、暴露黑暗的社会，并以此来安身立命，这段文字几乎就是沙汀当时的文学小像。
那么，在重庆学习《讲话》和整风文件，他说到的“使我有机会认真考虑了一些创作上的重大问题”，这些“重大问题”又是什么？1944年12月发表在《青年文艺》上的《向生活学习》一文，应该记录了他当时的思考。文章开篇说到最近“有机会看了一批青年朋友的习作”，就作品的取材、题旨、一般倾向而言，沙汀的总体感觉很好，并没有“从中发现目前创作上使人焦灼的两种危机，那就是色情描写和旁观主义的趋势”。相反，这些作品多写大后方农村社会，“题旨则在揭露土劣的剥削，所有新的措施引来的使人哭笑不是的后果”。而且，他们开始写作并非由“一种空洞的观念驱使，显然是从实生活出发的”。表面看，他在为青年辩护，针对了在他看来不实的指责，但这也未尝不是一种自我辩护：“土劣的剥削”和“新的措施引来的使人哭笑不是的后果”，不正是沙汀一直着力开掘的主题？“从实生活出发”，不正是他自1930年代中期之后形成的文学自觉？他进而提出，“如果企图把创作当成终身事业，全力以赴”，“我们的歉收丰收，几乎大部分仰赖于生活知识的获得”。
在这里，沙汀似乎一如既往，将“生活知识”的丰富与否，当作了创作成败的主要前提，随后，文章却有了一个较大的反转：他谈到大后方作家因客观环境的限制，无法“随心所欲地深入农村，或者到前线去”，这造成了某种普遍的苦闷，也包括他自己在内。
过去三年，我是在农村里度过的。我最初的希望总以为自己可能更加接近我想知道的农村社会，而由于种种出乎意外的挫折，我失败了。……首先，在这三年里面，我的生活范围自然是很狭小，但是在这个狭小的范围当中，我又何尝认真地生活过？何尝正确而深入地理解了在我周围的人物事件？其次，我所能接触的并不局限于农村小市民以上的人物，但我所写出来的一些东西，却全然以他们为对象；而这就恰恰证明了我的疏忽的可怕！[12]
沙汀全家三十年代在上海
围绕“生活范围狭小”、深入生活的态度和深入程度的反省，应该就是他认真考虑的“创作上的重大问题”。由自我辩护到自我检讨，“疏忽的可怕”这一惊呼带来了“反转”，需要留意的是，这一“反转”仍发生于以往文学认知的延长线上。沙汀意识到自己“生活”范围的狭小，写作对象局限于“农村小市民以上的人物”，但这并没有颠覆“生活”本身的决定性、优先性。在他的论述中，“生活”似乎是一个自在、自足的领域，可以矫正理论、思想的抽象，也可以抵拒政治原则的简单贯穿。对丰富地方“生活知识”的掌握，也一直是他引以为傲的创作优势。而依照《讲话》的逻辑，文艺家首先应是革命工，文艺工作也要配合革命政策的展开，“生活”并不是自明的，或者说不等同于一般的日常社会实感，“生活”更应是一种“火热的斗争”，一种自我锤炼、改造的“场域”，非但不区隔于革命的政策和实践，其本身就被“革命政治”所组织、调动。对于国统区作家而言，由于“环境与任务的区别”，不能置身于实际的斗争实践中，这可能是认识结构、感受结构中特别难于突破的地方。
做上面的辨析，并不是说《讲话》的影响只是沙汀的一种自我追溯、乃至追认。即便在延安解放区，《讲话》提供的也是一个方向性而并非规定性的方案，不同的作家也会沿着自己的路径摸索、展开。在沙汀这里，在重庆学习《讲话》和整风文件，确实打断了他的写作惯性，“疏忽的可怕”这一惊呼，至少起到了自我“祛魅”的作用，让他从对乡村生活经验的自信幻觉中警醒过来，反省以往的成功，发现内在的不足。即便这样的反省还是在既有文学理解的延长线上，“深入生活”还只被理解为生活经验广度、深度的加强，尚缺乏调整认识方式、自我改造的觉悟。
从“拎斧子”到“打笋子”
从重庆返回安县之后，沙汀的写作确实悄然发生了变化。他在1945—1946年创作的一系列短篇，如《两兄弟》《春朝》《范老老师》《呼嚎》等，就主动配合“广大人民的迫切的民主要求”，“揭露反动派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或在“双十协定”签订前后的氛围中，表达基层社会反内战、促和平的愿望。突破“生活范围”的更大努力，当然更多还是体现在《还乡记》的写作中。这部“反映国统区农村现实生活中压迫和反压迫”的长篇小说早在酝酿中，去重庆学习《讲话》之后，“我的意图、设想，也就更明确起来，感觉非写不可”[13]。
沙汀以往的小说，多以川西北的“城镇”“场镇”为书写的对象，他对四川基层“场镇”内部的权力结构及袍哥、绅粮阶层之命运的升沉，有着持久、强劲的认知兴趣。二十世纪众多表现乡村变革的小说，都是在“村庄”这一框架下展开的，但农民生活、消费、交往的空间，不是封闭的村庄，而是处于信仰、婚姻、文化、权力多重网络之中的基层市场社区。在所谓“十里八村”的社区网络中，集市、乡场、小城镇起到了不可或缺的“节点”作用。因而，沙汀选择“场镇”而非“村庄”作为书写的对象，对于认识中国的乡村世界，具有极为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不过，仅仅着眼于“场镇”，失却了更为基础的村庄视野，一个基层乡村社区的构造同样不能被完整把握。1944年底，沙汀反省过往的写作以“农村小市民以上的人物”为中心，也潜在地指向了这个问题。《还乡记》最明显的突破，便是第一次从“场镇”转向了山村，以农民冯大生被迫卖了壮丁又返乡之后的不断抗争为线索，写出了一个贫苦山村的觉醒和反抗。
沙汀全家
沙汀长期避居的“雎水关”，地处安县、绵竹、茂汶三县交界，旧为关隘，背山临水，紧邻松茂山区。[14]《还乡记》中林檎沟的原型刘家沟，在更为偏远的荒寒山地：“那是一条约有三四里长的山沟，分做三段，上沟、中沟、下沟，一共只有五六十户人家。全是贫苦的半自耕农，若不打柴打猎，没有一家人过得了的。”[15]1943年初，沙汀为躲避可能的拘捕，曾到这里隐蔽了数月，完成了长篇小说《困兽记》。“雎水十年”，沙汀虽不断迁居，但大多数时候，还是辗转于大小场镇之间，这次避居刘家沟，倒是给了他一次突破固有生活范围、“深入乡村”的机会：“所有对我印象较深的人物、事件，后来都成为我构思《还乡记》的素材了。”[16]看得出，小说写作充分调动了那几个月的生活积累，沙汀用了不少笔墨，去记录山地居民的生产生活特点，如刀耕火种的劳动方式，粗豪质朴的民风，光棍娶亲的艰难，也包括阴冷、凄厉的自然氛围。虽然以山村、林沟为叙事中心，沙汀最熟悉的“场镇”及袍哥社会，并没有遗落在视野之外。小说有意设置了一种山村和场镇的对峙结构：在林檎沟，社会关系相对简单，袍哥的势力也不强；乡政府所在的“野猫溪”，则是豪绅、袍哥们的天下。在茶馆“广游居”中，袍哥大爷排难解纷，主持“坐水台子”（“讲理信”），这是沙汀小说的经典场景。其中一段写到冯大生与仇人“徐烂狗”扭打着，到“广游居”找乡长说理。见到袍哥竟被一个山民打了，茶馆中闹哄哄的“光棍们”颇受刺激，不断鼓噪、詈骂：
“揍他！”几个声音一齐嚷叫起来，“空子都把光棍打了！……”
“你看这些山猴子讲道理吧！”有人厌烦地恨声说。
“去他妈的！山猴子都撒了豪了！……”
面对自以为高人一等的袍哥，冯大生及其他山民，因“讲理信”失败而心情郁闷，但“更叫人愤激的，则是那批光棍的奚落撒野”。[17]沙汀似乎有意将山沟和场镇纳入一种关联视域中，借“山猴子”和“光棍”的冲突，逐渐拉带出战时乡村社会情感、公共舆论、共同体意识的变迁线索。
雎水关
与这种空间张力相关，小说叙述的动力、节奏也有了变化。这里，不妨比较一下《淘金记》和《还乡记》的开头，两篇小说都从早晨写起，这是一天的开始，人们从梦中醒来，视线逐渐清晰，故事也逐渐展开。《淘金记》采用空间铺陈的方式，先从北斗镇的街巷、茶馆的分布写起，以“涌泉居”与“畅和轩”两个茶馆的对峙，来显现“在朝”与“在野”之场镇结构。继而，叙述转移于茶馆、烟馆、赌场、私宅、娼寮之间，将复杂的权势起落和利益冲突，落实在重叠又密闭的空间中。这个空间具有吞噬性，由“淘金”引发的冲突、扰乱，最终会被原有的结构吸纳。沙汀对战时四川社会现实的痛切感知，就包含于这种封闭、内卷的空间感觉中。[18]《还乡记》不是这样，沙汀没有流连于空间铺陈，直接从一个家庭的内部场景写起：天还未亮，冯有义夫妇就爬了起来，心事重重，缓慢地穿衣、低声哀叹，在柴火中烤热粗粝的食物。沙汀的文字也伴随了类似粗粝的实感，特别渲染了压抑、不祥的气氛。老两口小心翼翼，都避免提到他们的儿子：“正像保护一个创伤一样，深怕偶一不慎撞到。然而，尽管如此，创伤依然存在。”[19]随着情节的展开，这“日渐深沉”的“创伤”被撕开了：儿子冯大生被骗卖了壮丁，在他走后，妻子金大姐先后被保甲长玩弄、霸占，事情的起因又与老夫妇对儿媳的不当对待有关。
从一个家庭内部的“创伤”写起，这让小说一开始就被痛楚的情感所驱动。如果说《淘金记》偏于场镇空间的多层深描，叙述的展开依托于密不透风的对话，这也造成了阅读上的滞涩感。相比之下，《还乡记》从空间的“深描”转向行动的勾勒，对话密度也明显降低，多用直接引语，人物的心理如烈日灼烧，激烈又明朗。大生归来之后，得知真相自然无比愤怒，但对父母的歉疚、乃至对妻子金大姐的思恋又缠绕纠结，形成一股沉冤莫白又热烈求爱的情感激流，冲开了方言和地方生活知识的稠密。比如，写到大生为了挣钱告状，独自一人到老鹰岩砍柴，沙汀就用一种粗粝的笔触，特别写出山林的险峻、繁茂和生命力的昂扬：
沿途都是大刺笆笼。贪婪的大叶泡，无穷无尽的伸张过去，一直的蔓延着、纠结着，交织成一个个绵密的荆棘的网罗。马儿竿偶尔从缝隙中探出头，枯瘦伶仃，摇摆着赤褐坚韧的枝条。这里只是一片荆棘！然而，一阵扑扑扑的展翅声，突的从丛莽中响起来了。这声响高上去，头上的峭岩边就传来急骤清脆的画眉声。
蔓延、纠结、向外刺出的荆棘，陡峭的山岩，带来一种挣扎的感觉，空中急骤的鸟鸣，似乎撕开了山林，敞开现实之外的另一种可能。这样的自然画幅，就是人物精神动作的外化，而“在这个粗野单纯的大自然中”，大生原本已稍稍安定的灵魂，似乎再次被涤荡、被打开了：“他又多么愿意拼死一掷！……”[20]
以冯大生的反抗及最终再度出走为线索，《还乡记》围绕两个紧密衔接的事件展开：其一，“霸妻”引发的冲突，冯大生“拎斧子”复仇不得之后，又遭遇了“讲理信”的失败；其二，当地豪绅和乡保长以发起“笋子”合作社为名，合谋掠夺山民的利益，冯大生、张大爷等带头抗争。因为事件性质的不同，小说前后两段的节奏、文气，也有明显的差异。[21]1951年，何其芳读完《还乡记》，在给沙汀的信中称赞，长篇“三记”中“觉得是这一部最好”，“组织得很紧凑，能够引人入胜，不像《淘金记》前一部分有些沉闷。主题也更积极、更明确”。同时，他也认为“冯大生与他原来的妻子被霸占的问题那一条线索写得更吸引人一些，关于竹笋那一条线索似乎写得较弱一些”。[22]对于这一“顺便说说”的读后感，沙汀好像颇为在意，近30年之后还有这样的说明：
这一看法，至少可以说不符合我的设想：尽管经过斗争，冯大生妻子被骗改嫁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合理解决，反而受尽凌辱，难道他会就这样忍气吞声吗？因而满腔积愤在打笋子问题上爆发了！[23]
确实，“拎斧子”与“打笋子”不能看作是并行、分离的两条线索，而是有内在的逻辑和情感关联，从大生的复仇到群体的抗争，动因不是抽象的、个人的，而是基于乡村内部对于正义的诉求，基于不可遏制的“满腔积愤”，这一情感主线赋予了小说内在的整体性。对于压迫的反抗，对幸福生活和爱的热烈执着，虽然还是自发性的，却也是乡村革命不可忽视的内在动力。
路翎《燃烧的荒地》作家出版社1950年版
然而，感觉相对较弱的“打笋子”这条线，对于理解《还乡记》的突破，可能要更为重要一些。因为，如果只是表现反抗主题，塑造新的农民形象，乃至呈现场镇与山沟的张力结构，这篇小说的格局和层次还是没有特别打开，仍生成于“暴露—讽刺—反抗”的脉络中。在抗战之后国统区的现实环境中，这样的写法并非没有现实的意义，有着揭破国统区政治腐败、展望历史新方向的可能。因“征丁”“逃丁”造成的家庭瓦解、婚姻和土地纠纷，以及对原有生活伦理秩序的破坏，在战时乡村十分普遍，沙汀在这方面也显示了自己的敏锐感知。[24]但正如文章开头提到的，“暴露—讽刺—反抗”已不能直接挂钩于新的现实和意识变动，不能提供更具生产性的感知能量，这是国统区现实主义文学在抗战前后遭遇的瓶颈。好在，沙汀对生活范围的突破、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思考，还是帮助了他。从“拎斧子”到“打笋子”，不只是反抗的升级，两条线索的转换带出了更多的人物和问题层次，也带出了战时四川乡村社会的意识变动。沙汀的批评者路翎1948年完成的长篇小说《燃烧的荒地》，同样写到了流氓地主对农民的欺压，写到了逃兵、“霸妻”和土地的纠纷。最后，忍无可忍的农民张老二提起斧头复仇，小说止于这样的自发反抗，“拎斧子”恰恰成了叙述的终点。
“野道”与“正道”
考察《讲话》之后的延安及解放区文艺，近年来的研究比较重视中共在乡村开展的一系列改造实践，在土地关系、社会结构、文化伦理等方面带来的翻转。可以参照的是，国民党政府在抗战时期，在政治、经济、教育等领域也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两个不同地区、空间中进行的变革，即使动机、政策和效果十分悬殊，其实还是可以进行某种同步的观察。1939年9月，国民政府计划实施的“新县制”，就是希望在地方自治的名义下强化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同时调动民众的积极性，动员人力、物力、财力，支撑抗战建国的进程。作为战时的“勘察加”，四川自然是“新县制”推行的重点地区。自1940年3月至1943年，除“边远贫瘠及情形特殊之县”，全省137个县的大部分“虽工作之成效容有不同者，而于一律普遍实施新县制，则固无所轩轾也”。[25]另外，随着大量文教机关、社会组织的迁入，一些社会改造、乡村建设的团体也落地四川，如卢作孚在北碚建设的实验区，晏阳初在重庆附近璧山县成立的乡村建设学院等。1940年，出生于成都传教士家庭的加拿大人类学者伊莎白，来到璧山县兴隆场参加一个乡村建设项目，她和同事俞锡玑还承担了一项田野调查的工作：逐户走访，了解兴隆场乡民的生活、信仰、社会组织状况等。该乡村建设项目由中华基督教会发起、中华基督教协进会提供资金，并得到了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批准。晏阳初的乡村建设学院，也派来两名专家进行培训，指导合作社的创办。[26]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当时多种力量已进入四川乡村，与政府的“改革”措施形成配合关系。在原始调查笔记的基础上，晚年的伊莎白与柯临清合作完成的著作《战时中国农村的风习、改造与抵拒：兴隆场（1940—1941）》，“围绕政府和农村重建项目力图改变兴隆场的生活方式展开叙述”，讨论了“国民政府将权力触角伸向四川这样的边远省份时所遭遇的重重困难”。[27]书中对四川“场镇生活”的风俗呈现、对袍哥社会结构的描述，以及对诸多改良计划失败的分析，也都是沙汀小说所表现、所“暴露”的内容。
兴隆场水田（1983）
在沙汀的眼中，四川的基层乡镇即使被抗战的热潮搅动，至多也是“死水微澜”，新的政策和措施，不过提供了“一批批新的供人们你争我夺的饭碗”。然而，这并不妨碍他对战时社会变化的敏感。1944年底在重庆学习《讲话》期间，他完成的《勘察加小景》已开始有意调整文学的方向，从“农村小市民以上的人物”转向更为底层的流娼、所丁。有研究者注意到小说中“联保主任变乡长”的细节，从这个细节入手，讨论了沙汀带入的“新县制”背景。[28]在《勘察加小景》中，如果说只是个别细节，透露了“新县制”的存在，那么《还乡记》更明确将这一背景带入叙事。小说开头写到林檎沟山民的沉重负担，就是为了修建野猫溪的乡公所，被迫去砍伐木料。沙汀特意交代冯大妈对此满心怨怒，冯老汉默默承受：“这不是他对所谓新县制有特别理解，他也很不满意，以为这是件劳民伤财的措施。”[29]当地豪绅罗敦五，在教训保长儿子和保队副时，还说了这样一段话：
保甲人员的主要责任是教、养、卫，——这当中养字最为重要！——懂的吧？不要以为今天跑到老百姓门上去：拿飞机捐来！明天去：给我抬树子！——这全是野道呵！全场的事暂且不说，我们先做一个模范！……[30]
这段话很有水平，简直是“新县制”核心精神的说明。相比国民党以往出台的各类组织法、自治法，“新县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将原来县、区、联保、保、甲五级制改为县与乡（镇）二级，强化了乡（镇）作为地方自治之基础的位置，原来作为民间社会组织者的乡镇保甲长，也随之变身为国家的公务员，承担起行政、财政、军事、教育等多种责任：
过去乡镇公所或联保办事处，无异为警察事务之代理机关，其唯一任务，为抽捐抽丁，或为传达政令张贴布告而已，至如何管理民众，改进教育，如何改善人民生活，充实民众武力，均所不问，人民不得实惠，故不能激发其拥护与执行。其次，行政与教育、经济、自卫脱节，各行其是，结果不至于偏废，即流于重床叠屋，耗费人力物力，实非浅鲜，新制之优点，即在管教养卫之合一实施。[31]
在罗敦五看来，“拿飞机捐”“给我抬树子”，以及发号施令、劳民伤财，是乡村治理的“野道”，那何为“正道”？所谓“正道”，即“新县制”所强调的乡镇一级“管、教、养、卫”之合一实施。小说初版中，“保甲人员的主要责任是教、养、卫”一句缺一“管”字，后来修订时，沙汀加上了“管”字，显然有意补足。[32]罗敦五说在“教、养、卫”中，“养字最为重要”。按照“新县制”的要求，“养”的任务主要交由各级合作社来完成。对此政策，罗敦五颇能领会，他和保长儿子当时正在筹划一个“打笋子”合作社：因为很不满意镇上一批人大兴土木，他正计划利用合作社方式来开发野猫溪十三保——主要是林檎沟的土产白夹竹笋。
吴福辉《沙汀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沙汀以往小说中的官僚、袍哥，多为典型的土豪劣绅，言语污秽、内心奸诈。《还乡记》写到的基层保甲长，如队副徐荣成，大体还是这一类型，而更高一级的乡长、豪绅，面目却有些不同了。盘踞在野猫溪的乡长杨茂森，本人也是一位袍哥大爷，这位当地的土皇帝，是个瘦长的、架着一副旧式水晶眼镜的老者，说起话来慢条斯理，还有几分斯文。听到有人奉承他的权势，也会当即反驳：
“像你这样形容，我简直是个活土豪劣绅呢！”他说。
“你这一说！”保长快意地红着脸解释，“本来是啦，不管公事私事。……”
“我给你讲！”乡长切住他，神色忽然变得很严正了，“这件事无论是你们哪个出的主意，只要认真为老百姓，我没有不赞成的！不过老弟！”他接着说，意懒心灰的摇一摇头，“这场上的事，我经验得太多了！说的一套，做出来的臭而不可闻也，——一团糟！——呵哟！……”[33]
做事有原则，一心为百姓，对基层政治“内卷”的弊病也有痛切感知，这样的态度似乎很能体现一个乡镇官员的觉悟。冯大生到野猫溪来“讲理信”，乡长最初的态度还很公正，既讲抗战的大道理，又兼顾当地的风俗人情。大生明知申诉艰难，“但一想到乡长的态度、谈吐，他的希望可更加强烈了”。[34]
“新县制”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要通过训练、甄选各级干部，来打破地方豪绅对基层社会的垄断，为基层政权“换血”。然而，要完成征粮、征丁以及“摊筹派募”等一系列压力巨大的战时任务，对旧的人物和社会网络又不得不加以依赖。新旧之间的冲突与“铰合”，是“新县制”引发的诸多问题中的一大问题。[35]《还乡记》中的乡长、豪绅，无一不是出身“袍界”的旧派人物，但在“新县制”的空气中，却都有了新的包装、新的谈吐。保长父亲罗敦五是最生动、最富戏剧性的人物。这位袍哥大爷当过杂牌部队的连长，带过野猫溪的团队，这也是“防区”时代四川地方豪强一般的发迹方式。坍台之后，罗大爷成了一位基督徒，摇身变作一位开明绅士：
因为教会关系，他一知半解的知道一些新的智识。而凭着这个，他不仅感觉自满，还处处和野猫溪一般当权者作对。他做过籽种改良，提倡过种牛痘，随时都想给人一种印象：他是为人民服务的！而他的敌人，除了括钱便甚么也不管了。[36]
虽然“在野”不“在朝”，罗大爷处处以地方领袖自居，除了能领会“新县制”的精神，对于乡村建设、合作化运动一类事业也颇为热心。平日里，他喜欢高谈阔论，满口文明、平等、生产、服务一类新名词，连他的保长儿子对此也十分厌烦。
1945年之后，大概是为了配合大后方争民主、促和平的运动，沙汀在《访问》《钟敖》《范老老师》等小说中，也塑造了一些正派、开明的乡绅形象。作为乡村政权的边缘者，他们往往急公好义，具有公共意识和一定的参政能力。其中，写于1947年底的《钟敖》（原名《一段回忆》），用颇为隽永的笔触，记述了钟敖这位“别具一格的人物”：他早年也是出身军旅，回乡后热心“传播西方文明”，如推广优良的农作物，用新方法养殖畜禽、免费为人接产等。《还乡记》中的罗敦五和钟敖有几分相似，依照吴福辉的判断，两个人物都以雎水一个怪人雍志禹为原型塑造。[37]只不过，一个是奇崛、正派的“良绅”，另一个是精致、诡诈的“劣绅”，罗敦五冠冕堂皇的说辞，掩饰的不过是个人私欲。无论怎样，罗敦五一类新派袍哥大爷的形象，生成于战时四川基层社会改造的背景中，我们甚至可以这样假设：如果不以冯大生的抗争为主线，而换以罗敦五父子发起合作社为主线来重构叙述，《还乡记》是不是也可读作一部倒错、变形的国统区乡村改造小说？
“叽叽喳喳”的山沟
林檎沟出产白夹竹笋，贫苦山民单靠种地无法维持生计，“打笋子”是一项重要的补充。但笋贩的收购价极低，运到五十里不到的下坝子，价格可以翻至十倍，山民的利益损失很大。罗敦五父子要发起的“合作社”，就是绕过游商，统一收购和销售。保长“罗懒王”就对“山猴子”们说明：
简单点讲，你们把笋子交给保上，由合作干事记下账目，设法运到州里去卖，回来照卖价给钱。只提点手续费，绝不会亏你们的！这件事，乡长早就催过好几回了，说就是我们这一保合作事业成绩太差！[38]
上文已提及，推行合作化运动是“新县制”的内容之一，但与其他各项举措相仿，施行的效果并不理想。四川省曾制订过四川农村合作运动“三年计划”（1942—1944），到1944年底，乡镇合作社完成数量不足计划的7.5%，保合作社完成了计划的10%左右，与制定的目标相差甚远。由于合作组织的职员多为保甲长，保甲人员的劣质化，也常导致合作社的借款被挪用、瓜分。[39]伊莎白和她的乡建同事们，在兴隆场为平抑盐价，也组建过一个食盐供给合作社。这个合作社仅仅存在了五个月左右，原因是“原先在镇上垄断盐业、哄抬价格的富商，竟当选为合作社主任”，“可以公然打着合作社招牌而行囤积居奇之实，不单继续高价售盐，还能享受政府的减税优惠”。“办合作社的宗旨从此在乡民眼中大打折扣”，乡建专家们不得不将其关闭。罗敦五父子的盘算也是同样，既想垄断林檎沟的笋子，又惦记着分拨乡里的合作社专款。
伊莎白、柯临清：《战时中国农村的风习、改造与抵拒：兴隆场（1940—1941）》，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8年版
伊莎白感叹：“一个外来者如果未曾深入研究了解当地的社会、政治现实，便贸然在传统乡村实行哪怕极小的经济改革将会遇到多么大的麻烦！”[40]这位人类学家未及深思的是，这恐怕不单是外来者如何进入地方脉络、如何认识乡村的问题。如果不进行根本的文化权力重造，新的政策、新的改革方案，难免会如沙汀所言，成为“新的供人们你争我夺的饭碗”，服务、改造一类现代行政话语、乡建话语，也难免会遮蔽甚至暗中支撑着权力结构的不断再生和固化。如果只是写出这样新旧“铰合”的现实，沙汀还是在“暴露与讽刺”的轨道上，即使这一部分被暴露的现实，颇能切合社会学、历史学的一些认知模式，如国家与地方之间基层治理的困境，乡村文化权力网络的“内卷化”等。然而，他似乎还在摸索一些另外的层次：当乡村的氛围、意识被外来的政令搅动，连“土豪劣绅”都能操“新县制”的语言，那么林檎沟的那些“山猴子”们怎样呢？沙汀后来也明确说，《还乡记》不仅要写农民的自发斗争，还要特别写出“贫苦农民的优良品质：他们聪明、朴实、勇敢，不像地主少爷们想象的那样愚昧可欺”[41]。
四川人能言善辩，爱摆龙门阵，人物间充满机锋的对话、辩驳，茶馆里“讲理信”的现场，本来构成了他小说的主要内容，也带来了浓郁的地方风格。《还乡记》自然也少不了茶馆中的博弈，找乡长说理的“山猴子”们，就在“广游居”遭受了光棍们的奚落。然而，唇枪舌剑不只发生在茶馆，“说理”现场也搬到了荒僻的林檎沟。和我们熟悉的土改、合作化小说不免类似，《还乡记》中写到了几次乡村动员会的场面：罗敦五和保长儿子到村里“发动群众”，动员村民参加“笋子合作社”。保长讲起话来未脱“野道”，粗枝大叶，还是“用着一种独断语气，仿佛这同征粮派款一样”。他的父亲则是另一个腔调，更愿循循善诱、耐心说服：
“政府今天替我们设计，明天替我们设计，除了合作事业，真没有一项我看得上眼！要是你们连这点好处都不知道领受，那就太冤枉了！打个比譬，一把笋子，这个给你一百，那个只有一元，究竟哪个划得来呵，——哼？”
“老太爷这个话更透辟了！”队副挺挺腰说，“就看你们赞成？——不？”[42]
保长父子看似一片公心，处处为林檎沟着想，“说理”也较为“透辟”。私下里，还吩咐“基层干部”甲长兼保队副随时留心大家的动静，多做群众的思想工作。然而，“山猴子”们已颇为机警，想起这对父子以往的劣迹，对这桩“好事业”并不信任，不光在大会上质疑，大会之后还开起小会：
尽管在利害不同、照例吃人的人们面前，庄稼人寻常总是那么萎琐、迟钝，连话都格格抖不清，但当他们自己处在一道的时候，可又马上变得勇敢、灵利，和饶舌了。
在凡是可以晒到太阳的地方，在每个岩石边，几乎总有三两个人，在那里说着同一问题：保长父子的话，究竟可靠到什么程度？是否会笋子骗到手就不管了？[43]
小说中的很多细节，都暗示了山村中某种共同体意识的存在，如村口、林沟、田间、因换工而组成的劳动集体，无不可以作为“山猴子”们交流信息、公共议事的空间。这也包括写到一个人物的出场，沙汀会故意转换视角，先从山民的议论写起，或从众人观看的视角来写，由此显示乡村舆论的整体存在。这意味着，“林檎沟”虽受“野猫溪”欺压，但当地的风俗舆论、互助劳动形式以及基本的正义诉求，还是起到了一种自我保护作用。换言之，偏远的山沟不是沉默、“愚昧可欺的”，而是醒来的、活泼的，甚至是叽叽喳喳的。
80年代初，沙汀（中）、艾芜（右）和李致在四川省文联宿舍
近年来，有关土改和乡村变革小说中农民“说理”“算账”能力的讨论已有很多，一般会涉及乡村新政治主体的生成问题。沙汀似乎也有意去刻画这一面向。在“讲理信”失败之后，冯大生积极奔走，不放过“任何一个煽动说服的机会”；另一位关键的人物张大爷，出过远门，见过世面，口齿锋利，“似乎每根胡子都会捣蛋”。[44]豪绅、保甲长对他多少有点忌惮，发起“笋子合作社”之前，罗敦五就嘱咐，先要探听一下他的口气：“那些动不动就咬铜吃铁的，并不可怕，你可以防着他；叽叽喳喳的更当腿疼！人家讲的叫唤老鸦不长肉。”[45]山民要维护自身权益、解决纠纷，只有两个选择：除了“打官司”，就是“坐水台子”。可无论走司法程序，还是在茶馆里“讲理信”，诉诸民间调解，他们总会处于弱势，被有形和无形的权势所哄骗、欺压。在“野猫溪”的茶馆里，“山猴子”就受到乡长和“光棍”的压制，一时还缺乏“说理”的气场和能力；可一回到林檎沟，他们却“变得勇敢、灵利，和饶舌了”。在沙汀的笔下，人物说话的能力有时会受到空间变化的影响。像《淘金记》中的白酱丹，本是北斗镇上最擅长诡辩、“下烂药”的人物；可当他来到县上，遇到精通各项法令的吴监，面对“官话”的威势，巧舌如簧的他竟然也会突然口吃，不自信起来。[46]可以比较的是，《还乡记》中的“山猴子”平日“连话都格格抖不清”，但大概因频繁应对“征粮派款”和形形色色的“官话”，他们却熟悉了保甲长的话术，甚至能进一步识破其中的破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应该说，成立“笋子合作社”对于山民总体是有益的，斗争的焦点集中于上交笋子中自留的份额，这关涉山民基本收益的保全。另外，按“新县制”的规定，合作事业的发起应出于人民的自愿，这和征粮、派款、抽丁等战时的硬性指令不同。“山猴子”之所以能“变得勇敢、灵利，和饶舌了”，也是因对此心知肚明。冯大生就向母亲解释：成立合作社不是“派粮派款”的公事，“想一想吧，要是他底子硬，会跟你讲生意吗？”[47]当有人担心罗家父子抬出乡长来施压，张大爷也反问：
就把县长揹来又怎样呢？……官有一问，民有一诉，你还长得有嘴巴么？他实在咬住不丢，我们会让它烂起啦！想不会像拉壮丁，把大家捆上山去打吧？[48]
所谓“官有一问，民有一诉”，在林檎沟的“说理”中，冯大生、张大爷的斗争策略，一直都是主动掌握“官话”，不断提出这样的质询：这个是派款征丁么？请你把公事拿出来！保甲长一贯以“公事”为名，发号施令，未想“山猴子”能分辨“公事”的真伪：
“可惜总是公事！”队附不平的顶住说，“政府早就有通令了，……”
“石泉柳家渡一带，怎么又没听说过这么办呢？”冯大生质问的插入说，随又调侃的笑起来，“呵！林檎沟要特别些？要不的话，我们是打笋子，人家打的是晒衣杆？——有这么希奇！”[49]
大生等人的伶牙俐齿，让保长非常受挫，“笋子本身都在其次，而超出这个之上，他只觉得那些山猴子太可恶了。他们反复无常，说起话来竟又那么弯酸刻薄”[50]。这也让保长感到了一种潜在危机，觉得自身的权势已被动摇了。
1989年12月23日，沙汀与吴福辉（左）、秦友甦（右）合影
当然，如何其芳所言，“打笋子”这条线还是弱了一些，对山民觉醒、斗争过程的描写有些单薄，大生从复仇者到领导者的转换也失之简单，还缺少觉醒与成长的具体过程。[51]然而，在表现乡村的反抗、塑造农民形象之外，这条线索还是牵出了一些新的层次：即便没有革命政治的直接介入[52]，在新政令、新举措的冲击下，在“改造”“合作”等话语的搅动下，偏远山村和场镇也暗中涌流出新的意识、新的语言。至少，围绕“打笋子”展开的说理、辩驳，如“急骤清脆的画眉声”，撕开了沉滞空气，唤醒了乡村共同体的意识，也让饶舌的、叽叽喳喳的语言，有了一定穿越、脱序、议价的活力。在《还乡记》的结尾，冯大生逃走了，他是否会再次归来？又会以何种身份归来？沙汀好像留出了可以遐想的空间。留下的“山猴子”们又怎样呢？经过斗争，山民们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在笋子自留的比例上，保长父子做了一定的让步。然而，叽叽喳喳的“山沟”既然已经醒来，便不会止步于此，新的博弈即将开始：“于是掉转话头，他们开始商量怎样对付那杆形迹可疑的秤。”[53]这是小说结尾很有余韵的一句。
“两个地区，两个时代”
1946年5月至8月间，何其芳与吕荧就“客观主义”问题往来通信，展开了一系列的讨论，其中也涉及对沙汀的评价。吕荧认为许多作家“用自然主义的方法收集材料后就大写小说”，暗中所指即沙汀的写作。何其芳不同意这个看法，他认为沙汀还是成功写出了若干真实，如果“仍不能深刻而感人”，主要原因在于“他的生活太狭窄”，“思想认识上的不足又正是他还不能更广阔与更积极地去实践去生活的原因”。“更广阔与更积极地”投入生活和实践，这似乎是一个标准的解决方案，可惜的是，这个标准方案并不能有效回应沙汀们当时的困境。由于“环境和任务的区别”，国统区作家一时还缺乏走向人民、参与斗争实践的可能，这也是当时的相关讨论常常提出的问题。何其芳在通信中也谈到：在“广大的旧地区内”，作家们缺乏思想、写作、生活、接近下层人民的自由，“这对于他们扩大生活，加强实践与提高理论认识都是一个很大的限制”。[54]对于沙汀而言，1944年在重庆学习《讲话》之后，他有了突破生活范围的觉悟，但更内在的限制是：突破生活狭小的范围容易，完全突破原有的文学“装置”困难。新中国成立初期，回顾《还乡记》前后的写作，他说到自己曾多次反省“暴露黑暗”的限度，却又怀疑“在反动统治地区，一切措施都是那么污糟透顶，予以揭发、打击，不正有其必要？”，“于是我的老一套重又稳定下来”。[55]揭发、打击污糟的现实，确实“有其必要”，能暴露一部分真实，但稳定乃至固化于单一的批判视角，也会阻碍深入污糟的现实内部，把握更复杂、更为动态的社会肌理。他当时心态的游移、调整的艰难，可见一斑。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日报馆1942年版
即使有这样那样的限制，像上文分析的，1944年底在重庆学习《讲话》的经历，还是打断了他的写作惯性，让他从“收集材料后就大写小说”的方式中，从对地方生活知识的自信中游离出来，尝试去调动、去处理新的乡村生活经验。虽然在认识上，他还是仰赖某种“生活”的实感，但“生活”的范围不仅被拓展了，“生活”的意涵也发生了潜在的变动：不简单指向习俗、方言和袍哥黑话构成的地方性知识，也并非局限于“坏蛋的知识”。在山沟与场镇、“光棍”与“山猴子”、个人与村庄、情感与经济、反抗与觉悟等一系列动态的张力中，《还乡记》呈现了一个偏远山沟因时代搅动而荡起的心理、意识波澜。包括沙汀自己在内，并不认为《还乡记》就是一部满意的作品，可毕竟，稳定的“老一套”被松动了，读者能感觉到他在可能的生活范围内向前、向深处摸索的努力。事实上，在“新的地区”，即便有革命实践的支撑，对于作家而言，“更广阔与更积极地”投入生活和实践也只是一个前提条件，并不是一个现成的方案。像赵树理、周立波、柳青这样取得较高成就的作家，并不是完全依据已然确立的历史方向和政治判断来写作，深入生活的实践以及相应的文学实践，也都是在生活内部去探索政治可能、发现新的问题层次的长期而曲折的过程。
学习《讲话》带给沙汀的，可能还有另一重冲击：大致在构思、写作《还乡记》的前后，他也在关注另一个空间中的文学进展。抗战胜利前后，延安和根据地的新文艺逐渐传播到国统区，让很多作家和批评家感受到了“人民的文艺”的活力和气息，这也包括在表现减租减息、互助合作等乡村变革过程中生成的新风格和新路径。沙汀回忆1946年第二次到重庆时，已看过了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从重庆返回安县后，续写《还乡记》中“打笋子”这一线索，着力刻画林檎沟的觉醒。对赵树理的阅读以及重庆文艺界有关“客观主义”的讨论，对他有无启发和影响，这个因素是可以考虑的。1947年1月，沙汀发表了一篇很有意味的评论，评的是《萌芽》1卷4期上发表的解放区作家束为的小说《红契》。《萌芽》月刊1946年创刊于重庆，目的之一就是向国统区读者介绍表现解放区人民生活的作品。[56]沙汀的这篇评论，刚好记录了他对生成于“新的地方”的新的事物、新的文学的观感。
李束为 (1918-1994)原名束学礼，笔名束为，创作《红契》等反映减租减息运动的小说，发表在《人民时代》杂志上。图为与夫人呼鸣合影。
束为（李束为）是一位成长于晋绥边区的作家，1940年代中期创作了一批表现减租减息、乡村变革的小说，语言生动质朴、富于地方气息，《红契》是其中一篇。沙汀对这篇小说的故事、人物、村庄特性、语言风格等，都有精准的把握，谈到小说描写的减租运动之胜利完成，还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评论：
诚然，就在并不比曲营村偏小落后的地区，减租运动之胜利完成，也并不容易的。然而，凭着民主政权的领导，和强有力的群众组织这两个大前提，便连苗海也终于站了起来，把笑面虎斗赢了。由此我们也可理解，为什么大后方的减租明令，已经宣布了好久了，反而听见的只是加租。其实，若果曲营村实行二五减租，也需由地主胡仁丙们出来主持实施，结果不一样滑稽么！[57]
这段评论很可以玩味，似乎包含了某一种“同时代性”的感受。沙汀指出“减租运动”成功的两大前提——“民主政权”和“群众组织”（这两大前提恰恰是“大后方”缺失的），还引入了一种比较视野，将根据地与“大后方”两个空间中进行的“减租”并置一处，让读者思考：如果土地制度、经济制度的变革，没有经由政治主体的唤醒、经由乡村文化权力结构的重造，那么新的措施、政令，还会沦为滑稽的丑剧，后者正是他要表现、所要暴露的内容。或许正因有了对“新的地方”“新的事物”的理解，以此为参照，他才会更自觉地关注、思考“大后方”乱象背后的社会和制度因素，这样的“暴露”也有了新的整体性和方向感。
沙汀《沙汀文集》四川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
1951年，重庆文艺界开展《实践论》的学习运动，因学习《实践论》沙汀又一次重读了《讲话》，他称这次重读，最使他震动（感动）的是其中有关“根据地和非根据地”关系的解释。他说，过去认为国统区地域广大，“反映和暴露它是有其重要性的，不明白它同革命根据地‘不但是两个地区，而且是两个历史时代’”，革命正是要以根据地为模型来改造整个中国，文艺创作因此不能局限于经验主义和业务圈子，应该着眼于现实的整体发展，“才能发现在现实发展中起着决定作用的新的成分”。[58]在写作《还乡记》的时代，“根据地与非根据地”的差异是巨大的、结构性的，也制约了国统区现实主义文学的开展，但将空间的差异和时代的演进联系在一起，这意味着“根据地和非根据地”的关系不是静态的、抽象的，而是要在一种历史的动态进程中去理解。1947年，伊莎白和丈夫大卫·柯鲁克到华北农村十里店考察，后来完成了著名的《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在比较兴隆场和十里店两地经验时，晚年的伊莎白颇为感慨：
我在这两处地方的经历颇有几分相似，比如都是在战争年代而且亲眼目睹了轰轰烈烈的改革。不同之处在于，改革分别由国民党和共产党发起，两者性质自然存在天壤之别。[59]
伊莎白·柯鲁克/大卫·柯鲁克《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左）《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右）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天壤之别”的感慨背后，也暗含了一种视角：正如土地变革、乡村改造、民主政权和群众组织的建设，是战时中国、也是现代中国需要解决的核心议程，两个空间中实践脉络、状况的对照和分析，恰恰可以深化对这一议程得以落地、开展的诸多政治和社会前提的认识，也能凸显当时及未来可能发生的弊病。如此一来，“环境与任务的区别”就不完全是一种限制，反而在无形中，也可以蕴含新的整体认知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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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茅盾：《八年来文艺工作的成果及倾向》（成都《华西晚报》1945年12月31日，原题为《现在我们要开始检讨——八年来文艺工作的成果及倾向》），《茅盾全集·中国文论六集》，黄山书社2012年版，第256~260页。
[2]黄曼君：《沙汀创作论》，《黄曼君文集》第一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9页。版本后同不赘。
[3]沙汀：《〈还乡记〉后记》，《沙汀文集》第7卷，四川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50页。版本后同不赘。
[4]沙汀：《沙汀自传·雎水十年》，《沙汀文集》第10卷，第270页。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602页。
[6]沙汀：《沙汀自传·雎水十年》，《沙汀文集》第10卷，第274页。
[7]胡风：《回忆录·再返重庆》，《胡风全集》第7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95~596页。
[8]对此问题的辨析，参见郭建玲《论1945年前后国统区进步文艺界的内部整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3期。
[9]沙汀：《〈兽道〉题记》，《沙汀文集》第7卷，第33~34页。
[10]沙汀：《沙汀自传·雎水十年》，《沙汀文集》第10卷，第272页。
[11]本刊同人·邵荃麟执笔：《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检讨批判和今后的方向》，《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1948年3月。
[12]沙汀：《向生活学习》（《青年文艺》第1卷第5期，1944年12月），《沙汀文集》第7卷，第264~266页。
[13]沙汀：《沙汀自传·雎水十年》，《沙汀文集》第10卷，第292页。
[14]当地县志记：“其地旧为关隘，背负月耳门山，西临大水，平衍沃饶，内狭外广，上通松茂，下达成县，为交通咽喉。明清以前，与番夷接壤，设为重关。”见夏时行、黄恺公修《安县志·卷二》，1938年。
[15]沙汀：《〈困兽记〉题记》，《沙汀文集》第7卷，第26页。
[16]沙汀：《沙汀自传·雎水十年》，《沙汀文集》第10卷，第263页。
[17]沙汀：《还乡记》，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版，第199、201、206、208页。版本后同不赘。
[18]在1940年12月所作《这三年来我的创作活动》一文中，沙汀就谈到，抗战热潮冲击了落后的四川，也带来了“新的事物”，但作用不过是“一种新的手段，或者是一批批新的供人们你争我夺的饭碗”。见《沙汀文集》第7卷，第11页。
[19]沙汀：《还乡记》，第5页。
[20]沙汀：《还乡记》，第184~185、187页。
[21]小说写冯大生提了斧头闯进“徐烂狗”的院坝，找仇人殊死相拼。这时，何其芳来信催促沙汀再前去重庆工作，沙汀只得暂停《还乡记》的写作，奉命出发。吴福辉认为“这一次的打断，造成这部长篇文气的前后差别，以至疏密不一”。见吴福辉《沙汀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325页。版本后同不赘。
[22]何其芳1951年5月2日致沙汀信，《何其芳全集》第8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1页。
[23]1980年9月22日致黄曼君（节录），《沙汀文集》第8卷，第59~60页。
[24]在给黄曼君的信中，沙汀曾谈到，“霸妻问题，是与拉壮丁问题分不开的。而这类事，在当日的四川农村，可以说相当普遍；捆商、包商、假合作之名剥削农民，更是常见的”。引自黄曼君《沙汀创作论》，《黄曼君文集》第一卷，第129~130页。
[25]《四川省实施新县制成绩总检讨》（1943年四川省民政厅厅长胡次威），《抗战时期的四川：档案史料汇编》上卷，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39~240页。版本后同不赘。
[26]伊莎白、俞锡玑：《兴隆场——抗战时期四川农民生活调查（1940—1942）·前言》，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5页。
[27]见伊莎白、柯临清《战时中国农村的风习、改造与抵拒：兴隆场（1940—1941）》中伊莎白所作序言及贺萧、韩起澜所作引言，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8年版，第6、15页。版本后同不赘。
[28]唐文娟：《“流娼”、“新县制”与“底层民众”——沙汀〈勘察加小景〉解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10期。
[29]沙汀：《还乡记》，第3页。
[30]沙汀：《还乡记》，第95页。
[31]毛独时编著：《新县制的理论与实施》，浙江自治出版社1940年版，第143~144页。
[32]参见沙汀《还乡记》，《沙汀文集》第2卷，第63页。
[33][34]沙汀：《还乡记》，第131~132、149页。
[35]璧山县县政府的一位有多年县政研究、实践经验的秘书，曾开列了新县制的九大问题，“新力量与旧力量”就是其中之一：“有新制施行，大批干部（尤其乡镇长）均系甄选合格青年，予以短期训练，分发各乡镇工作，数月以来，见其朝气蓬勃，努力服务，其苦干之精神，确强于过去之联保主任。惟问题之发生，亦即在此。盖青年人能力虽强，但乏‘乡望’，老年人（指旧联保主任，当然也有少数青年有为者）工作虽不积极，但其号召力较力，故今日之乡村，即有新旧力量的问题。在吾人深知中国之社会，系伦理情谊之社会，欲完全去旧力量，替以新力量，似不可能，故今后补救之道，即在怎样调和新旧力量”。见《关于新县制实施九大问题及其解决之道的报告》（璧山县县政府秘书陈一1941年1月28日），《抗战时期的四川：档案史料汇编》上卷，第229页。
[36]沙汀：《还乡记》，第92页。
[37]吴福辉：《沙汀传》，第33页。
[38]沙汀：《还乡记》，第253~254页。
[39]参见成功伟《“国家权力—乡村社会”视野下的四川农村合作运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9期。
[40]伊莎白、俞锡玑：《兴隆场——抗战时期四川农民生活调查（1940—1942）·前言》，第7页。
[41]沙汀：《纪念鲁迅先生，检查创作思想》（重庆《新华日报》1951年10月19日），《沙汀文集》第7卷，第37页。
[42]沙汀：《还乡记》，第254页。
[43][44]沙汀：《还乡记》，第256、258，25~26页。
[45][47][48]沙汀：《还乡记》，第275、343、282页。
[46]沙汀：《淘金记》，文化生活出版社1947年版，第348~351页。
[49][50][53]沙汀：《还乡记》，第334、336、378页。
[51]沙汀曾计划“用一些篇幅写山民打笋子的场景”，由于没有这样的生活经历，他后来放弃了这个意图。见《〈还乡记〉后记》，《沙汀文集》第7卷，第51页。
[52]沙汀原来计划写一个长征负伤留下来的红军战士，作为打笋子斗争的“后台”，后来放弃了。吴福辉评论道：“亏得你以后没这样写，自发反抗就不深刻？那是因为你没有深入到自发反抗的历史和人物心里去，添加一个政治的背景无济于事。”见吴福辉《沙汀传》，第330页。
[54]吕荧、傅履冰（何其芳）：《关于“客观主义”的讨论》，《萌芽》第1卷第4期，1946年11月。
[55]沙汀：《纪念鲁迅先生，检查创作思想》，《沙汀文集》第7卷，第37页。
[56]《萌芽》这一期还刊载了几首反映解放区生活的诗歌，编者在后记中写到，“这期的小说与诗都是写的一些新的地方的事物。但新的事物是从旧的历史与旧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这些作品刚好很好地说明了这，因此我们读来并不隔膜”。见《萌芽》第1卷第4期《编后》，1946年11月15日。
[57]沙汀：《〈红契〉读后》（重庆《大公报·半月文艺》第7期，1947年1月31日），《沙汀文集》第7卷，第150页。
[58]沙汀：《学习〈实践论〉引起的一点反省》（重庆《新华日报·新华文艺》创刊号，1951年7月8日），《沙汀文集》第7卷，第284页。
[59]伊莎白：《序言》，见伊莎白、柯临清《战时中国农村的风习、改造与抵拒：兴隆场（1940— 1941）》，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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