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从网上得悉，“曹征路-刘继明研究中心”成立，著名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孔庆东担任主任，看到这个消息，笔者甚感欣慰，在这“大雪压青松”的年代，左翼文学这棵“青松”能屹立不倒，并赢得一片天地，着实不容易。
这不禁让我想到一年多前去世的曹征路同志，主流媒体对他的评价是底层文学的代表作家，（澎湃新闻《作家曹征路去世，享年72岁》），而与此相对，泛左翼舆论界热情称赞他是左翼文学的路标（人民食物主权网：“他用自己的作品，接续了整整中断30年的左翼文学传统，为新左翼文学要关注什么、表现什么树立了一块块路标。”）、人民文学的传承者（范景刚：“开辟了新时代的先声，是人民文学光荣传统的传承”。）这样的评价实际就把曹征路与一般底层文学作家区别开来，他的创作实现了对底层文学的超越和升华。
2004年，曹征路的《那儿》发表，震动整个中国文坛，随即掀起了一股底层文学的热潮，一时间涌现了许多底层写作的作家和研究者。
底层写作成为一时风尚，源于深厚的现实土壤。自转折以来，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指引下，社会分化日趋显著，中国社会也由毛时代的扁平化社会发展为金字塔社会，在这中间最引人注目的是社会的两极：一个高高上在、掌握着无限权力和财富的少数上层精英集团和一个沦为弱势群体，被全面剥夺的广大的社会底层。触目惊心的底层社会存在不能不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有所表现，进而在文学艺术上有所反映。
底层写作以《那儿》发表为契机，井喷式暴发，成为当时文坛的一大景观，然而，在蔚为壮观的背后，深刻的危机却隐含其中，关于底层文学的论争也由此展开。一部分作家将底层写作变为渲染苦难，比狠比惨的“残酷叙述”，以获得吸引眼球的商业卖点；一部分作家希望利用底层写作，来拯救奄奄一息、穷途末路的纯文学，因而虽然披着“底层”的外衣，其内核仍然与纯文学如出一辙；有更多的作家，虽然采取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来书写底层，但他们仍然停留在19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的范畴，将底层仅仅作为一个人道主义关照的对象，而非揭示其主体性；只有少数作家，如曹征路、刘继明将底层写作中通常表现的苦难常态化，揭示悲剧发生的必然性和规律性，从而使作品中人物的悲剧命运具有了典型意义，具有了“引起疗救注意”的呼唤意义。
同时，也是曹征路和刘继明最先清醒地对底层写作现状发出了深刻警惕，如曹征路尖锐指出：“因为它（指底层叙事所指——引用者注）本身不清楚，它就很容易又被吸纳到主流叙事当中去，又变成什么“底层人写底层”，“打工族写打工”，好像这就是底层表述了，其实它已经歪曲了“底层叙事”原有的含义。当我们寻求用底层来叙事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寻求一种表达，希望用这种表达的方式来突破我们的困惑（指中国现实的困惑——引用者注）。所以底层的问题，就是中国的问题。底层的困境，就是知识分子的困境。因此，所谓底层叙事，实际上就是我们大家的叙事。如果仅仅把底层写作当作一种苦难题材，一种关怀姿态，我认为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刘继明也明确指出：“底层叙述将“底层”抽空，变为中性的、祛除了意识形态和历史内涵的“弱势群体”等词语，化为人道主义修辞，而作为文化、社会、历史、政治的同特定的现实语境的复杂纠结和粘连却被连根斩断了。”“底层”这个词用道德话语代替了阶级表述，“底层出场的同时，阶级退场了。”（刘继明：《我们怎样叙述底层》）他们的论述强调了底层文学必须摆脱抽象人道主义的窠臼，将苦难书写放在社会结构矛盾中去表达，否则就极易被主流收编，那么底层文学的真正意义也就失掉了。
曹征路和刘继明不仅从理论上指出了底层文学存在的缺陷和隐患，而且在创作上接续了文坛中断已久的左翼文学传统，在一众鱼龙混杂的底层文学作家中，显示出卓尔不群的精神品格。正如李云雷所说：“在当前的底层文学中，真正能够继承左翼文学传统的，只有你（指刘继明——注）和曹征路两个人。”（李云雷：《底层文学，或一种新的美学原则——刘继明访谈》）
底层文学的发展果然如曹征路、刘继明所料，没有多长时间，兴盛一时的热潮就呈现分崩离析迹象，不仅很多体制内底层文学作家止步于人道主义的关怀，消解了底层文学生命力所在；而且即便是从底层社会脱颖而出的写，最典型的例子如打工文学作家，要么随着成名后阶层的晋升而转向中产阶级趣旨的写作，要么自觉不自觉地向纯文学标准靠拢，希冀有朝一日得到主流文坛认可，最终都难免地被主流文学所收编。
喧嚣一时的底层文学在它发端之时就埋下的溃散的种子，预示着底层写作的困境。当底层写作陷入瓶颈，不能再进一步时，底层文学即便形式仍在，但精神早已溃散，走向没落是迟早的事。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底层写作已无可避免误入歧途，仅以近年来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几起底层文化现象为例：一是余秀华，虽然她本身的才华不可否认，但她的成名却主要不是靠艺术造诣，更非思想表达，而是她身上的“农民、妇女、残疾”等底层身份标签与文学耦合，产生的奇特景观，满足了大众的猎奇心理，成为吸引眼球的焦点。而从她后续的表现来看，她在作品中所追求的精神境界仅限于个性解放，一种几百年前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就已经发端的启蒙主义思想，属于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在马克思主义已经诞生的今天已经完全无进步性可言。再如网络曝红一时的短视频《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把一个遭受重重苦难的底层残疾农民包装成为一个坚强韧性、乐天知命的励志榜样，消解甚至美化了苦难本质，对于真正的底层来说，不啻于一剂令人麻痹的精神鸦片。
再比如去年爆红的影片《隐入尘烟》，虽然选取底层题材，但不是揭示底层的结构性命运，而是为了达到煽情最佳效果，利用“底层苦难”作为道具，宣扬抽象人道主义，以“爱”之名掩盖生活真相，迎合小资品味，赚取市场流量。
还有最近范雨素出版的新书《久别重逢》，被称为之前成名作《我是范雨素》的放大版，这部小说无论从奇幻色彩的艺术形式、还是关于女性、乡土、生命主题思想的表达，无不显示出被主流纯文学规训的痕迹，尽管作品显得更加精致雅观，更加符合主流欣赏口味，但失去了《我是范雨素》那种粗粝朴素之美和对社会现实的醒目触动，不能不说在艺术性和思想性上都是一个退步。
上述例子表明，脱离底层文学发展主线的底层写作，所能达到的效果只能是把底层无害化、去魅化，从而解构底层的革命性力量，使底层民众永远陷入底层的境地，这样的底层书写除了满足小资想象、服务主流意识形态，对真正改变底层人民的命运又有何意义呢！
而当大多数作家原地不动甚至后撤的时候，只有曹征路和刘继明勇敢地举起了底层文学再出发这面大旗。底层文学再出发的起点在哪里？就在于用马列毛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观察现实社会，它的指向必然是左翼文学乃至人民文学传统的回归。
然而，左翼文学已经在中国经历政治路线的剧变转折后，与“革命”、“无产阶级”这些理念一样，被认为是过时的、必须否定和抛弃的对象，正如刘继明指出的：“指出左翼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作为底层文学的“精神父亲”这一事实，不仅不能为其“加分”，反而为那些对底层文学不屑一顾和横加指责的批评家提供了“出身不好”的证据。这显然使底层文学的一些作家陷入了颇为尴尬的境地。”（刘继明、旷新年：《新左翼文学与当下思想境况》）
左翼文学与政治正确的冲突令大多数作家不得不知难而退，这样的选择在奉行精致利己主义的当下，一点也不意外。然而，面对一个真实存在的社会底层在不断扩大，而底层文学却越来越无能为力的局面，进步的作家、知识分子不能无动于衷，他们要光复先辈的传统，勇敢地走到时代最前列，代表底层人民发出时代的声音。正如人民食物主权网在悼念曹征路时所说：“当大多数作家还沉湎于关注自我的时候，他在关注时代碾压下的“底层“；当”底层文学“终于唤起社会的悲悯，他却已在思考工人阶级的抗争”。
曹征路是这样，刘继明何尝也不是这样，当大多数作家在纯文学的窠臼里自吟自叹之时，他已经实现了由“先锋向底层”的转向。当底层文学方兴未艾的时候，他又向着新社会主义文学和人民现实主义文学的道路只身挺进（参见拙作《人间正道是沧桑——读刘继明长篇新作《黑与白》）。如果说《那儿》《问苍茫》等作品奠定了曹征路作为底层文学和新左翼文学开拓者的地位，那么《人境》《黑与白》等作品，则奠定了刘继明作为新社会主义文学和人民现实主义文学新航标的地位。从新左翼文学到人民现实主义文学，从曹征路到刘继明，他们从底层文学一路前行而来，而刘继明似乎走得更远，可以说他是在继续着曹征路和魏巍没有走完的路。
曹征路和刘继明堪称当代中国文坛的两座孤峰。他们走的这条路不仅孤独，而且充满了艰险，不仅要面对沉重无边的压力、甚至还有周遭的白眼和投机者的冷箭，魏巍、曹征路生前身后被主流排斥和刘继明被持续打压就是明证。但正因为这样，使他们赢得了普罗大众的尊敬，被誉为“新时期的人民作家”。作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选择了这条路就意味向人民立场的坚定回归，为着大多数人利益而奋斗，虽然艰难却使命光荣。正如伟人所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为人民而哭歌、为人民而呐喊、为人民而奋斗，无疑是世界上最神圣而崇高的事业。
陷入溃散的底层文学，唯有前进这一条出路，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而以曹征路、刘继明为代表的文学创作则指明了这一方向，同时也代表了中国进步文学的发展方向，在这个意义上，“曹征路-刘继明研究中心”的成立无疑是一件举足轻重的大事，必将成为引领我们时代先进文化的风向标，在它的指引下创作更多属于我们时代的文学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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