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止不住的眼泪中看着影片落幕，空荡荡的影厅慢慢亮灯。
《拨浪鼓咚咚响》，难得的佳作。
这是一部极为用心的“小电影”，纪实风和纪录感均十分浓烈的陕北乡村公路片，主演的“父子”俩真情流露、细节动人，几乎每一个阶段两人之间情绪的变化——从对立到不舍、从陌生到无间——都极其自然地演绎呈现出这个题材在特殊地域和特殊场景下应有的人物状态。
全片看似节奏舒缓，但没有一处是多余的。
可惜，或许是因为宣发预算有限，或许是因为没有流量明星的加持（但这对于创作团队恐怕是件好事），《拨浪鼓咚咚响》在网络上毫无波澜，甚至很多朋友完全不知道院线上正挂着这样一部排片量少得可怜、即便在淡季也拿不到影院主宣位、但是质量属实上乘的诚意之作。
电影于2月25日正式公映，然而到这周五票房累计才114.6万元……确实略感无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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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故事线很简单，一个失去了儿子的父亲（苟叔）与一个失去了父亲的儿子（毛豆）之间的“爱恨纠葛”。
由于想念在外打工的父亲，毛豆在送走自己唯一的亲人奶奶之后，偷偷溜上了苟叔的运货车，结果不小心在车厢里烧毁了苟叔价值数千元的货物，愤怒的苟叔便带着毛豆踏上了寻父之路，想要找到毛豆的父亲讨要损失。
殊不知，毛豆的父亲早已身亡，是同样在外打工的六叔一直以来瞒着毛豆。
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陷车、摆摊、遭人敲诈、被地头蛇殴打等一系列小故事，苟叔恍然间已经将这个被亲生父母抛弃在陕北窑洞中的可怜娃视如己出。
当苟叔为毛豆点燃烟花时，这个从小对烟花充满渴望（但没有零花钱，玩不起）的孩子，第一次感受到什么是父爱。
“是为我一个人放的吗？”毛豆这句嚎啕大哭下的怯问，直接戳爆观者泪腺，也呼应了影片的英文名字——《Like Father And Son》，如父如子。
导演白志强有亲口吐露：
我接触到了一大批留守儿童，当看到他们的艰难处境时，总觉得该做点什么。当时有人提议可以为他们拍摄一部纪录片，但是考虑到这些孩子将来长大后可能并不想看到自己充满艰辛的童年，于是就萌生了拍摄一部故事片的想法。
这就是《拨浪鼓咚咚响》的缘起，当然，这部电影的故事也的确是有原型的，毛豆的角色就是参考了一位失去了父亲的留守儿童创作的。这个孩子就一直盼望着父亲可以给他放一场烟花，也就有了片中结尾处的那场令人印象深刻的烟花。
不怕丢人地说，这场烟花是我们蹭的隔壁村的。没错，我们剧组太穷了，买不起那么多烟花。正好当时赶上灯会，隔壁村要放烟花，于是制片就跑过去一顿安利，说我们可以让你的烟花放得更有意义，于是得以延迟燃放。
导演在影片中的“自嘲式”招商
影片末尾，苟叔还是将孩子交给了政府，但从未真正向这个孩子表露心意的他，却将亡子遗留的一直带在身边的拨浪鼓送给了毛豆——此前毛豆想玩这枚拨浪鼓时还遭到苟叔的制止训斥。
这已经毫无保留地向毛豆倾诉了自己的父爱。
这也是影片最后的泪目高潮，一个中年老汉，人生中第二次失去了儿子。
就我而言，我在看电影时第一个让我感到心里“咯噔”一下的，是毛豆在奶奶逝世后遭到了全村的抛弃，村长直接告诉意欲讨要损失的苟叔：
不行你就把他卖了！
一语惊煞，无语凝噎。
人如四足牲畜一般可以被标价买卖，这就是曾经那段我们走过的路：留守儿童，人口拐卖，这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抹不去的一道社会伤疤，其中尤以妇女拐卖和儿童拐卖为甚。
在旧社会的中国，由于私有制的明确以及地主阶级作为统治阶层其合法性的存在，“拐卖”一词是不适用的。
旧社会人口交易是一种合法且具备一定市场规模的现象，也是旧社会剥削性质的体现。
因而，谈及带有黑污色彩的“拐卖”一词，指的就是在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与人民法制的新中国。
再准确一些而言，新中国的人口拐卖史，始于改革开放，其巅峰则是八九十年代著名“二十年拐卖潮”——那也是新中国社会秩序最为动荡、公有制基础土崩瓦解最为剧烈、文化变色最为汹涌、城乡差距拉开速度最为迅猛的二十年。
今天中国（特别是近十年）已经在努力扭正的诸多乱象，追溯其源头都可指向八九十年代（准确的说是1981年的十一届六中全会至1997年的十五大）。
拐卖人口，通常对象就是妇女与儿童。
妇女被拐卖，一般用作填充家庭劳动力、完善男丁配偶、传宗接代等用途；儿童被拐卖，男孩一般用作传宗接代和填充劳动力，女孩一般用作童养媳和填充劳动力。
不论哪一类用途，八九十年代的妇女/儿童拐卖潮都带有鲜明的封建主义复辟、地方宗族门阀势力复燃、基层党组党委执政弱化和女权重新没落等特点。
以社会背景为深究，八十年代我国进入改开阶段，国家放松许多领域的法律管制，导致资本与人口的无序流动空前加快，这是引发人口拐卖的一大客观原因。
资本的蛮横生长，必然致使道德与伦理被压制。
同时，辅以城乡差距的拉大、城乡阶层的割裂，数千万打工潮的背后是留守儿童现象的大爆炸，亦是为人口拐卖提供了“货源”。
在利益驱动与法制淡漠的双重作用下，治安混乱和拐卖成风就成了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的最突出表象。
从1987年的十三大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到1992年的南巡讲话，东南沿海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呈不可逆的时代风貌，与之次生的便是东北、西北、中部地区大量农村人口的被动释放，以及留困群体被主流秩序的天然忽视。
被主流秩序忽视，必然导致被地下秩序接管。
农村人口外流去往沿海打工，造成了一个巨大的“边缘下沉空间”，在迅速老龄化/宗族化的过程中，妇女和儿童被一步步地“商品化”，随着黑势力的死灰复燃，最终酿成了悲剧性的人口拐卖史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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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人口拐卖”有着极其稳定的买卖路线，其“卖出地”主要是云南、贵州、四川、陕西、广西五地的贫困农村，除了广西就近去往广东，其余均沿着铁路行进去往东部。
铁路的拐卖路线也有两条：
一是昆明、贵阳火车站处出发的“南线”：沿着沪昆线行进，要么在株洲南下、北上换乘京广线，南下者进入广东，北上者去往郑州；要么从上饶南下，换乘铁路至福建；要么是不换乘一直去往江浙地区。
二则是在成都火车站出发的“北线”，北上至陇海线往东行进，要么抵达郑州后继续沿着京广线北上，要么抵达苏北徐州后再沿着京沪线南下或者北上。
2021年3月，公安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通报全国公安机关将依托“打拐DNA系统”、通过积极完善父母寻找失踪被拐儿童信息、广泛采集疑似被拐人员数据等工作，全力侦破一批拐卖儿童积案，全力缉捕一批拐卖儿童犯罪嫌疑人，全面查找一批“改革开放以来失踪被拐的儿童”。
随即，#全面查找改革开放以来失踪被拐儿童# 这个话题上了热搜。
应当来说，这个标题真是言简意赅。
从事实而论，七十年代末崛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无疑是一把锋利的刀子，它将原本集体共生的农村社会再次切碎、逐回了小农经济生态。
伴随着的，是从九十年代国家逐渐开始将市场作为“关键性的资源配置手段”以来，农村地区的劳动力逐步进行了成批次、有秩序的“外逃”。
可谓“不分男女老少”得将劳动力推向了东部沿海，把一座座大山、乡村基层留给了不具劳动作业能力的高龄老者和初生孩童。
80年代，中央政府的财力相对停滞乃至下降，在快速通胀、物价飞奔的背景下，从1978年到1992年十四年之间中央财力只翻了一番，完全没法通过全国统筹来解决儿童收养问题，只能任由“黑色秩序”吸纳数百万留守儿童。
也正是从80年末代/90年代初开始，众多山区和乡村成为了毒品、艾滋病、卖淫、黑社会藏匿军火的深窝——也是拐卖儿童的据点。
诸多“童养媳村”、“收儿村”，刻绘了改革开放后太多偏远农村的画像。
我本人是安徽人，我个人印象比较深的就是约十年前被爆出的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宫小村，在当地是个出名的长期大规模拐卖儿童、逼迫儿童乞讨的据点。
那个几千人的村子其实只有三个残疾人，而一些正常人因为很难讨到钱，于是想到找残疾小孩代为乞讨，而他们坐收渔利的办法。
这也叫“带乡”。
那些被雇佣去乞讨的儿童叫“乡”，雇佣者叫“乡主”，寻找带出乞讨的过程叫“带乡”。
约从1993年开始，阜阳市太和县宫集镇宫小村的村民陆续开始在邻村、邻县甚至邻省物色年龄尚小、智力正常的儿童，对这些儿童肢体进行摧残，令其残废后，将他们带到全国各地乞讨………
这就是农村被抛弃后、自生自灭的极端典型，非常残忍，非常可悲。
在过去市场经济、极端市场化思维大行其道的岁月里，拯救农村的唯一出路就是用万能的“市场”来解决问题，即：让农村的劳动力“匹配、接壤”东部沿海的发达经济。
打工潮，就被主流舆论捧为改变命运的正确洪流。
然而，根据少部分良心记者和媒体过去深入东莞、广州等地的调查，农村山区的打工人在东部的遭遇往往让人失语…...
而且，不论是被父母遗落在农村的孩子、还是被父母带到城市里跟着打工的孩子，都面临被拐卖的风险：农村的拐卖村与城市里的“梅姨”们，组成了利益共同体，一度还出现了大批亲生父母被迫卖小孩的惨剧……
为此，南方系媒体阵营的主力网易新闻，倒是曾在2015年用心险恶地曾给出“解决办法”：“只有儿童买卖合法化才能减少儿童偷盗”……（该文陈兴杰是茅于轼的拥趸）
一如改革开放后卖淫等黄色产业链死灰复燃，南方系给出药方“只有卖淫合法化才能减少妇女被拐”；待黑社会死灰复燃，南方系又给出药方“只有枪支合法化才能减少黑社会组织”……
自由化思潮下，精英们一方面拼命地将农村推远，一方面还要污名化被推远后而产生乱象的农村，如“穷山恶水出刁民”，如“穷生奸计，富长良心”……
私有制的复活，让一切社会关系都迅速沦为买卖关系。
马克思那段我引用了太多遍的话相信诸位已经耳熟能详：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会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根据民政部公布的数据，如今全国仍有农村留守儿童697万余人，96%的农村留守儿童由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照顾。
持续的调查研究发现，留守儿童的愉悦状态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烦乱和迷茫状态则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消极情绪夹杂着对父母的怨恨。
根据2017年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的调研数据，超过10%的留守儿童选择了说父母“已死”。不少留守家庭在亲子沟通方面存在障碍，亲子沟通甚至会带来伤害。
相关研究亦表明，在与父母互动的深度和广度上，留守儿童缺失很大。
2019年的白皮书又对江西、安徽和云南三省2763 份实证数据进行分析。数据表明，调查地区儿童遭受暴力对待主要分为躯体遭受暴力对待、精神遭受暴力对待、性遭受暴力对待和忽视四类，发生率分别达到65.1%、91.3%、30.6%和40.6%。
值得关注的是，这其中有13.7%的儿童遭受四重暴力。
无需深剖也可窥见，留守儿童和农村社会的变化和流动是一致的，且离散家庭与留守人口也是中国式贫困问题的焦点之一。
直到今日中国，“三个世界”的形态仍愈发稳固：
「北上广深杭」是一个世界，这里发达先进、文明程度趋近于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最高峰，是国家前进的火车头与示范地；
「二线城市群」又是一个世界，这里充斥着大量潜规则和江湖规矩；
「深山老林、偏远幽谷」，则是中国境内的第三个世界，这里是随处可见的原始封建形态和完全断档断层的落后文明——而这些鸟不拉屎的封闭地域，正是改开之后一大批“艾滋村”、“童养媳村”、“拐卖儿童村”、“代孕村”的聚集地。
在《拨浪鼓咚咚响》中，有一个意象令人印象深刻，那就是始终环绕在耳畔的北京奥运主题曲《我和你》。
一面是恢宏的国家荣耀，一面是狼狈的泥泞人生。
听闻大喇叭里刘欢温柔的歌声，看看脚下补不上破口的棉鞋，正如毛豆问苟叔的那个问题：“你为啥没钱嘛？”无人可以回答。
恰似毛豆的六叔在华丽丽的大城市里面对开发商的欠薪，除了挂出一道道横幅为包括自己在内的农民工兄弟们羽翼羸弱地讨薪而别无他法。
世道变了，很多问题都寻不到答案，就像毛豆那个永远也寻不到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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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前文提到的#全面查找改革开放以来失踪被拐儿童#的话题，当时在这个话题下面，看到了这样一个网友提的问题，问得直戳本质，然而底下的回答却答得不着四六，充满了给改开后的拐卖潮洗白、并向改开前的毛主席时代泼污的味道。
改革开放后大面积的儿童拐卖、幼童失踪这是铁的事实，无人可以反驳，但是说改革开放之前“没有人口流动”，且认为是因为这个“客观因素”从而使得改开之前“没有儿童可拐”，这种论调暗意就非常错误了，充满了为八九十年代诞生拐卖潮洗白的味道。
先看改革开放之前到底有没有人口流动。
从建国后到1953年的过渡时期，仍属自发流动阶段，根据山东、安徽、河南、河北、四川等地的数据，农村外流就有十四万人之众，1953一年涌入北京的就有四万人口（据王思明《20世纪中国农业与农村变迁研究》）。
同时，国家调控的人口流动也逐步成为主导。
比如建国后向东北工业区的大规模移民，河北省和平原省（黄河中下游，太行山以东区域）是主力军，1949、1950两年就移民了近三万人。
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国新建城市与工业区达三十八个，大规模扩建的城市与工业区达五十四个，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从五个升为十三个，这使得大规模农民得以“进城”。
1955年城镇人口8285万人，1960年达到13073万人，城镇人口比例从13.48%涨到19.75%，这都是大范围人口流动的结果（据1996年版《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此后，遵照毛主席“建设农村、不抛弃农村”的指示，随着人民公社运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等反哺农村项目的开展，人口流动趋于稳健，这是国家控制城乡差距的成果（需要看到，近二十万知识分子在50年代末被成功“摘帽”，也是毛主席的意见）。
特别是1961年3月毛主席主持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以“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纠正过去三年被下面某些人搞的严重过火的浮夸风之后，城市和农村人口稳定下来，农民生产积极性重新被调动，也是农产量大幅提高的时期。
从现实看便是：1960年的城镇人口比例一直到1981年才被超过，此后则是节节攀升了。
由此可以看到，建国前三十年，不是没有人口流动，而是：第一，有，像六十年代初的城镇职工返乡潮，周恩来直言“下去这么多人，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了”；第二，但规模和改开后比，那还是改开后大的多；第三，规模不大的原因是因为不必要。
在城乡差距并不过分且反哺农村政策（上山下乡、赤脚医生）显著的情况下，不必要进行夸张的流动。
比如至60年代中期（文革前夜）时，各领域贫富差距刚刚开始凸显、“三自一包”和户籍制度刚刚有了点拉大城乡差距的苗头、包括教育方面也出现了城市资产阶级子女与高干子女的就学机会远远多于农村儿童的情况时，毛主席马上就警惕起来，要求将农村工作的位置摆正。
像主席一直强调的：
有少部分工人的工资以及有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是高了些，农民看了不满意是有理由的。
尤其看主席这段话：
人不要都挤在城市里，积极的在农村发展工业，使农民就地变成工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政策问题。这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标准一定不要低于城市………每一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和高等学校，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
包括后来所谓“1962年的右倾”，毛主席的根本矛头也是对准八届十中全会就“包产到户”问题与党内某些同志的分歧。
关于包产到户，1965年5月在井冈山上，毛主席曾对张平化说得最为透彻：
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所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呐！
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
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所以，在毛主席时代，并非没有人口流动，只是没有「人口异动」。
在公有制的建设格局下、在人民公社的局部单元中，不可能存在任何服务于私有制的被迫迁移甚至人口买卖。
然而当时间进入70年代末、80年代初，毛主席担忧的包产到户和两极分化，接连登上历史舞台，真正的超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确实也随之诞生。
与之相生共随的，便是被抛弃地带的人口贩卖逐渐兴起。
跋
摊大饼式的扩张，都是一个个特大城市继续特大，大城市转而特大，小城镇变成大城市，乐此不疲，最后就变成难以为继，不可克服的城市病。
—— 2013年3月参加全国人大江苏代表团审议时；
即使将来城镇化达到70%以上，还有四五亿人在农村。农村绝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 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
—— 2013年7月在湖北省考察工作时。
真心呼吁，支持一下这部电影吧。
这不仅是关心一部电影，更是在关心一种题材、以及一个失落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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