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由于《漫长的季节》大火，同样写东北国企工人下岗潮的几部影视剧也被人翻出来，趁势炒作了一把，其中就有6集电视剧《平原上的摩西》（以下简称《平原》。我对这部剧很陌生，只听说是根据小说改编的，出于好奇找来看了一遍，说实话，观感颇差。表面上看，跟《漫长的季节》一样，也属于凶杀悬疑之类，但节奏缓慢、凌乱，叙述沉闷，编导也许是想追求一种回到生活现场的纪录片风格，但效果并不好，即使作为类型剧也算不上合格。当然，编导的本意也并不在这里，跟《漫长的季节》一样，只不过是借助悬疑犯罪外壳，表达“严肃”的社会主题。
《平原》的剧情其实很简单，远不像剧集“叙述”的那么扑朔迷离：在跨越两个时代的奔流中，一桩未决的罪案浮现，打破了小城的平静。曾经的叛逆少年庄树成为刑警后负责侦查7年前的旧案，疑犯却逐渐指向了儿时留给自己美好记忆的邻居——李守廉、李斐父女。多年前，曾是邻居的庄树和李斐是亲密玩伴，国企改制后，随着父辈变故，两家人渐行渐远。随着调查的深入，一颗烟头让案情拨云见日，庄树深陷其中，随着调查的深入，他发现自己很可能就是案件的参与者……
乍一看，《平原》想表达的似乎是庄树和李斐两小无猜的纯真友情如何在时代巨变中被碾碎的主题，但仔细一琢磨却发现，真正的主角并不是一直占据情节中心的庄树和李斐，而是在剧中时断时续、若隐若现的另外两个人物：庄树的母亲傅东心和李斐的父亲、杀人嫌犯李守廉，或许还可以加上半个庄德增——庄树的父亲。整个剧情或案件实际上都是围绕这三个人展开的。
庄德增曾经是一名红卫兵，文哥中打伤过傅东心的教授父亲，文哥后，顺应时代潮流下海经商，从印刷烟盒起家，继而进军房地产、餐饮、汽车美容、母婴产品等，成为了一名大老板。傅东心是庄德增的妻子，出生于高知家庭，气质高雅，热爱文学艺术，总是一副冷漠、隐忍，冷眼看待世界的表情。她经别人介绍嫁给了庄德增，但并不爱他，甚至恨他，也不喜欢她和庄德增生的儿子庄树，把所有的心血都放在了天资聪慧的李斐身上。李斐的父亲李守廉曾经是一名技术工人，他对自己的技术毫不保留，倾其所能教会了两名徒弟，自己却因此下岗，可谓是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但他无怨无悔；李守廉也是一位古道热肠、乐善好施之人，经常帮助街坊邻里，甚至把自己的买断费借给了孙育新，还为了一被遭受凌辱的下岗工人母女打死了两名城管。更重要的是，文哥时，正是李守廉把傅东心的教授父亲从庄德增暴打之下救出来的。
搞清楚这几个人物之间的关系很重要，从中我们可以理出两条线索：一是，知识分子傅东心父女和曾经的红卫兵与现在的“成功商人”庄德增之间的恩怨；二是下岗工人兼杀人嫌犯李守廉被社会抛弃的仇恨和痛苦。也就是说，在傅东心和李守廉心里都有两道深深的伤痕，傅东心的伤痕是“文哥”烙下的，李守廉的伤痕是“改革”烙下的。由于前红卫兵庄德增也是改革中的既得利益者，所以李守廉心里的伤痕也应该算到“庄德增”和文哥的头上——这是《平原》编导给观众的暗示。
看到这儿，观众也许明白过来了，《平原》原来也是一部“伤痕文学”。它用“作恶者是同一拨人的”这种移花接木手法，将知识分子在文哥中的伤痕，同上个世纪90年代“下岗潮”中工人阶级的伤痕混淆在一起，达到了对历史进行改写的目的，可谓一箭双雕。但这样的改写是经不住追问的。文哥中最响亮的口号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而改革使成千上万工人下岗，成了弱势群体，试问，如果文哥和改革中的既得利益者是同一拨人，文哥怎么会被全盘否定呢？现实中也许的确有庄德增这样的前红卫兵成了成功商人，但真正的既得利益者和主导改革的人，是那些在文哥中被“迫害过”的老干部及其子女，包括知识分子群体，跟傅东心和教授父亲属于同一拨人的是他们，而不是李守廉这些已经沦为贱民的下岗工人。
既然如此，《平原》为何要将知识精英和工人阶阶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伤痕文学”搅拌在一起呢？也许编导并没有篡改历史涂抹现实的政治目的，但其中流露的精英主义情结却昭然若揭。在剧集中，为了凸显傅东心那颗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的高贵灵魂，以及她和前红卫兵庄德增不共戴天的气节，编导不惜把她和庄德增所生的儿子小树刻画成一个冥顽不化、朽木不可雕的“蠢材”，救过她父亲性命的下岗工人李守廉的女儿李斐则成了一个天资聪慧的“天使”，对她视若己出。李守廉最大的梦想就是把女儿培养成为傅东心那样的“精英”。编导甚至将知识分子比喻为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的犹太人领袖摩西。
尽管李守廉“杀人”是一种弱者的复仇，但同样是“弱者的复仇”，《漫长的季节》中的沈墨让人联想到她和傅卫军所属的那个阶级及其历史，李守廉却非但无法让人产生这样的联想，反而让人看到他在不断向知识精英献媚，以便摆脱自己的阶级身份，他把李斐送到傅东心家里培养，便是这种心理的隐喻；剧集中的李守廉也像傅东心那样沉默隐忍，气质上与其说是工人，倒不如说更像一个知识分子，他的杀人让人觉得不是在为自己复仇，而是在替傅东心和精英们向官僚权贵集团复仇。在这样的“复仇”中，工人阶级不知不觉失去了自己的主体和身份，变成了知识分子的附庸。
长期以来，“伤痕文学”都是通过讲述文哥中知识分子受迫害的故事，来为改革摇旗呐喊的，但这一次，《平原》却搭乘东北工人下岗潮这一热门题材，把知识分子在文哥中的“伤痕”和工人在改革中的“伤痕”当做同一个故事来讲，所谓两种伤痕，一种叙述，既掩盖了历史真相，也混淆了现实矛盾，这不能不说是《平原》的一次创举，也是“伤痕文学”的最新走向，一方面透露出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优越感和企图进一步将文哥“原罪化”的努力，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精英知识分子开始试图撇清其和改革的同盟关系，但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他们同情沦落为弱势群体的工人阶级，或者像毛时代那样，与工农结合，重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恰恰相反，梦想在未来可能发生的社会大变局中，重建自身的合法性和启蒙者地位。
如果说以往的伤痕文学旨在改写历史，那么，《平原》则意欲通过将两种伤痕化为一种伤痕的叙述策略，来达到改写现实的目的，这也许正是该剧（小说）受到《收获》以及某些西方大奖青睐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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