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郎的《2002的第一场雪》在火起来之前，很少有人知道刀郎。他火之后，又遭到所谓的“主流”否定。其中，不乏业内的“成功人士”。而他在香港的境遇，却与大陆形成了鲜明的对阵，好像“墙内开花墙外香”。
虽然都是音乐，为什么境内外反映不同？原因出在那儿？这个问题好像不那么好回答。但是，却不能不探讨。
境外对于音乐的评论，与大陆可能存在“标准”上的差异，尤其是在“政治标准”方面。详情此自不待言，不必赘述。
当中国音乐界的“大佬”们评论刀郎的音乐的时候，具体的评价是什么？目前还没有流传出来。或者说，发生在刀郎身上的“盖子”还没有被掀开。
如果说刀郎的歌“不讲政治”，这话听着太刺耳，太不中听。一件艺术品，只要生成，据说都有遗憾，找点“毛病”，对于专家，那是“小儿科”。那样的话，一般“老手”、“高手”，不会直说。很可能王顾左右而言他。知者自然心领神会，知道是怎么回事。
或许，资本对音乐界的注入，影响着对于歌手的评价。这似是一种“公论”。有一些歌手就是被某种“资本”的力量包装之后推出。 他们也需要 “包装”自己。既要装出懂政治、讲政治的样子，又要装出懂艺术、懂音乐的样子。实际看的是歌手对于他们的“经济价值”，其它都在其次。
而刀郎，显然与“资本”的价值观格格不入。他们想利用刀郎赚钱，几乎没有可能性。在文化进入“市场”的当下，刀郎是音乐界里的“单干户”，他只属于音乐，不属于“资本”。他的音乐没有“资本”注入，就意味着没有一个给他“站台”者。那些有能力控制或主导乐坛的，怎么可能垂青于刀郎？至于找一个什么理由，语言文化功底深厚的国人，那根本就不是个问题，而且找出的理由还让你说不出，道不出。
“政治性”无疑是一个具有巨大杀伤性的“敏感”问题。这个“政治性”，当然不在于他在政治上真的有什么可被“追究”之处，而在于他歌的内容是不是反映“某旋律”。这个“某旋律”，常常是个不好界定而又没有具体条条，因此不好遵循。有人很容易根据自己的主观好恶做出“想当然”的判断。其实，只要说句“口水歌”，只要说句刀郎的歌唱的不过是“男欢女爱”就足够了，都懂得。与某些“旋律”相比，必然被排斥。而占据“某旋律”制高点的音乐人，多为有“话语权”的人。多年中，“桃李满天下”，他们的天平往那里倾斜，明摆着。
坦率的说，那英对于刀郎的评论虽然不得要领，倒也直白。不是说她在评论刀郎的时候没有动脑子，而是她本来就是这样的水准，只是与某些人的表达方式不同而已，对她，不能苛求。连刀郎对她都能有一定的理解。当记者说她说刀郎的歌是给农民听的时候，刀郎便追问，是你亲耳听到的？算是为那英澄清了一个“不实之词”。因为刀郎心知肚明，那明显不再“点”上，问题的结症不在那英。
凑巧，今日看到一则2007年10月19日由中国音乐家协会组织的“抵制网络歌曲恶俗之风”座谈会的消息。原来，在那次座谈会上，刀郎的《冲动的惩罚》被列入了“恶俗”歌曲。
由中国最权威的机构“定调”，其它部门那个还敢“翻案”？几年后，落选“音乐风云榜十年盛典”就不难理解。当刀郎因为《罗刹海市》火爆全国，乃至世界各国之后，除了中国音协流行音乐学会主席付林之外，唯独不见其他人“表态”也就好理解了，让他们怎么评？
是不是“抖音”在有意为笔者提供素材。写到此次，在“抖音”中看了小半天，看“瑞仔妈妈”发的她4个月的儿子的小视频。她的儿子，基本上只听刀郎的歌，刀郎作词作曲的歌，刀郎作词作曲、他徒儿唱的歌，刀郎翻唱的歌。一听到他的歌，就会停止吵闹，安静下来。而听别人的歌，哪怕是“儿歌”，他都要哭闹。还有，当《国歌》响起的时候，听的也十分专注。他嫣然就是一个“小刀迷”，还懂“政治”，简直就是一个音乐鉴赏大师。
想来，小家伙不会知道刀郎是谁，他不会有政治的、艺术的鉴别力。是不是他扑捉到了刀郎的音乐“密码”，与他产生了共鸣？这一点，应该说，与广大“刀迷”是一致的，表面看，都爱听刀郎的歌。
刀郎的成名，在于《2002年的第一场雪》专辑。其中计12首歌。即：《2002年的第一场雪》、《新阿瓦尔古丽》、《新疆好》、《萨拉姆毛主席》、《艾里甫与赛乃姆》、《情人》、《草原之夜》、《祝酒歌》、《敖包相会》、《雨中飘荡的回忆》、《冲动的惩罚》、《驼铃》。其中刀郎原创的6首，即《2002年的第一场雪》、《新阿瓦尔古丽》、《艾里甫与赛乃姆》、《情人》、《雨中飘荡的回忆》、《冲动的惩罚》。
特别是刀郎原创的那几首歌，是他们评论刀郎的依据。他翻唱的，都是经典，没有什么可说。最容易引发争议的，恐怕就是《冲动的惩罚》和《情人》。
如《冲动的惩罚》。这首歌与他的一段痛彻心扉的婚姻相关。那是他情窦初开，年轻时“冲动”的结果。那次的“冲动”，一个不到20岁的小青年就当了爸爸，在世人眼里，“这根本就是一个笑话”。他怎么能不“悲伤”！
这是刀郎写自己，唱自己，通过这种方式与人交流，向人倾诉。自然不是为了“评奖”之类的目的。他怎么可能在乎某些“评论家”按照他所不知道的，或者不屑的“标准”去评论？
没有那痛彻心扉的遭遇，写不出那样词，编不出那样的曲，更唱不出那样的情。即使是创有那样的感情经历，可以写出那样的词，编出那样的曲，歌唱者也很难唱出那样的感情。那支歌，不管人们怎么评论，它首先属于刀郎，也属于同情刀郎的遭遇，热爱刀郎的人们。
刀郎与杨娜的婚姻，涉及不到政治。完全是两个极其普通的艺人个人之间的事。没有涉及、影响他人。艰难中的刀郎，痛苦中的刀郎，只有他自己默默地承受，“社会”没有“关注”、“关心”他。直到他遇到后来的妻子朱梅。作为一个音乐人，他用这种方法，只能用这种方法表达。自然不会有“政治”融入其中。有人不接受他的这种表达方法，或者他不应该这样表达，因此，不愿意接受刀郎，都也可以理解。其实，刀郎也未必追求人人都能理解。
只要有过比较真挚一点的感情和挫折经历的人，就不得不承认，刀郎是真实的，是直白的。他没有“装”，没有哪怕是一点点的“装”，装高尚、装大度。“在冰与火的情欲中挣扎徘徊”，那是什么滋味，是一种怎样的煎熬。每个人都年轻过，都有那个人生阶段的感情经历，有的或许比刀郎还曲折。但是，事实上许许多多的人，可能由于种种原因，没有那个把那时的情感写出来，唱出来，刀郎居然做到了，这是其实一种很难的事。对于许多人，这是不容易被揭开的“疮疤”，宁可隐藏在灵魂的最深处。特别是有人在“高大”起来之后，更是想把他遮掩的严严实实。
刀郎的歌，是反映某些社会普通人群情感的歌曲。作为音乐人的刀郎，仍然是以他的音乐作品为人民服务。用“政治标准”看，决说不上是违反“政治标准”的歌曲。
其实，作为音乐人的刀郎，他比某些所谓懂“政治”的人还会表达政治。不过是，他不会用“标语”、“口号”的语言表达政治。如：
他为残奥会写的《就是现在》中，“欢乐与痛苦我们与共”，“尽管这世界给我满身的伤，我依然要赞美太阳”，“我们的力量震撼宇宙”。试想，当残障运动员听到这样的歌声的时候，能不振奋，能不受到鼓舞么？
在对印尼海啸赈灾义演中的《爱是你我》，充满着爱。这爱，是对“伤痛”的“抚摸”。这爱，是对“忧伤欢乐”的“倾听”。特别是那句“就算生活，给我无尽的苦痛折磨，我还是觉得幸福更多”，这难道不是鼓励人民在困难面前要看到光明，要看到希望，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么？面对已经发生的灾难性的海啸，提振信心，提高勇气应该是最重要的。
如此种种，谁能说其中没有政治？没有政治、不讲政治还能获得最讲政治的中宣部颁发的“五个一工程奖”？
如果说刀郎的歌不符合某些人的“个人爱好”，甚至是个人的“价值取向”——“偏激”的“价值取向”。因此，心照不宣的予以否定。如果其中有“资本”的力量介入，那就不好判断了。
刀郎，注定他就不是平常人，平常人不能理解他，或者说，理解他，需要一个过程。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毕竟许多不平常的人，知道自己做不到，刀郎却做到了。能够把他们的感情，甚至压抑在心头的感情释放了出来。他们由衷的感激刀郎，佩服刀郎，喜欢刀郎，却不是“吹毛求疵”。平常人懂得这个，某些，在这里，我说的是“某些”，不是“一切”，有了一点社会成就，社会地位的人却不懂。甚至会用“另类”的目光看人，尤其是像刀郎这样的人。只能说这是一种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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