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农业是关乎时间的技艺，新中国的合作化农业试图凭借科学技术重整农业生产的时间体系以配适国家建设的整体节奏，传统农业“顺应自然”的观念难以为继，“向自然开战”代表了这一时期“征服自然”的整体意志。20世纪60年代初，现代科学的退却使得作为传统授时内核的物候知识被重新起用。从物候认知到物候学，对物候时间的承认反映出新中国再造农时的难度，物候的科学化过程则暴露了现代农业知识在其生成时的纠结及其内在结构的错乱，这些都触及自然观念的变动。从端木蕻良到周立波再到李准，农业合作化小说因其对农业生产典型场景的复现、对具体历史语境中物候话语的编码，以及不同时期对待物候认知的复杂态度，参与进新中国农业改造的历史与自然中。
关 键 词
农业合作化小说 时间 物候 土洋结合 自然观念
引 言
回首新中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既有研究常常聚焦于农村社会生产关系的深巨变革，探究随之而来的社会人心变化，罕有注意到农业合作化运动因其特殊的农业属性，同时也是对农业生产所置身的自然世界的剧烈改造、对包括农事活动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自然观念在内的社会意识形态的重塑。农业是关乎时间的技艺，“不违农时”的古训口耳相传，传统农民恪守自然时序，传统的农耕观念与对天象、时令、物候等自然现象的认知相互融合，并与民间经验和地方性知识构成对流与互证。尽管这种拘囿于经验、在自然与人事之间寻求平衡的农业传统已经证明其具有可持续性，但它显然不符合新时代的要求。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对农业剩余的严重倚赖要求突破传统农耕观念和农耕实践的囿限，控制和改变既有农业生产的自然机制及其节奏，最大限度地获得土地和农耕的回报。传统农业“顺应自然”的观念由是为之一变，“向自然开战”重新界定了这一时期人与自然的关系。新中国的合作化农业纽结了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改造和自然改造的双重议题，提供了一处充满征候的历史断面，现代农业对传统农业的取代、技术对自然的征服、政治时间对农业时间的管控，凡此种种切实存在于其中的超克及其难度，都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新的自然观念就孕育于这种新旧交接的混沌场域中。
本文择取物候这一维度，从时间经验入手讨论农业合作化对人与自然关系产生的复杂而深远的影响，以及与此相关的自然观念的变化。社会主义新中国试图凭借科学技术重新整顿农业生产的时间体系，以配适国家建设的整体节奏，“再造农时”成为合作化农业的一大追求，却不免受到物候表征的自然时序的掣肘。农业合作化小说提供了大量的物候书写，端木蕻良、周立波、李准在不同时期的代表文本前后相序地书写了物候知识的沉浮境遇及其科学化历程，回应着“再造农时”在合作化运动不同阶段遭遇的问题及其转化方式。
一 钟表下乡：政治时间的降临
1954年，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尚未在全国刮起风暴的初期，端木蕻良就凭借短篇小说《钟》对“农业工人”的描绘，为这一运动提供了文学造像。“扩庄”以后，“统一工时”，各大队按时“打点”，集体出工。至此，一个崇高乃至神圣的时间猛然降临。“准”或“不准”成为伴随合作化农业而来的新问题，庄员的生活充斥着校准时间的焦虑。这个陌生的时间不仅入侵私人生活，考验着第三大队的领头人胡大叔能否按时“上工”，还在村庄里制造出更为公共的新兴事件——“对时”。这里存在着一个严明的权力层级：农庄办公室的墙上悬挂着一面大电钟，无论是油滑的庄员朱长林为集体出工时“不早来一分钟”而买的怀表，还是积极分子胡大叔为“不迟来一分钟”而买的闹钟，都需要被不时地拿去和办公室里的大电钟校准。[1]
“统一工时”之初，胡大叔曾因不知时间屡次“误卯”而羞愤难耐。机械钟并非农村世界的自有产物，胡大叔“他家从来就没有过钟表”[2]。胡大叔时间感的丧失更因于往昔农业生活的中止。骡子没送到大院归饲养员喂养之前，胡大叔夜里趁出屋给牲口添草的空当，顺便看看三星，就知道几更几点。如今作为庄员的他，已经脱离与自家牲口朝夕相伴的生活状态，转而在夜间不知早晚地识字，努力向另一种未知的农业生活靠拢。会计老孙原是城里人，肚子里有“一本钟表经”[3]，在老孙的指点下，胡大叔顺利地从城里的百货大楼买回一个崭新煊红的小闹钟，每天早晨五点半准时叫醒一家人。有了闹钟，胡大叔方能掐准时间上工，精神为之一振：“到第三遍钟了，他独自走在田里，只觉满眼清新，什么都是美的。太阳像从他心里升出来，出现在地头上。”[4]胡大叔成了第三大队的时间标尺，是“真正按着起床钟、吃饭钟、上工钟来办事”的“农业工人”。[5]
这里触及的正是机械时间在中国农村的推广，以及随之而来的农民时间经验的转换。农业合作化运动虽然并非机械时间进驻中国乡村的起点时刻，但在此之前，借由机械计时装置严格划分时间的做法多流行于城市，因此，当往返于城市之间的火车穿行过农村腹地时，以小时和分秒区隔时间的精确感尤其能为农人获悉。胡大叔担心错过六点半的“上工点”“心里不由得犯急”时，儿子小强却镇静从容地告诉父亲：“不会晚，二趟‘急行’火车还没过去呢！”[6]对传统农民而言，时间和空间紧密粘黏在一起，时间诞生自对周遭空间及事物的感知。“半夜子时，鸡叫丑时，天亮寅时，日出卯时。”[7]这种依赖感性经验生成的时间难以被准确测量，正如朱长林凭借怀表报时责骂庄员小艾虎一行人“晚来五分钟”后，艾虎反驳道：“庄稼人底时间是按烟袋锅计算的，谁也摸不准。”[8]农业合作化之后，原先囿于一地、尺度不清的时间体系不再适用，农人转而依赖机械时间。机械时间是一种统一、均质的虚化时间，时间是机械装置的结果，时间的产生和区分不依赖任何外在实体。以农业合作化运动为契机，机械时间借助附着其上的政治势能深入农村世界，对原本边界不明、充满弹性的农村时空进行理性、精准、等量的切割。家中买入闹钟的第一天傍晚，胡大叔吩咐胡大婶：“都五点一刻了，怎么还不做饭？”胡大婶感到前所未有的新奇：“她家从来没有人把时间说得这么准。”[9]
“准”或“不准”的焦虑透露出两种时间体系的错位，建设社会主义的浩大热情支撑着以胡大叔为首的农民们不断调试自己的身体，以适应和弥合二者的龃龉。农人的意志和行动也在时间的整肃中被重新规约，抛弃“农民”身份转做“农业工人”成为庄员们的共有理想。克服时间焦虑之后便迎来战胜时间的豪情：“我们能捉住时辰，就能赶过时辰去！”[10]
《钟》的创作源于端木蕻良的实际工作经验。自1949年冬天起，端木蕻良接连参与北京南郊的“土改”“合作化”运动。这时的京郊是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排头兵，互助组、合作社、集体农庄等不同程度的合作化组织并行[11]，京郊形势的超前和复杂使得端木蕻良得以敏锐地把握集体农业下的农村世界。农业合作化运动取消个体农民分散耕作的生产形式后，以整齐划一的生产计划、层层分配的产出指标将地方农业严密地编织进国家建设的整体蓝图中，由上而下的政治指令遍布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这样统一调配的政治动作要求人们共享一种全新的同时性的时间观，它让人们按照同一的时历标准行动，分别确定自身在其中的位置，由此方能使超规模的、抽象的国家活动成为可能。不同于同一时期摹写新人成长或道路斗争的农业合作化小说，《钟》弱化了农业合作化作为政治运动的一面，选择捕捉农人幽微的时间经验，甫一发出就招致批评，被认为写鸡毛蒜皮的小事与时代不相称。事实上，相较于火热的政治场面，与耕种相关的日常经验反而更能切实地触及历史错动中的农业问题。端木蕻良正是通过书写新时间到来时农民的震颤体验，揭开了农业合作化运动改造农业观念的序章。
《钟》细腻地提及了合作化农业的耕作环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确定春播时间。集体春播的一天，指导员李平匆匆找到小队长金生，告知他“方才接到气象台的电话，晚上要有六级风吹过来，要他到办公室开紧急会议，商量春播该停下来”[12]。对统一调配的合作化农业而言，如果说出工的钟声作为乡村社会时间管理的直观表现，只是保证生产进行的外部机制，政策指令对具体耕作环节的推进或调停则更为深入也更为关键。相较于可以被人为设定的上工时间，春播受制于纷繁复杂、流动变化的自然条件，这是一段难能被精确测算的时间，更多地仰赖自然世界给予的恰当时机。在金生商议未定之前，胡大叔凭借经验给出判断：“要是六级风，吹不走！”“我保准！”[13]这是一位技艺纯熟的老农，对春播胸有成竹，这天早晨刚下地就“举手向风试试”，知道“是南风，很湿和”，顺便“用脚踢了踢道边新翻起来的土，看那土头正好，心想要是人人都不误点，点种点得及时，早日按着队上订的活儿干完，今年的年成会长三分”。[14]正当庄员犹豫胡大叔说话是否“有准儿”时，金生带回来的政治指令和“老把式”的经验判断不谋而合：“还是接着耠。”[15]一个叠合了政治要求和自然律令的春播时间巧妙诞生了。
端木蕻良详写了“上工”时农民身体在两种时间之间调适的痛苦过程，却对更为复杂的“春播”轻轻放过，回避了自然时间可能与政治时间产生的冲突，这实则是更为深重的较量。春播时间的恰当与否直接关系农业的实际收成，而产出是衡量合作化运动是否成功的最显白的物质标尺。胡大叔所在的农庄是新中国农业合作化的缩影，指导员李平喻示着政治的在场，气象站的电话表明了科学的参与，“统一工时”则给农民的生产生活带来系统性的调整。这是社会主义政制下农业劳动对工业劳动科学结构的模仿，全新的政治力量希望凭借科学意志，以分秒分明的现代机械时间完成对农业生产所需时间的理性计算与计划，以此才能有机会摆脱自然生长周期的限制，也是摆脱农民因循作物在自然世界的生长节奏而形成的生活惯习。然而，在之后各地的合作化农业实践中，政治对农时的干预是否如《钟》所述般轻快简单？现代科学是否如想象般无往不利？事实显然并非如此。新中国“再造农时”的背后还牵连着现代科学回收传统农业经验的复杂历史进程。
二 “桐花开放”：物候知识与土洋之争
1956年，周立波在《长江文艺》12月号发表了近作《桐花没有开》。此时正值湖南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原计划于1958年基本实现的高级化目标被大幅提前至1956年底完成，“大规模的农业增产运动”与“全省农业合作化大发展”相结合成为1956年湖南省委部署农业生产工作的要旨[16]；双季稻取代一季稻，彻底变更稻田耕作制度成为这一时期湖南合作化农业增产的核心举措。[17]《桐花没有开》就诞生在这样紧张热烈的历史氛围中，周立波借早稻的育秧问题延续了对“再造农时”的讨论。
按照上级指示，石塘高级农业社今年要：“插上百分之九十五田亩的双季稻，保证两季大丰收。”[18]“要插双季稻，早谷子播种是越早越好。”[19]大坡生产队队长兼党小组组长盛福元带领一批青年社员决心不等桐树开花提前泡种，却遭到老农张三爹的反对。“穷人不信富人哄，桐树开花才下种。”张三爹恪守“老班子”留下的古训：“越早越好！你想要早，就能不按节气了？我作了三十几年的田了，年年是‘清明泡种，谷雨下泥’，如今才看见时兴。”[20]可是，今时不同往日，为了完成丰产任务，凭借从县上学来的科学方法，盛福元一改传统。这是一整套严密的育秧流程，处处可见技术的革新，操作力求合乎规范。翻晒过的“齐火粘”禾种被一担担地浸泡在盐水里选种，接着放进小苏打溶液里浸泡，然后倒进拌桶催芽。这样的秧谷子最后才被“一把一把撒在作成一厢一厢的‘合式秧田’里，撒得又稀又均匀”[21]。然而，随着小说情节的展开，自然力量突然进入文本，一场五天五夜的阴雨搅扰了科学与传统的简单对峙，阴雨阻碍了新禾种顺利下泥，大自然彰显着自身的不可抗性，让新的科学的耕作方法充满凶险，张三爹的古训又被想起：“节气没有到，也霸得蛮的？”[22]好在落雨只是虚惊一场，不久便雨过天晴，发芽的谷子顺利落地。张三爹这一回彻底成了笑话，变成需要集体，尤其是青年人，耐心“教育”的“有毛病”的人。[23]
每年三月至五月，湖南省所在地区由于南方暖空气和北方冷空气互相消长，寒流频繁，易造成长期低温阴雨、日照少、相对湿度大、天气变化无常的“梅雨季节”。1950年代中期，由于水稻改制，湖南省全省早稻播期提前到清明前五天至八天，1958年以后则基本在春分左右播种，这个时间较1953年提前了二十天至二十五天。复杂的天气状况与打破传统的耕种安排使得不同程度的烂秧时有发生。[24]为了更好地把握水稻育秧时机，湖南省启动了专门的水稻气象生态研究，培训农业气象人员，在全省各地设置农业气象站。对以个体家庭为单位分散经营的传统农民而言，更改作物品种与耕作制度并非乐于尝试的易事，这涉及土地的重新整顿、作物的综合配置、家庭农业运作周期的整体调整、经济利益的多寡变化等多重问题，一粒种子可能会对先前已经熟悉且成望在握的整个家庭农业系统构成冲击。新中国的合作化农业拥抱科学主义，抛弃传统农业的“保守”秉性。科学的就是新的，新的就是进步的，进步的就是合理的。一发不可收的耕作系统调整在时代话语中被简化为先进和落后的冲突，并被文学叙事具象为青年和老农的对立，青年掌握绝对话语权，老农的身份则暧昧不明，甚至受到贬低。石塘高级农业社的带头人不再相信“虎出太平年”的古语，它因“迷信”而可笑，否则“老虎应该调到气象台去工作了”？[25]
有意味的是，尽管张三爹对节气时令的坚守在今年落了空，周立波仍在小说中给了他为自己辩护的机会：“他心里暗想：‘农业社是狗戴帽子，碰对了。’”[26]如果今年阴雨不停，现代科学与传统经验的角力谁输谁赢呢？张三爹之问让《桐花没有开》变成了一个不稳定的叙事，小说表面上顺应科学主义的时代浪潮对农民的经验式认知给予否定，实际上却潜藏着犹疑，这构成了文本的内在张力。通过科学技术控制农业产出虽然是新中国合作化农业的理想境界，但在现实的基层农业生产中，当现代科学无法如承诺般普遍惠及农业生产时，如气象预报时有失灵、技术操作难能符合规范、化肥农药供应不足、“良种”表现不如预期稳定，传统的农业经验与自然观念反而趁机跻身而出，因生产的实际效用得以留存。关于桐花开放的争论成为农时问题的时代隐喻，传统物候认知在以科学为旗帜的现代农业生产中面临着尴尬的处境。
1959年11月，周立波写完《山乡巨变》下卷，发表于1960年《收获》第1期，再次提及“烂秧”问题。这一次，小说不仅对老农无甚贬损，反而让他们以生产顾问的形象出场。早稻育秧时，因“到常德学习的后生子”没听从“老作家”谢庆元“落雨忌下泥”的教训执意种谷，导致烂秧。社长刘雨生在举行社委会研究烂秧问题时特别“扩大了几位老作家”。恰逢“‘割麦插禾’日夜在叫，桐子树也都开花了，今年是隔年阳春”，老农一致判定今年泡谷已经来不及，建议刘雨生另想对策。[27]这一时期真正为老农立像的，当属李准。从1960年开始，李准接连创作多篇小说。《耕云记》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1960年第9期，同年修改为电影剧本《耕云播雨》，被翻拍后获得更大反响。故事讲述“大跃进”期间，玉山人民公社为了安排集体大生产，派年轻姑娘萧淑英到省气象训练班学习气象知识，回来建设气象站。可是，气象班学来的科学知识难以准确预报当地变幻莫测的天气。在党委“土洋结合”的口号下，萧淑英积极向老农学习，终于准确预报了天气，保障了公社农业生产顺利进行。类似的还有小说《春笋》，老农孟云山指导新任生产队队长耿良抓准枣树发芽的时机种高粱。李准将农业生产推向台前，传统农事经验的价值得到凸显和尊重，老农作为传统农耕文明代言人，他们对天气、时令、土地的判断影响着整个叙事的展开。
作为同样深嵌于时代褶皱的文学文本，《桐花没有开》与《耕云记》面对相同的传统农业经验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这与“科学”在不同时期的认知滑动相关。以两部作品的创作时间为节点，从《桐花没有开》到《耕云记》，新中国合作化农业的科学改造经历了一场结构性调转。老农的耕作经验在指导具体农业生产时不可或缺，吸收老农经验的指导意见在最初的合作化政策文件中就已经存在，但在科学扩张的时期，旧经验是需要审慎对待的暧昧存在，政策提倡：“新旧生产技术的互教互学运动，普及和提高旧技术旧经验中的有用的合理的部分，逐步地与那些可能应用的新技术相结合，不断地改良农作法。”[28]文学作品对获得现代科学知识的青年农民的称颂，也展露了这一时期对老农经验的压抑。自“大跃进”起，专业科学的撤退使得“土科学”隆重登场，对老农经验的公开认可构成笼罩性的时代氛围。老农作为传统农业文明的化身，其保留的自然经验相对于国家的整体性农业筹划是地方的，相对于现代科学是失之粗放的，广大农民自觉掌握农业科学的渴望以及对应用性科学技术的偏好，使官方的话语空间向农民世界敞开，农民的地方性经验一时被纳入“科学”的行列，又因其与专业科学的不同被贴上“土”的标签，“土洋结合”成为时代口号，基层农业生产中逐步衍生出的由干部、青年、老农组成的“三合一”小组被宣传为农业生产的理想模式。[29]借此窗口期，文学作品得以有机会重写农民群体，老农地位的上升成为一种文学现象。只是在具体的农时问题上，老农的物候时间如何与政策时间调停，经验与科学的知识如何互动，传统的自然观念如何被具体地转化，以及转化后会衍生出怎样的问题，还需借助文本贮留的农业场景继续勘探。
三 物候如何科学？
不妨再次细读《耕云记》中萧淑英的历次工作场景。萧淑英从省“气象训练班”学成归来后，玉山公社为她“在龙王庙台上找了块地”，“把百叶箱、风向仪、量雨器都安放在这里”，用高粱秆编成的篱笆一围，就成了气象站，取名“观天台”。[30]气象员的工作并不神秘，萧淑英要做的是“在‘观天台’上检查着百叶箱记录着什么”[31]，取读仪器监测出来的气象数值，作出诸如此类的气象预报：“根据各方面的预测，第二天的天气情况是：‘晴天，早上九点钟有四级偏北大风，到下午加大至六级。夜间风住后，有霜冻！’”[32]这是一套十分成熟的描绘天气及其变化的科学话语，飘忽不定的自然事物被编码进一套分类明晰的识别系统中，不见大气、阳光在其自然样态下的声色形貌，自然的“肉身”被抽象化、符码化，以“九点钟”为代表的机械时间的参与，使得气象预测越发精准而可以为人类所掌握。在集体出工防霜冻的夜里，萧淑英紧盯温度表的水银柱：“温度降到五度、四度，马上又降到三度了！”就在即将通知点火的时候：“呼呼呼刮来一阵南风，温度停止下降了！”萧淑英急忙喊：“‘张社长，别敲钟！’因为她只要一敲钟，七八万斤柴禾就要点着了。”[33]微小的数字操纵着庞大的农民队伍，号称无所不能的气象科学在指导具体生产时却稍显笨拙，这是集体生产难能避免的境遇，即在获得统一调配资源的规模效益的同时，必然需要应对统一指令带来的机械性、迟滞性难题。“报错了！报错了！知道咱这土气象不管事。”[34]按“洋科学”行事的萧淑英被嘲讽为“土气象”，这揭露了基层农村在专业科学方面的匮乏，而堪称“土气象”的实则另有其人。
仅凭气象科学无法应对玉山公社复杂的自然环境，在“土洋结合”口号下，萧淑英向老农学习，老农丰富的物候观测经验成为补足现代科学的有效手段。《耕云记》中，敬老院的老农们都是“聚宝盆”，“党委开始下聘书，请他们做气象站的顾问”，与观测自然相关的农谚，仅九十七岁的柏大爷一人，就能记几百条。[35]“日落三条箭，隔天雨就现。”麦收第四天的傍晚，萧淑英发现“天空上有三条箭形云”，连忙和关书记在天色苍黑时找到正在山坡上放羊的赵松大伯询问是否有雨。[36]这是位放了五十多年的羊、经验老道的农民。读者得以由此一览老农对天气和农时的感知方式：
他看了看我们，一口气没吭，蹲到地下，先扳起来一块石头叫我们看着说：“有雨。你们看，这石头出汗了。”他又从地下捡起一段节节草看了看说：“节节草发白了，要下雨。”[37]
赵大伯的天气预测没有凭借任何科学仪器和数量测算，而是来自对周遭自然现象的直接观察。这要求人与自然身体同时在场，自然物是能够联动起周遭环境的细密变化且不断改变自身样态的生命实体，有经验的农民则将身体直接置于自然事物之中，充分发挥感官机能，在具体鲜活的农事场景中捕捉物候现象，从自然身体的表象直接推演出结果，作出对农时的预判。
萧淑英和赵松大伯自然认知的不同，进一步说，是抽象的、普泛的现代科学式认知与具身的、地方的博物式认知之间的不同。现代科学所依傍的认知系统一度被视为人类认知自然的极为优越的手段，人与自然的直面观照被各式各样的科学仪器中介，量化的数字关系取代人对自然整体性的直观感知，人对自然的认识在这一维度上更加理性、客观。然而，对自然物的量化认知本身存在着与认知真实自然事物背道而驰的危险，精确的数值演绎不见得必然能够复现自然世界。萧淑英科学预测的失败正是抽象的数值系统面对具体地方自然时的不适用。正如竺可桢在建立现代物候学时所述：
或许有人要问：自从十六七世纪温度表、气压表发明以后……气候学已有迅速的进步。但是，物候学直到如今还是靠人的两目所能见到和两耳所能听到的作记载，这还能起什么作用呢？
我们要知道，物候这门知识……依据的是比仪器复杂得多的生物。各项气象仪器虽能比较精密地测量当时的气候要素，但对于季节的迟早尚无法直接表示出来。[38]
《耕云记》以气象问题为依托，对应的却是现代物候学的诞生。物候观测对气象观测的补充，物候学对气象学的延伸，正是气象员萧淑英向老农学习的原因。气象学作为一门研究大气中所发生的各种物理现象和过程的科学，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经诞生，新中国对农业生产的倚赖使得气象工作尤为重要。然而，气象科学的发展并不能完全满足现实需求，这才促生了物候学。[39]1962年，中国正式设立物候学研究组。[40]1963年，竺可桢、宛敏渭合著《物候学》，该书成为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物候理论、物候知识以及物候学在生产实践过程中起作用的专门著作，标志着物候学的成立。相较于1930年代竺可桢为普及气象科学而著的《气象学》，《物候学》一书在论述如何研究自然界植物、动物和环境条件的周期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时，在观察方法上更强调对动植物进行直观观察而非仪器测算，在观察目的上更强调认知具有整体性的自然季节变化现象而非单独的气候元素。此外，著者尤其强调物候学是一种“带地方性的科学”[41]，“物候资料不仅适用于指导大范围的农业生产，指导小范围的一乡一村的生产，尤其可以作为依据”[42]。物候学在成立之初，就被要求兼具实用性、科学性和地方性的品格，以全力服务于农业生产。随着物候学跻身现代科学的殿堂、物候观测正式成为自然观测的科学方法，全国各地建立了物候观测网，编写物候历、收集农谚的势头更胜，《物候学》作为读物也进入农民中间。[43]
萧淑英的实验装置就是物候认知科学化的结果，物候观察成为气象科学实验的一部分。为预测麦收时节是否有雨，淑英“回到家里，看了看瓶里蚂蝗，蚂蝗也不在水底了，它老想跳出来”[44]。稍迟出现的报告文学《农民气象员陈艳》给了更为详细的呈现。气象员陈艳所在的气象站办公室“墙上新挂了一个个棉花团、纸团、茄叶，湿漉漉的刚被盐水浸过；窗台上，除了原有的装泥鳅的瓶子以外，还增加了一个新瓶，里边装着新捉来的蚂蝗；桌子上，在收音机和气象观测记录簿旁边，还摆了一些新书，有‘矛盾论’，‘气象学’等”。[45]
四 天时上移：再造农时的难度
物候学作为一门新起的现代科学，被认为需要自上而下地向大众普及，如《物候学》一书所述：“物候的数据是从活的生物身上得来，用来指导农事活动就很直接，而且方法简单，农民很易接受。”[46]物候学的成立及应用却是传统物候认知向现代专业科学自下而上的流动的过程。方向的相对与交错背后，潜藏着物候知识科学化的复杂机制。当物候凭借指时功能被“科学”容纳以后，物候时间对新中国“再造农时”的参与使得不同自然观念的缠斗及转化悄然发生了。
斗转星移、雷始发声、桐花开落等循环有序的自然现象能够表征出素朴、亘久的自然时序。农耕时代，先民为合理安排生产生活，主动探寻自然变化的规律，物候知识由此产生。物候强大的指时能力还催生了古中国历法。从《夏小正》开始，经历《礼记·月令》《逸周书·时训解》，一套由四时、十二月、二十四节气与七十二候共同构成的时令系统逐步衍变成熟。[47]截至《礼记·月令》成篇的两汉时期，纯粹的自然时序和阴阳、五行融合，成为具有神秘化、伦理化内涵的严密时间系统，恪守时令与道德训诫联系在一起，不依时而作便会招致灾祸，时间成为兼具朴素自然节律及神圣律令的“天时”。对传统农人来说，“天时”包含着人对自然的深刻理解，充当着农耕的最高律令，是人与自然互动的最佳原则。明代徐光启撰《农政全书》谈及“农事”的“授时”问题时给出一幅“授时之图”，在往复不止的时间循环中，最外围的农事活动与内里逐渐细化的物候时令直接对应，传统农民遵循时令流转：“农桑之节，以此占之。四时各有其务，十二月各有其宜。先时而种，则失之太早而不生；后时而种，则失之太晚而不成。”[48]
农业合作化小说不乏恪守“天时”的农民形象，但这类农民多以问题化、症结化的方式现身。小说在书写传统农民敬畏天时的思想观念时，往往抽空农民与自然世界的复杂交互过程，着重凸显其“迷信”的一面。在《创业史》中，旧式农民王瞎子经常喜欢对民国年间出生的庄稼人讲解“天官赐福”四个字的深刻含义，认为“老天和管家是无上权威，人都应当听任天官的安排，不可以违拗”，对合作社宣传科学种田充耳不闻。[49]马烽的《祈雨风波》、赵树理的《求雨》等短篇小说更是直接锚定与农耕密切相关的自然神，如龙王、雷公电母等，隐去农民在日常耕作时观天象而用水的审慎考量，仅将农民盲目参与宗教仪式的“乱象”推向台前，最终通过行政手段解决农业用水问题，以此证明宗教仪式的虚妄。但在老农那里，当掌握了新技术的社员不按自然时令行事时，张三爹责骂：“这班后生子，没有吃得油盐足，把土地菩萨都打得稀烂，灶君王爷也撕掉，还说天良！”[50]《桐花没有开》固然传达了对张三爹“迷信”的批评，但张三爹的话语本身补充了传统农民的深层情感结构，即将敬畏神灵与个人德性建立关联，这与仅从理性精神作出的“迷信”批评不同。遵循“老班子”的古训按节气下种是对泛神的自然界的尊崇，恪守“天时”是收获的保障，也是农民不可或缺的德性之一。
新中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恰是要给神圣的自然祛魅，挣脱“天时”的束缚，摆脱人对自然的依从状态。现代科学在收编传统物候知识时，首先便是剔除其中的神秘思想，文学作品对老农形象的刻画也随即从“迷信”的视点挪移出去，凸显他们的“土专家”身份。老农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对一地的自然事物拥有充沛且准确的认知，这种准确通向现代科学的理性精神。《耕云记》中，赵松大伯等人在农事活动中积累的自然观察经验可以被技术性地运用到现代气象预测中。萧淑英在敬老院收集完农谚后：“把每条农谚加以研究选择，加上对照说明。比如‘天上有了扫帚云，不出三天大雨淋’，‘扫帚云’，我们书上叫‘豆荚云’，太阳落山时候，出现这种云状，三天以后就有雨。”[51]命名是知识建构的基座，将自然物的地方名称向标准学名转变，便是萧淑英物候工作的基础。作为一项全国性行动，整理农谚的工作在1950年代中后期起步，现实中的农谚整理同样是在剔除神秘色彩的科学语境中展开，将仍然有效的农谚整理成集，并择取农谚中经常出现的动植物给物候观测人员在选择观测对象时提供参考，它们是被已经筛选出来的最能反映当地季候流变的物种。[52]物候学时代，物候观测脱离了兼具神秘与德性的农耕文化背景，转而力求规范、科学、准确，物候认知的科学化过程便是将传统农民对自然界的整体性认知转化为现代知识人所能接受的价值中性的客观信息，将地方性经验转化为可供流通的一般性科学知识。
如果说老农在置身田野、日积月累的经验性观察中，在人与自然互生共在的农耕氛围中更易产生对土地、牲畜、作物等的情感，“萧淑英们”则是在万千动植物中寻找到最具时令表现力的生物种类并对其进行长时段的观察和记录，以期侦破自然时序变化的奥秘。传统的物候观测经验指引着知识农民将对自然知识的热情与具体的地方相融合，关注自然事物的整体性生存状态及其栖身的周遭环境，这虽然对原先凭借抽象逻辑认知自然的方式进行了补充和矫正，但被再次激活的认知自然的行动，其首要目的并非维持地方内部自然世界的良序循环，增进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而是更大限度地识破自然，进而预测自然，甚至最终控制自然。《耕云记》里，当融合物候观察和科学观测的“土洋结合”的方法成为人在想象中预测农时的最佳手段时，人就能成为让“老天爷”认输的最高权威。[53]萧淑英所在气象室的墙上张贴着激情昂扬的大字报：“气象站，我赞成，一会离了也不行；指挥生产当参谋，征服自然当哨兵。……只要常听您的话，更大丰收有保证。”[54]
“天时”至此发生了裂变，神秘之“天”的外衣被击碎、脱落，自然之“天”的内核却难被撼动，人们仍然需要细致地搜寻自然世界变化的幽微信息以向自然本身的秩序靠拢，即便此时对人的主体性及意志力的张扬已远远超出对自然世界的敬畏。从摈弃老农的“迷信”思想到学习老农关注地方自然，合作化农业的最初构想是利用物候的指时功能预测并控制农业生产的自然节奏，但对物候知识的承认，反而使得乡土世界的自然时间被搜寻、上移并参与进更高的政治决策中。无论是《钟》中端木蕻良对自然时间与政治时间的轻巧处理，还是《桐花没有开》中周立波面对传统物候知识的暧昧态度，抑或是《耕云记》中李准对老农的物候指时经验的肯定，农业合作化小说都在想象一个绝妙的时间，它既符合政治对农业世界的计划、指令，又能恰好逢上风住、雨歇、天晴等自然时间，彰显人为意志的“人时”试图“征服自然”却始终无法走出“天时”的界限。从集体农业生产统一工时，到修改内在于农业活动的节气时令，合作化农业“再造农时”的设想在现实世界充满难度，农业生产的自然时间在被政治时间收编的同时仍然进行着抵抗，传统农民顺应自然的态度便因此含混地消融进新中国控制自然，甚至是征服自然的主流意识形态中。
结 语
在利用科学控制自然成为普遍信仰的时代，以农业换工业、以牺牲自然环境换取国家经济发展成为后发国家为现代化事业普遍选择的不乏悲剧色彩的命运，社会主义新中国同样不曾豁免。农业合作化小说作为农业合作化运动这一宏大历史叙事的文学变体，不仅实时地再现了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的内在逻辑和经典场景，而且在“纪实”的同时通过小说修辞的变化传递了更为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信息，成为重新理解社会主义农业改造经验与同时期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文本。乡村与自然既是人类生存始终无法与之隔绝的现实环境，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赓续不断的主题，农业合作化小说作为这一庞大谱系的局部，其对农村问题的思考、对乡土自然的书写方式，不但可以为其他时期的书写提供启示，还能与之构成结构性呼应。在乡土意识与生态意识日益勃兴且相互渗透的当下，重读农业合作化小说的意义尤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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