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戛纳电影节有着前所未有的话题性。这十天里，大洋彼岸的法国小城戛纳，几乎汇聚了中国电影所有的负面要素，大导骑墙，文青哭孝，毯星蹭毯，一派生机勃勃的热闹场景。经过这么几顿折腾下来，可谓是搞得两边讨好，人民群众也不认，电影节评委也不太认。
虽咱的作品得不到后者太多认可，但还是有不少朋友，上次在哭孝，这次又来喊冤了。前脚还在“未映先评”“隔空阅片”，称赞大导们的艺术水平，表扬戛纳电影节的慧眼识珠。最终获奖名单一出来，又马上转变风向，开始“自己反对自己”，怒斥主子居然大搞政治正确，浪费贵为“天地良心”的大导们的艺术生命了。
事出反常必有妖。简中互联网中，部分朋友忽视常识、群魔乱舞的背后，必定有在精神和行为上更加分裂而的推手，这并不是什么外部势力，而恰恰就是他们眼中的“人民艺术家”——大导本人了。大导们一以贯之的骑墙战术，不仅忽悠出来一个蔚为壮观的文青产业链（见之前文章《在戛纳“哭孝”的文青们从哪来？》），而且动不动掀起舆论的滔天巨浪，搞得群众认为自己永远正确，方便自己全身而退，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
三大电影节开了快百年，骑墙的中国电影人自然也不是第一次出现了。第五代无需多言，以娄烨、贾樟柯、王小帅为代表的第六代电影人，一直是以“独立”的姿态行走江湖。他们靠着碰瓷审查、骗廷杖，声名鹊起，明明自己的声誉就靠国内观众撑起，又要跑到大洋彼岸讨要政治庇护。
于是，一些人在艺术上并没有啥特殊性、甚至有模仿嫌疑的情况下，直接跃升“名导”，拿西方投资，走红地毯。在国外，他只要有作品，都能享受直接保送的待遇。在国内，只能活在网盘里的他们，成了文青心目中的“大师”，成了学院教授津津乐道的“良心”。
同时，大师们但凡有不如意之处，直接编出一个“万恶的”官方进行恶意营销，拿着“国际名声”要挟，以示自己清白的良心、高贵的品格。国外发布会声泪俱下，讲一路走来的不甘，抨击“万恶”的审查。既不谈自己骑墙的事实，也不谈欧美本身的意识形态滤镜。坐拥名利，却又把自己塑造为英雄。
回了国内，则是一茬又一茬割韭菜，不停跑会议、影院，无非那些“苦衷”和“心酸”，谈起三大又是眉飞色舞。我们可以总结为，在大神斗法的国外玩陈情献媚，在“愚昧”的国内搞天神下凡。总之，这也要，那也要，完全不提那些搞七搞八的混世技巧。
哪怕作品质量实在是不如意，只要有了一个千辛万苦只为基本的“艺术梦想”的殉道者形象，便可一本万利。
一些与影坛前沿基本无缘，反而是玩伤痕文学那套“无病呻吟”“没有出息”的作品，也能有个大几千万的票房。人民群众真的认同这种拙劣的把戏么？显然不是，文青们虽年复一年热泪盈眶，日哭夜哭，想象自己是万千人民的化身，却并不如愿。在铺天盖地的宣传之下，大部分观众对骑墙战术当然毫无感觉，第六代作品的票房很少过亿，不到国内大盘的百分之一，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这些作品在国内国外都并不吃香，外国友人的“表面客套”却又吝啬给讲的情况自不用说，在覆盖面较广的猫眼评分系统，以及较为“小资”的豆瓣那里，评分也不算理想。文青们看到了恨不得以头抢地，于是这就更加强化了他们的孤芳自赏心理了，不仅官方在“迫害”，人民也在“迫害”，动辄搬出那套“品味”理论开始辩护，化身为并不存在于世界上的“艺术真理”本身。总之，“总有刁民想害朕”啊。
我们当然知道，并没有人在“害”大导们的，恰恰相反，正是时代造就了他们的辉煌的履历。第六代导演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独立制片、自主表达闻名于世。在国营电影产销体系瓦解的情况下，有志于电影事业的他们，选择搞地下电影，本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今天看来，无论是中外，还是电影奖、影史书写，都对他们的努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尤其是被很多人认为是“客观”的国外电影节，不仅给名，还会顺手包办影片的全球发行工作。在北京房价只有一两千的年代，去国外拿个奖，电影主创就可有数十万的收入。考虑到当时的国民经济情况，这可谓是一步登天、贪天之功。
但是，总有人以为这是他们的时代。如此低成本而高回报的模式，便吸引了一大堆追随者。在国外拿奖，在国内收割，由第五代发明的中国电影骑墙战术上升为了战略。追随者们喜欢欧美的红毯和闪光灯，享受年轻人们的崇拜和热泪，热衷被影视文化研究者们发掘那些自己都没意识到的思想内涵。
跑通这条骑墙产业逻辑之后，效仿者如过江之鲫，蔚为大观。有的人虽得了小名小利，但也识相，得了奖，知道自己是时代的产物，并不是代表这就是自己的时代，进入体制内安分守己，当个上课念 ppt、放电影的平庸教书匠。
有的人飘飘乎所以然，放下老本行，享受成功人生，真把自己当成了“艺术良心”，开始在北京的酒吧会所里醉生梦死，更有甚者，违法乱纪、嫖娼吸毒，一失足成千古恨，从CCTV6串台到了CCTV 12，直接身价翻了倍。
影视界的学生们自然会被这套做法带进了沟里，也学起了骑墙策略。不仅有了对电影节的崇拜，还会身体力行、亲自体验。他们拍的片子总是血腥暴力色情，年纪轻轻却自以为看透了人世和历史。没有钱也没有能力去三大的主竞赛单元，便耗尽家财留美留法，打通人际关系，去非竞赛单元试试运气。
有些学子们，居然会跑到亚非拉那些小的不能再小的电影节去要个名头，再回到国内继续靠名头吓唬人。那些没能力漂洋过海的人，则是对准了国内 first、平遥这些二三流电影节，主题动不动反思历史、拍社会边缘人。学被艺术界奉为圭臬的技法和套路，情节冗长，画面晦暗，视听语言要么深沉到令人昏昏欲睡，要么凌乱到如同醉酒般晕眩。
主题不知所云，方法不伦不类。更何况他们在生活中也是在孜孜不倦地追求“小资”情调，充满了品味和意蕴。沉醉于瘾品和床笫，呼唤着自由和个性。
表面上，看上去是学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欧美左翼青年，实际上，对人家极为深刻的自我批判又毫不在意。他们只是需要一种艺术、一个幻想，来构建自己想要的世界。
这必然是“画虎不成反类犬”。而他们心中的“骑墙”英雄，真正做到四处打野、反复蹭线的大导们，却又是站在高处“俯瞰众生”。
比如这位多年无奖，本届也依然是颗粒无收的贾导。多年混迹于三大电影节，想要再攀艺术高峰的他，这回带着《风流一代》进入了主竞赛单元。已然进入创作生涯瓶颈期的昔日名导，这次玩起了自我致敬，给往昔的作品来了个大串烧。当然，主角还是他最爱的老婆大人。有朋友戏谑为《一直拍到老婆得奖》，颇为贴切。
和娄烨的那部电影自带流量赴海外参展的电影一样，贾樟柯本人也带着捧老婆拿影后的“真情”踏上了红毯。当然，红毯上并没有受太多礼遇，还是被真正的白人老爷压了一头。哪怕后者的作品早就被盖棺定论为了“烂片”。
眼瞅着娄烨的“碰瓷”电影被人群起而攻之，大导本人果断切割，玩了个背刺，微笑而自豪地说本片过审有龙标。丝毫没有之前“独立”“先锋”的姿态。
不仅如此，他眼看自己记录中国社会变迁、捧老婆拿影后的策略失败，还颇为体贴地提前发微博，告知粉丝了本人挂零了，不用再等，随即溜号，声称要回家。随即我们就看到了戛纳在最佳演员方面，史无前例地下了个“四黄蛋”。主竞赛单元的重要奖项也被法国、印度、伊朗瓜分。
被影迷们爱称为“科长”的贾导，虽贵为三大嫡系，到处都是坐上宾，但即使在本届戛纳的华语大年里，第六代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的“回家”盛况中，几个大导的结局早已注定，人家只是需要争议性。
一个早就在国内颜面扫地，一个碰瓷疫情未遂而惨淡收场，一个一以贯之的骑墙最后悻悻而归。后者还以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粉饰这种尴尬。一改在他自己创办的平遥电影展、吕梁文学季上，迎八方来客、请天下贵宾的豪情与壮志。
在国内颇为活跃，几乎是艺术电影顶梁柱的大导，真的热爱人民，热爱祖国嘛，结合他之前的言论恐怕不乐观。他们是精神上的润人。留恋着故土的名利，开电影节、办电影学院，却又四海为家，东床西宿。
和活在幻想中，实际不需要任何人肯定的小资们一样，在世纪之交已然功成名就的他们，也不需要“家”。我们时常可以看到这些“无家可归”的人。不仅是电影领域，文学艺术界也充满了道貌岸然且虚伪的骑墙派。
发达国家们待遇优渥的交流基金，名目繁多的勋章和奖项，充满了中国的文艺圈。哪怕是并无太多作品的艺人和作家，也都以登上红毯而自豪，为受到别国“邀请”而津津乐道。去个大使馆参加活动就要发小红书，被请做个灌水讲座遂立刻写在了简历里。
更不用提学术界的对“海归”的迷恋了。海归们有可能只是用一个极为冷门的西方理论分析了一下中国社会的极小方面，发了篇文章，遂自以为是一代宗师。接着回国指手画脚，以“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自居。
太平洋、大西洋成了他们的小澡盆，西方哪个大学我没去过？谈起具体问题，又在絮叨着一些“文学”“艺术”的基本理念和史学观念，甚至都有被人当场轰下台，被人民群众报出写作资金来源的经历。当年的于丹，过去的蒋方舟、熊培云，当下的董强老师。或多或少，都有着如此不堪回首的“精神之旅”。
中国自主的学术体系，评价观念长期以往不能建立，尤其是电影领域奖项公信力缺失、作品乏善可陈。离不开艺阀学阀的努力。人菜瘾大，不仅自己不愿意承认，还搞文过饰非那套矫揉造作，依旧占着高位图个名誉。
对影视圈劳动者尊严的一直没有得到保护的实际问题毫无贡献，对学子跑偏了的无病呻吟置若罔闻。大谈特谈艺术的尊严和价值。一旦形势对自己不利，立刻动用关系开动宣传机器，鼓动不明所以的媒体朋友发言，顺便带动青年朋友替自己喊冤叫屈。
我们就不得不想起一位同样也是小资，但是一个大奖也没拿的导演了。有一年春节，他借自己片中的日本大佐说过的某句话了：骑墙者没有好下场。
此时此刻，恰如此时此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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