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简介】这部长篇是著名作家浩然的自传体小说。跟他以往写作的《艳阳天》《金光大道》和《苍生》等小说不同，这一次写的是作家自己。带着凝重的沉思、深情的回忆，以其娴熟而又雄浑的笔力，展示了作家童年时代的家庭和周围众多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足迹。通过作品所抒写的生活画面、社会情态，人物形象，读者可以看出历史对作家幼年的铸炼，民间艺术对作家心灵的熏陶，会发现他一路成长的思想源头。这是一部对少儿、青年、中老年读者，都能获得享受、教益并能引起-些思索的好书。
浩然自传体长篇小说连载之《乐土》（9）
第九章
由于乳名这个引子，在我的幼小的记忆中，还保留下另一个较为清晰的面影。人家叫他“李大个子”、“李倚子”，或者“大李”。而我要称他“干佬儿”。因为我给他磕头的时候，他还是个光棍汉。我母亲认为：单人独马的光棍儿，比拖家带口者更有力气替我们分担命运方面的灾难。我父亲在背后和当面却半开玩笑地说他是“假光棍儿”，是“花和尚”。
他是山东人，离着大海挺近。他从打“炕沿儿那么高”就给财主家放牲口，看果树，当小半活，后来当了长工。而且是个出类拔萃的长工。四方村庄的财主都肯出钱雇他，甚至连一个财主家的老闺女都看中了他，黑夜里钻到长工屋跟他会面。有一个春夜里，老财东闹肚子拉稀蹲茅房，瞄着闺女的影子，就招呼起几个儿子，把他俩团团围住，堵在屋里。老财东骂闺女几句，就把她放走了，却抓住“李大个子”，诬赖他夜入内宅搞强奸。爷儿几个把“李大个子”吊在房梁上，用鞭子沾凉水把他抽个八分死，然后给他往脖子上坠个破磨扇子，从高高的悬崖上投到大海。……
多怪呀，他没有被深不见底的海水活活地淹死。他沉到水里之后，立刻就缓醒过来。他水性好，有力气，硬是用牙齿咬断拴着磨扇的麻绳子，浮上水面，爬上海滩。他不敢回家，没脸见人。他沿着海边走了一天，走到一个码头，混到一艘货船上。他凭借自己的力气和诚实，讨得船上一个管事儿人的欢心，搭着船开到天津南边的塘沽。在塘沽的街面上和滩涂晒盐的场子里混了几个月，实在没法儿活，正巧遇上一个山东老乡，就一块儿扒上火车，跑到唐山。在唐山又认识一个山东老乡，就一块儿步行五十华里，到了赵各庄矿，投靠一个山东老乡的“包工大柜”，当了“外工”。他一天到晚专跟装了煤的绞车子赛跑：并下的工人刨下煤块装了车，他就跟一伙推车工人抢着推，比多，比快，比趟数；不光活儿累，也最爱出险情祸事。
他个儿大，力气大，胆子也大。他常对我父亲和我母亲笑呵呵地说：“干这么几年，我全看透啦！啥险不险的？从家乡热土给逼到外国洋毛子手下，就是活着干，死了算！”
他爱说笑，也爱唱。他见酒就馋，一喝准醉。他一醉，就唱，一面用筷子敲着桌子边儿或是碗边儿，一面咧开嘴巴、眼泪汪汪地唱。
我当时坐在一旁，或是趴在他那宽厚的后背上，听得津津有味儿。迷住我的，只是他那悠然悠然的神态和自由自在的腔调。但是对很多字句听不清，意思更不懂。好几年以后，也就是我背上书包上小学的时候，特别是我跟评剧艺人和皮影艺人们发生了联系的时候，再听别人哼唱或数叨“李大个子”表演过的民歌小调儿，才明白了几段儿。
比如:
身铺草，头枕砖
喝凉水，嚼黄连!
酸辣苦甜咸,
样样都齐全。
比如:
头戴一顶柳条罐
身穿绣花麻包片，
醒来当衣睡当被，
又避风雨又挡寒。
成年累月穿一件，
虱子滚成疙瘩蛋。
儿呀，千万莫要扔，
死后还得做装殓!
……
他唱的时候，字句间加了些“哟”、“呀”、“哎”、“嗨’等等音尾和拖腔，又是有抑、扬、顿、挫板眼的，十分动听和传神；就是听不懂词儿，也怪迷人的。
母亲却不喜欢听。只要“李大个子”开口一唱，她就赶紧让菜让酒：“吃呀！喝呀！要不都凉了。想唱唱解解闷儿，就挑些喜庆的词儿唱，也叫我跟着开开心；别哼哼这种悲悲切切的调儿，怪让人心里酸酸的不好受。”
他立刻仰面大笑，或夹口菜，或喝盅酒，随后改换话题，东一铯子、西一笤帚的说起笑话；说完一个又一个，一定要把皱眉头的母亲逗乐为止。
这个人除了个儿大，力气大，说话声音大，喝酒酒量大之外，尤其热心肠。特别是对待女人和孩子，他格外的温顺，格外的热情。但是他从不跟女人逗闹着玩儿，不象一些人那样总爱跟女人说脏话，更不动手动脚的“蹭桃毛子”。母亲常常向父亲夸他这个优点，说他“心正”、“干净”。
我给他磕过头（不是鞠躬），管他叫“干佬儿”，他应该叫我“干儿子”，或者直呼小名“钥匙”。他偏偏不这样。每逢见了面，或是先一言不发，奔上前来，伸出两只大手，象用钳子夹东西那样，捧住我的两个小腮帮，把我给平地薅起来；或是故意地在离着老远的地方，走着走着，戛然停住，用自己的两只手当扇子，在自己的鼻子跟前用力地扇，皱眉咧嘴地高声喊叫：“哎哟，大粪场子长的娃娃，给熏成了啥味儿？好臭!好臭！好臭的家伙，快别到跟前来，别把我给熏着！”
他托着我的腮帮“薅”我的时候，我就格格地笑，放下之后再让他“薅”一回。他要是嫌我臭，躲着我，我就越往他跟前凑，扑到他身上，紧紧地搂住他的大腿，让他抱。被他抱起之后，偏不叫他用那有胡子茬儿的嘴亲我的脸蛋儿，而是用脑门子用力地顶他的下巴额，要把身上的“臭味儿”都蹭到他身上。
“得了！得了！怪臭的，我还活不？”他两手掐着我的腰，挺伸得直直的，把我举到空中，不让我挨着他的身子，同时大喊大叫，“哎呀呀，臭气大烘的，熏得我都要吐啦！快来人哪，救命呀！”
我觉得这是我的胜利，十分的得意，死气白赖地要熏他。
“爷儿们，咱求饶！求饶！”他赶紧把我放下，“去买块糖吃，解解臭味儿吧！”
听到这话，我便收起顽皮气儿，不再纠缠闹腾了，乖乖地站在地上，等他从那破窑衣的口袋里往外掏大铜子儿；接过之后，便乐颠颠地跑向街口的小摊子，心里别提多美啦!
有时候，他在窝棚里跟我父亲海阔天空地闲聊，我听着没意思，就跟姐姐在窗子外边的空地上或是地埂儿上玩耍，常常听到他的突然呼唤:
“喂，臭家伙，来！”
我明知道他在叫我，偏要装作没所见，不吭声。
“喂，臭儿子，跑趟腿儿，给干佬儿买盒烟去！”
听到“买”字，我就特别长精神，不管玩什么，玩得多入迷，也要立刻扔下往屋里奔；接过钱，乖乖地照他指点的去买东西。不知怎么回事儿，小时候我特别喜欢钱，特别的爱花钱。我常常是站在炕沿下，跳着高儿，从“李大个子”故意举得高高的手里抢过纸票子。一看那票子的颜色和大小，我马上就会猜到能剩下多少“零头”的数目。
母亲这时候准要插言：“这么个小人儿，真会买烟？让姐姐跟着。”
比我大两岁的姐姐挺懂事儿地问：“买啥牌子的呀？”
“大婴孩儿的。哈德门的也行。”李大个子回答，“剩下的钱，你们买好吃的，多分给我这臭儿子点儿！”
“臭家伙”、“臭儿子”、“臭小子”，还有好多名称招呼我，没一个不带“臭”字儿。从他嘴里压根儿就没有吐出过“钥匙”这两个字儿!
有时候他从外面走进来，不见我，就左右寻找：“咦，臭东西呢？”
母亲立刻告诉他：“刚睡下，在炕里边。”
这说明，母亲也承认和接受了加在我头上的“臭”字。渐渐的，“臭”字成了我的外号、爱称，以至天长日久之后，它竟不知不觉地代替了我的乳名。一直到我娶了媳妇，成了一家之主，长辈们叫惯了嘴，仍然习惯成自然地呼叫我“臭头”，或“老臭头”。
因李大个子赠给我这样一个极不雅、又极难有重名字的大号，我就牢牢地记住了他，至今不忘。
我和这个干佬儿亲密而有趣儿的关系好象没有维持多久，我父亲就跟李大个子“掰了交情”。我见他们吵过一回，一边喝酒一边吵的。我只记住他们每人的一句话。
李大个子说：“人不亲，土亲，我们是在一块地上长出来的，是喝一井水长大的。人生在世，多会儿也不能忘了根！”
我父亲说：“他是查头子，拿你当枪使，打自己八拜结交的把兄弟。这叫忘恩负义！丢的情义、名声，可比你那条根值钱！”
好几年以后，母亲提起旧事，才告诉我他们断交、绝交的原由：那时候，穷工人们也是成帮成派的，山东的人跟河北的人，各抱一团，常常由于一个人受点委屈，或跟外省人犯几句口舌，就串通、起哄，打群架;一个山东籍的查头子，克扣工人，让河北那团的人给打了，那查头子找山东人替他报仇，李大个子被拉进去，亲手打伤了一个跟他、也跟我父亲拜过把兄弟的河北人。
这件事发生过后，李大个子再没有到我们大粪场子的窝棚里来，我常常想起他。过了很久，有一回,我和姐姐在街上玩耍，很偶然地遇上了他。
他怀里抱着一个小娃娃，主动招呼我：“来，来看看小兄弟。喂，喂，叫他，叫他臭哥哥！”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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