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罗马尼亚，罗援想去参观一下罗马尼亚原革命领导人乔治乌·德治的纪念塔。但去后罗援才得知，这座纪念塔现在叫“无名烈士纪念塔”，塔前点着长明烛，有士兵把守，任何人不得接近。
纪念塔周边铺着大理石，以前立着一些幕碑，这时，从塔里走出来一位老人，他是纪念塔的工程师。他说，“埋在这儿的都是罗马尼亚政治局委员，但现在墓碑全都清空了，墓地被挖成了深坑。”
另一边有一条弧形走廊，也就是骨灰墙，摆放的都是原罗马尼亚中央委员的骨灰，“我去的时候，这些骨灰全没了，被清理了，不允许摆在那。”
这给了罗援一个启示，“如果让所谓的自由民主派得势，倒霉的是老百姓。这表面上看是一场民主的革命，实际上也是血雨腥风，最后共产党人连骨灰盒都不能留下，这说明有了他们的自由，就没有另外一些人的自由。”
罗援
8月底的北京，还不到晚7点，夜幕就罩下来了。
在军事科学院附近的一家自助餐厅，就餐的人并不多。罗援给自己盛了一碗粥，在盘子里装了少量面条、半截玉米，及一些莴笋片。
餐桌上放着一本书，是罗援近期出版的专著《鹰胆鸽魂》。
“你们称我为鹰派，我也不否认，但我长了鹰的眼睛和鹰的爪子，同时我又长了鸽子的头和心脏。我们是尚武，但我们更崇尚和平”，在美国出席一次战略对话时，罗援这样做自我介绍，引得台下一片掌声。
那时，他就萌生了一个想法，要写一本书，书名就叫做“鹰胆鸽魂”。
他强调说：“我是一个理性的鹰派，而不是一个莽撞的鹰派”。罗援的声音并不大，但他把“理性”两个字吐得很重。
席间，他起身穿过餐桌，拿了杯牛奶。65岁的罗援身高1米83，穿着竖条纹的衬衫，身形挺拔。坐下来后，他先聊到了父亲罗青长。
不太赞成“红二代”这个称谓
罗青长是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于2014年4月15日在北京逝世。“父亲从小就教育我们，要反对特殊化，反对‘自来红’，这是一种封建血统论。”
罗援认为“红二代”这个称谓，是将革命干部子弟和人民大众做了个区别，每个阶层都有自己的后代，如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为什么偏偏提“红二代”?
“父亲总跟我讲，他是农民的儿子，是党把他引上革命的道路，从而有幸能在毛泽东周恩来身边工作，你们这些后代不要高高居上，要把自己当成人民的孩子。”
“我们兄弟六个，老大穿旧的衣服给老二，老二穿旧了再给老三。衣服破了，就自己打上补丁，那时候我们觉得穿有补丁的衣服是一种光荣。”
从初中一年级到“文革”，三年时间里，罗青长让罗援兄弟几个利用假期去“时传祥清洁班”掏大粪、去公安总队和解放军摸爬滚打、去公社大队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
罗援能体会到父亲的良苦用心，“父亲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两条，一是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再就是不忘本，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这在我身上，都有烙印。”
这些烙印有没有受到过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冲击?罗援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他随后说起了去丹麦做武官时的一次经历。
游历罗马尼亚的两点启示
1960年6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参加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并出席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罗党第一书记乔治乌—德治(右三)到机场迎接彭真。
去丹麦，途经罗马尼亚，罗援想去参观一下罗马尼亚原革命领导人乔治乌·德治的纪念塔。
“我父亲随中央代表团参加过乔治乌·德治的葬礼，所以我想沿着父辈的足迹故地重游。”
但去后罗援才得知，这座纪念塔已经不叫“乔治乌·德治纪念塔”，而是叫“无名烈士纪念塔”，塔前点着长明烛，有士兵把守，任何人不得接近。
这时，从塔里走出来一位老人，他是纪念塔的工程师。见有中国人来访，觉得亲切，老人和士兵沟通，获得允许后将罗援带到纪念塔附近。
纪念塔周边铺着大理石，以前立着一些幕碑，“埋在这儿的都是罗马尼亚政治局委员，但现在墓碑全都清空了，墓地被挖成了深坑。”
另一边有一条弧形走廊，也就是骨灰墙，摆放的都是原罗马尼亚中央委员的骨灰，“我去的时候，这些骨灰全没了，被清理了，不允许摆在那。”
这给了罗援一个启示，“如果让所谓的自由民主派得势，倒霉的是老百姓。这表面上看是一场民主的革命，实际上也是血雨腥风，最后共产党人连骨灰盒都不能留下，这说明有了他们的自由，就没有另外一些人的自由。”
“当然，民众对罗马尼亚共产党执政时期的失误是非常不满的，比如贪腐问题”，罗援当时动了好奇心，想去看看齐奥赛斯库埋在什么地方，随行武官告诉他，在一个无名公墓。
齐奥赛斯库的墓地在一条土路上，老百姓给他堆了个小坟包，点上长明烛，每天都有很多人在坟上撒满鲜花，表达对他的怀念。
“这给我另一个启示，老百姓对共产党还是有感情的，若共产党脱离了老百姓，老百姓就会把共产党给抛弃，但若共产党给老百姓认真做事，老百姓就会念念不忘。我觉得现在中国共产党走的这条道路，是正确的，是符合历史潮流的。”罗援说。
道路正确，但有缺陷和不足
就餐的大部分时间，罗援都在讲话，在切换话题的间隙，他才低下头，吃几口盘子里冷下来的面条。
谈到反腐问题，他沉默了几秒，“这正是共产党的高明之处，我们有自我纠偏的能力，宁肯壮士断臂，也要清理出体内的毒素，我们走的是一条创新的路，走的过程中虽然磕磕碰碰，犯了左倾错误，犯了右倾错误，但我们都凭着自身的力量，把它纠正过来。”
在罗援看来，治理腐败主要有四点。第一是在政策制度上需要反思和改进;第二是法制建设的完善;第三就是需要民主监督，要有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第四就是传统教育不可缺失。
“有人说法制是万能的，监督是万能的，我想说，周永康不懂法吗?徐才厚不懂法吗?他们为什么知法犯法，动不动就贪污几千万、上亿的财产，这是昧着良心啊，是一个做人底线的问题，所以我说这就是一个理想信念的教育问题，人得懂廉耻、得自律啊。”
罗援认为，在制度上做一些改革，并不是要改头换面，“我们的道路是对的，如果这道路上有缺陷和不足，可以进行修修补补，甚至做些大手术，习近平主席说得好，鞋子合不合脚，我们自己知道。”
罗援打比方说，“解放鞋穿得好好的，非要换个高跟鞋，那根本不合脚啊，当然，也有可能在上坡或下坡时，脚会不舒服，但只要把鞋带松一松或紧一紧，就挺好的，没必要把鞋扔掉。”
新书献礼抗战胜利70周年
在与九派新闻(微信号:cjrnews )记者聊天的间隙，罗援的手机突然响起来。接电话时，他侧了侧身体。
“我给你打电话，让你来参加我的新书发布会，打了好多个，没人接……”
在聊到钓鱼岛问题时，罗援认为不能世世代代拖下去，“关于钓鱼岛，小平同志曾说过，‘我们这一代人智慧不够，交给下一代人来解决’，所以我们这一代要有我们这一代的历史担当，不能把这问题一代代传下去，起码我们这一代解决不了，也要给下一代解决做好铺垫，打好基础。”
未来中国有没发生战争的可能?罗援觉得“主动权不在我们手里，中国主张用和平手段来解决国际争端，但到底是用和平手段还是非和平手段，不是中国一家说了算。”
除了上班、开会、讲课，罗援大部分时间都在网上，但他并不使用微信。“我上微博人家都无端地谩骂我，又何必再去招惹微信。”
他接着又补充说：“网上有人攻击我，说我家族的子女在美国，我想声明，我的家族子女都在中国，我的妻子子女一直陪着我生活和工作，我们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永远不会背弃祖国。”
罗援生活中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微微笑了笑，说平常人。
记者把桌上的书推过去，请他签名，他拿起笔，手一挥，写下“精忠报国”四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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