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的要害不在于舆论所探讨的被“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骗了，而是暗藏于自利利他及公私概念背后的人性认知。从起点讲，“左”对人性首先是自利的确犹抱琵琶，不如“右”来得旗帜鲜明;但从终点看，“左”反而对了，“右”反而谬矣，因为“右”并没有真正把人性自利讲透，不曾发现人更大的本质正在于利他、在于仁、在于公，人本大公“仁”人!人类的理想与美德不仅像人性首先是自利一样真实，而且远比人性首先是自利稀缺得多——因而也珍贵得多。在对人性的参悟上，如果说“左”是马失前蹄，“右”也充其量算“半桶水”!
——题记
“竖子成名”任志强
近一段时间以来，任志强先生很火。先是9月21日在微博上称自己被“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口号“欺骗了十几年”，后是10月2日在博客上发表题为“新国家还是新政权”的文章，引无数网民竞注目，煞是热闹。不得不说，在舆论场上，任志强十分擅长引人注目，不仅深谙话题玄机，而且深谙投人所好，每每成为舆论焦点。但注目度不一定是美誉度，一个人如果经不起注目，引人注目就会沦为丢人现眼，甚至引火烧身。任志强气壮如牛，自以为真理在握，经得起注目，但事实一再表明，他不过是个博取眼球的舆论泡沫，一戳就破;说白了，世无英雄，竖子成名!
这一点既表现在过去的房地产市场大论战中(详情可百度《任志强豪言懂房市，老君山一笑掉大牙》)，也表现在任志强一手掀起的最新舆论热潮中。拿“新国家还是新政权”来说，尽管神州大地如今都在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但中共并没有把自己等同于历史，而是清楚地知道自己只是在历史长河中建立了新政权。有外国人曾问毛泽东：你们是中国第一，还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你首先是一位中国人，还首先是一位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答曰：你的问题好比是在问先有父母还是先有儿子，我可以确切地告诉你，没有中华民族，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事实上，“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原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乃中共针对蒋中正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提出的“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而来，一“新”字是毛泽东后来特别嘱咐加的，这本身就代表了中共的历史感。任志强提出“新国家还是新政权”的问题虽然也有一定的科普意义，但对问题的实质不作剖析，对问题的背景不作交待，是哗众取宠，还是有意误导公众，抑或别有用心?
人骗了共产主义
至于被“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口号“欺骗了十几年”，可能更经不起注目。毫无疑问，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导致了严重的错误，既有苏联20世纪30年代的饥荒，也有中国“大跃进”时期的饥荒。不承认共产主义运动的错误，不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如果说欺骗，共产主义不只是欺骗了中国，而是欺骗了大半个地球;不只是欺骗了十几年，而是欺骗了整整一个时代。但把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错误一味归咎于共产主义理想，甚至“讨厌和尚恨袈裟”，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乃至全盘否定《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全世界共产党人的奋斗，无疑也是不负责任的。共产主义是一种什么理想呢?马克思恩格斯说得十分明白，共产主义“不是现实应当与之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显而易见，共产主义与其说是一种理想，不如说是一种运动，理论上讲，共产主义不会欺骗任何人。硬要说欺骗，反倒不是共产主义骗人了，而是人骗了共产主义，诚如诗人海涅所说：“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任志强虽然强调自己被“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欺骗了，但似乎并不否定共产主义，尤其不否定共产主义作为信仰。早在2013年10月，任志强曾对《南方周末》谈到：“我信仰共产主义，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社会，至少马克思描述的共产主义物质极大丰富任意取用，你还能造一个比这个更好的社会吗?”这应该不是反话正说或明褒实贬，因为任志强还明确对记者表示：“我和我身边的人，相信共产主义的仍然占绝大多数，只是大家心目中实现共产主义的道路不一样。”“秦晓(原招商局集团主席)跟孔丹(原中信集团董事长)，他们的分歧，是用什么样的路径去实现共产主义。”症结原来是在于如何实现共产主义。从这一意义上讲，当前的共产主义论战有点“关公战秦琼”的问题，双方探讨的并不是同一个问题。无论《环球时报》发表的反驳性社评《共产主义理想没有欺骗中国》，还是团中央宣传部长景临先生发表的反驳性文章《与任志强先生商榷》，都在宣示共产主义理想没有骗人，但任志强强调的是被“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骗了，尽管两者紧密相连，但实际上存在微妙的差别，“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骗了人也不一定是共产主义骗了人。
任志强的要害
正因为双方探讨的并非同一个问题，无论《环球时报》社评，还是景临《与任志强先生商榷》，抑或群起而攻之的其他文章，似乎都没有击中任志强的要害，这可能正是任某人斗志愈发昂扬的重要原因。那要害何在?任志强标榜“我信仰共产主义”，但强调的是共产主义如何实现，这里面或有要害的蛛丝马迹。不能说任志强避重就轻甚至暗渡陈仓，把对共产主义的是非问题置换为共产主义的实现问题，因为共产主义的实现的确构成一个问题。不管任志强是否真正信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实现都是一个严重问题，都足以成为他暗渡陈仓的渡口。极其可能，任志强内心里根本不信仰共产主义，但碍于现实因素，他不得不标榜“我信仰共产主义”，但肚子里想的就是借共产主义的实现路径暗渡陈仓。
那任志强认为要如何实现共产主义呢?在与《南方周末》记者的谈话中，任志强曾表示：“毫无疑问，这代人的共性，是把国家利益放在前头考虑得更多一些，不只是为了自己的事儿忙活，都是在考虑一个时代、一个国家。区别可能是，孔丹更多的是‘有国才有家’，秦晓还有我，更多的是‘有家才有国’。”结合前后文看，这能够代表任志强所强调的实现共产主义的路径分歧，即“有家才有国”还是“有国才有家”的问题。这可能有些简单化，但把问题归结为“有家才有国”与“有国才有家”的对垒，确实快刀斩乱麻，称得上简明扼要，不仅给人豁然开朗的感觉，而且也在相当程度上澄清了通常所讲的“左”“右”之别，左是强调“有国才有家”的左，右是强调“有家才有国”的右。
但马克思说得好，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真正要底定共产主义的问题，家国关系的抽象度可能还不够，应该提升至通常所讲的“私”与“公”的层面，甚至进一步抽象到人性高度，也就是通常所讲的自利利他的关系层面。事实上，共产主义及相关问题，正是发源于人性自利利他的辨析。唯有真正厘清人性自利利他的问题，才能够真正澄清共产主义及相关问题——或许，任志强的要害就暗藏于此!应该是顾虑相关说法的道德化甚至政治化，任志强避讳了人性自利利他及私与公的概念，所谓“家”其实代表私、“国”其实代表公，“有家才有国”还是“有国才有家”的对垒实可化解为“先私后公”抑或“先公后私”的歧异。
利己为什么转向利他
人是自利的，这一点毫无疑义，正如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所坦言：“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说句实在话，人不自利，“我”不关心“我”，还关心谁?!谁还关心?!任志强毫无疑问认同人性首先是自利，不只是任志强，被称为“右”的整个阵营都认同人性首先是自利，他们之所以反感甚至反对中共的道德与政治说教，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共过去动辄“大公无私”。被称为“左”的学人可能否定私有制，甚至反对市场经济，但未必就否认甚至反对人性首先是自利。但总体上可以断定，在人性首先是自利上，“左”不如“右”来得直接而鲜明。事实上，即便某些认同人性首先是自利的“左”，多半也犹抱琵琶，认为人性自利“能做不能说”，他们似乎认为人性自利不那么光明正大，甚至对人性自利有一种担惊受怕。
但实际上，人性自利不只是天经地义，而且一点儿也不可怕，因为自利一出门就拐了弯，而且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向，直接从利己转到了利他。人的确自利，但自利指向什么呢?“左”没有深思，“右”也没有深思。但一定意义上，自利的指向是比人性自利本身更重要的问题，就像共产主义的实现是比共产主义本身更重要的问题。自利指向的答案不是由经验给出的——即便见过9999只天鹅是白色的，也不能断言第10000只天鹅是白色的，经验的归纳得不到一个全称的结论——而是由一个最基本的逻辑常识推导而来，这就是不能够循环“自”证——“注目礼”!由于不能够循环自证，“我”不得不走出自我，及于人，乃至成为社会人，服务于别人，从而取得别人对“我”的认同，实现“他”证，即是说，人性首先是自利，但自利必须先利他，要不然，岂有他证?用注目礼来表达或许更方便，注不注目是由别人决定，致不致礼更是由别人决定，注目礼的一切都是别人所决定，因为注目礼整个是别人所供应，他证完全属于别人的动作，“我”不利他，别人怎么注目致礼?这就是人性自利一出门就走向了利他!还有什么好担惊受怕的?毛主席说得好：“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的!”一个人担惊受怕，根子在理论不彻底!
西方主流经济学虽基于人性，而且直接基于人性自利，但并没有真正分明自利的指向，不曾看清自利指向的正是利他，从而一失足成千古恨，不仅遗留了所谓“斯密问题”——即“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重要著作《国富论》强调人性利己而另一部重要著作《道德情操论》强调人性“同情”之间的冲突——更重要的是主流经济学一开始就误入歧途。可喜的是，斯密已接近于为人性自利的指向破题，《道德情操论》写道：“遍及所有地位不同的人的那个竞争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按照我们所说的人生的伟大目标，即改善我们的条件而谋求的利益又是什么呢?引人注目、被人关心、得到同情、自满自得和博得赞许，都是我们根据这个目的所能谋求的利益。吸引我们的，是虚荣而不是舒适或快乐。”这不正是注目礼吗?可叹的是，斯密最终还是与注目礼失之交臂，不曾明确肯定人性自利指向的就是利他。
大公无私=大公大私
正因为自利的指向是利他——准确说是不得不利他，因为注目礼是别人垄断供应的，一个人要实现自利，必须利他，如不能够利他，自利无疑只能是水月镜花。众所周知，老子惜言如金，但《道德经》两次惊天动地点拨赢的无上秘诀，第7章云：“以其无私，故而成其私。”第66章云：“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这是不错的，一个人要成就自己的私，必须先人后己，以无我成就大我，以不争成就大争，以无私成就有私。
利他方能利已、无私方能有私、不争方能大争，这得到了经验的印证。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打败“蒋家王朝”?新华门照壁上刻着毛主席手书的五个大字——“为人民服务”，这绝非简单的政治口号，而的确是他老人家思考一辈子、革命一辈子、饱经沧桑的宝贵心得，所以他发自衷心地呐喊：“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有考证甚至显示，毛主席一生的题词中，“为人民服务”出现最多。“为人民服务”就是中共的利他无私，正因为把人民服务放在先，人民选择了中共，中共得民心者得天下。实际上，为人民服务也是营商制胜之道。作为商界成功人士，李嘉诚先生有一句人生箴言，叫“建立自我，追求无我”，明显也是以无私利他实现利己成已的意思。通常所讲的大公无私，实质上是大无大有的大公大私、大私大公、公私圆融。
如今市场经济风行全球，从历史长河看，市场经济也是主流，计划经济在20世纪运作了大规模的挑战，但终归于败。市场经济为什么被不同的国家、社会、文明所共同选择呢?除了通常讲的效率因素之外，症结或许也在于道德，市场经济有可能更适合于催生美德，因为市场经济内蕴着先人后己的机制。堪称西方主流经济学代表人物的张维迎先生写道：“市场竞争，本质上是为他人创造价值的竞争。”这应该毋庸置疑，不为别人创造价值，自由交换就不可能发生，何有市场?何来市场?张维迎对市场机制的另一个概括似乎更加传神，所谓“市场就是好坏由别人说了算、不由自己说了算的制度”。的确，如果好坏都由自己说了算，不仅市场乱套，社会运转都乱套。作为最基本的逻辑常识，不能够循环“自”证堪称秩序之元甚至万物之元，任何事物都不能够循环自证，脱离与他物的相互作用——注目礼。
大公“仁”人
正因为不能够循环“自”证，人性自利不得不指向利他，人必须通过别人才能够感受自己的存在和价值的，完成存在感的证明。这一点注定了人必须服务于人、奉献于人乃至归于大公，脚踏实地做君子，甚至可进一步讲，人本质上不是私的个体，而就是大公“仁”人。极其可能，这就是马克思心目中的人，有话为证：“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应该能够肯定，所谓“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就是说人不能够循环自证，不是私的个体;所谓“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是说人必须与人连接在一起，是社会关系的“仁”人。
启蒙思想家卢梭洞察到了人的“仁”心，并认为这构成所谓“野蛮人”与文明人的分野，《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写道：“实际上，野蛮人和社会的人所以有这一切差别，其真正的原因就是：野蛮人过着他自己的生活，而社会的人则终日惶惶，只知道生活在他人的意见之中，也可以说，他们对自己生存的意义的看法都是从别人的判断中得来的。”卢梭似乎语带讥讽，可问题是，像“野蛮人”那样完全不在乎别人的观感，活着的意义甚至意思又在哪呢?还是应该更多从正面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保尔·柯察金的话并不像某些人所批评的那样“假大空”，相当程度上是实话实说：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为人卑劣、生活庸俗而愧疚。这样，在临终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已把自己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
“右”算“半桶水”
“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不正是共产主义吗?作为“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共产主义并不是“假大空”，而就是直接源于人性、基于人性、发于人性，人原本大公“仁”人。从起点讲，“左”对人性首先是自利的确犹抱琵琶，不如“右”来得旗帜鲜明;但从终点看，“左”反而对了，“右”反而谬矣，因为“右”并没有真正把人性自利讲透，不曾发现人更大的本质正在于利他、在于仁、在于公。从这一意义上讲，中共宣教的“大公无私”并没有错，尤其中共各级领导干部作为公务员，更应该讲究先人后己，乃至追求大公无私。在对人性的参悟上，如果说“左”是马失前蹄，“右”也充其量算“半桶水”!走笔至此，想起唐朝青原惟信禅师所讲的求真三境界论：
“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
任志强气冲斗牛，自以为真理在握，殊不知，他只是处于“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中途岛，他认识到了人性首先是自利，但对自利的指向与内涵缺乏认识，更不曾认识到人本大公“仁”人，而是停留在了极其浅薄的自利层面——这才是任志强认为自己被“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骗了的真正原因!尽管走过“耳顺”之年，但由于心智还没有真正绽放，任志强内在的正能量仍然不足，未谙以崇高的精神鼓舞人，不太相信人世的美好，从而铸定“小人眼里无君子”之错。不仅任志强如此，整个“右”的阵营基本如此，甚至整个主流社会也基本如此，强调人性首先是自利，天经地义;但以人性首先是自利而否定大公无私乃至人类的理想甚至美德，大错特错，人类的理想与美德不仅像人性首先是自利一样真实，而且远比人性首先是自利稀缺得多——因而也珍贵得多。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右”的当务之急是抓紧自救，放下“致命的自负”，对人性再参再悟，全面准确透彻把握人性自利，为人生美好与社会和谐奠定正确的人性观!
【演讲人简介】欧阳君山，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独立学者之一，注目礼书院院长，中华船山网首席顾问，以启蒙天下为己任，创建注目礼理论体系并著有“别了，西方思想”四部曲：作为本体论的《一通百通“我”之道——人的博弈进化全史》，作为经济学应用的《西方经济学是怎样被超越的——以“我”逻辑破解中国房地产市场纠结为例》，作为政治学应用的《中国共产党：敢问路在何方——返本归源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普世价值》和《从“中国特色”到普世模式——中共治国理政必由之路》。所谓“别了”，不是不讲，而是讲透。注目礼理论首先是西方化的，切入的角度是西方学术的角度，使用的工具是西方学术的逻辑，形式上也是西方学术的格式。但结论上看，注目礼理论完成的是对包括西方主流经济学和西方主流政治学在内的西方主流思想的超越，更加符合东方特别中华哲学的意趣，既可称为“从西方走到东方”，实现了“援西入中”;也可称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论证了“中体西用”。大丈夫当仁不让，注目礼理论振臂发出呐喊：中华文明重新站起来了!注目礼理论体系本体论部分目前已出版发行三个版本：《天下事——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注目礼——利益最大化的博弈之道》、《人为什么活着——从求注目到得自由》。欧阳君山的演讲义正辞严，慷慨激昂，被赞为“最有激情的演讲家”，主讲《强势心态——每临大事有静气》等课程。微信号zhumulizhi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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