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发生了深圳日本人学校，一名日本小学生遇袭事件，媒体透露，，44岁的钟姓嫌犯没有固定职业，2015年曾因涉嫌破坏公用电信设施，被东莞警方取保候审，2019年因涉嫌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被深圳警方行政拘留。警方称，钟姓嫌犯对持刀伤害学生的行为供认不讳；经调查，这起案件属偶发个案，钟姓嫌犯是单人作案，他于案发当天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
本身一个治安案件也没什么好说的，该抓的人抓了，因为被袭击者是日本人，又是一个时间敏感点外加上中日关系不太好，于是网络上有各式各样的抽象行为，比如说：
翻翻过去的报道，
2015年2月，两名中国男子水户市茨城县被多名日本人砍杀，一死一伤;
2016年11月，一名中国女留学生在东京出租屋外走廊被日本人袭击身亡;
2017年7月，一对中国姐妹被日本男子岩崎龙也杀害;
2017年8月，两名中国人在静冈县富山市宿舍中遭遇日本人袭击，一死一伤;
2017年12月，两名日本男子东京京滨线殴打一名中国游客致其面部骨折;
2020年日本大阪，一个叫松岗美树的日本人疯狂砍杀中国游客;
2023年6月，一名20岁的中国人在日本东京街头遭到殴打、抢劫;
2023年11月，一名中国籍女性在千叶县松户市街道上被两名日本男子殴打致死;
2024年2月，滨松市高中生宋某川被日本人及其同伙绑架、拘禁、虐待、溺死;
2024年4月，一对华裔夫妻在东京被日本人残害，双双致死。
这类的报道也不少，在中文媒体上，一般把这类事件称之为治安问题，而不是说什么“仇恨教育”。
实际上日本人在海外遇袭的几率，中国根本排不上号。
比较抽象的还是当然是我们的罗翔老师。
在这次事件后，罗翔突然发了一个视频，是关于清末排满问题的，大致意思是：清末排满运动是不对的，章太炎和邹容都极端排满，1898年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接触到民族主义，于是民族主义情绪大涨，开始宣传民族主义，1915年，梁启超转变了思想，提倡健全的爱国论，要打破故步自封，不排满了，要五族共和。
于是罗翔大力赞美了梁启超。
很明显，影射这次日本小学生问题。
视频是在B站发的，结果评论被删了近一半，弹幕全是赞同罗翔的。
所以为什么梁启超1898年提倡民族主义，1915年提倡五族共和？
1898年满清还在，梁启超倒是想和满清共和，他是怎么跑到日本的？
维新变法失败了，他梁启超倒是想和慈禧共和，问题是慈禧跟你共和吗？
戊戌六君子怎么死的？
1915年怎么突然就共和了？
简单：满清倒台了啊。
中日关系也是如此，如果日本要是不再右翼作妖，不再天天去祭拜那几个战犯，那我宣布，什么时候开始不作妖了，我什么时候也开始写“东亚大同”，我带头跟大家宣传东亚和谐。
为什么欧洲二战问题解决了？
为什么东亚不行？
为什么法德问题解决了？
为什么法国可以谅解德国？
因为日本不想当德国，咱们就当不了法国啊。
同样的理论：我反美吗？
什么时候美帝从神坛跌下来了，
跌下来的当天我就写赞颂美利坚。
同样的：
罗马在的时候，为什么周边都恨它？
因为它还在啊。
那现在为什么一个一个都喜欢谈罗马？
这不就是因为它没了嘛，没了所以各式各样的势力都可以自称“罗马继承人”，连美国这种和罗马八竿子打不到一起的，都是什么新罗马。
古代中华文明为什么没有罗马那么多人讨论？
那是因为中华文明一直传承到今，是有正统继承国，要是没有了，都不知道多少国家要自称继承者。
很正常。
谈谈排满
回过头去看当年的排满运动，有了排满运动，然后逐步演进到革命运动，最后辛亥革命，然后满清才倒台。
不能直接一步跳到辛亥革命，不可能。
辛亥革命是最没有什么好说的，首先是满清实在太拉胯，以至于连满清内部的官员都忍不了的地步。
第二是满清自己不当人，立宪派怎么绝望的？皇族内阁啊。
第三是，即便是辛亥革命后，依然给了满清一个非常好的体面，让清帝“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
结果呢？先是张勋复辟，然后皇族宣布恢复年号，对北京老百姓发告示，蓄辫子，背约，后来才把清帝赶出故宫。
赶走溥仪这事，别人没意见，日本人倒是来劲了，当时的日本公使威胁民国，说对皇帝任何虐待都是对日本帝国不友好的举动。
之后才有了溥仪勾结日本人。
即便是如此，无论是二战结束，还是新中国建立，都没有直接把溥仪一刀杀了，就溥仪这辈子干的事，枪毙八次都有了。
推翻满清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为仁慈的，甚至仁慈的都过头了。
我相信当年日本侵占中国，扶持溥仪这个傀儡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人后悔当年没有宰了溥仪，革命的不彻底性就会导致这个结果。。
新中国建立后，溥仪老老实实当年普通公民，且没有因为溥仪导致中国被外敌入侵，现在大家回首排满问题，是建立在“溥仪虽然此后行为令人不吃，但是毕竟结局是好的”基础之上的。
由于革命的彻底，反而让人怀疑革命的必要性。这也很正常，那是因为彻底的革命，扫除了当时所有的问题，以至于后人在讨论当时的情况，直接无视掉了革命所解决的问题。而把“根本没有问题”当作讨论的前提。
慈禧如果还活着，那帮满清勋贵还在，梁启超什么想法都别想了。
革命太过彻底，
导致享受革命成果的后来者一定会质疑革命的必要性
举个例子：
1934年，《人民评论》的一篇文章，如下：
“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同时也是一个年年贸易入超的债务国，这每年大量的贸易逆差并不表示国民一般消费力之提高，反之，它是表示了民族工业之绝对的停滞和衰落。
我们知道，中国贸易入超之形成，其原因至少有下列数项：
第一，关税不能自主，无法增加保护税率（由1842年至1930年，完全受了帝国主义列强协定关税的宰制）1930年以后，虽然表面上已经改订关税，而在所谓的互惠税率的原则之下，仍然不能尽保护贸易之效能，而只是一种变相的关税协定。
第二，由民元至现在，国内军阀混战循环不息，苛捐杂税之剥削重重，使农村经济急剧的崩溃，而一般农民购买力之降低，既不能为民族工业打开销场，同时原料产品输出之锐减，尤足加强对外贸易之逆势。
第三，1929年以后，世界经济恐慌之深刻化和尖锐化，使各帝国主义列强，一方面无限提高关税壁垒，限制或禁止外货输入，实行管制汇兑与输入分配制，造成了国际贸易之绝大障碍，另一方面又对国外（尤其对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实行探并政策，其倾销过剩商品，有时不惜降低在生产成本之下，而以国内之独占价格弥补其损失，这又使得工业落后国的贸易，很少发展的余地。
第四，依据中日条约的规定，外人有自由在华设厂之特权，故英日等国转移其商品生产于中国内地，其资本之雄厚足以压倒我国的民族工业，1935年5月，我国虽然宣布实行新税则，但外人的投资设厂政策，大可避免关税而增大他们夺取市场的力量。
有了上述四种原因，故中国民族工业之生产品，在国内市场既不能畅销，在国际市场上，又必然会遭受竞争的惨败，换言之，即与年俱增的贸易入超，已不能不随新兴民族工业之停止与衰落而达到可惊的庞大数字。”
而体现在实际上的问题，比如说荣氏家族。
当时的荣宗敬开的申新新纱厂向英国汇丰银行贷款了300万元，然而最后周转不灵，最后被英国汇丰银行拍卖掉申新七厂用来抵债。
当时媒体一直在苦苦哀求国家能够保住这个民族产业，但是当时富商宁愿存到外商银行，也不肯伸出援手。
所以我们今天无论是讨论“外资问题”，“开放问题”，其默认的前提为：中国有自主的主权。
这是革命之后的成果。
而在民国时期，是根本不存在这个选项的，所以当时的人想到的第一件事是如何摆脱帝国主义，不摆脱帝国主义，压根无法控制国内的经济，谈不上发展。
由于我国有自主主权，因此在外资问题，外企问题，是可以做选择的，而民国时期则不可以。
而现在很多人，口若悬河的讨论“自由贸易”，“外资问题”，“哈耶克”问题，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个。
一个国家有选择，是非常重要的。
选择的问题多重要？
你作为一个员工，你为什么每天睡眠七八个小时，还是觉得很困？
为什么张朝阳每天睡三个小时就够了？
因为张朝阳困了随时可以睡。
你不行。
有点民族主义是好事
日本右翼的问题，是战后美国改造不彻底的缘故。
认定日本侵略以及日本属于法西斯，是二战花了成千上万的人命打出来的结果，而不是靠嘴炮出来的结果。
这是个历史定论。
中日目前有产业矛盾，地缘政治矛盾，历史矛盾，本身就矛盾重重，而日本右翼现在是想推翻二战的定论。
想推翻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现在国内民族主义是出于嘴炮阶段，众所周知：嘴炮打不死人，反而有利于泄压。
民族主义不是问题，而是庆幸现在还好现在“只有民族主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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