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的官僚阶级是国家人民的死敌！
杨连旭
（2006年4月）
当前，干部队伍中错误思潮泛滥，个人主义横行，官僚主义霸道，腐败现象蔓延，卖官鬻爵公开，急功近利胡作为成灾、以权谋私乱作为成害、拈轻怕重少作为，无利可图不作为成风。
正因如此，也就导致了社会矛盾剧增。经济基础巨变，国有资产流失，公有经济萎缩，私有经济膨胀，贫富分化严重，生态环境恶化，大批工人失业、农民失地、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官民矛盾突出，犯罪问题严重，已初露官逼民反的端倪。
所以，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对官僚阶级异化的警惕！
（一）
子曰：“唯上知与下愚不移。”
这揭示了一个规律，即处在最高层次的人同最低层次的人有着相通之处，也就有着相结合的可能。
可是这个规律在现代理论研究中却被冷落了。
通常，现代革命理论都是将最高统治者和官僚集团一并划归统治阶级。指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
这固然自有道理。尤其是在革命阶段，这对于团结劳动阶级彻底推翻反动统治是非常必要、更是理所应当的！
可是这样也产生了一个副作用，就是掩盖了最高统治者和官僚集团两者间的区别。尤其是在执政阶段，这是不利于最高统治者与劳动人民相结合的。
在中国传统政治生活中，有这样一种突出的现象是很值得重视和研究的：
第一、无论是君王，还是皇帝，就他们中的大多数而言，至少在主观上同人民有着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是真心希望国泰民安、民富国强的。即便是最昏庸无道的帝王也要标榜自己是爱民如子的尧舜，也希望国家海晏河清、莺歌燕舞，也希望人民安居乐业、含饴弄孙。
第二、可是原本是食君禄、沐君恩，专职为帝王治国安邦，理应忠君爱民的官僚阶级则不尽然。有相当多的官僚，他们从主观上就是一心追求升官发财，处心积虑寻找着欺下瞒上的机会、创造着欺上瞒下的条件。或者为权力的最大化、或者为财富的最大化，他们就可以置国家安危和人民生死于不顾，从治国安邦、忠君爱民的本职变异成误国害民、祸国殃民，乃至弑君篡权、卖国叛国的奸臣叛贼。
所以，异化的官僚是导致民不聊生、礼坏乐崩、社会虚弱、国家衰败的主要势力。
（二）
历代王朝几乎皆因官僚阶级的异化而亡！
商纣经营东南，却被西北的周武乘虚而入；
周王朝躲过了西戎，却被中原的各个诸侯架空；
西汉主要是防皇亲，却被国戚篡位；
东汉主要是防外戚，却被宦官祸国；
大隋主要防南方分裂和东北坐大，却被北方的官僚颠覆；
大唐主要防权臣，却被藩镇灭亡；
大宋主要防藩镇，却被权臣害国；
大明主要防权臣和藩镇，却被太监乱政；
秦国统一六国之所以势如破竹、一帆风顺就大功告成，就是依尉缭之策，“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其良将随其后。”
强秦被宦官左右，逼反了百姓，六国乘机复辟，可驻防百越的五十万秦军却按兵不动，坐视秦朝灭亡后，拥兵自立；
大清向列强宣战，地方大员却与列强达成“东南互保”，坐视仅有2万人的八国联军，打进皇宫，签订《辛丑条约》；武昌起义，袁世凯又拥兵自重、乘机逼宫灭清。
至于期间，贪官污吏、欺下瞒上、贪赃枉法、鱼肉百姓、官逼民反，俯拾即是、举不胜举！
“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这是明崇祯皇帝的著名遗言。
如果说他还有推卸责任之嫌的话，那么清嘉靖皇帝对异化成贪官污吏的官僚的谴责就应该是名副其实的：
内外诸臣尽紫袍，
何人肯与朕分劳？
玉杯饮尽千家血，
银烛烧残百姓膏。
天泪落时人泪落，
歌声高处哭声高。
平时漫说君恩重，
辜负君恩尽尔曹！
由此可见，官僚阶级异化的腐败能力之强，就连乾纲独断、言出法随、权力无边的皇帝也是无可奈何。
正因如此，中国第一部描写人民起义的长篇巨著《水浒传》就宣扬了“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造反精神，这却反倒为人民所喜闻乐见、津津乐道。
也正因此，“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观点才在民间颇有市场。
事实上，中共在革命时期，对包括皇帝在内的高级战犯要网开一面，对基层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则无情镇压，这也不能不说没有这个因素的作用。
（三）
那么，为什么高高在上的帝王同社会底层的人民却有着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可作为帝王臣子奴才的官僚却反倒有大批人既不能同人民，也不能同帝王有着一致的根本利益呢？
因为社会地位不同。
中国是个以集权政治为主的社会。在集权政治社会，人分九等、衣分五色，不同阶级阶层的人有着不同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不同价值取向。
其一、作为最基层的人民大众，从总体上说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没有出路，只有追求生活的美好。可是能够由人民普遍享有的美好生活又只能建筑在国泰和国强的基础之上，人民自然普遍希望国泰国强。
其二、作为最高社会统治者，在政治和经济上已经实现了家国一体化，他们有国才有家、国破必然家亡，只能追求国泰国强。可国泰就必须安民，强国就必须富民。
其三、作为人民之上、最高统治者之下的官僚阶层，既没有实现家国一体化，又有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发展机会，因此人生的价值取向就会因地、因时和因人而易。既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也有“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曹操，还有割地卖国的儿皇帝石敬塘，更多的则是“升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的个人主义和机会主义者。
正因如此，防治官僚异化也就成了中国政治生活中防不胜防的难题和不治之症！
（四）
现今共产党执政、人民当家作主，官僚还能异化吗？依然如故。
当年“大跃进”，
天津市的有关官员为了证明确实是亩产“放了卫星”，就让个小朋友站在麦田的麦子上面又蹦又跳。可毛泽东主席却依旧是笑而不信，还高呼：“孩子，快下来，别摔到！”
事后知道，原来这些官员是将十几亩的小麦堆在了一亩麦地中。
山东省委书记舒同，亲自种了试验田，果然亩产放了个“卫星”，舒同不由得不信。于是，就提高了征购任务。结果，引发了饥荒，受到了处分。
事后才知，原来是有官员在他的试验田做了手脚。
如今“改革开放”，
朱镕基任总理，视察安徽省的粮库，举目看去，满眼都是粮满囤囤满仓，不由喜上眉梢，赞赏有加。
事后得知，却原来那满囤满仓的竟然是沙子！
温家宝任总理，视察山西的工厂，想要同工人共进一餐，却被官员告知，工厂没有食堂。
随即得知，工人们正在食堂就餐。
……
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举不胜举。
有人说，现如今中央的政令都已经出不了中南海了。
这话显然夸大其辞了。
可要说，对中央阳奉阴违的异化官僚是大有人在的，这倒是人人皆知的事实！
邓小平早在1986年就指出的：
“现在党中央的路线政策都好，改革和开放的方针必须坚持。但是管理工作和其他工作中的漏洞也不少，有些党员干部的作风和社会风气实在太坏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153页）
这也就是群众所抱怨的：
“中央的政策是好政策，可就是都让下边的歪嘴和尚给念歪了。”
那么，为什么这些官员竟然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中央阳奉阴违呢？私利使然、利令智昏嘛。
革命党变成执政党，环境和条件的倒转，革命的理想主义就会被生活的世俗主义大范围大面积地侵蚀，当官发财的动机随之日渐蔓延成害。
尤其是在落后国家，由于经济空间的狭小和经济机会的稀少，突出了以权谋私、升官发财的捷径，也诱导着官僚的异化变质。
毛泽东时代将异化的官僚称之为“新生的资本主义分子”，用词虽说不见得贴切，但却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他们的本质：
他们是中国共产党中的阶级异己分子，是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的死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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