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是嵌入在社会之内的，它根本无法在一个不负责的精英群体所管理的社会内健康地生存。
精英，是一个宽泛而无准确界定的概念，在任何一个社会的日常语汇里，它概括了一类真实存在的社会成员。换句话说，它的存在是一项事实，不是虚构。既然如此，我可以在公共选择理论的分析框架内为"精英"求一较为准确的界定。
市场，从来不是一套能够独立于社会之外的制度，因为市场参与者们，至少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是社会的成员，生活在特定的社会文化传统内，以与特定社会文化传统相应的思维方式指导自己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这一基本状况，被社会理论家们称为"嵌入"到社会之内的市场。
社会分析的前提是假设某些系统参量在单位时段内不发生显著变动，从而那些在单位时段内显著变动的现象就可能得到"解释"——在由参量状态决定的社会结构内得到解释。我假设社会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是参量，从而我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是"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它解释社会成员个体行为的模式。然后我假设社会成员的行为模式是参量，那么总存在某些集结规则——被社会选择理论家们称为"社会集结规则"，这些规则把微观的模式集结为社会整体结构。在集结之后的社会结构内，或者更重要地，在社会集结规则的运行过程中，某些社会成员的行为可以产生远比其他社会成员更大的影响，他们被定义为"精英"。
市场嵌入在某一特定社会内，故而不能不受到那里的精英群体的影响。精英对市场的影响，简直可以说无处不在。例如，财富的初始分配、交换规则、交换规则的监督与对违规行为的惩罚、收入再分配的方式甚至关于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种知识的传播及控制，统统受到精英们的影响，并由此更经常地增加了精英们的收益。
在精英们获取的各项收益之内，有一部分是由充分竞争的市场价格决定的，故而满足最低限度的"交换正义"原则。还有一部分，往往是他们收益的主要部分，是由不充分竞争的交换关系中发生的"市场权力"所决定的，故而未必满足交换正义原则。如果我们能够观察到市场权力所决定的价格，那么，根据斯蒂格勒的定义，市场权力可以用这一价格与完全竞争价格的"相对差额"来衡量。基于市场权力的收益，称为"超额利润"。
假设超额利润在精英们的收益当中普遍占据了很大比重，以致维持这一超额利润以及获取更多超额利润，可能成为精英们行为的主要动机之一，如果精英们可怜的良知不足以抵抗财富的诱惑的话。于是，如奈特在1929 年和1944 年两篇论文中描述的那样，初始平等的市场交换，因权力配置的微小偏差而逐渐积累不平等交换的权力，最终形成基于财富分配极端不平等状况的极端不平等的交换关系。奈特始终不相信自由市场有能力纠正上述过程，与财富和政治相互勾结所产生的权力相比，交换正义是一种太弱的力量，以致为使社会免遭革命的摧残，有产阶级不得不同意征收累进所得税并对财富征收足够沉重的遗产税。
历史发展的路径绝不仅仅由经济生活决定，精英们和他们的思想可以影响社会集结规则，并由此影响社会的演化路径。人类历史上存在过这样一些社会，那里的精英群体丧失了自我修正所必须的良知，于是，权力的集中和腐败最终使社会秩序解体——以"革命"方式或以"被吞并"方式。人类历史上当然也存在过一些更好的社会，那里的精英群体保持足够的良知，从而自觉地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这一责任感充分抑制着谋求私利的动机，使公共政策（社会集结规则及其后果）能够代表多数社会成员的长远福利。哈耶克认为，这样的社会将在生存竞争中击败其他的社会，把它们所代表的人类合作秩序扩展到全世界。
可惜，中国的精英似乎没有希望了，就我的观察而言，他们多数已经放弃了道义的承当，还嘲笑任何严肃生活的企图，他们借口"相信市场"从而可以任由自己行为败坏。他们漠视这样一项基本原理：市场是嵌入在社会之内的，它根本无法在一个不负责的精英群体所管理的社会内健康地生存。
精英们的败德行为遵循着"免费搭车"原理，每一个人都试图把拯救社会的责任推卸给"上帝"或"市场"，因为没有人相信一己的力量可以改变他所在的那一群体的腐败。所以，先是政府的腐败，然后是商业和学术的腐败，持续扩散的败德行为产生了"群体共谋"，后者鼓励更普遍的腐败。
上述过程行进至某一阶段时，市场经济可以变得极端脆弱，以致任何微小的打击，例如国际市场需求波动、国内需求波动、汇率波动、国际政治格局调整、能源与环境消耗所引发的恐慌……任何诸如此类的打击都可能导致市场崩溃。
悲乎！不履行社会职能的精英，不再是精英，恰如丧失了道德基础的市场将不再是市场，或如不再反映公意的社会集结规则将无法维系社会。
（系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dingdingwang2005@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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