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是一名记者，可是在1995年我在台资企业干过。那年春天，我辞去北方一家大型国企的工作，来到广东找机会 。其实是有备而来的，当时广东中山市一台资企业（我暂不点名，免得又找我索赔三千万）在一家全国性报纸上打招人广告，我投了简历，厂方很快回话让我速来。
从广州火车站直接转车去中山，在中山市汽车站再转车到位于一个镇的一个村的这家台资厂。
这是一家很具规模的大厂，其产品数量居全球同行业前三名，当时号称亚洲第二大。我是作为管理干部招进去的，住宿是十多人挤住一屋的上下铺，我去时，只乘一个下铺。
去的当天下午就上班，主要是在车间当“监工”，监督车间打工妹的机织工作。象我这样的监工每个车间约三四人，都是大陆人，厂长和其中几个主管是台湾人，主管偶尔到车间巡视，厂长就很少见了。一进厂，就有大陆的干部告诉我，车间巡视时，手不能插在裤口袋里，也不能抱在胸前，可以背在背后，也可以贴着裤缝。于是开始两天我背着手，很快就有干部笑我了，问我以前是不是当老师的，我知道自己这个形象不好，也就没有背过手了。
干活够辛苦的。上班时间要来回走动，不得坐着（主管是经常坐着指挥的），比当老师累多了。见着打工妹不好好工作，就上前训斥一番。那些打工妹都是领计件工资的，只要不扣她的件（件上有问题干部可罚款），她也无所谓。对我这样新来的干部，她们也有欺生的情况，故意出出你的洋相。而先到一步的干部，就更欺生了，拼命打压、折磨后来的新人。尤其是用台湾老板的口吻说话，盛气凌人。我到现在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不少大陆人在台资企业里工作时间长了，竟然也瞧不走同胞了（我说的同胞指大陆人，不含台湾人），相当自得地当起了“狗腿子”。这些“狗腿子”告诉我关于台湾人的第一印象是：台湾人一直讲他们是一等人、香港人是二等人、大陆人是三等人，而大陆人中，他们又分类，象来自贫地区的打工一族，就是等外了。
上班时，我们上厕所要跑着去，而且要规定次数。打工妹就更严了，基本上在上班时间不允许上厕所，肚子疼除外。
加班在这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从早晨8点左右打卡上班，到深夜十二点下班，基本上是每天都有的事。不过晚上有一餐“免费夜宵”，汤汤水水，不见油花。在内地工作，我从来没有饿的感受，在这里只干了三天，胃口就大不一样。由于是整天站着，从不休息，吃饭时间就成了每个干部的期望，这种期望还因为高体力消耗太大而一到吃饭时间就如狼似虎，而每天能熬到吃饭时间就如大赦一般。我们后来我一直建议想减肥的人去台资企业工作、胃口不好的也可以去台资企业工作。
我们这样的管理干部都住在十几人的房间，打工妹可想而知。每天黄昏下班时，当员工从车间走出，真象过年一样。还有，厂里的保安极严，，出入要办证登记甚是麻烦，台湾人出入却能享受高标准的礼遇——军礼。
到底是当过日本人的殖民地，台企里的官职也具日本特色，有“课长”这一职务，不过我走了好久后，一直没搞清楚“课长”是个什么级别的官，和厂长和主管是什么关系。这家企业（可能是很多台资企业）早上上班前，把我们这些干部招集一起训话，结束时齐喊口号，这点又有点类似传销。
由于实在受不了长时间加班和对个人管理过严，我干了不到一个月就离开了这家企业。此后我在广东几家国企和外企工作过，总的一个感受是：台资企业的管理是最没有人性的。
我有个大学同学在番禺一家外资厂干了十几年（罕见，因为外资厂的人员流动异常频繁），终于媳妇成了婆，现在做了二当家。我经常找他玩。通过他的口，我知道在大陆的台商的更多面貌，包二奶三奶，压榨员工等。当然，也有不错的，有一次认识一台湾省人，退休了，在番禺一小区买了房长住，也包了个二奶还带个孩子，有一次与他一起喝早茶，他大赞马英九，应该是个老国民党。这人还在小区发动了与物管的斗争，争取成立业主委员会。大概是闹得太大了，有一次走在街上被一群小混混打了好几个耳光，很不容易，这事我倒很是同情。
再后来，我到了新闻媒体，现在在广州一大报当记者。在我刚当上记者时（大概是96年），有一次刚好中山那家台资厂出事了，厂方让工人下跪，影响恶劣，媒体蜂拥而至。我不动声色地参加了那次采访。如果有参加当年那次采访的记者，一定记得，在新闻发布会现场，有一个记者提问最多、最尖锐、最全面，那就是我，因为我太了解这家企业了。我记得我当时有一个问题是：“在台湾，企业让员工下跪会得到什么处罚？台湾有劳动方面的法规吗？”可见那时我太年轻，很感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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