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列宁主义的牺牲：
列宁主义的牺牲是惊天动地的。
虽然，现代革命和革命的牺牲并不是从列宁主义开始，但是列宁主义却使革命和牺牲以空前未有的规模，走上了胜利和成功的道路。
革命的牺牲是经由革命先驱、到革命党人、到革命军队、最后到全民的牺牲的，当全民都倾心倾力地投入到革命和牺牲的行列中时，中国革命就变成了排山倒海之势。
中国革命为什么是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而不是相对而言貌似非常强大的国民党？
本文前面说过，当时的中国社会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近代社会从鸦片战争以后就一直是连绵不断的战时状态，如果做一个比喻，整个社会就像一栋点燃了熊熊大火的巨型大厦（也许你会联想到9.11的场景），大厦里面，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承担着组织民众逃离险境的责任，国民党相对要强大得多，照理应该能做得更好一些，但是国民党在组织民众逃离险境时，却始终也放不下私利，它有很多私己利益需要照顾，包括大楼之内的富有阶层的、各级官僚阶层、各个利益集团的利益，而且，他们在大楼之外，还有国际垄断资本的利益要照顾。
在极其险恶的危机中，仍以照顾私利为先，这是国民党最致命的问题。
国民党从根底上就是跟原生工业社会初期新生资产阶级一样的人，他们所要做的就是维护私利，所以他们崇仰原生工业社会走过的道路，这跟洋务运动开始的思维没什么两样，如果中国是处于全球自由资本主义的初期，那他们做的就是对的，他们以新生资产阶级对付国内的没落阶级，他们会是够力的。
但是，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时期，他们对私利的态度决定了他们力量的限度，其无论他们聚集的能量有多大，他们都不得不屈服于国际垄断资本的力量，所以它所能聚集的力量绝对达不到能与国际资本相抗衡的地步。
而列宁主义的共产党就完全不同，列宁主义用社会主义否定私有制，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聚集了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力量，聚集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这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落后生产力的总量，由于中国是非常大的国家，所以我们聚集的是能够而且敢于与国际资本相抗衡的力量。
国民党不仅要屈服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他们必须屈服于内部的各种私利，所以他们已经聚集的总能量本身还得大打折扣，因为他们内部所有的利益集团都是同样以私己的利益为重的，向心力非常有限。
抗日战争时期就有非常多的实例，当时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和装备水平在国内是绝对一哥的位置，其虽然与日本的军力有一定的差距，但绝不应该是一触即垮，甚至是未触先垮，一垮千里的境况，在当时全民逃难的情况下（多象大厦着火！），蒋介石叫韩复渠出兵抗击日本军队，韩却带着八万大兵一逃了之，私利就是韩最大的原因，韩认为自己出兵就给蒋介石占便宜了。
国民党太多这样的实例了。
现在有些人为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表现翻案，但不管你怎么翻都没法否定，战争期间绝大多数领土的丢失，是跟国民党军队在战区非常丢脸的失常作为有关。而且，我们还不要忘记这样的一些史实：共产党可以在敌后生存和发展，可以在敌后积极战斗，为什么国民党几百万军队在敌后就好像并没有立足之地？国民党在敌后几乎只能充当汉奸伪军？这些伪军至少有一百多万。再有，后期国民党正面战线的某种稳定，如果离开印缅公路和航线会怎么样？这点战果还不是要极大的仰仗于外国人？
你看看国民党所聚拢的几大利益群体，封建地主的群体是已经没落的势力，自由资本主义的群体是还未成熟的势力，官僚资本的群体则是相当程度依附外国的势力，在国际资本主义全球经济的年代，这些势力从根本上讲，都不是真正有能力抗衡国际资本的势力，即使几大利益群体形成合力也不可能。
所以说，国民党在国内虽然貌似强大，但因为私利的分割，实际的效能是非常有限的，是根本没法跟共产党聚拢的几亿人的落后生产力和几亿人的人心的总和相比的。
列宁主义用社会主义否定私有制，这在最危急的战时状态的当时是极其重要的。
共产党没有私有制的束缚，他们全心全意地组织民众逃离险境，这就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基础条件之一。
可以这么说，共产党就是聚集了全民的力量赢得革命成功的！中国绝大多数民众当时都倾心倾力的投入到革命之中，都倾心倾力的跟着共产党去革命，去牺牲。
最近有部叫《亮剑》电视剧，那个指挥官叫李云龙的，这个李云龙的演绎真是与真实的历史非常的不入格，中国革命的真实感受应该是比较象苏联一些大片那样，也象一些中国老片的故事，是一种非常集体化行动的结果，而这个李云龙倒象是好莱坞故事里的美国军官，以个性的完美与否而定输赢，那些导演、编剧的功夫非常不错，剧作有很好的感染力，不过对时代脉搏的真实度却把握的很不好。
中国革命不仅在战争时期是依靠全民牺牲，在新中国建设时期也是充满着牺牲，中国有无数的公路、铁路、水利设施都是全民义务劳动建成的，这些正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最早的基础。
最近看到一份论文，论文中写到：新中国工业化第一步，到一九七八年完成累计完成的投资数量为15133亿元，如果由私人资本主导工业化，就要考虑加上建设用土地的价格，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而交通系统建设中间很多土建工程（1978年公路通车里程89万公里，铁路5万多公里），都是无偿征用农村剩余劳动力完成的，这个巨大的投入也没有转化为对资本积累的要求。如果是由私人资本主导工业化进程，这一切都必须要付出适当数量的货币，要建设同样数量的工厂和交通事业，要求实际沉淀的“购买力水平”肯定要超过30000亿元以上。考虑到一九四九年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总量不超过120亿元，要实现这样数量的积累规模，将需要上百年时间。
这一段文字的意思是，中国经济从开始的120亿规模到15133亿规模，本需要100年的时间才可能完成的经济建设目标，我们不到30年就做到了。
我不知道我这篇论文的原意是什么，也不知道里面的数据和论点是不是全对，但我觉得还是应该好好看看那篇论文，里面有许多非常正面而又中肯的论述。
这是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功劳，也是中国全体民众牺牲一切、舍弃一切取得的成果，中国民众在这段时间只得到了非常低水平的生活保障，农民修筑铁路公路成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但农民只是回生产队拿了工分，甚至还没有工分；工人保障了社会需求，提供了经济发展的资金，但工人只有仅够生活的一点工资，我们就这样靠全民的牺牲打好了中国的工业基础！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曾经想要走新民主主义道路，给民族资本和其它私营经济正常的发展条件，但事实证明，在全国经济规模只有120亿的年代，民族资本等的私己性对全社会的拖累太大，私人经济虽有竞争性很强的一面，却也有成功几率不高的一面，既有追求发展的一面，也有不顾他人或难顾他人的一面，既有积极进取的一面、也有个人浪费的一面，既有拥有资金的一面、也有规模非常非常小的一面……。
而且我们应该看到，人民革命的成果是全民牺牲得来的，革命成功以后，我们的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保障人们的基本生活是我们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全体民众都应该能享受到胜利成果，我们不能因为部分人的私利而把人民抛开，总不能一边见人将粮食囤积居奇，一边见大批民众不得不断粮。
曾有论文引述过以下的事例：武汉XX集团有两个比较大的企业，一个是申新四厂，是纱厂，另外一个是福新第五面粉厂，他们还有一个自备电厂装机容量3000千瓦，XX集团把这个电厂抵押给人民银行贷款90万元，去外地收购棉花和小麦囤积在仓库里，既不生产，也不销售，就是等着涨价，结果引发武汉市民的愤怒，那些很饥饿的市民把福新面粉厂的大门砸开，勒令他们进行正常的生产和销售。
在新民主主义经济还作为政策导向的这个时候，私人资本实际是自己跳出来进行了最恶劣的表演，他们为了自己的狭隘私利，耗尽了自己的舆论和民众支持。
私人资本的所有者既不一定是道德意义上的坏人，也不一定是好人，但追逐私利的本性决定了他们必定做出与人民群众利益相违的选择。
当时，苏联的经验就摆在我们的面前，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模式就是能够保障经济发展的高速度，这是以私人经济为主导的发展模式根本没法相比的。
我们现在把私有经济比国有经济优越当作真理，而在当时却完全不是！并不是因为我们喜欢强权才走了国有经济的道路。
总之，最终我们还是选择通过社会主义改造，重新走正了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使我们许多产业能以很快速度，完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产业发展上百年时间所走过的历程，这也许可以说是“强行”进入到工业社会的概念，是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为我们赢得了百年的速度！
我们在改革开放前的经济建设不能说没有过失误的挫折，没有失败之处，但总的来讲还是取得了非凡的成就的，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运作是另外一回事，用现在的环境来否定前面的成功是非常不合适的。
全国的低工资制是全民牺牲的经济建设的最大例证之一，低工资制是国家得以将非常有限的资金和经济建设所获，最大限度的运用到新的项目的建设中去，这是我们经济发展效率和速度的源泉之一。
当我们现在已经成功跨入工业社会的年代，如果有条件的话，还是应该考虑给付出过倾心倾力牺牲的全体人民以一定的补偿，现在我们的社保应该就是很重要的途径之一。
反哺过去参与牺牲的人群是我们现在社会的重要责任，取消农业税可能就是一项最漂亮的反哺，这是对全国农民的反哺，现在部分转业干部也收到一定的反哺，过去的国营和集体的工人、英模、烈属和伤残军人、全国的民办教师、体育运动队过气或者未能成器的运动员等等，都是一些应该给与一定反哺的人群，他们中除了已经进入老年的之外，多数需要的不一定是享受生活的那种反哺，而是一块垫脚砖式的反哺，我们的基本责任，是让他们有条件站在现在参与市场竞争、参与自由竞争的同一起跑线上。
最简单的例子，我们以前在全国组建了那么多的地质队（光地质部门每省就有约20支），这些地质队查遍了全国的山川河流，石油、煤炭、钢铁、有色金属等等我们现在都不成问题，水利、道路建设都有很好的勘探基础，而这么多地质队当年有可能靠私有经济来支撑吗？绝对不可能啦！现在，我们打好基础了，我们的地质队员也都老了，爬不动山了，我们应该让他们具有跟现在纯享受成果的人们有大致可比的生存条件，一个爬惯山的人用不惯计算机了，只能做较低收入的职位，如果国家现在能给点补贴他，他就不一定会被丢在山沟里了。
战争时期民众的牺牲我没有直接看到，但和平时期我却看过非常非常多。
我一直很深刻的记得以前广东潮阳县围海垦田的故事，当时要建筑一条若干公里长的海堤，建设长堤需要非常多的石料和其它材料，而这全部运输量都是靠农民用自行车完成的，那时候没有汽车、没有用船，农民最宝贝的就是锰钢的双梁凤凰加重单车，每部单车每次好像可以运半吨重的石块（希望我没说错）。
红旗渠是中国最著名的例子，相信有更多人知道和更有说服力，这是号称世界的八奇迹的引水灌溉工程，整个建设工程历时十年，干部和农民每天只有一斤粮食和一斤半菜，坚持奋战在太行山的悬崖峭壁上，共修成干渠近40公里，灌区水渠1500多公里，挖掘土石方足以构成宽2米、高3米、从广州连到哈尔滨的现代长城，农民的牺牲和长远利益是永远也说不完的。
全民牺牲搞经济的年代有一个特别的问题不得不说，那就是电信最初发展时收初装费的那种特殊模式，当初发展电信事业时，可能因为国家没有太多资金投入，开了收初装费的先河，这使国家能用有限的资金，搭起了全国电信网络和电信事业的最初基础，这里面凡是交了初装费的也都是一种个人的牺牲，是一种额外奉献，这种情况按私有经济规则是不行的，但在以前却也是保证国家经济发展的一种有效方法。
总而言之，中国人民的牺牲确实是惊天动地的！
但是，牺牲应该是有限度的！
牺牲的限度是什么？
过去牺牲的限度是：过去的牺牲是危急年代的付出，当人们知道牺牲会有成果、而且不会被人盗取时，人们就会舍得牺牲，这是我们力量的源泉。
现在牺牲的限度是：当我们已经进入工业社会，除非极个别特殊的紧急情况，一般是不需要民众牺牲的！这是从宪法确认保护私有财产之时就应该更改过来的。
工业社会是一个过剩社会，或者说是全过剩社会，过剩社会已经有能力应付社会的所有需求，没必要要求个人付出牺牲，除非是面对个别突发的紧急情况。
不过，现在仍有太多要求民众牺牲的惯性：在前不久广州禁行电动车的听证会上，主导舆论要求市民服从大局就是那样，也许说，禁某种车的行政命令可能并不违法，但是不能要求市民以牺牲来服从大局，政府起码应该做的是保证充分补偿，禁摩托车也是一样，单部摩托车在广州光牌照就值上万元，我们禁摩给了多少？任何行政指令都不能以不公平买卖而犯众。
还有，在不久前广州管道煤气初装费的听证会上也一样，主导舆论竟然说如果没有初装费，就不能实现广州的管道煤气建设，广州没钱？需要广州市民为广州市的管道煤气建设特别支付？过去，电信初装费的终极目标是为中国建设电信的基础，现在煤气的初装费则是在为煤气公司员工的高福利付账，性质绝对不同！如果这个帐一定要付，则应该由政府来付，绝不能叫群众来付。
这两种东西都非常不好！政府机构和垄断组织现在还有太多利用特权从民众中获取利益的行为，这应该尽快清理解决。
任何政府机构和垄断组织绝对没权妄动民众的利益！
我们任何时候说的民众的牺牲，是说民众自动自愿投入的牺牲，而任何以牺牲民众利益为目的的行为，应该都是我们党和政府所决不能容忍的，包括我们对自己的要求，我们现在很多政府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差，他们早就忘记，他们把民众自动自愿的牺牲，变成认为老百姓是可以随意牺牲，他们根本不知道，离开人民群众，我们就会像过去的国民党那样失去所有的一切。
我看过的参考论文还有一种说法：毛泽东时代政治运动的内涵，都是以在政治上强烈否定精英阶层的剩余索取权，来确保民众的长远利益，是在试图把劳动大众的权力和利益进行更充分的“保险”，这一保险指向了拥有控制权的群体（包括官僚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防止他们把控制权变成剩余索取权，给人民利益进行“保险”的核心设计，就是使精英阶层不能行使剩余索取权，这也是平民阶层实现长远利益唯一的风险所在。
应该说精英阶层并不是人民的敌人，但却都是比较容易在社会上获得利益的人群，我们的党政领导干部，就是这个人群里最需要社会监督的人群。
难道不是这样的吗？我们绝大多数人其实都非常矛盾，一方面，他们对现在各种领导精英和知识精英的表现极其不满，仅举人们对医疗改革中医务人员的许多表现的贬损就可以说明，当然还有对各种党政官员和管理人员表现的贬损，对许多有钱人的贬损等等，其实这些人都是毛泽东过去一直严厉指向的人群，另一方面，他们对毛泽东过去对社会精英的严厉和管束也非常不满，这是非常奇怪的。
在生产力水平还非常低下的历史时期，如果任由社会精英任意行使剩余索取权，将是人民群众的绝大灾难。
毛泽东从来没有放松对社会精英剩余索取权的警惕性，毛泽东从全国解放前就开始严辞告诫过全党，共产党的党员、干部、军队其实都是社会精英，这些人解放后一直受到来自内部的严厉管束，所以我们以前从来都没有过“老子打下江山，你们……”这样的话语流行过，这多么难得！毛泽东一直都不给参加革命的“自己人”很多利益，这难道不是我们中国人的极大福祉！？
单纯论个人收入的待遇而言，我们不是曾经听见过“革命不如不革命”、“革命不如反革命”的抱怨吗？共产党人向人民的收入水平看齐，个人收入一般，而跟共产党合作的人士，实行的却是优惠政策，所以常常有收入稍高一些，后来在参议圈等场合，这种对比有时竟会显出失常的尴尬。
总之：站在共产党一边就要忍受牺牲，许多难耐牺牲的个人终有可能落走，这也是历史真实的一部分。
总之：站在共产党一边就不能牺牲人民，共产党自己就更不用说！
我们很多人经常不知道自己是谁！老是以为自己是民众的管理者！大错特错了！谁也没权不做永久的公仆，谁也没权做原始社会后期开始出现的那种酋长，那种开始可以随意或者设法侵吞群体利益的酋长。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什么时候能够回来？当街市上的军车每每高鸣喇叭乱闯红灯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这个问题；当每每遇到和听到警察恶意侵害平民百姓的时候，我也会想到；当听到和遇到政府机关把自己凌驾百姓之上搞创收的时候，我都会想到。违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危害群众利益的行为，过去曾经是最高的罪行，现在不应该成为我们最强硬的钢铁规矩吗？
战争时期，曾经有一个连队来到一个村寨门外，老百姓搞不清什么军队不敢开门，连长解释也不行，连队只好坐下来唱唱歌，当一唱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时候，老百姓赶快打开了大门，村民说：真八路才会唱这个歌！
解放军的力量就是来源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来源于人民大众！
前面我们讲过抗战时国民党军队表现低下的事，其实在北伐时蒋介石自己就有过亲身体验，当年他明令在党内、军内驱逐共产党之后北伐开始时，他就哀叹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因为共产党员退出而弊病丛生，尤其是部队“纪律日堕”，远非从前可比，因此他不仅连电“申斥其主帅”，而且严厉批评各级军官“弄得士兵的知识学问都不能进步”，他甚至痛骂自己的部下：“党代表存在的时候，军队多少还有些精神，党代表撤销了，弄得这样腐败，给人家笑骂，我在外面听见人家讲话，真是羞极了，不能做人！你们晓得不晓得？”
前面我们用过分蛋糕的时髦比喻，我们重新来通俗一下：过去，我们没有蛋糕非常悲惨，事实证明只有经过全民的牺牲才有可能慢慢做出这个蛋糕，显然，凡是有独吞或私分蛋糕嫌疑的都没有信用资格当做蛋糕的领班，结果民众都跟共产党走了，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以社会主义否定私有制，共产党没有私利，所以民众得以放心，民众的力量排山倒海，结果我们把蛋糕真的做了出来的，这个蛋糕就是全国解放以至到达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做蛋糕没问题了，可以不断的做，当然也可以不断的分，分（！）就可能是私有制，我们有条件恢复私有制了，这时我们又成了分蛋糕的主持，如果我们忘记做主持的资格是原先信用资格的延续，就会做出想独吞或私分的勾当，而做这种勾当就是腐败，如果我们任由腐败，就会失去民众的信任，我们也就失去了做主持的资格和基础。
列宁主义经由两个大国带动一批国家成功进入工业社会的正常发展阶段，这成就是无比伟大的，无数人们的牺牲都是值得和应该感谢的，也许还包括许多有意无意受到过伤害的人们。
列宁主义将人力、物力及几乎所有资源最大限度的集中就要极大的牺牲个人，这就是列宁主义一直背着的负面问题，先进国家一直用这个来攻击列宁主义的国家和其它一些落后国家。
先进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是自由资本年代发展起来的，它的目标是要解决新生资产阶级私利的保障，基本是用资产阶级的金钱解决资产阶级的社会权力，牺牲的问题并不突出。
而落后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的时候问题就比较复杂，国际资本的巨大压力已经成为第一位的问题，落后国家没有任何一个阶级拥有足量的金钱和能量可以与之对抗，如果没有全民牺牲的能量，就几乎根本没有足够的能量获得生产力的发展权，根本没可能进入到工业社会，这就是事实，惊天动地的牺牲是当时后生工业社会得以诞生的基本条件，这跟原生工业社会的诞生完全不同。
看过雨果的《九三年》吗？其实，最早期的自由资本主义革命也是充满着负面的争斗和拼搏，存在着理想与龌耻的碰撞，全民牺牲的拼搏并不是罪恶。
先进国家对后进国家的种种责难用心非常险恶，他们就是想落后大国永远是一盘散沙，就是想把落后大国已经捏成一扎的筷子，再拆散成一支一支，希望你人心涣散永远都得不到正常发展，这就是的真相，相信普京会最强的感受到这一点。
我们应该赞美过去的牺牲，赞美人民的牺牲，赞美我们牺牲的成果，为什么不呢？
（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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