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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的今天，我还在东北农村插队。初秋季节，早晚已经有了凉意，但中午的阳光还是很晒人的。这天，我站在尘土飞扬的村道边，一边用扇子轰着苍蝇一边对路过的人喊着：“卖猪肉了,五毛一斤。”队里昨天杀了一头不中用的老母猪，队长想卖几个钱好给队里换几个灯炮、买几节电池，好为秋天打场做准备。因我生病刚好，下地干活也干不动，就安排我来卖猪肉。站了整整一上午，虽然路过的有10几人了，可没一个买的。我看都两点了，再卖不出去恐怕要臭了，就抗着那片猪肉到队部找队长商量降价处理算了。队长想了想说：这样吧，如果用现金买的话，就卖三毛一斤，如果本队的人可给他们赊账，整个买走算30元。我看那块猪肉也就是60斤，心想队长还是蛮精明的。
下午3点多的时候，大队的广播喇叭里响起哀乐声。过往的农民没什么反应，好象已经习惯这哀乐的声音了。可我觉得有点不对劲，怎么放半天哀乐没有播报啊，心里隐隐约约已经有一种预感。还能是谁呢?周总理和朱德都已经先去世了，只有他才有这个资格。虽然不敢说，但心里已经猜到肯定是毛主席去世了。记得当时心里好象没有悲伤感，代替的是一种恐慌和要发生什么大事的那种感觉。正想着呢，几个村里的小伙子走过来，他们是听说可以赊账，过来买肉的，那时候农民手里有闲钱的不多，一年到头也挣不上几百元，哪有闲钱买肉吃啊。我赶紧把那片猪肉交给他们，让其中一个在我准备好的欠条上签了字。签字的是队里历史反革命的孩子，属于黑五类家属，和他一起来的都是他家的亲戚和朋友。他们几个欢天喜地地抗着老母猪肉回去了，其中有人还在张罗买酒喊人什么的。那时候的农民真苦啊，一股臊味的老母猪肉也当美味享受了。
卖完猪肉，我把欠条交给队长就回房间睡觉了。好象刚迷糊一会，外面就出现喧哗声。睁眼一看，都6点多了。带队干部在招呼大家去队部看新闻，说有重要新闻。我心里已经知道是什么事了，赶紧爬起来冲了出去。当到队部，就见队里刚买的17寸黑白电视前，已经围了一堆人，赵忠祥正在念讣告，表情沉痛肃穆。看电视的人各个表情严肃，悄无声息。赵忠祥也许是紧张，当念到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名单的时候，竟然念成了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名单，弄得我一楞，不过很快他就更改过来。人越来越多，大部分是知青。人群里有几个女生哭了，大部分人仍是默不做声，连交头接耳都没有。播报一完，又是哀乐。好多人好象还不太相信这是真的似的，有点不知所措。
食堂开饭了。知青们陆续离开队部到伙房打饭。有几个女生哭的有点泣不成声了，饭也吃不下去。我一看不是那几个积极要求进步的在哭，哭的最厉害的是一个平时挺爱打扮的女生。按理说老农民应该最热爱毛主席，可是整个毛泽东丧事期间，我楞是没发现一个农民掉眼泪的。饭吃不饱，也许眼泪也流不出来了吧。
天刚黑下来，大队书记和民兵队长就召集民兵开会，说公社布置了，要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防止阶级敌人趁机捣乱破坏。要组织一些民兵到队里的黑五类家里巡查。并说，刚才公社民兵下来巡逻，已经发现我们大队的一些人，在我们敬爱的毛主席去世的悲痛时刻，聚众喝酒吃肉，他们已经全部被抓到公社审查了。我一听，坏了！肯定是买我猪肉的那几个人被抓起来了。
第二天上午我就听说了，总共被抓起来8个人，当天晚上，凡是出身贫下中农的都被打一顿放回来了，只把历史反革命家的爷俩给扣下了。他们家就爷俩，如果有其他人我想没准都得给抓走。可怜这些农民谁也不知道毛主席去世了，当天光顾着高兴喝酒吃肉了，谁也没听喇叭广播什么。要是队长也想带队干部那样负责和有政治敏感性就好了，把他们都叫去看电视不就没事了吗。其实农民给他个胆他们也不敢反毛啊。
后来听说，那个老历史反革命把罪责都承担了下来，让儿子解脱了。几天后，公社把这当做一个重大案件报给上面。毛去世后的第一次严打，老头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了20年。游街的时候已经是冬天了，在一串大卡车上，我发现了那个老头，也是被五花大绑地押在车上，牌子上写着“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数九寒天的，老头流出的鼻涕都冻成了冰留子。结果游街过后没几天，老头就死在监狱里。70多岁的人了，那禁的住那样的折腾。
毛泽东去世了，很多人觉得象天塌下来一样。当时很少有人想到，毛的时代结束了，中国人迎来的是一个新的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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