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任“老板”的那些事儿
高吉昌
2009、10、27
革命导师讲社会发展史同链条一样，不同的历史人物只能完成自己特殊的一环，自然不自然的过渡到另一环。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领导人均有其不同的特殊一环连一环的过程。
一
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实际情况表明标志毛式社会主义的终结。领袖当年同斯诺讲的“不要相信有些人喊万岁，是假的”具有历史的洞察力，很准确。
有多少工人农民相信毛主席时代经常讲的“受二茬罪，吃二遍苦”的说法？搞真正社会主义就这么艰难。从上层建筑分析，艰难的内涵之一是社会主义未探寻出最高领导变动，社会主义持续不断的政治制度，也没有形成牢固的社会支持基础。而资本主义达到了这一点，频繁变动上层领导缓解矛盾，从未有因人事变化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先例，其制度本身从内部消除了上层的异化力量。全世界从资本主义产生起到现在几百年，还没发生过总统、首相、总理班子改私有制为公有制，搞有该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而（公有制）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掌权者只几任后就自觉追随（私有化）资本主义。
现在真正的相信了毛主席判断的人，却失去了干社会主义的权力。有些地方连清明节缅怀毛主席都被驱赶，这就是两难判断（选择）。这也是毛主席所受的历史条件限制。毛主席在晚年多次同美国的基辛格谈哲学，基认为毛主席最担心的两件大事：一件是国家安全，改变同时同苏美对抗，改善中美关系；另一件是忧心被革命否定的旧社会的一切卷土重来，谈及此时黯然伤神。
现在事实证明共产党内真正有社会（共产）主义信仰的干部并不很多，扬名显身是主要的。正是因为如此，社会主义国家“学习”资本主义的长处时，无一例外抛弃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社会主义的长处时，最大限度的延长了资本主义社会。
正像外语学院的教师，虽然未忘掉“母语”，但长期给人留下了讲“外语”的形象印记。突然像蒋介石国民党反攻大陆成功一样，马上全盘改口讲别的，一时还不习惯，总有昔日“语境”的束缚，初抱琵琶不自然。怎么办？找些能把自己想干的事想说的话，自己不好干出说出而别的能干出说出的人。在这种大背景下，一批人从地方到中央高层也就必不可免了。也果然不负重托，从1991年至今，硕果累累。虽然他们跻身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但要寻找些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还是困难的，尽管入党时间也不短。当时在思想舆论上，找些资本主义性质的替代名词，如私有制叫民营经济，胡赵要毁掉社会主义搞倒退，就讲补课论，在组织上找人物色班子。高官厚禄之下怎无勇夫？为官权名利什么不敢干？
这批人在毛主席逝世前是一般干部，没有人们熟悉的那些语言上形象上的瓜葛和包袱。这个瓜葛和包袱是原来在毛时代那样说、“举手通过”，全国人都知道，现在又这样，怎么理解认识？这不是自食其言的变色龙行为吗？况且也没有任何一个知名的大人物，解释过为什么从拥护公有制转到大力发展私有制的立场变化，说明“迷途知返”的原因。毕竟中国人口这么多，一点不避忌，不策略一点也不行。x老板当然无此负担。
二
上任伊始，就显示出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心态，第一步，把自己主管的财政、金融和准金融机构急剧扩大，队伍、待遇大幅度提高。机构扩大几十倍，人员增加几十倍，待遇提高很多倍。当时针对金融行业的乱发东西流传一句话：“男的除了不发媳妇，女的除了不发女婿，什么都发”。金融行业成了当时待遇最高的热门行业。与此相呼应的是其它当权人物，为了取得个人的落好，先后封的将军比毛主席开国时还多，工资成多倍上涨。
搬照西方，炒作金融产品，用钱赚钱。当时遍布大街小巷都是金融机构。任何的大小城市最好的高楼大厦是金融单位。人民的血汗钱花销如扔废纸一样。超量的开办、办公费用许多一时放不开手脚的银行业内人士不知钱怎么能花出去，到处请教寻找门路。消费基金在银行业带动下，如吹气球一样膨胀由此而起，导致抢购风，泡沫经济一词也由此叫响。这都不是奇怪的现象了，只是在毛主席时代断档了几十年。蒋介石时期物价飞涨，买米付钱的重量超过了米的重量。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除了很短时期以外，长期都是帝王将相、大小官吏的穷奢极欲，极尽挥霍之能事，即所谓的“不虚此生”。
草率的财政金融“改革”举措，很随意的支配、挥霍，瞎指挥清理三角债，粗枝大叶。成百上亿资金不见踪影。其实这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既然要清理就应先摸清家底，开票挂帐，银行核实全国联动支付，超过正常流动使用的资金可以收回贷款。此举本可以搞清企业的经营、资产、市场的实情，然后择优支持放贷。而是搞成优质企业被迫向“老赖”付款，加剧了三角债务链。
错误荒谬的财税体制改革，一种做法是核销银行贷款，清理不良资产实质是欠款一笔勾销，助长了欺骗国家贷款风气蔓延膨胀至今。目前仍盛行一句话，“欠国家的贷款不要还，反正以后有人来给你一风吹”。另一种做法是银行“打包”清理不良资产转入资产管理公司。资金损失、流失无法计算，人民存入银行的辛苦钱通过货币贬值替别人挥霍发财埋单。国家资产随意流入私人腰包，一大批私人和私有制企业如天上丢馅饼一样得到大笔不义之财。劳动致富成了笑话。酿成至今仍十分盛行的潜规则，只要把国家的钱拿到手，有钱也不还，到时候有人抹帐，败坏了全社会诚实的风气。从此形成谁按党的政策办事，遵规守法谁吃亏，下场不好，相反的谁违反政策，谁不按政策办谁占便宜。本来这项工作可以先摸清资金去向，再依据资产的变化实情按法律、经济、行政手段予以处理。
三
税制改革，“竭泽而渔”，与之相伴的是下岗分流，减员增效，规定失业指标，从此迅速人为的产生了巨大的失业大军，凸现的严峻矛盾威胁党和国家的存亡。当时有“x嘴一张，工人下岗”的说法。从经济基础上拆掉了社会主义的构成。国家每年增收上千亿元，国有企业被掏空，私企在宽松环境中迅速扩大。引进外资，“转租卖”有了人为的理由。凡无外资控股不算改革，终于葬送了共和国赖以支撑的经济基础。目前国家的二十多个行业无一例外被外资掌控，国企被逐一弄垮。“国退民进”的“破公兴私”方式全国普遍强力推广。
以全国闻名的上海红灯收音机厂为例，1994年推行“利改税，拨改贷”以前，国家实行统收统支，先后投资3亿元左右，企业先后上缴利税36亿多元。但到改革时先后贷款3.5亿元左右，似乎业不抵债，实际盈余全部上缴了国家，其它的几百个大中企业基本相类似。不是主张改革的人们不知道这些情况，而是他们仰慕西方资本主义，本能上对社会主义有抵触。人人都称其非常精明，难道算不清毛主席时代的30年留下的巨大资产，用现行的同等价格计算，据有关学者用最保守的方式计算其价值，以万亿为单位也有几千万（万亿）。还有国有土地几十亿亩，森林、河流、矿山等，价值多少？这些巨大的国有资产在改革中作价出售，所得收益有多少用在应该用的地方。
在税务改革中首创开会收费的惯例，助长了社会的不良风气。从此在全社会一发不可收拾，蔓延到一切垄断、权力部门，给胡作非为大开方便之门。
故弄玄虚以显示有水平，时而讲几句英语，渗透在经济活动中，从此中国人失去了生产总值等本来的表达方式，成了GDP等，还有其它的许多，英文代号时常充斥在各个方面。殖民化文化形式泛滥成灾，冲击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
四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形式有异，实质相同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资产阶级政党，无论什么脸谱的领导人上台，从不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好话。就目前的现状说，共产党的领导人不一样，与此形成明确对照的是不讲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坏话），从不讲社会主义的好话。两任班子，主持工作，有了回避的政府工作条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词语几乎在其公开的言论和文章中找不到。他们是精通吏道的专家，熟知在什么时候说什么话、干什么事能实现内心的追求。
正是由于缺乏这些原则精神的指导，把带有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人民利益想尽办法取消。几年时间，住房、医疗、教育改革货币化，毫不犹豫的拿掉。社会主义给予多数人的福利全部丧失，人民应当享有的具体的社会主义优越性不复存在。迅即使财政收入大增，少数人的薪金大幅度提高，官民官工收入差距被迅速扩大，在埋葬社会主义上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博得了新生的官僚、无良文人、内外新老资产阶级的称赞。购买巨额美国债券，也为美国人“消消气”。
出口退税，促使弄虚作假套取资金空前猖獗，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放开几乎一切领域的大门，终于牢牢的同资本主义“接轨”，中国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变成近代殖民地，当初“夹着尾巴逃跑”的帝国主义又回来了，“减税让利”享受各种特殊的超国民待遇，其得益超过了近代史上一切帝国侵略中国的所得。
搞公有制社会主义是对中国几千年旧社会和观念体系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否定，的确是十分艰难的，夺取政权以前的敌人在党外，执政后干社会主义最大的危险在党内，在持续坚持社会主义不间断上与资本主义持续不中断没有可比性。自毛主席、斯大林等共产党的领袖逝世后，全世界共产党在组织领导上最大的失误是让追求私有化，不爱公有制的“共产党员”领导掌握了权力，按共产党的组织原则，迫使上下与其“保持一致”，堡垒一一从内部自垮。无数革命先烈的流血牺牲付之东流，亿万人民辛勤劳动创造的财富成了新生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嫁衣裳。教训非常沉痛沉重。
人民群众要得到一点解放提升很难成，毛主席搞了一段大致平等“共产”的社会主义，减缩一点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的“贫富”差距，国内外有人拼死反对，不少工农群众谋求挤入富人阶层内心也不太认同赞成，使真正社会主义的“气数”不如封建王朝，把惯例性的悲剧一再延续。社会发展有“排中律”，马克思主义诞生近200年了，历经反复，一定能走出私有制社会的轮回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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