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中国和无良权贵思想的思考
许 晓 黎
思想自由，现在相当多的人在寻找思想自由之都，有很多现代思想的专家、青年渴望这样的人文环境：没有界限，没有准则，无拘无束的自由奔放，哪里是真的自由之都呢？我们来看看三个代表性人物：
一、权贵至上和无仁的疯狂-----任志强
任志强说：“我是商人，不考虑穷人！”这样赤裸裸的话，在西方社会的商人不敢说，也不能说，一是市场的定位有许多潜在因素，谁也不愿意把自己划定在一个圈子里面；二是在西方社会，一个没有同情心的商人必将是注定失败的商人，为什么在中国，我们的房产大亨敢说怎样的话？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确实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中国的权贵拥有绝对话语权和市场主导权，能不能进入房地产行业已经成为强势集团的标志，他们在一次又一次掠夺中跑马圈地，双手沾满了国家、集体、弱势群体的血泪，这是一个一本万利的豪赌，这是权贵们肆意掠夺的金钱游戏，这是尔虞我诈、颠倒黑白的富贵世界，与穷人无关、与弱势无缘、与正直无份，普通人没有话语权。
我把这种商人称为权贵商人-----利用对国家资源的垄断，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国家、集体、社会以及大多数人，从而达到为极少数人和势力牟取暴利的目的。
1、作为权贵商人，他说：“宏观调控不是为了让房价下跌，是为了稳涨” 这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国家的企图，显然，国家的调控已经触动到强势集团的利益。他又说“买卖有理、炒房无罪，禁止炒房就是违宪！”这是为了私利，在法律寻找对自己有利的部分，其实他并不看好法律，法律对于他们来说，不是来要求自己的，而是约束他人或规避风险、牟取暴利的手段。
2、作为权贵商人，他说“高房价控制人口素质” ，用一种暴利来实现对国家人口的控制，用一种暴利来让住高价房的人口素质高起来，在这里我只看见了野蛮和霸道。
3、作为权贵商人，他说：“没有巨大的利润支持，无法建设品牌，因此房产品牌就应该是具有暴利” 权贵商人的特性使他们注定不是真正的商人，他们是权贵温室里面的花朵，是生长在腐化、堕落土壤的毒剂，他们贪婪的吞噬着无穷的暴利，失去了暴利他们就会死去。
4、作为权贵商人，他说：“我没有责任替穷人盖房子，房地产开发商只替富人建房。” 权贵就是富人，权贵至上的疯狂让他们撕去了最后的伪装，剥夺了穷人最起码生存的权利。
5、作为权贵商人，他说：“房价降了，房地产开发商有权不盖房。”这是公然向国家和穷人叫板，或者说是一种讹诈。
看见任志强的话语，让我想起“为富不仁“的古训，这不但是赤裸裸的不仁，而且进入了一种疯狂的状态，不加掩饰和口无遮拦，无所顾忌的原因是因为权贵对房地产行业绝对的主导权，绝对优势是不需要掩饰，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出现绝对的主导权意味着什么？最起码说明这个行业是不健康的，是迫切需要整治的。中国是自由之都吗？是权贵的极度自由之都，在这里，你想获得更高的自由，你就必须疯狂追逐权利和金钱，权利越大，金钱越多，你的自由度越大。反之亦然。
二、精英至上和无德的肆虐-----厉以宁
改革开放以来，精英论主导着整个中国改革，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成就一批精英，可以说这是一场制造富豪的政治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有些无良的学者成为看得见的推手，他们推销劫贫济富的理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经济奇迹；他们用声讨国有资产的原罪性来支持个人的原罪性，为个人和外资的非法所得开脱，为国有资产的存在开罪。他们认为极少数人才是历史的推动者，精英治国是中国唯一的希望。
这些看得见的推手就是权政学霸-----利用自身的名望和学识权威，以实现精英政治为目的，以精英政治需求为等价条件，进行政治活动的文人。
1、作为权政学霸，他说：“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社会的进步就是精英集团对大多数民众无情的掠夺，没有掠夺精英集团就没有进步，这也正是精英集团成长的必要手段之一。看来，掠夺有理，贫穷有罪是厉以宁精英论的核心。这种为了把少数人的欢乐建立在大多数人的痛苦之上，他说：“12亿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
2、作为权政学霸，他说：“中国不应该建成福利社会，否则人们便没有危机感，不好好工作。”他的意思是：这种盘剥在当今的中国，显然还不够，广大老百姓工作的积极性还不高，老百姓的死活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你死前有没有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让精英们享受。
3、作为权政学霸，他说：“我要为富人说话，不是为了讨好富人。今天有些人骂富人，好像是给穷人出气，其实他们是害了穷人。”这句话的深刻含义是：穷人必须逆来顺受，你们最好自己死去，不要让权贵们背上杀人的名气，否则，将对你们不利。
4、作为权政学霸，他说：“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必然的，对环境的污染势必难免。但我们获得了收益。国有资产要就是一碗饭，要往上面吐吐沫。”这些话，表现了他对国有资产的深恶痛绝，
5、作为作为权政学霸，他说：“将基尼系数农村城市分开计算，这样中国贫富分化就不严重了，农民就有望进入社会中产者阶层。中国农民不要害怕当中产阶级。”这种掩耳盗铃的思维方式，这种违背实际情况的造假的科学态度，为了掩盖精英的原罪和掠夺现实，大搞双重标准，这是一个一流权威应该说的话吗？
厉以宁的精英论就是一部活生生的血泪掠夺理论，四处宣扬掠夺有理，贫穷有罪，他对穷人充满了无比的仇恨，他希望工人无休止的劳动，保持着最低的生存标准，在榨干他们最后一滴油的时候，厉以宁不会有一丝怜悯，相反为他们没有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而愤恨，他希望在这个世界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精英，他们只向社会索取，一种是穷人，他们只向社会奉献。
三、利益至上和无良的泛滥-----茅于轼
南都周刊：有批评者称，您有关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的论断，是在为境外基金会传声、代言，而且您本次调研报告恰恰是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
福特基金会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公司，大家不言自明，咱们现在不说敌视，说敌视不符合某些国际专家的思维方式，我认为最起码可以说，福特公司对中国持批评态度，主要的批评方向就是中国政治制度，而这恰恰是目前中国政府执政的根本。
福特基金会不是慈善会，茅于轼也不是扶贫对象。那么，福特商业性的物色人才应该持什么标准呢？第一点、也是福特基金会的宗旨，就是对中国政治制度必须持批评态度（我深信，张宏良是绝不可能拿到他们一分钱的）。第二点、这个人必须有足够的名望，否则达不到应有的效果，第三点、敢于提出石破天惊的观点和理论，一方面可以突破理论壁垒，另一方面吸引公众注意力，从而达到他们期望的政治效应，至于理论的严肃性、科学性、可行性在政治考量下都显得微不足道。基于这三点，茅于轼完全做到，所以福特公司给他提供资金，双方自然一拍即合，心有灵犀一点通，自然是主动的，不需要暗示。
所以茅于轼说：“我们的合作自然是很密切的，但我们所有的研究，没有一个是别人授意我们做的，都是我们主动要做的。我根本不在乎拿外国人的钱，我也不在乎拿资本家的钱。”
茅于轼说：“我不拿他的钱，我拿谁的钱？谁给我钱？政府的钱，我们很难拿到。有没有老百姓拿钱给我们？有，那是少数，给个两万三万的，靠这个根本活不了。”
老百姓真的养不活你吗？其实不是养不养得活的问题，关键是你要过怎样的生活！权贵的生活方式当然只有权贵能够养活你，我把这种权贵政客主导下的学者称之为权贵学阀-----利用自身的名望和学识权威，以实现权贵政治为目的，以物质需求为等价条件，进行社会活动的文人。
1、作为权贵学阀，他可以自食其言，可以信口开河，把最需要讲究证据的学术准则视为儿戏，所以科学的严肃性黯然失色。他说：“这个问题很复杂，我说过这话就后悔了，自己对这方面没有深入研究。我随便说的。”
2、作为权贵学阀，他认为贪污有理，站在政治层面来说，毕竟这个钱没有流入国家和穷人的腰包，权贵官僚这些自己人“贪污五千亿不是大事”。
3、作为权贵学阀，他说：“还有许多表面上帮助穷人，其后果损害穷人的似是而非的政策。如设定很高的最低工资标准...让穷人上当受骗”。这句话的深刻含义是：穷人可以饿死，但是请不要逼权贵把你们杀死。
4、作为权贵学阀，他说：“最好的方法应该是提高学费，通过提高的学费，以增加更多的奖学金和助学贷款，来解决穷人上学的问题。”“目前的中国高校里，穷人孩子的比例只占到10%―20%。如果高校学费降低，是让不穷的人，有能力支付高学费的人搭了这个便车。
这在表现他对穷人善意的一面，然而却是一个装满蜜糖的伪装陷阱！这样的结果是：为了让极少数富人多交一点钱，而把穷人逼到倾家荡产的地步。伪善是会死人的！
5、作为权贵学阀，他说：“企业家有原罪的说法是不合理的。”“我们要保护先富裕的人，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也就是要维持一个这样的局面：富人可以永远是掠夺者、施舍者，穷人永远是依附富人的随葬品。窃国者侯，窃钩者诛是茅氏的核心理念。
6、作为权贵学阀和福特的受助者，他说： “如果全世界对中国禁运粮食，一定是我们自己做了犯天下大忌的事。”也就是说，中国不能对世界说不！
7、作为权贵学阀和福特的受助者，他说：“中印战争为了几万平方公里基本上没有多少人口的一片荒地而战，有什么价值？”也就是说，中国可以用土地换和平，一直换到土地没有了，天下就真正太平了！有一种人，只有在自己的切身利益或生命受到威胁时，才能够明白祖国的强大是多么重要；有一种刀笔小吏，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他保持沉默，龟缩不前，却总是在和平时期跳出来大肆指责在祖国危难时洒热血，抛头颅的英雄，李广虽然死了，却活了数千年。
8、作为权贵学阀和福特的受助者，他说：“目前保护耕地面积政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房地产的价格大幅度上升。”他的真正意思是：中国耕地多了，全世界对中国禁运粮食的力度就弱了，“中国说不”的能力增强了，显然不符合福特的宗旨和中国权贵、全世界国家的利益。
9、作为权贵学阀和福特的受助者，他说：“一个人到底伟大不伟大，取决标准在于看是自己享受的同时，能带给别人也享受，还是破坏别人的享受。我们买日货，对自己也有好处，没有好处的事情我们是不会做的。不买了，好处就没有了。用损害自己的办法来损害别人，何苦呢？”
不买日货就是损害自己，一个没有中国观念的人，在自己享受的同时，怎么能够给国人带来享受，这样破坏国人享受的人，用自己的享受来损害国人，到底是伟大不伟大？
茅于轼伟大不伟大，用他的逻辑完全可以证明，利益是他最大的动力，我不知道，一位老人为什么把钱看得比名节还重要？一位老人为什么对权贵的生活方式那么执着？为什么一位搞了一辈子理论的老人为了成为政客，不惜放弃自己的学术精神，而去努力成为一个公众人物？
从以上不难看出，任志强、茅于轼、厉以宁之流就是头脑寻租的受益者，打着一流学术权威的旗帜，用他们蹩脚的二流政客伎俩和三流明星噱头在各个主流媒体激情舞蹈（看来，他们是深刻领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精髓），二流的政客技能难免漏洞百出，让天下人啼笑皆非，如果说政客思维方式摧毁了他们的学术精神，然而，政客思维方式却帮他们练就了一副好脸皮，在各种恶言相向、讽刺挖苦、声讨下，他们居然没有知识分子应有的愤怒和反思，没有中国千年来文人的窘迫，甚至没有一个明星应该有的伪装素养，依然我行我素，雷人话不断脱口而出。
一位经济学者不是以精神世界为最高境界，而是追逐丰厚的物质生活；不是耐得寂寞、孜孜不倦的探索，而是四处抛头露面，热衷于作秀，热衷于名人效应；不是以学术创新、理论进步为己任，而是生搬硬套、断章取义，搞些假学术、伪理论，追名逐利。
他们身上缺少的是睿智和冷静，更多的是浮躁和喧嚣；他们身上缺少的是严谨的科学态度，更多是不切实际的拿来主义；他们身上缺少的是社会责任感和对弱者的仁者之心，更多的是狭隘的个人或小集团利益的谋求。
他们为了个人私利和小集团利益，用自己极强的号召力和权威的欺骗性给中国经济、社会和学术界各个领域带来了根本性的破坏：
1、权贵经济主导下的外向性经济最终恶果是把中国绑在了美国这首大船上，并且不断的被调到最重要的位置。在风平浪静的时候，中国被安排在桅杆上，这艘船任何的晃动都会在中国发生剧烈震荡；在狂风怒号的时候，中国被安排在船的最前沿，美国的金融危机导致了中国多少工业园区和工业城镇一片片的关门大吉。
2、权贵经济无仁的疯狂，让绝大多数的钱集中在极少数人的腰包里面，极少数人拥有的钱太多了，对他们来说，除了一串不断上涨的数字，几乎对他们的生活没有意义。中国大多数钱被束之高阁，成为死钱，多少人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最终的恶果是：一方面，导致了中国内需严重不足，使中国改变增长方式的任重道远；另一方面极大的贫富差别将是社会动乱的根源。
3、权争学霸无德的肆虐和权贵学阀无良的泛滥，给中国的学术精神带来极大的伤害，假论文成为一种模仿秀，快餐式的教育方式让学生没有一点学究气，有的教授居然在换妻俱乐部中自得其乐，中国的学术正在死去，中国离诺贝尔愈来愈远。
为什么一流学术权威在重复犯一些二、三流的低级错误，中国权贵们和福特公司为首的财团们依然看好他们，主要基于一下两点：第一，他们依然坚持“对中国政治制度必须持批评态度”的这根红线，第二，一流的学术权威和二流堕落政客相结合的文人的大量出现，不但是让中国学术精神死去的必须，还是让中国失去自主精神，成为一个没有思想的傀儡的必须。所以，这样的笑话越多越好，这就是所谓的主流学者得到更多钱的真实原因。
任志强、茅于轼、厉以宁之流一定想知道，自己百年以后会有些什么样的评价，我想应该是：
他们一定会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一抹，但绝对不是“留取丹心照汗青”的那种。
他们一定会在中国学术精神上留下一点尘埃，但绝对不会有“德高望重、学术泰斗”的赞誉。
他们一定会在中国公众视野里留下一丝痕迹，但绝对不会有“睿智、良知、君子”的词语。
西方财团也会继续寻找新的代理人，任志强、茅于轼、厉以宁之流一定不会在他们主子那里会留下啥：
他们不会在西方历史上留下一抹，绝对是肮脏交易棋盘上的一个弃子。
他们不会在西方学术精神上留下点什么，绝对是违背学术准则的反证。
他们不会在西方视野里面留下痕迹，绝对是降低自我公众形象的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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