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想过要说些什么，但最后都放

弃了。他说：“没有意义了。”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想起来不久前发生的一件事。

　　父亲以国防部长身份率领军事代表团访问美国。他从国际战略格局的利害关系出发说服了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维西，达成了中美两军的军事技术交流协议。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份中美两军最高层的协议。可谁知道，外交部驻美使馆有人递了封告状信，说张爱萍违反中央确定的不结盟的原则，和敌对势力搞战略同盟。

　　其实，仅仅是因为美方不同意非军事人员进入参联会大本营，这个人觉得丢了面子，说这是歧视性政策，应该取消会谈。父亲说，那你就不要去吧。于是就有了这封告状信。小平同志看到信后，给了杨尚昆，说让爱萍先看一下。杨把信给了我父亲，父亲顿时就被激怒了，说了声：“无耻！”顺手在信上批了几个字：“如此国防部长理应撤职！”

　　哪晓得秘书见是小平同志处来的，既然首长批的有话，就把信给退回去了。邓小平一看真气坏了，对我父亲说，你这个张爱萍，看看，看看，你自己写的是些什么？我父亲还嘴硬：“违反了中央规定的国防部长是该撤职嘛！”

　　事后，我们都说他，小平同志这样处理，已经很够意思了，你怎么这样任性呢？他也很沮丧，一言不发。

　　我感到他去意已定。

　　反问美国防部长：“是谁要向你买武器了？”

　　其实，国防改革的预警信号在两年后就发出了。

　　1986年3月，王大珩、王淦昌、杨嘉樨、陈芳允4位科学家向中共中央上书，力陈我国在国际高科技领域竞争中面临的严峻势态，呼吁继续下大力量跟踪世界先进水平，争取在有优势的领域有所突破。

　　中央采纳了这个建议。于是，由国家科委和国防科工委组织，邀请了124位专家，制订了代号为“863”的《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

　　1986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再次重申，武器装备现代化的关键是国防科技。

　　2000年，随着“寓军于民”的提出，我国延续了半个世纪的国防科技工业体系最终成为历史。

　　军工集团公司的结构安排，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相比，仍然存在许多不相适应的地方。从军方的采购来看，也存在着危险倾向。

　　《华盛顿邮报》说，从俄罗斯进口武器，现在该是中国“断奶”的时候了，否则就该上瘾了。进口的确比自己研发更合算，但从政治和军事上讲，大国不应该拥有自己的武器研发能力吗？进入90年代后，世界上只有俄罗斯能向中国提供武器，但俄罗斯的国防工业正停滞不前，如果在俄罗斯这棵树上吊死，那么中国武器装备也只能停留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水平了。中国经济远比俄罗斯有活力，也更有资助国防工业的经济实力，自力更生，本身就是创造就业机会，让国防工业焕发青春，为什么就不做呢？新式装备的下线到最后的使用，还有漫长的过程，军人们的感受就更直接了。有几个懂得俄语的啊？

　　父亲回忆说：“耿飙和刘华清访美后，布朗(美国防部长)来华。和我谈话时趾高气扬的，张口就是，我们美国是不能卖武器给你们的！我一听就火了，但外交场合不好吵架，我就反问他，是谁要向你买武器了？他一下呆住了，答不上来。是啊，没有人向他提出过嘛，耿飙、刘华清提的是技术合作。我哪里能饶过他，说你美国是卖给过中国人武器，抗战胜利后好打内战，不过，这倒是帮助我们更快地打败了蒋介石。我在这里要谢谢你！

　　在座的美方人员有点蒙。翻译解释说，解放战争后期，我们用的也都是美式装备，只不过那全是从蒋介石手里夺过来的，所以张副总理要谢谢你们。他们愣了一下，也哄然大笑起来。”

　　父亲的腿在“文革”中摔断了，闲暇时妈妈总是督促我们拉着父亲一起活动(当时我从军区调入总参工作)。我们常常是晚饭后，边走边谈。尤其对下面部队反映的一些问题，我感觉得到，他听得很专注。

　　当时，以苏联二战模式为框架的对未来反侵略战争的宏观构想的诞生，冲破了我军多年来军事思想的禁锢，成为新时期军事思想领域的第一次突破。但战略方针的修订，势必带动和影响国防建设的其他领域。加之许多领导都相继发表了以苏联卫国战争为参照背景的针对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文章，在这种氛围下，各个相关领域制定和实行的规划、方针，不可避免的带上大打、早打的全面战争的背景，这就使本身已经捉襟见肘的国防经费无形中面临了更大的压力。

　　一直到1982年新一届军委成立后，他们才慢慢意识到，这个宏观构想将会给各个领域带来多大的挑战。训练领域提出了在8个重要方向上陆续组织大演习，而每次演习都将是几个亿的花费。国防工程的费用就更大得惊人了，在战略战役的浅近纵深内构筑坚固的防御阵地，那将是怎样的一个天文数字？更不用说，在各个可能的作战方向上囤积强大的反突击预备兵团，这就使武器装备的生产和国防工业面临一个更为吓人的数字，要储备上千万人份的武器装备，不用说新武器的研究了，就是把几年的装备费都给它，恐怕也是杯水车薪。

父亲回忆时感慨地说：“当时很难说服那些同志，谁上来都是要得越多越好。我给他们说，储备这样多的老式装备，有意义吗？结果只能是搞得自己无力发展。有些同志，心情是好的，经验是有的，不容否定，但观念、知识、能力、魄力都不行，目光短浅且狭隘，所以管你什么破铜烂铁都拿来凑数。当然，他们确有实际困难。但问题在于决断。说到底，不在下面，还是出在军委，不敢拍这个板嘛！”

　　军队面临巨大困难，计划中的“803”演习停止了。我们原想缓口气也好，明年继续干，但紧接着，杨尚昆又亲自叫停了“804”演习，然后，无限期推迟了“805”、“806”、“807”……军队建设走进了一个转换时期。

　　在当时，战略研究还是个禁区。记得当时全军只有一本军事科学院编的《战略学纲要》，还是未定稿，通篇是诠释毛泽东的积极防御思想。所以，在当时我还不可能意识到，父亲提出的问题，实际上已经突破了军事战略的层面，涉及到了国防发展战略的范畴。

　　但在最高统帅部和各大战区、各军兵种的领率机关里，活跃着一群具有现代知识结构和改革观念的青年军官们。当我把和父亲的谈话告诉这些青年人时，立即引起了共鸣。大家认为，现代战争离不开国家经济实力的支持，于是一个层次更高的、范畴更大的国防发展战略提出来了。它涵盖了作战指导和战争准备；涵盖了军队建设和国家国防力量的建设和发展。它属于国家大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的层面。这在当时，无论是对高级干部还是领率机关，都应该是个新的课题。

　　“要说，你自己说去吧。我说的已经太多了”

　　其实，对战争形势的判断，邓小平早有他自己的说法。1980年对来访的外国人谈起，说是5年打不起来；不到1年，他又说，我看这个仗，10年至20年也打不起来；后来他又提出更长的时间预测。这对“文革”以来要随时准备打仗的提法，应该说在观念上是一个重大突破。但遗憾的是，并没有形成对军队建设具有约束力的纲领性文件。

　　我们这些年轻军人向军委提交了《关于制定和平时期国防力量发展方针的建议》：

　　“……目前应该抓住国际上出现的有利的和平时机，把国防建设的指导思想从立足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坚决果断地转入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上来，从根本上增强国防实力，迎接第三次新技术革命浪潮带来的军事领域的变革，为下一场战争做好准备。”

　　我向父亲提出，请他把我们的研究成果提供军委研究。但父亲不愿意，他说：“要说，你自己说去吧。我说的已经太多了。”

　　我似乎感觉到这里潜藏着什么难言。但想想也好。在这之前，《动态清样》登载了建议的基本内容，并分送给政治局和军委的主要领导人。但没想到，这竟招惹来不少麻烦，搞得上上下下都紧张起来。上面传出话来，什么人在这里瞎发议论！后来还是父亲在这份清样上批了句话，才不了了之。他的批示是：“我们这些老同志是不是也应该学习一下这些年轻人的精神？”

　　两天后，他打电话给我，说军委几个同志要在北戴河碰碰，然后回来参加八一招待会。全局性的工作是杨尚昆负责，要他听你的长篇大论，火车上倒是个机会。

　　7月30日晚我特意赶到北戴河，第二天上午挤上了返回北京的军委专列。我先找杨小二，他很热情，马上和他爸说，我们的战略家来了，要找你谈话呢！杨尚昆说，你爸爸告诉了我，有一批年轻同志对军队建设很有些见地，我是很想听听。他说，我们边吃点东西边谈好吗？我哪里有心思吃，赶紧说，我吃过了，您一边吃饭，一边听我汇报行吗？杨尚昆说，你怎么不找你爸？我说，他说他不管，让我找你。

　　杨是个很敏锐的人，当他饶有兴味地听完了我的长篇大论后，第一句话就是：“军队建设首先要在指导思想上实行战略性的转变，这个意见好。但问题是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这话是谁提出来的呢？”

　　这可把我给问住了。我突然感到自己的浅薄和稚嫩。我说，我没有查过，但只记得最早是60年代林、罗主持军委时喊出来的。他看我尴尬，就把话岔开了。最后，杨说，你先和李希庚(注：军委办公厅主任)谈谈，他在帮我组织讲话，看看你们的那些东西，能写进点什么。

　　车窗外掠过了崇文门的古箭楼，列车进入北京站。我和杨尚昆道别，他握着我的手说：“你们一起的还有哪些同志？都代我向这些年轻同志们问好，告诉大家，军委感谢你们。困难啊！军队建设受到国家经济的制约。”

　　我说，杨副主席，下面部队的同志都有这个志气，钱少不怕，和平时期，军事领域一样可以大有可为的。他笑了，说：“怎么跟你爸爸一个样。我和你说句心里话，我们其实都是一致的。”

　　我后悔不该讲那么多，其实他们什么都知道，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9个月后，军委扩大会议召开，主题是裁军和“忍耐”。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对军队干部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要集中财力物力搞经济建设，经济建设搞上去了，加强国防建设也就好办了。”

　　对此，军队同志表示坚决拥护，理解国家的困难，做好工作，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

　　但杨的讲话中到底还是用了我们建议中的一句话：“要实现我军建设指导上的战略性转变，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转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上来。”这能视同是军委接受了我们“实行战略转变”的意见吗？感谢李希庚同志动了恻隐之心，从我们厚厚一大本建议书中摘出了这句话。

　　过了好久，父亲笑着对我说：“军委有的同志问我，大家都在说战略转变，怎么我就记不起是在哪次会议上通过的呢？”

　　和平来到了。但军队究竟怎样利用这个难得的和平机会为战争做好准备呢？转入和平时期的军队又该做些什么呢？今后军队发展的目标和道路又是什么？全军将士又应该怎样去奋斗？我们真的不满足仅仅“忍耐”两个字。

　　我对父亲谈了自己的看法，军队冬眠；国防工业又让人家拿走了，我们还能干什么？

　　父亲静静地听着，长时间地沉默着，没有回答我的话。我很难受，你们为什么都如此沉默？

　　大概是一个月后吧，他忽然找我去，说是抽个空子，谈谈你们的大作。我坐下还没张口，他突然发问：“你对今后的战争怎么看？”

　　我说，一句话怎么说得清楚。

　　“应该能说清楚，也必须说清楚。”

　　“你们提出的，抓住相对稳定的和平时期这个机遇，积聚力量，这没有错；要制定一个统一全军行动的方针也没有错。但问题是，怎样准备战争？怎样建设军队？建设出一支什么样的军队？你们的依据又是什么？”

　　他用手杖顿了一下说：“答案是，战争！”

　　“仅仅停留在战争可能推迟的结论上，是远远不够的。我经常说的，未来的敌人是谁；在哪里打；打一场多大规模、什么样式的战争？我们基本的打法又是什么？这些关于战争研究的结论，正是今天我们建设军队的依据。但你们没有回答清楚，这也正是你们这个建议不足之处。你看，是不是这样？”

　　“精简固然不错，但精简成一支什么样的军队才是符合现代战争要求的呢？理由又在哪里？”

　　他开始详细地阐述自己对制定战略计划的体会：“一个好的战略计划的核心是对今后战争的认识。这个问题搞透了，军队建设的依据就有了。国防体制、三军比例、人员数量、武器装备型号数量、作战部队的编成等等，就有了依据。

　　“最后才是实施计划。要落实就要有个步骤，先减掉多少兵员，先装备哪些部队，分几步到位，等等。对国防工业来说，上哪些，下哪些，按什么比例发展。现在我们是有点本末倒置，上来就讲给我砍掉多少多少万，那怎么行呢？削减兵员、调整比例、研制武器，统统都是为战争服务的。一句话，打什么样的仗，就组建什么样的军队，失去了对战争分析的结论，军队建设就失去了龙头，就是盲目的，经验主义的。

　　“过去彭老总在的时候，我们也搞过。我们在脑子里对未来战争都有一个宏观构想，根据当时的战略环境，设想敌人主要来自海上，所以加大了守备部队和战役反击力量的建设。后来批他的海防思想，就是指的这个。60年代转向北面，针对苏军作战的特点和三北地形，加大了战略纵深，组建机械化集团军。那时也困难，比现在还困难，但不是无所作为。毛泽东抓两手，原子武器，大办民兵师，就是基于对战争的认识，那时就是准备帝国主义对我全面入侵的。一个让你不敢打；一个让你打不起。

　　“今后呢？你们好好研究一下。对未来可能面临的战争，不是军委几个人能提出来的，军委只能指出这个方向，这应该是全军的任务，尤其是你们作战、训练部门应该拿出来的。

　　“我已经老了，很多话，说了一辈子，也不想再说了。还是那句话，不要好高骛远，把自己分内的工作做好……”

　　“向外国买武器，这是绝对靠不住的”

　　在父亲临退休前的一个月，我把研究成果《新时期军事斗争的形势、任务与战略指导》摆在父亲的桌上，这是一本集全军智慧的论文集，由迟浩田总参谋长作序，熊光楷、贺承选、廖锡龙、刘存智、张序三、糜振玉等对世界军事动态和我国周边热点地区的未来作战提出了建议。父亲一边翻看一边说：“是送给我的礼物吗？”他概略翻了一下，又说：“这么一大本子，我看不完，还是有空听你摆摆龙门阵吧。”遂大笔一挥，在封面上写道：“儿子送给我的生日礼物。”我这才看到，桌上放着他的小孙子画的贺卡，噢！今天是他的生日。

　　早在一年前，1986年12月，军委扩大会议。我参加文件起草。我问父亲，你准备讲点什么？要不要我帮你拉个提纲？

　　父亲说：“我没有什么可讲的。”

　　我说，我们整理了一个材料，把下面部队反映的问题汇总了，你看看？

　　他说：“不用了，问题不在下面。”

　　在我国，国防部长是个政府职务。军队领导人的职权是按军委分工确定的，父亲只负责武器装备和国防科技工业。全局性的工作由杨尚昆负责，军事工作由杨得志负责。在这样全军性的会议上，他讲点什么呢？

　　但与会者一致要求父亲“讲一讲”。我记得他开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民富国富，并不等于国强！”

　　“不错，国防建设有赖于国家经济的发展，但在集中力量进行国民经济建设的同时，应以适度的财力、人力加强国防建设。”

　　他停了一下又说：“我们绝不能说，待有了钱，即可向外国买武器，这是绝对靠不住的。它即使卖给你，也要受政治上特别是经济上的限制。”

　　“国防建设要有一个过程，特别是高技术的发展，更是如此。没有一定的财力，没有较多的时间，是不可能的。所以在要求国富民富的同时，千万不要忘记逐步加强国防力量的建设。”

　　然后他就国防建设的主要任务为题，分别阐述了关于武装力量的建设；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国家战争动员体制；全民国防教育；以及军事学术思想的研究与发展。

　　同时专门就研究未来战争对战争准备的意义以及研究方法做了阐述。

　　他的讲话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军队一旦向钱看，光荣就完全玷污了”

　　“一切向钱看，这不是共产党人应该搞的改革”

　　随着改革开放第一批暴富起来的人们在沿海特区灯红酒绿的生活，对钱的渴望，就像瘟疫一样的传播开了。但谁能料到呢，一夜之间，党政军大办公司之风竟然一下子席卷了全国。

　　我曾和父亲有过一场辩论。我说，人不光有一张嘴；还有两只手嘛！军队有的是有利条件，不信干不过地方。这也是发扬南泥湾精神嘛！再说，国防工业可以搞民品，搞军贸，军队为什么就不行？

　　“胡搅蛮缠！国防工业和军队不同，它本身就是国家经济建设的部门，军品订货吃不饱，理所当然应该拿出些力量搞民用项目。原子弹要那么多干什么？为什么就不能搞核电站？从性质上说，军工企业发展民品、以民养军，不属于党政军经商的范畴，这和党政军机关做生意完全是两回事嘛！至于国防科工委机关要做生意，那就是不允许的！我要查他们，有没有这种事。”

    辩论到最后，没想到父亲竟勃然大怒，脸一沉，喝道：“混账话！”

　　其实我讲的是实情。既然国防工业可以武器出口，军队凭什么就不能搞？军工企业可以，为什么我们军办企业就不行？

　　我的朋友们都说，你爸也太不识时务了！

　　我从来没有被父亲劈头盖脸地如此骂过。他当着家里人和秘书、工作人员很多人的面，痛斥了我一番。他怒火难消：“木必先朽而虫始蛀之！我看要垮台就垮在这上面。”

　　他说：“不错，军队经商的目的是为了以军养军，我不否定这些同志的出发点。但要害不在这里。不是个养不养得起军队的问题，而是用这种方式养出来的，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

　　“是人民可以信赖的军队吗？是在外敌入侵时能够英勇作战、不怕牺牲的军队吗？”

　　“军队一旦向钱看了，军队的光荣就完全玷污了，解放军就再也不是人民军队了，党也不成其为共产党了。这根本不是个方法问题，而是个立场问题。”

　　但真正使他如此愤怒的还不仅在于此。

　　在这样一个浅显简单的道理面前，怎么就得不到认同呢？他，作为一个军委和国务院的领导人，作为一个主管我军武器装备和国防科技工业领域的最高领导者，怎么就制止不了呢？

　　批评国防科工委：“不要把人格也变成商品！”

　　1985年3月14日，父亲给国防科工委党委写了一封信。他用词激愤：“有些人要去搞企业、公司经商，就让他们离开军队或政府去搞好了！这种官商或军商，实不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干的，只有军阀国民党可以。热衷于经商，必然导致腐败。尤其是国防科工委机关，不去向科学技术高峰攀登，而热衷于赚钱，实在可悲！

　　“不要把自己的人格也变成商品！我自己长期以来，有一句警告自己的话：‘勿逐名利自蒙耻’，不知以为然否？请恕直言！其目的，不外望国防科技战线的同志发扬国防科技战线的优良传统而已。”

　　有一次，来人闲聊，说到国防科工委还在经商，父亲愤然斥道：

　　“什么公司、公司的，就是借公肥私。什么中心！我看就是以钱为中心！”

　　人家对他说：现在社会上都这样。他回答：“我们是干什么的？是搞原子弹的！能和人家一样吗？”

　　人家又说：首长没听说吗？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

　　父亲大怒：“是谁说的这个话，就让谁去卖茶叶蛋好了！”他愤愤地用手杖戳着地板，说：“现在就把他从我这里撵出去！”

　　父亲在军委常务会议上说：“军队和政府经商，势必导致官倒，官倒必然导致腐败。穿着军装倒买倒卖，是军队的耻辱，国家的悲哀。提倡部队做买卖赚钱，无异于自毁长城。”

　　说着说着，又愤愤起来：“我们在军委工作的人，如果连这些都制止不了，这样搞下去，将来发生了战争，该杀谁的头？首先该杀我们的。杀了我们的头，还要落下骂名、丑名、恶名！连尸首都要遗臭万年！”

　　想了想，他又补上一句：“到时候，怪不得别人要打倒你！”

　　满座皆惊。

    但他已无力回天。党政军经商的大潮铺天盖地而来。一段时间内，整个军队都已浸泡在商海之中了。

　　到过海南的人，不会不对公路两侧标有“八一”军徽的加油站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很多城市里，通信兵经营传呼服务的广告，军办旅店、餐馆、酒吧、卡拉OK屋，随处可见。军队也迅速进入了资本运作的领域，房地产业、证券业和期货业。军队不仅参与正常的商业活动，还参与一些非法牟利活动。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一下冒出了许多挂军用机动车牌的汽车。车牌一转手就能换来成捆的钞票，对部队而言，除去申请需要时间外，无需成本。当这一情况引起交通警察的注意后，干脆将自己的士兵连同军车一起出租，这就正应了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这句话。

　　随着军队下海的深入，军办企业的产权关系也越发复杂了。不同部队单位合股的企业、军事单位与非军事单位合股的企业，军队单位与港资、台资和外资合股的企业。一旦合股，便有了利益上的一致，军队成为唯利是图的商业性组织，在捍卫自己的经济利益上，军队必然会冲锋陷阵的。工商、税务、海关、森林部门的检查，奈何于我？

　　但问题还不仅止于此。父亲常会说的那句话：“木必先朽而虫始蛀之！”真正要命的是内部的腐烂，机制上的变化。市场和战争能融合吗？公司的机制正在替代军队的机制。战争要求军队的是绝对的服从，而市场要求的是等价交换。国家安全是军人的使命；经商使各部队都变成了独立的利益主体。一旦有了切身的经济利益，各单位都希望保守自己的“商业秘密”，谁也不可能掌握全局的真实情况，谁也不知道全国有多少军办的经济实体，有多少官兵、花多少时间和精力，又在从事什么样的活动，它们的盈亏情况如何，经商所得如何分配……

　　“允许军队经商，是严重的失职！”

　　即使在当时，这一现象已引起了许多高级将领的警觉，军委、总部和各级领导机关也多次召集会议研究。据迟浩田回忆，1986年6月，在军委召开的一次谈党风的座谈会上，当时还是济南军区政治委员的他，发言后，爱萍同志当场递过来一张纸条。上面写了两句话：“勿逐名利自蒙耻，要辨伪真羞奴颜”；“破世俗一尘不染，立高洁两袖清风。”

　　后来我和父亲回忆到这件事，他说：“这也是我自己的座右铭。”

　　迟浩田还说，我到总参工作后，爱萍同志那时已经退离了工作岗位，他专门把我约到家里，对我说，要以史为鉴啊！

　　以史为鉴，历史告诉了我们什么呢？

　　父亲说：“你们读岳飞的词《满江红》，有一句注意到了吗？‘靖康耻，犹未雪’……”

　　这是怎么回事呢？宋朝皇帝为了弥补军费的不足，推行军队经商之略，结果是武功荒疏，军纪涣散，面对一个西夏小国，也是屡战屡败。金兵入侵时，中央政权失控，徽宗、钦宗二帝被俘。这就是历史上的“靖康之耻”。反映社会生活现实的小说《水浒传》，就刻画了张团练、张都监这样一批人，他们既是军队、政府的官员，同时也是“快活林”酒家恶霸蒋门神的合伙经营者和地方黑恶势力的保护者。

　　父亲说：“富国不等于强兵。但愿不要等到那一天，也像岳飞那样，怒发冲冠、仰天长啸了！”

　　迟浩田后来对我说：“你父亲说了一句话让我震动：饮鸩止渴！”

　　迟浩田后来撰文《为人顶天立，豪气逐风云》，记载了与我父亲谈话的内容。

　　十多年后，1998年7月22日深夜。军委江泽民主席提笔写了封信：“万年、浩田并军委诸同志：……现已夜深人静，最近一个时期我对群众反映的腐败现象，心里深感不安，……军队必须停止一切经商活动，对军队所属单位办的各种经营性公司要立即着手清理。要雷厉风行，当然也要工作细致。”

　　父亲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允许军队经商，是中央政府严重的失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