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观奇：再谈『重庆模式』证明了什么

    再谈『重庆模式』证明了什么　　

项观奇　　

    写过<重庆模式究竟证明了什么>，言犹未尽，再从更广的角度简要谈谈这个问题。　　

一　　

    『重庆模式』实际是对毛主席路线和x路线的一次检验。重庆才搞了三年，结果，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其效果，其成功，大家都看到了。而且，正如大家指出的，这还只是向毛主席路线回归，还不是彻底地全面地贯彻毛主席路线。毛主席路线的威力可见一斑。　　

比较，是认识事物的一个重要方法。有比较，才有鉴别。两条路线，两种结果，一比较，哪条路线正确，哪条路线对劳动人民有利，为劳动人民所拥护，就看得很清楚了。这是『重庆模式』首先证明了道理，是我的前一篇文章说得比较多的道理。这里不再细说。　　

二　　

自从中国猛掉船头后，随之发生苏东剧变，以及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一连串的挫折，西风压倒了东风，『共产主义失败了』的论调占了上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一片叫好声，我所见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纲都写上了这样的话。意识形态领域里简直是『舆论一律』了。　　

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在我国，和对文革的反攻倒算、到造反派的『清查』相呼应，资产阶级思潮也随之泛滥。从八十年代的所谓『思想解放』、『思想启蒙』，打着『拨乱反正』的旗号，矛头所向，就是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毛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运动。那时的毛派处境是很困难的。一般是没有发言权的，即使有，也是在帽子压迫下，只能不彻底地以学术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意见。例如我所工作的史学领域，就是这样。冲击阶级斗争理论，冲击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理论，他们取攻势，我们取守势，也是西风压倒东风。这是我亲身经历的。历史就是这样，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资产阶级思想一旦泛滥，就没有止境。以黄克诚同志为代表的老同志终于不能忍受了，小平同志也不能忍受了，于是就有了清除精神污染，就有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有了那两位总书记的下台，直至发生89年的暴力风波。　　

精神污染、自由化，自然是资产阶级思潮表现的一种形式。要求全盘西化，要求搞民主社会主义，实质都是要求资本主义化。为什么要资本主义化，因为社会主义不成功，毛主席、共产党领导搞的社会主义错误一大堆，饿死了人，整死了人，现在应该改弦更张，走资本主义道路。　　

正是针对这些思潮，小平同志提出了『四个坚持』，其中一条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另外那三条，也无非是要为这一条提供保证。　　

但是，可惜的是，社会主义灵不灵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代替直接要求搞资本主义的思潮的并不是马列毛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潮，而是修正主义思潮、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资本主义思潮，隐蔽的要搞资本主义的思潮。　　

一时间，修正主义谎言横行。马列毛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不灵了，社会主义的道路走不通了。怎么办？『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其实，这是文人造出来的舆论。找他们干什么？拆社会主义的庙，走资本主义的道。于是，三十年间，一气走下来，越走越远，据说这是与时俱进。　　

问题的严重和危害在于，修正主义不仅是思潮，而且，掌握了政治统治。这是和『精神污染』、『自由化』不可同日而语的。那是舆论，这是实干。这是真正在搞掉社会主义、代之以资本主义，而且是最坏的法西斯式的资本主义，官僚特权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这一点，人民群众看得最清楚。　　

历史已经充分证明，明目张胆的资产阶级要求，容易被识破，被抵制；真正可怕的、能够搞垮社会主义的是修正主义。　　

他们自己叫『特色社会主义』。群众对『特色』的解释很生动，特权加女色，又『特』又『色』。不信，请看大贪官。

这才是对社会主义的最彻底的否定。农业上，『集体化不成功』，要搞分田到户，全国基本分光；工业上，『国有化不成功』，卖光盗光，『国退民进』，退到了只剩下不到百分之二十，而且是由资本主义管理方式经营。这都是从所有制上对社会主义的最彻底的否定，其危害、其致命，就不是一点『精神污染』、一点『自由化』可比的了。这都是实实在在的。至于为了保护这样的经济上的『与时俱进』，政治上、思想上的相应变动，这里就不说了，简言之是，无产阶级专政前面加了个『对』字，变成了对无产阶级专政。赵东民正在体会，一枝清荷也在体会，我们都在体会。　　

这就是在如何搞社会主义问题上，马列毛主义和修正主义在认识上、理论上、实践上的尖锐对立。　　

现在，『重庆模式』出来作证了。　　

这个初步的试验，否定了社会民主主义论者的『社会主义条件不成熟论』，因而必然要实行『资本主义补课论』。　　

这个初步试验，也否定了强加给真正社会主义模式的『极左』论、『僵化』论和『封闭』论，充分证明了修正主义，是假社会主义论，真官僚特权资本主义论。　　

数年前，我曾经写过<三条道路、三种选择>一文,有了『重庆模式』，从而把我说的这三条道路都具体化了。　　

现实世界的社会事实表明，的确存在马列毛主义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修正主义领导下的官僚特权资本主义、资本主义领导下的社会民主资本主义这样三条道路。　　

『重庆模式』的初步试验，再次证明了选择马列毛主义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历史可能。　　

人常说，事实胜于雄辩，现在应该是，事实胜于诡辩。　　

事实证明，搞社会主义，不应该走修正主义这条路，而应该走马列毛主义路线指引下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这条路。只有这样的社会主义，才是能够战胜资本主义历史必由之路，才是能够给劳动人民带来幸福生活的历史必由之路。　　

这不是一场理论论战，这是一场实践检验，因而更具有权威性。　　

三　　

习近平同志说要总结重庆的经验，这很对。但是，正像毛主席历来强调的，不破不立，不止不行，不批判修正主义的反面谬论，就谈不上正确总结重庆的社会主义的正面理论。　　

多年来，『大批判』成了贬义词。但是，我看，现在，还真是要来一场马列毛主义的理论大批判。三十年来制造的谬论太多了，不彻底清算，不从思想上理论上弄清问题，根本谈不上回归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路线。道理很简单，是非还不清楚，路线还不明确。　　

说思想解放，这是真正的最需要的思想解放。　　

前后两个『三十年』，都要再重新认真地科学地总结。人的认识，是不会一次完成的，这是一个反复的过程。不断总结，根据新的实践，不断在过去总结的基础上再总结，修正过去的不全面不准确的认识，这是很正常的现象，这是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通常的规律。　　

作为共产党人，不必战战兢兢地对待自己的领袖。对毛主席，对邓小平，对任何人，都应该采取科学的分析的态度。还是那句话，不是打倒谁。功劳可以讲够，错误必须讲透，主要是弄清路线，拨正方向。　　

眼下首要的任务是批判修正主义。这个任务是艰巨的。从政治，到经济，到思想文化，都有一个批判修正主义、重新学习马列毛主义的问题。　　

例如：前一段时间，谈政治体制改革比较多。但是，没有人讲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这很奇怪。不是讲『四个坚持』吗？其中一个不是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吗？怎么一遇实际就不敢讲了呢？无非是对错两种可能，总要有个态度啊。　　

这就是修正主义，专门阉割马列毛主义的要害。　　

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还有社会主义吗？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在。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劳动人民丧失了政治地位，还有什么公有制？！还有什么为人民服务？！我在<我看薄熙来执政>一文中，批评了领导人现在爱讲排比式的超阶级的空话、废话。什么『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得……』之类。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没有劳动人民的主人翁地位，你再加上十句、百句这样的废话，劳动人民还是什么也没有。不信，我请问，为工人阶级奋斗的赵东民同志现在在哪里？！党啊，党，这就是你们的『权为民所用』吗？不能忽悠人民。　　

无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建设问题是个大问题。从理论到实践，至今没有解决。文革中，毛主席有很多、很好、很重要的意见，但是，党至今也没有重视这些意见，更谈不上贯彻这些意见。毛主席一再说，『无产阶级国家机器要部份改善』，改善了吗？不但没改善，反而颠倒了，变成对无产阶级专政了，赵东民就是典型的例子。全国人民这样呼吁，等于放屁。    　　

『屁民』二字是政权性质的准确概括，不然怎么赵东民还在狱中呢？　　

涉及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的问题多了，的确要政改，简直刻不容缓。没有劳动人民的当家作主，其它的一切都谈不上。这是全部问题的要害。可以设想，如果中国人民真正有管理国家的权力，修正主义哪里能如此猖獗。修正主义把全部权力『代表』去了，剩下的就是劳动人民受欺压、受剥削。这难道不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吗？列宁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称为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切中要害，这个理论，也是社会主义的精髓。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就没有社会主义，政改，说到底，就是解决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的体制问题，也就是无产阶级民主、人民民主的体制问题。阶级的专政和阶级的民主在这里是同义语。　　

所以，单就政治领域里的理论清算工作就有非常艰巨的任务。　　

如果涉及经济领域，那问题就更多了。　　

可以说，整个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就是一个错误的体系、修正主义的体系。　　

社会主义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就是这种经济型态的最准确最科学的概括。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但是，不能把社会主义经济概括说成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同样，社会主义经济有市场，但是，也不能把社会主义经济概括说成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有丰富的内容。仅从计划或市场去概括，是不准确、不科学的。　　

这种理论的失足不是偶然的。　　

从最初的『分田到户』，到后来的『国退民进』，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整个思想体系的要害在于，从资产阶级世界观看问题，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对劳动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热情失去信心。在修正主义看来，只有私有制才能调动人们的劳动积极性，才能带来企业的活力，而公有制只会实行大锅饭，只会带来劳动者的懒惰，只会遏制企业的活力。于是，不管是工业还是农业，只有推行私有制，才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以同样的思维方式去观察问题，和公有制相适应的有计划方式，总是僵死的，缺乏活力的，不能适应经济发展要求的。只有在私有制的基础上，通过市场____这只看不见的手，才能够推动人们去搞活经济，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　　

这是一个老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在世的时候恐怕就有了。不然在<共产党宣言>中何以批评这种论调呢？当时否定共产主义的理由就是一旦实行共产主义，就会造成懒惰成风。现在不过是老调重弹。人天生都是自私的。这是他们的信条。他们自以为抓住了人的本质，其实，这是不懂历史，不知道人变得自私曾经是一个多么漫长、多么艰难的历史过程。上世纪五十年代，东北的鄂温克人还不知私有为何物呢？读读恩格斯的<起源>吧。　　

这是两种世界观的分歧。上世纪六十年代，面对经济困难，面对包产到户，毛主席反潮流，坚决反对单干，坚决坚持集体化。历史证明，困难可以克服，社会主义应该坚持，毛主席是对的。当时，也是两种世界观的对立。毛主席批评少奇同志说，『你慌什么？』慌的不止少奇同志一人，常委中就不少。这个教训，我们是亲身经历过的。　　

是作群众的尾巴，还是作群众的领导；是只看到群众的落后倾向，还是更看到群众的积极倾向，这是两种立场，两种世界观。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强调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就是后一种真正的共产党人的世界观。　　

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实际并不简单的问题。毛主席说全世界一百多个党都不信马列了，实际主要也是指的遇到了这个问题。许多共产党堕落成了社会民主党，主要也是动摇了原有的共产主义信仰，宁愿走资本主义改良的道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到底有没有历史可能性，修正主义和马列毛主义有根本不同的回答。　　

因为有总的观察问题的根本区别。所以，一旦涉及具体问题，分歧就更严重了。例如，国退民进，现在退到不到百分二十了，还要退。就是国有部份，还要允许私人资本进入。这样可就『国将不国』了。况且，现在的国有的性质本身就有问题。国有是一种所有制形式，国有不能简单等同于公有。国有的性质，取决于国家的性质。现在的国有经济无论从哪方面说，已经带上严重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实际也是一种私化。国家机器在蜕变，这不会不反映到国家管理的这部份经济中来。是国家社会主义经济，还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是判断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的关键。　　

这一类问题，都有待于从理论上作彻底清理，恢复马列毛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本义。不是社会主义理论不清楚，原则是很清楚的，是修正主义根本就不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他们是在『不清楚』的借口下，抛弃马列毛主义的社会主义，代之以自己的修正主义的假社会主义。　　

『重庆模式』的最大的意义就在于这是对修正主义的一次根本否定，是一次从实践上的拨乱反正。　　

毛主席在文革中说过、用过『抛石头、掺沙子』的办法。『重庆模式』就可以变成这样的石头，这样的沙子，去批判修正主义。　　

修正主义的本质在于否定社会主义。肯定还是否定社会主义是理论分岐的焦点。社会主义道路通还是不通，社会主义好还是不好，社会主义可以建成还是无法建成，三十年来，马列毛主义和修正主义不断论战。但是，这是理论论战。　　

过去，在现实中，支持这一理论的实践，有南街村、华西村那样一批坚持社会主义的农村集体。但是，毕竟没有、也不可能有一处地方政权在搞社会主义。　　

现在不同了。重庆模式出来了，这是在一个省级单位的全局的改革，虽然还不是根本的路线转变，虽然还不是整体的根本的转变，但是，仅就已经采取的这些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具体措施，它的意义就超出了理论论战的范围。这是通过实践，再次证明社会主义道路走得通，社会主义就是好、对劳动人民好，社会主义可以建成，而且的确是比资本主义有优越性的一种社会形态。　　

斯大林时代辩论的是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现在我们面临的历史课题是，究竟社会主义有没有可能建成。这是当今全世界范围里共产党人必须回答的大课题。这个课题能否解决，关系着国际共运的命运，其意义，怎估计也不过份。　　

在十八大召开之前，不断推进『重庆模式』，发展『重庆模式』，不断从理论上总结，在和修正主义对比当中，发展社会主义理论。这样，『重庆模式』就会成为整个中国转变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的一个伟大起点。薄熙来，任重道远。　　

四　　

『重庆模式』还证明有没有一个信仰马列毛主义、敢于坚持马列毛主义、敢于坚持继续革命的领导人、领导班子是能否搞社会主义的关键。　　

谁也不会怀疑，没有薄熙来，就没有重庆模式。不错，薄熙来是在中央指导、支持下带领市委市政府一班人工作的，不能说只是个人的功劳。    　　

但是，不用辩论，薄熙来的个人的作用是无可怀疑的。　　

研究重庆模式，这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其实，这就是如何培养、如何选拔革命接班人的问题。在选官不正之风十分严重的现实情况下，这是值得重新认识的一个重大问题。　　

大家知道，毛主席有关于接班人的五项条件的论述。<九评>中也写了。历史证明，这些意见都是很对的。需要重新学习，重新认识，重新贯彻。这里不去简单重复。　　

我这里想就薄熙来同志的突出表现，谈一点自己的体会。　　

薄熙来的确是做到了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这在他是一贯的。走到哪里都是这样。并不是仅仅在重庆。他不是作秀，而是用真正的政治的经济的措施体现这一点。公租房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处理出租车司机罢工，也是一个典型例子。这和抓赵东民下狱成了鲜明对比。所以，毛主席讲的这第一条，不是空的，是很具体的，是作秀不能替代的。人民眼睛很亮。据说，南方报业的人到重庆，要找薄熙来的『罪状』，和出租车司机谈起这个意思，结果司机师傅说得好：你下车，我不拉你。这就是人民对薄熙来的评价。　　

立场问题不是空洞的，是不是为人民服务，是通过施政表现出来的。不是看高楼大厦，看面子工程，看GDP，而是看对人民怎样，给人民带来了什么，人民满意不满意。　　

这和那些一弄就抓人的执政者是一个鲜明的对比。说专政，你是哪个阶级的专政，其实，连资产阶级专政都不够，是法西斯专政。抓赵东民就是这样的专政。陕西省委书记很成问题，高层的领导人也很成问题。你们懂不懂无产阶级专政的含意。不懂，去请教薄熙来。　　

习近平、薄熙来都对共青团、青年人讲了话，都讲得好。但是，薄比习讲得更尖锐、更有针对性，也因此更好。好就好在薄熙来强调了毛主席说的青年人要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什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是在马列毛主义指导下，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无产阶级的接班人；反过来说，就是坚定地不走资本主义道路，不干资本主义，不做资产阶级的接班人。这样讲，是符合现实实际的，是指出了青年问题的关键和方向的。重庆现在搞大学生到工农中去，就是培养青年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是把理论落实到实践。　　

这个问题，就是毛主席说的接班人必须具备的第二条的问题，就是要搞马克思主义，要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羊头卖狗肉的修正主义者。　　

薄熙来体现了这一点。薄熙来靠什么为人民服务，就是靠坚持马列毛主义，靠在这个主义指导下干社会主义。他的施政的举措，都是根据马列毛，从实际出发而来。　　

从薄熙来现象，我们更可以看清，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对马列毛主义不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是不够格的。学问如海洋，太多太多，对于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并不一定要样样都通，不会写诗，不会书法，不会拉琴，不会唱歌，都无所谓，勉强为之，贻笑大方。但是，马列毛主义不能不通。而我们看到的正是不通。　　

不通马列毛主义，能不出问题吗？不通又不学，留恋那一点资产阶级的陈词滥调，还想搞划时代的里程碑的东西，结果搞出一点不伦不类的修正主义小花样，也只能给后人留下笑柄。　　

全国各地的地方大员，有能力者不少，但是，真懂马列毛，真懂社会主义，并敢于坚持马列毛，坚持社会主义的不多。同时，说立党为公，但实际上，还是私心太重，真正满怀对劳动人民的火热感情，一心只想为劳动人民谋利的领导人也不多。也就是说，毛主席说的五项的头两项，真正做到的，合格的，不多。　　

至于谈到工作作风，思想作风，薄熙来也是做得很好的。他们一家在文革中所遇到的灾难是人所共知的。现在还有人说那件事，我是很不同意的。可以吸取教训，但责任应该党来负。重要的是薄熙来的态度正确。他和他的哥哥都一再表示，对毛主席怀有深厚的感情，薄一波同志最后的意见也是很明确的。右派骂他批评胡耀邦，批评胡耀邦有什么不对？胡的问题是客观的存在，就是有资产阶级倾向嘛。历史已经有了证明。薄熙来邀请李讷夫妇去重庆参加唱红歌晚会也是一种政治态度。无愧是有胸怀的政治家。薄熙来有思想锋芒，但是，又能团结同志一道工作。这也难得。值得我们学习。当年的造反派，现在的毛派，敢于反潮流，坚定保卫毛主席，是优点，但是，其中有些人有时却又不能容人，唯我独革，唯我独左，自己总是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别人的意见不仅听不进，而且动辄给别人上纲，太不善于团结同志了。记得吗，主席临终前还是批评江青，就你一个人是左派也不行啊。　　

领导班子问题是个很实际很关键的问题。有一个薄熙来，就能有一个重庆模式，有更多的薄熙来，就能有更多的类似重庆模式的各省模式，中央有一个薄熙来集体，中国就会出现超越重庆模式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模式。我们希望有这样一个集体。希望习近平同志能作这样一个集体的称职班长，并团结像薄熙来这样的同志一道担当历史重任。习近平同志在组织十八大新领导班子问题上千万不要搞折中平衡，更不要受毫无根据的舆论影响，一切看实践表现，坚决地果断地把真正能够高举马列毛主义旗帜的革命家选进政治局常委。　　

这不是有的同志批评的『清天大老爷』的思想，更不是抱幻想。这是从现在的历史水平出发考虑问题。反对英雄史观无疑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当今这个世界的任何地方，还没有实现过全体劳动人民直接管理国家的历史事实。实行过社会主义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实现过这一点。这是时代条件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是一个马恩没有预见到、而令列宁和主席十分无奈的现实，又是不能超越的现实。这也是列宁所以要科学论说『阶级、政党、领袖关系』的原因，也是主席重视接班人问题的原因。从这一点来说，在现在的历史条件下，劳动人民依然还是要靠政党来『代表』，还是要靠领袖来领导，并且被实践证明很重要。在民主革命中，毛主席说过，如果我们党有二百个以上的真正懂马列的有水平的干部，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有了把握。这是经验之谈。现在，这话依然不过时。我们期待这样一个领导核心。　　

这将是中国历史转折的关键的第一步，也是历史对习进平的第一个严峻考验。通过了这个考验，可以说，成功已经有了把握。　　

五　　

『重庆模式』是转向社会主义的开端而不是结束。正确对待『重庆模式』，是毛派面临的一个具体任务。　　

右翼势力毫不足怪地对『重庆模式』一致表示了批评的态度。矛头自然会对准薄熙来，而且主要是人身攻击。对于『重庆模式』，他们一是说这是回归毛泽东的一套，一是说这是回归文革的一套。右翼势力不可能正确认识重庆模式，他们的偏见决定了这一点。　　

他们最近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过去，他们的矛头，始终对准毛主席；现在，虽然不能说他们已经放弃了这一点，但是，他们的矛头主要转向了『权贵资本主义』。在上海召开『重庆模式』座谈会的同时，他们的许多代表人物，也以网络的形式，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这就是『四大利益集团挟持了改革』。矛头明确对准权贵集团。　　

重庆的『唱红打黑』不是借助毛主席的力量、借助人民的力量、借助革命传统的力量，打击权贵集团吗？右翼势力为什么不支持？这就是立场和观点决定的了。　　

右翼势力是要在中国搞资本主义，但是，是要搞社会民主资本主义，具体说就是瑞典等国那样的社会民主资本主义。他们从这个立场出发，主要是反对权贵资本主义的特权和专制阻碍社会民主资本主义的成长和发展。『四大利益集团』问题的提出，就是相对于民间资本主义发展要求而言的。这是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和民间资本主义的矛盾在思想上、理论上的反映。　　

局限于阶级偏见，他们看不到，正是毛主席的理论和实践，是真正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反对权贵资本主义集团的。这一点，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反复和他们讲这个道理，但是，偏见挡住了他们的视野。　　

今天，依然没有改变。他们不懂『重庆模式』对于反对权贵资本主义集团的意义和价值。　　

我们毛派却要正确认识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应该看到，薄熙来同志的奋斗和我们的奋斗是一致的。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搞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大前提。我们不能因为中央的总的路线还没有纠正，就把自己和薄熙来同志的努力对立起来。大家的位置不同，认识水平也不同。如果能够设身处地想一想，薄熙来同志能够做到这一步，已经很不简单。洛阳唱红歌是斗争，一是会受压制，二是影响有限。薄熙来能够领导唱红，其规模，其影响，都是洛阳民间组织所不可比的，我们为什么不能旗帜鲜明地支持呢？为什么一支持就是『抱幻想』、就是『走改良的道路』呢？斗争的道路，从来就是曲折的，斗争的形式，从来就是多样的。我们坚决支持赵东民同志的斗争，我们也坚决支持薄熙来的新政。我们的出发点就一个，只要有利于反对修正主义，我们就不放弃，就支持。　　

我很不赞成有些同志以自己对反修斗争原则的理解、对社会主义原则的理解，作为唯一的尺度去衡量别人的努力。这首先有一个自己的理解是否正确的问题，例如，有的同志坚持认为，既然已经是修正主义统治，就是比资产阶级专政还坏的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对这样的专政，不能抱幻想，只能准备暴力革命。这是一种意见。是否正确是一个问题，能否付诸实践也是一个问题，尤其是你不能以此去判断、衡量别人的意见。那当然会给其它的同志带上修正主义的帽子。但这不正确。实际是，有些同志既没有理论，也没有实践。只不过生吞活剥读了一点书、一点语录。有小生产者的狭隘，没有无产阶级的胸怀。思维的特点有些像中学教师的照本宣科，或宣传干事的教条贩卖，就以为真理在手，不能容人，这是很要不得的。　　

其次，我们采取支持的立场，当然是有原则的立场，这就是以马列毛主义原则为准绳。我不能接受无边无际的夸大『重庆模式』的社会主义意义的一些说法。文人有思想，善于造舆论，这是文人工作的价直所在，但是，超出事物本身的意义去夸大，就会变成吹牛撒谎，如同列宁所批评过的，这既是一种道义上的灭亡，也是政治上的灭亡。例如现在有不少人用『民生』的提法代替『社会主义』的提法。好像，只要搞民生，注意民生，解决住房、看病、上学的困难，搬走新三座大山，就是社会主义。我觉得这可不是马列毛主义的观点。我说过，民生不是个马列毛主义的科学概念。　孙先生的三民主义就有民生主义这一大主义。和台湾讲统战，可以讲，但是，指导社会主义建设，这样讲是不科学的。道理很简单，民生，没有说清阶级属性，不同阶级有不同阶级的民生要求。就是　孙　先生，还是和民权、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讲民生呢？现在北欧的民生搞得不错，是社会主义吗？依然不是，是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是个科学严谨的概念。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马列毛都有科学的说法，一些基本原则大家也熟悉。联系近百年来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搞社会主义究竟最主要的要把握哪些原则。这对于我们认识『重庆模式』是会有帮助的。　　

从苏东以及中国的经验来看，社会主义之所以会出问题，主要是没有解决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问题、也就是国家机器的管理的问题、也就是无产阶级民主的问题。简言之，就是一个民主的问题。在中国，可以说就是个人民民主、人民民主专政的问题。　　

大家公认，社会主义蜕变成修正主义的阶级基础是产生了特权阶级，那么，这个特权阶级是怎样产生的呢？就是因为国家机器的建设，没有有效地避免专制、等级、特权。不管这是怎样的历史的社会的原因造成的，反正事实和结果是这样。　　

这个问题在理论上的第一次科学概括，是经历了十年文革的苦斗之后，毛主席点破了问题的要害。这就是那一段著名的『做了大官了』的论述。这个论述是上了中央文件的，是具有权威性的。实际在那个时候，他不断地讲，对外国人，对尼克松的女儿也讲，可见已经深思熟虑，极为重视。毛主席用通俗易懂的话、用可以看得见的事实，把专制、等级、特权问题的发生的必然性揭示了出来，从而也就把所以会发生走资派、特权阶级的问题揭示了出来，也就把文革的历史必然性、必要性揭示了出来，这是非常正确、非常深刻的。　　

这个问题，就是苏东社会主义会失败的全部秘密所在。其它，都是次要的。　　

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应该是全体劳动人民共同实行专政，国家机器应该掌握在全体劳动人民手中。但是，专制、等级、特权弊端的存在，意味着国家机器有被少数人控制而脱离了多数人的弊端，这就会相应发生只维护少数人利益的弊端。这一弊端膨胀的过程，就是劳动人民被剥夺的过程，就是修正主义篡夺的过程，就是社会主义蜕变的过程。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政治作主，经济作主。不作主了，被『代表』掉了，国家、社会也就变质了。从其它方面来规定社会主义的本质都不准确。只要民主，只要劳动人民是主人，国家机器才是人民民主专政性质的；只要民主，只要劳动人民是主人，公有制才是实际的，不管公有的形式是国有或集体所有，就是部份私有存在，也可纳入无产阶级国家资本主义范畴而对无产阶级、劳动人民有利。否则，苏东和我们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切都会向特权阶级专政转变。所谓特权利益集团挟持改革的秘密也在这里。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就是无产阶级民主、人民民主。当然，这种专政、这种民主的物质基础是现代化大生产。所谓『苏维埃加电气化』。　　

『重庆模式』还是『为民作主』。人们担心，薄熙来一走，会发生人亡政息。这个担心不是多余的，因为，这一切变化是在『为民作主』的形式下出现的，换一个人，不这样作主了，一切就会改变。所以，这还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这就要过渡，只有过渡到『由民作主』，也就是人民民主，人民民主专政那才能根本解决问题。　　

无论是从修正主义蜕变的教训来看，还是从马列毛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以及列宁、毛主席的理论和实践来看，只有走向真正『由民作主』、人民民主的模式，才是达到了真正的社会主义模式。可以说，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之日，就是社会主义最终战胜修正主义之时。　　

所以，我们看『重庆模式』，最重要的不仅是看实行了哪些为劳动人民谋利的措施，而且要看，是否在向真正的人民民主专政转化。措施是具体的，现行的，民主制度才是根本的，长久的。有了民主制度，人民就可以任意选择符合自己利益的政策、措施。这样，人民的利益才有了根本的保证。这才谈得上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　　

现在的为人民服务，主要体现在薄熙来为人民制定符合人民利益的政策上，如果经过发展，能够产生一定的形式和机制，实现薄熙来执行人民自己制定的符合人民利益的政策，只有这时，人民的利益才能得到经常性的、制度性的保证。这才是社会主义，这才是社会主义的保证，这才是社会主义的劳动人民属性的根本体现。说得浅显、形象一点就是，如果薄熙来讲话，不再是强调总书记怎样指示，而是强调人民、人大怎样指示，那就说明事情已经颠倒了过来，人民真的在当家作主。　　

从这一观点看问题，我们对于『重庆模式』的期待，就不仅是所谓的『民生』，不仅是经济，而且，更是『民权』，更是政治，更是人民民主、人民民主专政。现在，重庆所作的『三进三同』，可以视为是由『为民作主』向『由民做主』的过渡，这较之『专制』、『牧民』，已是根本的转变。　　

在我看来，就现有的历史经验来说，人民民主专政的形式，应该是人大。一切权力归人大。人民群众参予政治的工具，主要是政党，人民有权自由组党。文革提供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我们希望『重庆模式』在这方面有所创造、有所发明，在批判继承资产阶级民主专政形式的基础上，创造出无产阶级民主专政的新形式，对国际共运至今还没有解决的这一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的体制问题，做出自己的贡献。那『重庆模式』的意义，就不仅局限于中国了。这是历史创造给予的机遇，所谓『天降大任』是也，何人有铁肩，何人敢担当、能担当？习近平、薄熙来加油。　　

最后，我要说，我们支持『重庆模式』，可不要只是喊口号，只是呼万岁，而是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反对修正主义的伟大事业，因此，我们每个同志都和这个事业息息相关，都有一份责任，都要出谋划策，为推进这个事业而奋斗。我们坚决支持薄熙来，是因为他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所以我们坚决支持薄熙来。　　

社会主义事业是一项艰难的事业，更是一项真正『公平、正义』的事业，在中国社会还不够发达的历史条件下，从事这项事业，尤其艰难但也尤其伟大。我们是聪明的伟大的中华民族，我们过去对人类所做的贡献太少了，现在，到了我们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的时候了。毛主席不止一次为此发过感慨、立过誓言，现在，实现毛主席遗愿的历史重担落在了我们的身上。　　

毛泽东主义是已经树立在历史前方的红旗，一个能够举起这面红旗的坚强的领导班子，一个伟大的党，一个伟大的民族，开创全世界从来没有过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新社会，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有把握的。一个中国样板的诞生，将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将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也将是中华民族对当今世界历史发展的重大贡献，自然也将是我们对毛主席的最好的纪念。　　

敬爱的毛主席，在您117周年生日到来之际，我们万分怀念您，也深感惭愧，我们唯一可以告慰您的是，我们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您的教导：坚持革命。　　

　             　2010.12.23 于德国马克思家乡红思屡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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