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己复礼的古为今用：加强自律更要加强他律

------思想改造探微   中石化江苏石油教育基地 张俊杰
*      【按语】人的行为由主观意识和客观环境所决定，主观意识来自于教育和环境经历，避免犯错误的主观意识可产生自律。避免犯错误的客观环境可产生他律，法律、舆论(媒体)、民众监督（普选、弹劾、检举）完善和顺畅，是防止掌握公权力犯错误的客观环境。
        人的欲望没有止境，防止和减少利用公权力犯错误，高薪养廉是没有根据的。子曰∶“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颜回这样的贤者古今都有，如圣贤能够慎独者时下很少，只能从加强人文教育与宪政和法制完善着手。
摘要： 反腐倡廉是长期的任务，必须建立在人民群众监督制约下的法制基础上，从青少年劳动教育抓起，培养劳动人民感情和劳工神圣的观念，经常开展党内外批评和自我批评，时时自我警觉和铲除动物生存方式存在空间，不断克制私欲的膨胀，才是有效防止和清除腐败的有效途径。

*     老一辈革命家说：活到老，改造到老。这些年很少听到了，也许是斗怕了，希望松一松弦。这一松不得了，金钱挂帅，沉渣泛起，不正之风刮起来了。于是人们反思，人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改造，还要改造到老？
      学了社会发展简史，应该知道，类人猿为了生存通过劳动生产逐步进化为类猿人，这是一个质的转变，是动物和人的分水岭，是人类历史的起点。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劳动生产是人类生存的方式，是创造和发展人类得跟备力量。人类语言、意识的产生，人类社会的联系，团结互助协作，一切真善美社会属性的形成和发展，无不来源于生产劳动。这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属性，即人性。而动物则不然，无论它多么高级，总是不会劳动生产，只能依赖环境和本能，或残杀、或掠夺、或寄生，只有索取没有创造，这是动物生存方式。动物在生存竞争中，因为索取的对象是有限的，必然以损害同类达到满足自己的目的，这就要产生在人类看来是“假、恶、丑” 的东西，即动物性，也叫做兽性。
      恩格斯说：“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04页）人类的产生是对动物的批判和继承，劳动批判了动物生存方式而产生社会凝聚力，这是社会属性，批判的基础是继承，类人猿和类猿人的基本生理构成相似，这是自然属性。动物也有群体和信号，只是出于本能的乌合之众，谈不上社会属性。而人既有自然属性，又有社会属性，这就有了向善和向恶的两种可能。
      原始部落内部人性已经产生了凝聚力，而部落之间残酷厮杀，人吃人现象司空见惯。当生产力发展到有了剩余劳动产品，在生存需求不能满足的情况下，于是产生了无偿占有他人剩余劳动产品的客观条件，从而诱发动物生存方式的出现。只有生产力得到充分发展，物质生活资料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生存需求普遍得到满足的同时文化和思想水平极大地提高了，产生假、恶、丑的动物生存方式才会自然消失，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理想境界已经在全世界实现。由此可见，在整个阶级社会历史阶段，社会上剥削和反剥削的斗争，每个人劳动生存方式和动物生存方式的选择，真、善、美和假、恶、丑的交替出现，就成为经常和必然的社会现象。
      无论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也无论工人农民还是将军士兵，都由于观念和环境的变化而做出不同的选择。观念产生于实践中对客观世界（包括自身的认识）。终身坚持劳动（尤其是体力劳动）并以劳动为乐，确立了劳动关荣、劳工神圣的观念，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必然会选择劳动生存方式，愿意为劳动付出汗水和心血，不断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和真善美，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所以，马克思主义向来强调劳动教育，列宁提倡星期六义务劳动，我党制定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然而，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产别尚未消失，劳动尚未成为人类生活第一需要的历史阶段，劳动（特别是体力劳动）总是艰辛的，或者艰辛的劳动仍不能满足个人的需求，于是总有人千方百计或长或短地采取动物生存方式，必然公开或隐蔽地损害他人和社会利益。
      大写的人是高尚的，令人信服和敬仰；他们也需要物质生活资料，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依靠的是勤劳致富；他们创造奉献的多，消耗索取的少，严守不损人利己不损公肥私的原则，而以造福人类为最高理想。也有一些叫做衣冠禽兽的，戴着礼帽穿着时装，却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被人骂成猪狗不如。这些人总是以损害他人和社会利益的方式（即动物生存方式），来实现个人（或集团）生存或奢望的需求，是人性在特殊环境中发生的恶性转变。这种转变一般是渐进的，也可以是突发的，所谓一失足而成千古恨。因为生存方式的选择，非此即彼，随着观念和环境的变化而转移，不可能一劳永逸。糖弹击中的战士，晚年失节的老革命，不少人后悔在一念之差。
       人的生存方式既有连续性，又有可变性，当与生存方式相适应的意识产生、明确和形成了体系，就构成了人生观；人生观加强了生存方式的稳定性，所以说人生观（世界观的核心）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青少年是人生观逐渐形成的时期，极其容易发生生存方式的转变，因而加强劳动锻炼和政治思想教育十分紧迫。及时正确的人生观已经确立，随着客观环境（物质和精神）的变化，人生观也会发展、重组甚至变异，在特定条件下还会出现与人生观相背离的选择。
      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任何人都要对自己一分为二，在人生的道路上，经常摆在我们面前的，总有两种选择：劳动和创造使人性日益焕发美丽的光彩，而动物生存方式则使人陷入兽性的泥淖。我们应该经常提醒自己，毛泽东同志曾经告诫我们：“要夹着尾巴做人”。这尾巴，是人的自然属性，如果个人私欲没有节制，或者得意忘形、为所欲为，不择手段要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这尾巴就会翘起来被人抓住，剥除堂皇的衣冠就显露出禽兽的原形。
     人类的进化，正是在劳动生产实践中，日益发展和完美的人性，不断遏制和战胜渐趋没落的兽性的过程。从总的方面来讲，这是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客观规律，是历史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美好前景。虽然局部和暂时会出现某种曲折甚至倒退，但任何邪恶势力都无法改变这个规律，GCD人永远是清醒的乐观主义者。我们同时必须保持高度警觉，在整个漫长的私有制存在的历史时期，人的自然属性随时有可能诱发而产生兽性。我们必须不断遏制和战胜兽性，也就是“摆脱兽性”，不断清除动物性生存方式萌发的空间。这就是五十年代就提倡的“思想改造”，在劳动生产实践中，我当有效地实施思想改造工程，曾经把战犯改造成为劳动者，把皇帝改造成为公民。
      所谓“思想改造”，一方面要“摆脱兽性”，一方面要发展人性。这就要在劳动生产实践中，不断构建与劳动生存方式相适应的意识形态，，认识到劳动不仅创造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且创造了人类本身，劳动人民是我们的父母。有了这种观念，有了这种立场，才能产生“摆脱兽性”的力量和勇气。离开了劳动生产，离开了劳动人民，“思想改造”就无从谈起。
     有了深厚的劳动人民感情，就有了战胜兽性的主观能动性。从劳动人民立场出发，雷锋同志才会给自己提出“工作上向高标准看齐，生活上向低标准看齐”的人生要求，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榜样。然而，感情只是初级的认识，理性才是认识的升华；判断认识和行为的正确与否，不能跟着感觉走，而要到实践中去检验，到群众中去鉴别。我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三大优良作风，正是我们加强思想改造廉洁自律的法宝。
     江泽民同志号召我们要“将学习讲政治讲正气”。首先是讲学习，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不能自发产生的，任何科学理论都不可能在人们实践活动中自发地产生出来；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必须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邓小平同志建设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是立，是我们进行思想改造的标准和武器，是GCD人行动的指导思想。学习的目的全在于应用，理论必须联系实际，联系思想、联系工作、联系生活，用以指导我们在社会实践中解决具体问题。
      讲政治，要讲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讲政治就要讲现代化建设，讲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人民群众的利益是我党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我党的根本工作路线，，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讲政治，就要将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我们的方针和政策要让群众知道，我们的言论和行动要向人民群众负责；道德和法制的基石是群众监督，离开了群众监督必然产生腐败。GCD人自觉坚持思想改造，就要勇于接受群众监督。我们的政策要向群众公开，我们的工作要向群众报告，我们的言行要请群众评议，我们的经济收支要定期接受审计。群众监督，是防止腐败的抗菌素，是清除邪恶的照妖镜，是思想改造的催化剂。群众的眼睛看得清，群众的心中有杆秤。群众答应不答应，群众拥护不拥护，是我们行动的指南针。
     讲正气，正者直也，求真理明是非的舆论氛围就是正直之气。正气不足则邪气有余，信念动摇、思想混乱，则势必是非混淆、黑白颠倒，好人受气、恶人当道，社会不公将导致暴力和动乱。正气上升，邪不可干。讲正气要有远大的理想、坚定的信念，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GCD人一身正气，无私无畏，刚直不阿，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特点之一，是我党新陈代谢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动力。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同志之间互相帮助、互相促进的协作方式，是党的组织朝气蓬勃、生命力旺盛的标志。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两面镜子，既着前面又照后面，既照别人又照自己，促使个人不断完善自身适应组织发展需要，是实施思想改造的有效途径。只有坚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我们才能不断吸收养料和新鲜空气，清除污垢和病毒，永远保持机体的健康和青春的活力。
    思想改造非自今日始，曾参说：“五日三省吾身”，孔子号召弟子们“克己复礼”。自“省”，就是自我检查、自我批评。“克己”，就是克制私欲的膨胀，克服邪念的萌发。质言之，就是克服动物生存方式所产生的兽性。如果抛弃奴隶主阶级的礼，代之以共产主义思想的礼，这句话完全可以古为今用，成为思想改造的座右铭。中华民族被黑格尔成为“没有自我的民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至今仍然在反对“克己”。然而，世界文明古国先后消失，唯有中华民族垂五千年历史而不衰者，“天下为公”的民族精神，正是我们生生不息的凝聚力。
      六十年代总结腐败分子蜕化变质的过程，形象生动地概括为：懒、馋、贪、占、变。用两种生存方式的理论可以解释如下：懒，不愿意付出艰苦劳动的代价，是个人经历主客观相互作用形成比较稳定的观念，是动物生存方式产生的思想基础；馋，人的自然属性产生的物质需求，现实条件许可的生理需要属于正常范围，生理需要的过分追求是诱发动物生存方式的因素；贪，懒（主观）和馋（客观）的结合，激发不择手段追求满足物质需求的强烈欲望，是动物生存方式产生的动因；占，在社会环境失控的空间，贪婪的欲望通过动物生存方式（残杀、掠夺、寄生），损害他人和社会实现个人需求的满足；变，动物生存方式的实施，必然遏制和泯灭人性而产生兽性，道貌岸然的人变成了衣冠禽兽。
      反腐倡廉，要靠群众的监督和法制的健全，铲除动物生存方式可能产生的空间；还要靠艰苦劳动的锻炼和教育，培养劳动人民的情感，树立劳动光荣、劳工神圣的观念，提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把个人的荣辱厉害与祖国的繁荣、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发展联系起来，不断克制和战胜可能萌发导致罪恶的贪婪欲望。这就是科技，这就是思想改造，或者叫做狠斗“私”字一闪念，或者叫做思想打架，总之是公战胜私，正气战胜邪恶。
     八十年代中期有人提倡高消费，说是要刺激社会生产发展。于是用过即弃的商品应用而生，豪华轿车、总统套间、贵族学校独领风骚，炫耀金钱灯红酒绿物欲横流。与其说是高消费，不如说是高浪费；与其说是刺激社会生产，不如说是刺激社会犯罪。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一方面，国情所决定的较低的生产力水平；另一方面，又盲目追求发达国家高消费水平，这不是扩大社会矛盾吗？劳动生存方式既然不能满足狂热追求高消费的发烧友，病态的发烧友只有铤而走险，采用罪恶的动物生存方式（残杀、掠夺、寄生）去满足恶性膨胀的需要。何况许多低消费与大款高消费的强烈反差，只会挫伤广大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激发不公平社会群众心理，攀比和不满情绪又造成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还有人从国外搬来了“高薪养廉”的理论，似乎物质的丰富和精神的高尚是成正比的。然而，高薪养廉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那些实行高薪养廉的ZF，在法律失控的空间，用丰富的物质滋养着贪得无厌的蛀虫。贪婪不只是生理的需求，更是观念的恶性肿瘤，它的侵害和扩张是没有止境的。英国的纳税人认为：你要从政，你想拥有权力，那么在经济上你必须做出重大牺牲；如果你想发财，则请远离政坛。这是一种朴素而又行之有效的信念，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遏制萌发贪欲。
     方志敏在战火中的清贫多么高尚，孔繁森救助孤儿的一腔热血令人崇敬。吴仁宝是华西村共同富裕的带头人，论资格论贡献谁也比不过他，但他每年百万元承包奖分文不取，工资只拿中等收入水平，新建住宅楼总是先分给村民。吴仁宝说：“不做个人百万富翁，要做集体亿万富翁”。这句GCD员的名言，已经传遍大江南北，成为社会主义小康村的座右铭。工厂单元绝不是苦行僧，共产主义就是最美好幸福的理想社会，我们应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逐步改善生活。但是，GCD人必须是集体主义者，心中要有群众，要有祖国，要有全人类，我们必须遵循“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信条。
     “清心”才能“寡欲”，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才能克制贪欲“摆脱兽性”。然而，“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克制贪欲“摆脱兽性”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我们还是“要夹着尾巴做人”，活到老改造到老，避免“一失足而成千古恨”。
                                          1995年8月与邵仙河畔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