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发出了推翻共产党的戾声？

 是谁发出了推翻共产党的戾声？　　

                     蓝鹰　　

俗话说“脑袋决定屁股”；实话是立场决定态度。大处着眼是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决定分配的基本性质；而宏观意义上则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对于这点常识，真正的共产党官员哪能不知？　　

当我们的经济基础被大规模私有化后，上层建筑与之相应的改变是不可避免的了。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茅于轼、李锐、辛子陵、袁腾飞之流纷纷登场。他们轮番攻击共产党、污蔑毛主席、诋毁社会主义制度；与此同时，热爱共产党，捍卫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人民群众往往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甚至受到拘捕、关押，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敌对势力蠢蠢欲动，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假共产党公开脱下外衣，发表反共言论，甚至公开提出意欲推翻共产党的纲领性意见书。于是“政改十三点”出笼。《我对政治改革的十三点看法》能够传遍网络并长时间存在之本身就证明的这些投机分子、假共产党的判断是正确的——社会气候的质变能够支持他们的嚣张。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严寒；风生水起，沉渣泛滥。苏联有戈尔巴乔夫，当今的中国或许有类似的人物。　　

今天，究竟是谁发出了推翻共产党的戾声？　　

旧社会的余孽？　　

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　　

帝国在中国的代理人？　　

堕落变质的官僚幕客？　　

混进党内的敌对分子？　　

如果现在的反党反共者是原先的共产党人，他们“与时俱进”了，投靠资产阶级，做起反党、反共的事业来，那就不能算是数祖忘典，而是背叛；不同的是，如果这些人本来就不是共产党人，当初就是为了反共、反党、反社会主义事业而钻进党内的，那简直就是特务、间谍。今天，这些特务卧底估计时机已到，再也耐不住寂寞纷纷跳出来，都是顺理成章的事。　　

崔武年，“政改十三点”的炮制者，1948年12月生，在文革时期受到过群众运动的冲击，参加过1976年的4.5天安门事件，后曾担任过中组部青年干部局二处副处长、处长，2000年4月退休。此人是不是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或者是不是假共产党员？并不是由谁说了算，可只要心智正常，都能从中体会到他是怎样的仇恨毛主席，仇恨中国共产党，仇恨中国革命。他不仅极端仇视文化大革命，否定反右运动，并进一步否定土地革命。他把土地革命与三年饥荒、“六四”“开枪”，以及他极其痛恨的文革并列，这本身就表明了他对土地改革的仇恨态度。不是吗？他把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土地革命称做“暴力土改”，词句中就隐藏着仇视。他甚至认为一个世纪以前被革命了的“前清的亲贵王爷们实际上就都摈弃了“专制”。按他的说法，辛亥革命是不应该的，因为它所革命的对象其实已经不是专制而是民主的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革命是多余的。就是说，在他看来，前清亲贵王爷们民主了，倒是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中国共产党在搞“专制”，并且“是继续坚持专制”，因而，他认为是“痛苦”的，“荒唐”的。所以他说，共产党的“一党制”不行”，并且斩钉截铁地说“肯定不行”。为什么不行？他的第一逻辑是美国这个“村委会”“肯定认为不好”。他把美国奉为经典，视以掠夺为生命的帝国的“普世价值”为信仰，认这个地球村的“村委会”为他的主子。他说，“对于这个‘一党制’，我们这个‘地球村’的‘村委会’肯定是认为不好。但是中国还是坚持”。因此，村委会“对中国当政者在政治进步上顽固的抱残守缺已经不抱希望”。主子的意图奴才清楚，他岂能坐视？怎能不跳出来？况且阶级的本性也决定了他一定会跳出来的。　　

然而，就在他将跳未跳之际，胡邦国委员长的“五不搞”讲话象一块石头落地砸伤了走狗的后脚。　　

委员长的讲话掷地有声：　　

中国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　　

不能搞资本主义；　　

不能搞私有化或“纯而又纯”的公有制；　　

不能搞“三权分立”；　　

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　　

如果我们能够按照这样的指示精神办事，中国就有希望，人民就会真正独立富强起来（这将是帝国的灾难），就不会成为西方帝国主义的附庸；发展下去，这个村委会是要垮台的，帝国主义将从这个星球上消失的，因此，“村委会”是肯定不高兴的。　　

主子不高兴奴才着急，符合逻辑。当然，仅仅这样不象话，理由不充分，因此，他教导我们，“就跟投资不能把鸡蛋都放到一个篮子里一样，”不能“把自己的全部幸福都托付给一个政治团体的‘英明’、‘正确’上，否则就是极其愚蠢的。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竟然把宝押在一个‘专制’‘独裁’的政党之上，是何等的愚蠢”！崔某人正是这样说的，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就是这样地狠毒！　　

我们知道，他们这伙人永远不会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党，是一个有光荣传统的，曾经是吃苦牺牲在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中国共产党正是中国人民求解放，争独立，要民主，图自强，谋幸福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她始终是代表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奋斗不息。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党和人民确立亲密无间的鱼水关系，因此，是英勇的中国人民造就了中国共产党，而不是共产党凌驾于人民之上搞专制。当然，如果这个党出了什么问题了，或者出现什么相当严重的社会性、全局性问题，这必然是因为她背离了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造成的，而决不是所谓“一党专制”的结果！党如果走向人民的反面，中国人民同样会作出自己的正确选择，无须殖民的走狗们鼓噪。　　

“理论上‘专制’不等于‘一党制’，在操作上‘一党制’绝对等于‘专制’。而一党专制就是独裁，所以共产党执政“肯定是不行的”。走狗如是说。　　

我们姑且不去理他对各民主党派的无视，即便“一党专制”这仍然是专政的需要。共产党一党制的本质是无产阶级专政，必然包涵“专制”之意。但无产阶级的“专制”，工农大众的专政，必须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共同努力，这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对一小撮破坏和敌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敌人的专政，它包涵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它最能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或者说最能实现人民的民主愿望。民主与专政的辩证就在这里体现。在这种有针对性的“专制”和扩大了的最为充分的民主制度下，广大人民群众积极献身于社会主义的各种建设，尽可能地发挥出最大的社会能量。正是因为这种“专制”是建立在广泛的民主之上的，所以它能充分调动社会各方的工作、学习、劳动的积极性，能够发挥出巨大的社会能量；新中国一系列的伟大成就无不与这样一种既专政又民主的政治力量相联系。新中国在对外事务上体现出的巨大能量是专政与民主高度结合的产物。但这种能量，无论如何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而决非建立在“崩溃边缘”之上。新中国前28年的巨大进步，为世界瞩目。（如果你关心政治，你何不关心一下那时的农业、工业、科技、教育、医疗、文化等各面的成就，而任凭利益“精英”污蔑呢？）甚至让帝国主义这个“村委会”胆战心惊。尼克松主动来到中国与毛主席谈哲学，完全是小学生对于导师的心态，是对强者或圣者的觐见，是资产阶级小数人专制对无产阶级绝大多数人“专制”失败后的心悦诚服。强者对更强者的佩服发自内心，智者对圣者的服帖是基于理解。还有什么样的胜利比毛泽东时代的胜利更有说服力呢？　　

理论和实践上都是：对敌的“专制”愈到位，对内的民主愈充分，两者愈是高度地结合，它的能量就愈大；反之，如果分不清敌我，对敌缺乏专政，对内又掠夺压迫人民，这就既没有符合人民利益的“专制”，也必然没有符合人民利益的民主。在这样的形势下，对外关系必然处处受辱，对内矛盾必然重重迭起。事实就是：专政与民主都没有做到位，都不行。总之，无论过去还是今天，没有大众的民主，就没有属于人民的专政；没有对敌人的专政，就不可能有人民内部的民主，这决不是空泛的道理，而是事实。如果不懂民主与专政的辩证关系，一味地讲阶级调和，就一定不会有阶级之间真正的调和。和谐不是调和的产物，且是正确斗争后的结果。　　

如今，崔武年拿着他的《十三点》来上课，如果真正让他来讲专政和民主，肯定不得要领。凭他的水平或主观愿望根本不知道或不愿知道“专制”与民主的辩证关系的。他有的是他所忠诚的“村委会”的旨意。而这个“村委会”是一切带路党成员所忠诚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至少是名义上的共产党员，他不但不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而对之充满着刻骨仇恨。相反，他认为蒋经国非常伟大，因为蒋二代开创了新局面，开放了“党禁”，形成了多党竞争局面，同时也进一步赢得了“村委会”的欢心，强化了帝国的对台控制。崔某人多么希望中国大陆也出蒋经国啊，这样就可以开放“党禁”，就有了符合他们愿望的新主子，直至脱下外衣归营安位。同时他又是多么希望帝国来中国主事，当然是通过他们这些带路党来主事。但胡邦国委员长的“五不搞”打破了他的美梦，因此他说：这“五不搞”实在是有问题，而且实在是在常识上都有些说不过去，所以不必我在这里饶舌批评。”你看，他已经赤膊上阵，持明确的对立态度了，还说什么“不必我在这里饶舌批评”，这难道不是做婊子立牌坊式的话语？　　

现实是严酷的，背叛与出卖时刻没有消停过。　　

更加严酷的是，一些名义上的共产党员，不但自己，甚至子孙都一样享受着共产党、毛主席和千百万革命先烈为他们创造的幸福，但是，他们不仅不饮水思源，反而投靠中外大资产阶级，不失时机地反毛、反共、反社会主义制度；长期以来，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每时每刻都在接受工农大众对他们的供奉，可是他们不但蔑视工农群众，却一心想着资产阶级甚至帝国的利益，做着损害祖国和人民利益的事。　　

崔武年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混进党内的*党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