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惟侯点评李 锐《如何看待毛泽东》
红字是殷惟侯的点评。黑字蓝字是李锐原文
对毛泽东的评价，在他生前当然是无比崇高。一曲《东方红》唱遍了全国城乡。林彪更给他上了“四个伟大”的尊号（林彪倒台前就被毛否定了）。“文革”十年中对他的崇拜已如宗教圣主。可是，他辞世刚四年，即已经全党四千高层干部（极左派认为是一次走资派反攻倒算的复辟会，左派认为参加会议人的身份决定了会议的局限性，特别是全盘否定文革，违背一分为二的普遍真理。）讨论后，通过了党的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尽管《决议》说：“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但总是以党的决议形式，正式提出他犯有严重错误这一问题了。要知道，毛去世前有过“我生平做了两件大事”的遗言，就是担心有人翻“文革”之案。
我曾说过，这个《决议》是研究毛晚年错误的开始。近二十年来，国内外有关毛泽东研究已获得丰硕成果。比较地说，因未受监控，境外的出版物成果大＇即数量少而质量高。如美国的施拉姆、史华兹、……诸位学者的著作，以及中国的高华、单少杰、王若水等人近作，还有高文谦《晚年周恩来》中有关毛的论述（李锐引的全是右派之言，学术界的主流不是这些）。境外有将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相提并论，称为20世纪三大独裁者，还有干脆名为“混世魔王”的（狡猾的李锐，借“境外”之口说出了自己想说而不敢说的话）。我认为历史学者应当做好并不是道德的谴责，而是弄清历史事实的真相，进而从中总结经验教训。
关于毛的一生功罪，我说过三句话：
“革命有功，执政有错，‘文革’有罪。”（有意义吗？这三句话适用于所有中共领袖，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把那么多群众打成反革命就是有罪！）
还说过：
“功劳盖世，罪恶滔天。（伟人多如此，李锐想做也做不到，问题是：何为主？殷惟侯对毛泽东的评价比李锐明确：功高于天，罪深于海，功大于过。）
前者指革命，后者指执政。
这当然是很笼统的说法。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毛一生做了两件大事，夺取政权和执掌政权。据老中宣部长陆定一的说法，毛做前一件事，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庸俗的量化，夺取政权中共有谁比毛更正确？如果有，摆出事实来？如果没有，说谁是八分成绩，二分错误有什么意义？我很佩服黄克诚，他好像没大的错误，应该功劳8分到9.9分，但能说他比毛泽东正确吗？黄克诚被整得很惨，但他在4000人会议上就敢维护毛泽东，这是他坚持真理，从不随大流的又一明证。）；做后一件事，三分成绩，七分错误。我可以补充一句中国古人忌讳之言：“马上得天下，马上治之。即以暴力夺得革命的胜利，仍以暴力（阶级斗争）执掌政权是决不可行的。暴力即有死人的问题，毛是决不怕死人的，死多少也无所谓（李锐恶意诽谤的证据）。内战时期肃反，从打AB团起，自己杀自己人死了十万。不总结教训，延安继续搞“抢救运动”，总算提出“一个不杀”的方针（和不总结教训自相矛盾）。不怕打核大战，说中国死了几亿，还有几亿。“大跃进”饿死四千万人。历次政治运动伤害了几千万人，被迫致死几百万人。叶剑英说过：
“‘文化大革命’死了两千万人，整了一亿人。”
这些数字难道不可怕吗？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我们弄清楚了吗？（李锐说的这些数字可信吗？右派深信不疑，左派嗤之以鼻。一个起码的疑问是：谁做过这样的统计？根据什么做这样的统计？可不可能得出这样的数字？如果这些数字是真实的，何以中国共产党能够得天下，何以中国能在毛泽东手中成为仅次于美苏的世界第三极？）
毛青年时代就信奉斗争哲学，留下“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名言，认为所行只对自己负责（不为天下，只为自己？李锐的曲解）。从事革命后，他接受了中国农民革命传统中的痞子精神（大革命时反革命的语言）这种精神贯穿到“文革”的“造反有理”，发动红卫兵运动）。不同的是，他追求“君师合一”，既当秦始皇，又做孔圣人（李锐的武断，毛泽东本人的话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他的《沁园春》词道出其中的深意：“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1945年到重庆和谈时，这首诗风靡大后方，征服了许多人（有不服者，攻击毛有帝王思想，60年后被非毛的李锐拾起，成了腐朽的牙慧）。他的文章、风度、谈吐，他的博古通今，无所畏惧，确实独具魅力，使人甘拜下风。战争年代，在“三座大山”压迫之下，他审时度势，基本做到了实事求是，《新民主主义论》是他的理论高峰（李锐无法否认这些基本的事实，如此，希特勒呢？）。延安整风使他成为党的绝对权威。执掌全国政权之后，“三座大山”消失，更要以“毛泽东思想”来征服天下。1950年颁布的“五一节口号”，最后一个“毛主席万岁”是他自己加上去的（1950年前，没人呼“毛主席万岁”？如有，“五一节口号”为什么不可以加？李锐根据什么说是毛违背民意硬加上去？）于是天下归心，君师合一，唯我独尊，一言九鼎。尤其是斯大林问题出来之后，更是无所顾忌，我行我素，更不容拂逆，而一意孤行了（毛泽东对大跃进和党内许许多多错误的纠正，在7000人大会上的自我批评，对李庆霖告“御状”的答复，以及许许多多回忆录中反映的毛的亲切、和霭、平易近人又说明了什么？）。与天地斗的“大跃进”，明知出了错误，但皇帝绝不能下“罪己诏”，还在会议上正式提出：“要一点个人崇拜的。”（中国的国情、文革的特殊性决定了毛的看法是切合实际的，可贵的是：毛知道适可而止，并据此识破了林彪的别有用心）林彪迎奉投好：大讲“四个第一”，只读“老三篇”，身上挂像章，手摇小红书，“一句顶一万句”，高呼万岁、万万岁。
毛泽东非常相信统一意志在两军厮杀中的作用，没有服从就没有军队。他不熟悉西方文明发展的历史。对民主的理解也只认为是一种手段（对极了！民主绝不是原教旨主义认为的终极目标，民主的弊端连丘吉尔都不否认，我们的近期目标是“振兴中华”，西式民主会裂解中国，我们坚决反对，我们只接受有利于“振兴中华”的民主，而不能上反共反华势力的当。），“要让人家说话”，不过是恩赐而已。他需要人人都听命于自己，都做驯服工具（毛泽东主张“让人说话”，反对刘少奇“驯服工具论”，支持“反潮流”……难道没有遏制中共官僚主义的积极意义？，广大群众拿毛泽东思想做武器比拿圣经、佛经、四书五经、西方民主经……科学、合理、有效得多，听命于毛比听命于李锐高明百倍。）；可说并不懂得没有自由就没有创造，扼杀不同意见必导致思想停滞和僵化。他晚年爱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是对左右和掌权者说的，殊不知正好讽刺了自己；过去受三座大山压迫时最聪明，一朝君临天下便愚蠢了（毛泽东愚蠢吗？去问问基辛格、尼克松、赫鲁晓夫吧！毛泽东的立场、观点、方法值得所有进步人类效法，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不可或缺的精神武器，是人类文明宝库的一颗明珠，甚至毛泽东的错误中也包含着创造性的思维，这才是客观、冷静的结论）。他觉得知识分子有点知识，有思考的习惯，难免遇事多嘴多舌，影响了号令施行（李锐的小人之心）。于是延安整风得以发展，从批胡适，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一直折腾到“文化大革命”，大革（应加上“旧”字）文化命。以至说道：“书读得越多越蠢”、“知识越多越反动” （脱离当时的语境，在今天孤立的引用这两句话就是歪曲，前一句并不是反对多读书，毛本人就是书读得最多的一位，毛反对的是死读书、读死书，主张在干中学，向群众学；后一句是拿反动文人和老百姓比。今天许多知识分子被西方反共反华势力洗了脑，恰恰证明这两句话对这些人来说是再恰当不过了）。于是，青年学生统统被赶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积极意义不可低估，可以这样说：没有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就没有一代中国共产党内的健康力量，就没有中华民族的未来。）愚民政策得以风行（什么是愚民政策？资产阶级政客、包括李锐之流天天在欺骗民众，这叫不叫“愚民”？文革不可全盘否定的一条重要理由就是：六亿人民，特别是年轻一代在大风大浪里受到了锤炼，增强了独立思考，明辨是非的能力。改革开放前殷惟侯有一段“名言”：政治就是欺骗的艺术，人民永远不可能知道政客们掌握的全部真相，谁把人民骗向光明，谁就是伟大的，谁把人民骗向黑暗，谁就是犯罪！）。终于使得人不成其为人，历史倒退下去，经济到达崩溃边缘（对文革的看法分化极大，概而言之：支持派、反对派、一分为二派。所谓浩劫、崩溃是文革反对派的一面之词）。还记得毛泽东当年说过：“大学还是要办的”，却明白宣称仅仅限于理工大学（歪曲！毛的原话是：我这里主要指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事实上高校恢复招生后文科也招了）。其意即在坚船利炮的器物层面得抓紧，研究两弹一星的技术人员还是需要的，而不再要培养人文知识的文科大学了。（文革的重要目的是批判资产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用今天的话讲就是争夺劳动人民的话语权，至今，所谓“人文知识”占统治地位的是资产阶级的，毛泽东企图用文革来改变这一点，他失败了。请看今天的媒体、包括网络，工农兵还有多少话语权？）
由此可见，不实行民主法治，权力不受制约，（中国要振兴，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有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长期执政权力如何制约是一个新课题。毛泽东开始是用运动即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教育来解决这个问题，没有达到目的。文革是毛泽东最后的，企图从根本上解决权力制约问题的超然决策。毛泽东失败了，但毛泽东时代权力有制约这是官员廉洁，社会风气好，腐败仅仅停留在多吃多占、走后门……等不正之风范围的原因。邓小平及以后，放弃了阶级斗争，又没有及时开展政治体制改革，腐败恶性膨胀，是今天中国一切问题的总祸根。感谢网络，使中国在政治体制没有实质性进步时有了一个群众表达、发泄和各色人物表演的舞台，它对当局造成的压力无疑是对权力的一种制约。）文采武功不亚于历代雄主 明 君的毛泽东，让其一意孤行，可以荒唐到何种程度？所以我信服西方这相同意义的词语：个人崇拜即邪教也（个人崇拜有各种不同的情况，释迦牟尼、耶稣、穆罕默德、孔子、老子都是个人，能说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这些合法宗教是邪教吗？孔教和宗教也有内容、形式上的区别，和上述宗教相比它更是一个学派体系，老庄学派也不同与道教，马克思主义信徒和其他各学派信徒一样都有不同程度的个人崇拜情节，否则就不属于这一学派或主义的信众了，一个具体的党，出现狂热的个人崇拜如斯大林、毛泽东是他们和追随者的错误，不等于这个党就是邪教。法轮功是邪教，不仅因为有对李洪志的个人崇拜，而且李洪志是活着的真神，是弥勒现世，是末日的救世主，这是赤裸裸的欺骗，是为了一小撮人的私利不惜把人类引向黑暗。其实李锐混淆概念的真实意图是说：共产党是邪教。）
我早在文章中说过：毛泽东的阴影还笼罩着我们（历史是不能割断的，不仅毛泽东的影响不可能抹掉，蒋介石、汪精卫、胡适……所有历史人物的影响都会历史地存在，李锐眼里毛泽东的许多阴影恰恰是更多人心中的阳光。）。这就是说，我们过去的弯路，除了毛本人的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政治体制的原因。在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的问题之后，毛说过：如果在英美这样的国家，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英美民主政治的国家，任何人不能违宪，政治家都必须遵从选民的意志，也没有不受制约的权力，当然不可能发生斯大林式的独裁暴政。毛对此是有所认识的。（问题是能不能走西方的路？毛泽东的回答是：不能！如果搞西方民主政治就不可能保持劳动人民的政权，不可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也必定会违背共产党闹革命，为劳苦大众打天下的根本宗旨，这就是毛泽东在苏共不能学，西方民主也不能学的情况下只能走自己的路，搞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可是他摆脱不了“马克思加秦始皇”这双重权威，尤认为“列宁、斯大林两把刀子不能丢”（今天，回过头来看，毛泽东关于两把刀子的话太英明了，事实上，赫鲁晓夫丢了斯大林这把刀子，结果苏联解体了，俄罗斯丢了列宁这把刀子，全世界反共势力欢喜雀跃，开始掘马克思墓了，中国，毛泽东这把刀子已经被贪官污吏和叛党分子丢了，共产党内的健康力量和广大劳动人民还没有丢，所以中国还有希望。）；也就是摆脱不了一生的自我成见（李锐强加的）。他最后做到了十年“文革”，想以此达到他的理想（实为幻想），这是中外古今任何一个专权执政者都做不到的。只有自许为“马加秦”的，即接受并发展了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且继续了中国自古专制的毛泽东才能做到。（李锐这一段话，比起庸俗的“文革权力斗争论”要客观、高明得多）因此，毛泽东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一生，关系历史太大，值得我们弄清楚全部事实（历史的真相全部弄清是不可能的，在各种利益集团为自己的私利夸大、扭曲甚至编造“真相”的时期，澄清真相都不可能全部。对待历史真相应该首先从宏观上把握，要站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立场上。用历史的、发展的、辩证的、全面的观点去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才可能接近真理。）仔细加以研究。
邓小平曾是毛泽东的爱将。他比毛高明，坚决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当他作为纯理性思考时，也能认识到没有政治体制的同步改革，经济的改革开放也是难以成功的。可是在实际运作之中，仍离不开独掌权力的惯性。他没能实践自己的这一认识，反而发生1989年的“六四风波”。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的阴影还是何等的顽强（“六四”和“四五”有共性，都是反体制的，在如何对待反体制的群众运动这一点上，毛泽东的阴影的确存在。但是，“四五”的主题是反文革，毛泽东不可能站在群众一边。“六四”的主题是反腐败，这和毛泽东的理念是一致的，谁也无法断言：如果毛泽东健在，“六四”会不会发生？即使发生结局又会如何？）。
人类历史发展的遗憾太多了。历史学家的责任就是要将历史及其有关人物的事实，尤其是长期不为人知的事实，一一清理出来，公之于世。从而使后代人彻底清醒过来，接受教训，以史为鉴，更理性地前进。我们要学习司马迁的春秋史笔，决不要再遮遮掩掩过日子。（李锐这些话在文字上看是对的。他在具体做时未必客观、理性，殷惟侯的评语就是证据。现在，“被公开”、“被解密”的事实太多了，其集大成者当数张戎【毛泽东不（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推荐朋友们弄来看看，老实说，殷惟侯的左派立场是靠张戎这类汉奸帮忙才站稳的）
李 锐文 2008－8－24。
殷惟侯点评2011－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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