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性”是人类在遭受奴役逐渐觉醒后的抵制性语言，它表现了人类自主自立的思想。在宗法社会，奴就是一种身份和地位，处于该位置的人，恭顺和驯从似乎是天性要求，具有自动自发性，并没有奴隶或奴仆感到有耻辱感。
从人类发展的过程来讲，只要剥削制度没有退出，奴性永远不可能退出。现代社会的民主自由和人权平等都不过是概念和口号式的宣传品，除却几千年奴性思想的继承之外，人类奴性难解的最深层次原因是生存能力上的不对称性，不对称的深度决定整个社会奴性的观感。
通常来说，社会地位和生存能力的不对称性都可能用权力和资本来进行表达，即现代常说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的社会表达是权力，经济地位的社会表达是财富。自古以来，有权即可谋得财富，财富拥有者也可以换来适当的权力，有权有财者即为权贵。
在宗法社会，奴性通常是指奴隶仆人对主子的消极自觉性，这里的“主子”并不仅仅指家主，皇帝之于其臣民而言，就是全国一主，其下面的各级官员也不过是皇家仆人，对于一般的平民或奴隶而言，他们又是不同层级官员的仆人，奴性地位是除君王之外的全民共性，只不过大奴压小奴而已。正因为宗法社会就是一个整体上的奴性社会，所以，奴性的普遍性、传承性和顽固性绝非一朝一夕可断，无论中西，概莫能外。
在当今时代，“奴性”一词毫无疑问是贬义化的，而这种贬化又多指人对权力的无原则接受和恭顺状态，“专制者”和“奴才”构成一对互动的共同体，没有权力专制者，就没有奴才，没有奴才，专制者也无法修成。奴性的顺从起始表现为被动和无奈，而后表现为自觉意识，再往后便表现为强烈的主动意识，即上升到所谓的“狗奴才”。
必须特别要指出的是：今人对于奴性的责骂泛指于权力奴性，而极少指向资本奴性。事实上，表面看起来非常个性自由或者说民主平等的西方国家，其奴性的劣根并不见得比中国更为好转，只不过实现了一个漂亮的转移——权力奴性更多地转化为资本奴性。这种转移因其更多地脱离了传统观念，因而具有较强的欺骗性和更低的关注度。在资本为王的时代，资本奴性的接受度完全类同于宗法时代权力奴性的自觉性。奴才并不会因从一种奴换成另一种奴就改变了实质地位，当然也不可能有真实的高尚感。
由权力崇拜转向资本崇拜本质上也改变不了处于从属地位的那班人在地位上有真实的角色转换，权力可以捞取资本的时代，能获得权力的人总是少数，资本可以操控权力的时代，能掌握资本控制能力的人也是少数，无论你选择崇拜哪种标的物，你实现梦想的可能性都不会很高，也正是因为能圆梦的人数很少，才能够促使如此多的人顶礼膜拜，人类在有习惯的奴性同时，也有与之同在的“奴他思想”，拜神、拜火、拜鬼、拜人、拜财均是渴望借助某物实现自己的崇高地位，进而获得奴役他人的特殊享受。
资本之所以能够实现奴役大众的目的，在于它利用了“民主”这个概念和行动，资本利用其在民主进程中的操弄能力很好地将权力地位置于自己之下，实现了所谓“将权力装进笼子中”的目标。然而，大家必须看到的是：锁笼子和开笼子的权力都在资本所有者身上，而不是在所有平民百姓身上，所谓权力被装进了笼子，其实并非真的由百姓装进去的，是被资本装进去的。在欧美国家，谁看到同一国家执政党更换以后国家在根本路线上的区别吗?民主党与共和党有改变资本家地位的空间吗?美国的对外政策跟哪个政党执政有必然联系吗?回答是否定的。在宗法社会，权力可以随时将贵族毁灭，在资本社会，资本可以将政客赶下台。用选票将某人赶下台之前，选民的思想通常被控制在资本掌管的媒体手上。
资本社会惯谈民主，但避谈平等。民主显然是好东西，但它始终只是工具而非目的。在西方，洛克较早在《政府论》中提到了自然权利的人人平等，后来，美国的《独立宣言》也论述了“人人生而平等”。在中国，孔子提过“不患寡而患不均”，南宋的钟相也提出了“等贵贱，均平富”的口号。从全民角度看，谈平等比谈民主更具有普世性，假若民主的目标是保证平等，那么，就不得不谈到物质平等，人类生存所依赖的基础是物质，人类历史的万般危机皆为物质危机，拒谈物质平等，民主难道不是资本利用的工具吗?有哪位资本大佬主动宣扬过全人类的物质平等价值观吗?
如果资本真心地喜爱民主，其第一爱好便是宣扬人类的物质权平等，进而减少直到消灭剥削行为。事实上，资本社会一定是反向操作，赚取超额利润是所有资本家的狂热爱好，在有可能的情况下，他们会为最后一个想赚的铜板而不吝用上最为肮脏的手段，即使战争也在所不惜。真实的民主进程应当是推动社会以物质平等为基础的全面平等，人权推广者的最大谎言是：将普适价值由“平等”偷换为“民主”。
当今社会，人们一般看不起向权力下跪的人，因为几千年的权力奴役，在人类的思想痕迹中留下了太多痛苦记忆，在资本新时代的洗礼下，仇视权力奴才必然成为一种潮流，然而，即使是这样，多数人仍然愿意为了权力而向权力下跪，这就是劣根的顽固性。
向权力下跪可耻，向资本下跪是不是就不可耻呢?几百人跪地向资本家讨薪难道不可耻吗?我们这个社会，几千万几亿的底层人民，一边向权力讨要平等，另一边却成为资本家权贵的“粉丝”，并且寄望着这些资本家为自己赢得平等的生存权，其可笑之处不亚于奴隶想娶主人的女儿，也就只能成为故事中的事儿。底层人民并没有明白让自己体无完肤的刽子手是谁，居然还把喝自己血吃自己肉的财主供为祖宗神!类比权力奴性的历史长河，人类再当两千年资本奴才未必没有可能。
农民、工人靠自己的劳动获得的生存能力，比长工、奴仆拥有更广泛的自由权，多数人并不见得有主动的奴性，但是，社会环境的改变一定会触发他们有被动潜在的资本奴性。当资本家看中某块土地时，即使大部分农民没有主观意愿，但当一大叠钞票砸向某一农民时，下跪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大了，当一个人率先下跪后，其导向性几乎不可阻挡，你再当钉子户，最终也逃不了下跪的悲惨结局。当资本家需要理想利润时，工人被迫从事12小时甚至是16小时工作就能变得习以为常，反抗通常不会成为主动思维，“拿人家钱，受人家管”的成式思想反倒更能成为被剥削者为自己开脱的安慰药，这不就是潜意识的另类奴性吗?“间歇性反抗，长期性愚昧”是中国底层人民历史性的表现为群体庞大并不得解体的重要原故，底层的“金字塔化”不可能让中国构建一个类似于欧美的“纺锤形”社会，权贵化在有些国家表现得并不恶毒，而在中国却绝无良性可言。不具有顽强意志改变社会结构的塔底越坚固，塔顶就越腐朽贪婪，纵恶权贵的不是权贵自己，恰恰是底层百姓。
知识分子在资本面前是否会表现得更为独立自主、更为矜持、更为爱护尊严呢?不会。在功名社会，知识分子永远是权贵的忠实帮闲，其终生目标就是成为“半权贵”，至死不渝。文明时代，公权力为知识分子提供了更多的安全保障，本可以在“文史勾股”之间选择一点独立，但实际上非但没有独立，反倒在权力和资本面前保持了双重奴性，有少数人从权力奴性中挣脱了出来，却又踏入了资本奴性的必然选择中。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资本一直在主导着学术进程，因学术爱好纯粹性做学问的知识分子凤毛麟角，资本社会不是由文化推动的传统社会，而是靠资本自身推动的逐利社会，社会学者一脱离资本的护驾便丧失其可能被认知的社会影响力。现代中国，一批批由资本圈养的狗奴才正活跃在各条战线之上，他们只要肯咬人，就一定有骨头肉等着吃，如果他们能把权力咬死，他们就可以由“狗奴才”升格为“人奴才”了。
说到权力，又不得不说到腐败，也就是权力对人的腐蚀能力。中国人为何如此地仇恨权力奴性呢?原因就在于权力将官吏腐蚀的程度太深，而官吏用自己的腐朽又进一步地腐蚀与之相关的密切联系者，当然包括委身于他的奴性一族。资本呢?是否比权力的腐蚀作用更小?答案是相反的，资本腐蚀力远大于权力腐蚀力，遭受权力腐蚀的群体往往只限于局部，而遭受资本腐蚀的群体则遍及每一个角落，只要置身在一个资本为王的社会，没有一个个体能免受其难。
现代政治权力的短期性决定了权力自身也要附着到资本上面，而要附着成功，权力很多情况下也会成为资本的奴才，官员给老板做走狗的不在少数，女官员给大老板做小妾的也不算稀奇。所以，对于普通百姓而言，如果你觉悟到资本的奴役性比权力的奴役性更强时，便知道了争取解放的着力点应放在哪里。
现代社会，所谓腐败，很大程度上是由资本主导的腐败，在一些国家，资本逼迫权力让其合法的腐败，有些国家，则是资本被权力所迫进行腐败，资本越发达，前一种迹象更明显，其社会危害性也更隐蔽。美国总统可以不拿美孚石油公司的钱，但不能不听美孚的政策指南，这个“指南”一定是美孚造钱的机器之一。再如中国的“顶层设计”，顶层到底是谁?除了高官，不就是贵人吗?达官贵人坐在一起，能够制定出让他们失去权贵地位的方案来?难道腐败合法化的趋势会反向而行?
整个21世纪，人类应当还处于权力与资本共同奴役大众的阶段，权力和资本共同组成了“权贵集团”，“权奴”与“财奴”任何时候都是一对孪生体，只要你愿意为其中的任何一个个体当奴隶，你都不可能得到人格上的尊重。当妓女羊脂球被权贵和修女哄骗向德国士兵献身以后，必定会被当作抹布一样扔掉，她不可能因此被赎为良民，权贵社会里，只要你愿意做奴隶，顶多只有价格上的区别，身份是不会变的。
权力奴性延续了几千年，我相信资本奴性的寿命也不会短，权力奴性的漫长时代源于它本身以一种“光荣”存在，资本奴性的长期性也一定有着同样的“光荣”认同感。当权力和资本都不再具有“光荣”的推动力时，也许大同社会就真正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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