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原本指志同道合的人，这也是共产党人内部曾经通行的称呼。然而，如今再很少听到或者看到有谁使用这样的称谓了。时常想，“同志”的称谓少了，是不是“同志”的人也少了呢。
查了查百度百科，百度百科解释说，同志既“志同道合”之人。
志同道合，指的就是人与人之间，彼此志向相同，理想、信念互相契合，用政治语言来说就是有着共同的信仰和目标追求的人。宋代陈亮在《与吕伯恭正字书》之二中说：“天下事常出于人意料之外，志同道合，便能引其类”。左丘明在也曾《国语·晋语四》中对同志一词作过解释，说：“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可见，作为“同志”，大家是因志同道合而结合在一起，为着共同的理想和追求目标奋斗，这该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呵。
人生之路路漫漫、社会进步曲曲折折，人们理所当然地需要同志，期盼着拥有同志、结成同志、寻找着同志。期待着有共同志向、共同理想、共同认同的人们，为了共同的信仰或共同的事业，同心同德、携手并肩，互相提携、互相依靠着，朝着共同的目标前进。这是一个多么凝聚人、振奋人、感召人的美好画面。这个画面里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巴黎公社起义、看到长征途中的互相搀扶。如此看来，“同志”与“党”的概念在内涵上是十分接近的，“党”就是一个因怀着共同的社会理想和主张的人们因为共同的愿望而结成的一个政治组织。“党” 内皆为“同志”乃属必然，“同志”是组成政党的基础所在，否则，不为“同志”何来“同党”呢。
如果要寻找一个“同志”的同义词，那么则非“同党”莫属。这是人类历史进步和理想追求的必然。把同志一词被引入到社会的政治生活，那些为共同的社会理想和主张而奋斗的人们便结成了“同党”。可见，“同志”就是“同党”，因为有了“同志”才会有“同党”。“同党”的产生使人们有了本着共同的良好愿望改造社会的巨大力量，为推动社会更加美好的进步带来了无限的希望。如果没有“同志”自然也就没有“同党”，社会历史的进步历程也许永远会行走在盲目自在的时空隧道里。
到了近现代，“同志”成为政党内部成员之间的称呼，“同志”的含义就是同一个政党的成员。一句“同志”之称，意味着你不在孤独，意味着你融入了千千万万人的共同力量，意味着你与他们、他们与你有着共同的价值追求和理想、信仰，意味着你与这些人、这些人与你志同道合，可以相依相靠的、互相信赖、平等相待、互相支持着的共同奋斗。“同志”是一个美好的集体。
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内部就已经互称“同志”。孙中山先生在1918年曾发表《告海内外同志书》和《致南洋同志书》。那些一心推翻清王朝的同盟会会员们均以“同志”相称，听上去不但得体而且给人以信任、坚定和力量。孙中山在其著名的《总理遗嘱》中还不忘发出最后的呼吁：“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可见，“同志”是革命成功的基石、是革命成功的希望，没有了“同志”革命的事业也就烟消云散了。
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对于“同志”的意义认识恐怕就更为清醒和深刻了。早在1920年，毛泽东、罗学瓒等人在通信时，就互相以“同志”相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大” 的党纲中就规定：“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国籍，均可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可见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伊始，就是以“同志”相称党内之人。这些拥有共同志向之人，他们的共同志向就是“实现共产主义”，可以说“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基础。从建党到建国，在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中无时无刻无不打上了“同志”的烙印。
建国以后，毛泽东在1959年曾专门指示，要求党内必须以“同志” 相称。1965年12月14日，中央还曾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党内一律以“同志”相称。至此，“同志”这一称呼已不单单只是一个称呼，他不仅是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体现党内平等、克服和抵制旧社会腐朽习气和官僚主义作风的一种方式，更是时时刻刻提醒党内同人不要忘记了你们是一群以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差别为目标的“同心同德”之人，“同志”的称谓是一种时时刻刻互相提醒“同心同德”的“共同志向、共同理想、共同奋斗”的方式，是一种时刻提醒党内成员坚定理想信念的一种教育方式。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中曾再次重申毛泽东的一贯主张，要求“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时期内，“同志”这个称呼还曾经成为全国各族人民之间亲切、尊敬的互相称谓，这时候陌生人之间打招呼通用称谓都是“同志”。问路时一句“同志您好，请问前门怎么走?”，你会得到温和而详尽的指点。到政府机关办事，只需叫一声“同志”说明了来意，便可以得到你想要的服务。当你在陌生的地方遇到困难，只要你多喊几声“同志”便会得到真诚和众多的帮助。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曾经有过那么一段美好的时光，全国人民皆为“同志”，走到哪都拥有“同志”。那时候给人的真是一种众志成城、万众一心的感觉，一声“同志”喊出的不仅是平等，还有亲情和信任。这就是“同志”的情怀、“同志”的力量。不过世道在变，如今不仅“同志”的称谓很少有人使用了，伴随“同志”这个称谓消失的不仅是“同志”间的平等，还有陌生人之间的亲近与信任。如今你出门办事，见人喊“同志”遭到的不是冷眼就是冷漠，至少是莫名其妙的一脸茫然。如果是在一些特别的场所你这么喊恐怕还会闹出误会来，因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同志”已经有了另外的一种含义，那是“同性恋”朋友之间的称呼。
如果非要给“同志”找个近义词，那恐怕就只能是“朋友” 了。如果说“同志”是志同道合之人，那么“朋友”则更多的是志趣相投之人。“朋友”当中可以有“同志”却又并非全是“同志”。欧阳修在《朋党论》中说“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可见“同志”必然是“朋友”，但“朋友”未必是“同志”。
要想理清“同志”和“朋友”之间的关系，还必须要引申一步，那就是必须要引入或对比 “敌人”的概念。不引入“敌人”的概念，就不足以理清“同志”和“朋友”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最清楚的当属毛泽东主席。“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是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的开篇之句。“同志”的“朋友”只有和“敌人”相对比较才好分得清楚。只有分得清“敌人”才好分得清“朋友”，只有分清了“敌人”和“朋友”才好认准了“同志”。在我看来，那些不是“同志”，又不是敌人的人就是“朋友”。如果说“敌人”是你路上以死相逼，拦截你前进或逼迫你往回走的人，那么“朋友”就是可以和你一道走，但是又不会走到底的人。这就好比路上的搭伴，大家因着目的地的不同，“朋友”伴随你走到一定的程度，有的可能还会继续与你一道走，甚至会成为你的“同志”，也有的可能会停下来不再跟你一道。如果说停下来或者分道扬镳的也还算是朋友的话，那么是力阻你继续前进或者千方百计引诱你与他一道就进而成为你的“敌人”。回避、模糊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自然也就回避、模糊了“谁是我们的朋友”，那么“同志”自然也就是一团混沌。
共产党人的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是要消灭一切不平等。也许这样的理想不可能实现，但是只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才能使社会变得更美好。若是满足了“朋友”的要求就停下来，新中国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以来，“朋友”们多了，“敌人”少了甚至是没了。而真诚的“同志”呢?我内心大声呼喊着。改革被称为“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那么就非常有必要厘清到底应该坚持什么?、改变什么?革除什么?坚持什么关系到准确定位谁是我们的“同志”和我们到底要立什么样的“志”，这也是分清“朋友”和“敌人”的基本依据;坚持什么与改变什么相结合则基本定位了谁是我们的“朋友”。任何历史时期都不可摒弃那些暂时与你一道相行的人。历史只能在沿革中前进，任何人都不可能做成超越历史和割断历史的事情。而革除什么则直接关系到定位谁是我们的“敌人”，凡是既与“同志”之“志”相背离又与“朋友”之意愿相违背的就是应当坚决革除之弊端，“同志”不容“朋友”反对的就是我们的敌人。
不是说改革就是利益关系的调整吗，那么调整的核心对象是谁呢?当“朋友”的圈子无限制扩大，“敌人”的圈子无限制缩小的时候，你会发现真正的“同志”却少了，许多原来的“同志”也随着过往的“敌人”一起演变成了“朋友”。而“朋友”只不过是一段顺路者，他不会伴随你一道走到底，至少“朋友”不会有传承，也不必要有传承，“朋友”是既得利益者，随时会改变方向。而“同志”呢，必须要传承，“同志”要的不止是眼前的利益，“同志”目标的实现必须要仰赖后来人的继续努力。
欧阳修在《朋党论》中讲：“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从这个标准来看不论是所谓“君子”还是“小人”，“朋友”都不足以完全够得上“同志”。当“朋友”的圈子无限制扩大，“敌人”的圈子无限制缩小，那么无疑是挤压了“同志”的生存空间，“同志”转而成“朋友”会成为无奈和“何乐而不为”的选择。毛泽东说“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因此说，准确地厘清“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社会改革需要理清的首要问题。
世道变化到如今，你还能自信满满地去喊声“同志”吗?即便是你会自信满满大声地喊出来，可是你还能得到内心真诚、平等、信任、亲切、可靠的回应吗?如果你不能自信地找到可以信赖的“同志”，那么请问谁又是你真正志同道合的“同党”呢?话说到此，心中不免会有黄葆桢在《杨哲商烈士悼歌》之五中感叹的，“春秋大复仇九世，同志寥落与谁商”的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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