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之类儒家知识分子是很强调仁的，在人民公社时期他们就提议减少农民的负担。农业产出发展工业，之后工业反哺农业，今天我们知道工农业剪刀差在当时是十分正确的，无异于有人称梁漱溟他们为“小仁政”，称以伟大领袖毛泽东为中心的党为“大仁政”。
六万万农民几十年的劳动牺牲是有价值的，让新中国站了起来。
我爷爷解放前是长工，在新中国读到了师范生，后来在供销社兼职社员，看我们家拮据的样子就知道爷爷他十分清廉。后来改革开放政府鼓励创业打工，我爷爷开了家奶糖作坊，倒闭后我爷爷承包了几亩地继续种，我父亲和兄弟姐妹都进城市里打工。
那一代人是党解放的，他们信任党、热爱党，无条件地听从党的指挥。
文革的落幕和改革开放是第一代人和第二代人的分水岭，第二代农民工牺牲自己的几十年为城市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老年回到家乡，一次金融放水就让多少万元户的存款贬值——实质上是他们的劳动被政府剥削掉了。现在搞乡村振兴，城市和乡镇点对点援助售卖农副产品，或许那代人的儿子辈孙子辈从中获得了好处，但他们那代已经老了，而且对农村而言，劳动力流失的坏处更大。
我父母就是这代人，但他们因学历原因现在在上海定居，不过绝大多数农民工只是把青春留在了大城市。（然后存款迅速贬值）
以上讲的都是国家战略，是大仁政，是为了人民群众的长期利益！但被牺牲短期利益的人似乎被淡忘了，工业发展后没有应当无偿地反哺农业，而是市场经济；城市化后对农村的吸血（大资本对小资本的剥削）更强了。是，我们是可以说现在发展得还不到时候，是可以说发展的问题要通过发展解决，但那一代代为了党所承诺的长期利益奉献自己短期利益的人，有的即将老去，有的已经离开。而一旦人心散了，队伍就不好带了。如果我们年轻一代没有看到为集体为国家努力奉献者应得的回报，利己主义的盛行是可预见的。
“人民群众不是天生就要和我们站在一起的”，如果满足不了可见的短期利益，目前的平均觉悟不那么高的人民群众是不大会帮助我们去实施“大仁政”、为长期利益奉献的。
个体的短期利益的保证与否是可以很积极地影响集体的长期利益啊，看看人民的躺平吧！看看逐年降低的生育率吧！口号和战报是可以骗人的，但战线不会。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分享几点拙见：一来是要加强高等教育，让人民理性地认可我们所做的是有利于人民利益的，这是要提高人民觉悟；二来是要注意同时确保人民的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未来的利益肯定是越来越多的，国际形势也不像建国初那么紧张，咱们一步步来，共产主义就一定会实现；三来可以宣传集体主义，但我不倾向这么做，因为根本还是要保证人民的短期利益，而不是让人民放弃自己的短期利益。一与三有本质区别，一是人民做出理性判断，三是宣传价值观，反而不助于理性了。而且让当代都不一定有子女的年轻人为了后辈才能享受的长期利益奉献实在是说不过去。
无论如何，为集体为国家努力奉献者应得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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