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读初中的时候，语文老师曾在课堂上说过这样的话，大意是文学不能与政治挂钩，文学家创作如果不受政治的干扰，就能把“人性”刻画的淋漓尽致，如果受政治影响就出不了好作品。当时年幼，几乎本能地接受老师说的一切，因而这说法就渗透进了我的脑子里，那时我就也认为，文学就是文学，政治就是政治，当文学不与政治发生交集时才是真正的好文学、纯文学，否则就是些歌功颂德之类的无聊文字。然而，后来随着阅历的增长，渐渐对这种看法产生了怀疑，以至于不再认同了。
“文起八代之衰”的唐代散文家韩愈主张“文以载道”，即写文章不能堆砌辞藻、无病呻吟、言之无物，而要用文字承载儒家圣贤之道。儒家思想是封建社会的正统意识形态，是维持那时的社会道德伦理的精神工具，也是维护封建地主阶级政治统治的精神手段。由此看来，按照韩愈的观点，散文创作以至文学创作不仅可以与政治挂钩，而且必须与政治挂钩，唯有如此，文学才有实际价值和意义。我认为，韩愈的文学主张，抛开他的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可以说是进步的、正确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从原始公社解体以来、“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既然如此，用来表达客观世界以及对这个客观世界的认识的、以“社会”作为其创作的主要主题的文学，不管这个社会多么地错综复杂、包罗万象，只要这个社会还是阶级社会，那么这样的文学创作就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带有阶级意识或者政治色彩。这样的内容涉及“社会”的文学作品，无论其是否意识到，都是或在为这个阶级说话，或在为那个阶级说话，哪里有什么脱离社会环境、脱离社会现实、超越阶级意识的什么“纯文学”？即使有这样的文学，也是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不入流作品。
因此，一个时代的文学乃至文艺常常可以反映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社会主题，以至社会性质。1942年5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文艺应该为革命群众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毛主席的讲话开创了中国文艺的一个新时代。在以后的革命战争岁月以及建设年代，以毛主席这次讲话精神为指导的中国的先进文艺工创作了一大批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好的文艺作品。在这些已成经典的文艺作品中，革命群众、普通的工农兵形象是主角。然而时至今日，再看一看当今的文艺作品，与毛泽东时代已经是大相径庭了。电影、电视是如今人们精神消费的重要形式，试看今日的荧屏，主角不再是人民群众、工农兵，而是变成了帝王将相、富豪权贵、精英人士、有钱有势有背景的俊男美女……反映的生活不再是一线的火热的生产劳动，表现的内容变成了：或者是男男女女花前月下、卿卿我我、争风吃醋；或者是帝王将相之间谋权夺利、争勇斗狠；或者是不知所云的奇幻武侠、打打杀杀……有几部所谓的主旋律电影、电视剧，也是脱离当今社会现实的毫无意义的历史复述、老生常谈。这显然说明当今社会的主题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题已经截然不同，人们所向往的生活内容已然发生变化，文艺不再为人民群众服务，而是成为了“资本”展现其价值观、炫耀其威力的工具。从文艺这扇窗口可以看出，统治中国社会的主体已由“人民”转化成了“资本”！
名作家莫言说，文学的使命是揭露，而不是歌颂；我觉得这话真是“以己之矛攻己之盾”，你揭露了一事物不就是在歌颂和这事物相对立的另一事物吗？你的揭露不就是在歌颂吗？只不过指向的对象不同罢了！然而，既然认为文学的使命是揭露，就是承认文学是可以与政治挂钩的，这倒是没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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